《現(xiàn)代性的追尋：論1919年以來的中國新詩》
作者：張棗 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08月 ISBN：9787541157615
張棗關(guān)于現(xiàn)代詩的空白練習(xí)
鐘鳴
已故張棗先生既寫得手好詩，像他謙遜時說的“并不常?！?，又遠慮母語的變遷，再敏銳反觀民族的現(xiàn)代性和書寫的可能，由此訓(xùn)練自我平衡——浪漫主義時代被視為綜合的精神，迄今回想起來，仍讓人感到欣慰。他的論文因涉詩的“現(xiàn)代性”，又涉語言變遷，敘不同時期眾多個體，牽扯頗繁，便有些復(fù)雜。而我則又屬由著興致胡亂閱讀冥想之人，未專門著力于此，也未想耗力到氣絕，便覺得黑格爾的話極妙：這里有薔薇，就在這里跳舞吧！所以，論及故人大著，也只能就知道的，讀到的和想到的說說而已，或可做別人的材料。
就詩的寫作，我直覺他正想通過一首抵近“史詩”級的東西（指未完詩《看不見的鴉片戰(zhàn)爭》），并不靠好大喜功的“長度”，而是據(jù)更深刻的佯信的世界、豐富的情趣（是由《鏡中》和《卡夫卡致菲麗絲》兩種樣式開始其內(nèi)在試驗的）和高妙的音韻系統(tǒng)來濃縮、容納我民族多災(zāi)多難，既潰泐幻想，也多頹唐、宿弊的命運。他為這積攢情緒和手藝已久，而且，歷史和同代語用兩種語境（缺一不可），也有助于這點。應(yīng)該說，這是有涵養(yǎng)和現(xiàn)代意識的詩家，競相認同也難以回避的淵藪，即舊時所謂“夏夷嚆矢”之變，在我們“生意的中國”（取契訶夫“生意的俄國”）一切都來得太快、湮滅迅猛之際，“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大學(xué)》）便成為一個詩家的基本素質(zhì)。我相信他的詩和內(nèi)心的演練，支撐我的這些看法，但需另辟篇章來談。
這篇論文，雖著力新詩跨世紀的“語言實踐”，但，拉通看，無非仍是“國語的文學(xué)”，但又涉時代變遷和思想反應(yīng)。所以，據(jù)他自身的語言“苗頭”（在張棗，表現(xiàn)出“層累性”來），追溯或反省，便孳乳“先驗”的一面，既神秘，也不神秘，尤其在他清醒意識到之前就出現(xiàn)在自己的作品中時，遺憾的是，他靈動的生命戛然而止。這方面，我是很悲觀的，有時會生出“宿命感”來，盡管好意提醒過不少較近的人，包括張棗本人，但“宿命”問題，自我族1840年（道光二十年）被西洋、東洋打敗以來，除了“解放”的意識形態(tài)，文人詩家，隨意給人民灌輸?shù)锰嗔诵苋槎栊院退枷氲年幱皫锥?，也未可知，所以，也一直認為，在“自戕”或變形的“獨斷自訟”文化本有語境中，但凡戳到時代“痛處”者——他特別喜歡這個詞（涉生理、性靈、國祚），都會夭折，很少幸免于難，其實，每個人——“無論是壞蛋或正人君子，無論是英雄還是昆蟲”，不用“解嘲”的方式，而就著小范圍，瑣事，直接體驗其“湮滅性”，互戕或自戕，或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庸俗和不道德”，就不難理解我說的這番話。在吾民的語境中，這些才是大謎，看他自己是怎么說的：“我有一道不解的謎/是不是每個人都牽著/一個一模一樣的人”(《惜別莫妮卡》)，尤其，在心魔把我們自己一覽無余囊括進乖舛的命運時，立即就會明白那莫名毀滅的力道，很長時間，或被精英敘諸“種族氣質(zhì)”，梁漱溟的“漠視公法之徇情”，“人皆小皇帝”，辜鴻銘之“群氓”，卡夫卡之“實用的精明”，等等，或又因了魯迅的“聰明人”，潰散為“苦悶的象征”，恰好，張棗這篇論文，由特別的角度，有所敘述，可和詩篇相印證，為破解長期困惑我們民族的迷信，生成不少線索和注解。
有他，有他的詩文行思相伴，那拮據(jù)、慌張的歲月，似乎顯得不那么慌張，人文轉(zhuǎn)型砥礪下來，人皆傷痕累累，那詩界一向的誤讀、追名逐利、橫蠻，也不顯得有多野蠻、荒蕪，或慘不忍睹。盡管曾一度相近而活著的人，關(guān)于他，或“滴水不漏”，或以為遇了“浪蕩子”，或得“妙處”，暗詆也烈，都要看事由。而史家所言“事由”，恰好在他詩中比比皆是。許多效仿者，盡管陰用其言，陽更其貌，明翻其說，暗剿其意，終不得要領(lǐng)，也在于此。并非因他先我們而去，大家心有愧疚——當然，也包括毫無愧疚，我才來說漂亮話，至少在余是沒有的，他尚存時，余就寫過其專論，屏絕“集體敘述”，是他在世時的首篇。中國人活著時，自慚形穢，遂好強詞，說服，對自己，很難恰當，更遑論他者。在他最后為“時代病”（獨斷的、風流倜儻的）遭遇離間、嗔怪時，也唯余敢做諍友，破壞佳話（那是我們的最后一面），而也討厭鬼祟小人。好在，總體上，我和張先生都相信詩歌和作者本人，除了生成歷史進程中的述說與傾聽，沒有別的。在不看好自己一代人這點上，余或更甚。所以，某種程度，余絕非這篇論文“佳話”方面最好的詮釋者。但我的觀點是，有話就說，有屁就放，一代人活著必解決一代人的問題，最好不留遺憾，免得后學(xué)再來猜忌費口舌。
我特別這樣說，乃因為他是詩人，但更是普通人，他在生活里或意識中犯的錯，遭遇的尷尬，不比我們少，染“種族痼疾”也不比誰淺，或更深。“聰明”這玩意，也解決不了人生大多問題，故和所有生者一樣，他或也會務(wù)實，伶俐，或避實就虛，指東說西，或偶爾撒點善意的謊，也不無遮蔽……但相對而言，他詩的“誠實”程度卻是同代人最高的，把自我經(jīng)驗作為詩的“獨特性”（這恰好也是他論文的主要特征），正好可讓人領(lǐng)略寫作的癖性，或波德萊爾以來的“新奇”——或這交融，也就涵蓋了一代人的現(xiàn)實感、認知、陋習(xí)與虛名，逼迫著調(diào)適以迎合威權(quán)社會，雖他違逆自己相對較少——乃因南方詩氤氳獨特不久，他便開始了自己跨語境的寫作實踐，較其他人更有運氣。所以，在他對別人自我介紹說“我是詩人”時，或書信中呢喃“親愛的”，不覺得別扭。最幸運的是，就書寫形式和內(nèi)在歷練而言，他不光經(jīng)歷了自胡適倡白話詩以來，語言形態(tài)的巨大變更，也融入了從古典主義的完整性到“后現(xiàn)代”碎片化寫作這一漫長過程，顯然，他更青睞前者。這點，“術(shù)語形容化的批評”未曾注意到。但從同代的寫作感知，和文學(xué)與時代的斷裂，勿用費勁即可看出，就算從他設(shè)定的1919年以來，他恐怕也是自己看好的那幫人——魯迅、梁宗岱、聞一多、卞之琳、馮至、穆旦（或也包括后來發(fā)掘的吳興華）……最直接的繼承者。倒不是因為他和我們一樣，一直在使用漢語，或沿民國遺緒寫了商籟體，而在于，他刻意要把自己塑造為保持“古典姿態(tài)”的“現(xiàn)代詩人”。冷靜地想，這在1949年后的語境，固然是一種奢求，但，正是這點激起了我的興趣，畢竟那是泰西人文和自我教育的結(jié)果，而更多，則是數(shù)代詩家標新立異帶來的問題的復(fù)雜性，包括了思想和行動的異化，甚至連張先生也難以回避的“巧智因素”，“自古已然，于今為烈”，這些，都還不曾進入批評的眼界。
歌德曾言，作詩有兩種江湖：一種是忽視必不可少的詩的技巧的人，他以為只要表現(xiàn)了精神與感情，便算是詩；一種是只想借詩的技巧寫詩的人，他雖然得到了藝術(shù)家的熟練技巧，卻沒有一點靈魂與內(nèi)容。他還認為，前者對藝術(shù)危害最深；而后一種人，卻害了自己。這應(yīng)該是古典時代，還沒出現(xiàn)索緒爾、弗洛伊德、瑞洽慈、阿多諾、?？隆⒑５赂駹?、德里達，甚至批評家喬治·斯坦納、諾思洛普·弗萊、哈羅德·布魯姆這些人時的化約說法。據(jù)R韋勒克之見，那時或還沒有“critic”(批評家)這個詞。但有了剛提到的這些“現(xiàn)代人”，事情或可反著看：無力表現(xiàn)說教，缺乏吸引力，遭人嫌棄，浪費“好思想”（仍是歌德說法），是害自己；而片面追求技術(shù)和最高成就，以犧牲他者（魯迅時代就概謂“取彼”）為代價，掩飾事由本末，混淆語言現(xiàn)實，動物似的拓其生存空間，滿腦殼“虛假意識”，則貽害匪淺。德國史家梅尼克就此曾說過，歌德時代那種較過去“高一級的理性”，在后來的技術(shù)時代，很快就被巧智和強人所取代，“神圣自私主義”的換位，生成了“群眾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而最有意思的是，“理性”這個詞，竟常掛在希特勒嘴邊?！袄硇浴钡呢撁妫ㄒ环N算計功能），韋伯也強調(diào)過。如果說“在德國，希特勒時代的民族性格之成為可能，是由于自從歌德時期以來靈魂的力量之持續(xù)不斷換位的結(jié)果”，那我們的民族，從孔子時代的禮儀訴求，到周秦霸天下取“蜀荊之材”，從19世紀的“東亞病夫”，再到庚子年的“新型冠狀病毒”，一切文化的嚆矢，又經(jīng)歷了怎樣的精神換位？至少，由了匹夫眼光來看，吾等社會，哪一代并不重要，還從未像今天這么明顯地，在廣泛匱乏的基礎(chǔ)上，以高技術(shù)凸顯其力量，造成表面的進步和“技術(shù)自戀”，出現(xiàn)了偏差，令人咋舌！而在這一過程中，不幸的是，詩也無獨多耽溺“先鋒”，讓敏銳者注意到“巧智”和“冷酷”的并生現(xiàn)象，早非悠悠空白，凈地，也非唯那“醉眼的蒙眬”。舊時被革命和文學(xué)動搖著的智識階級，在今天，也仍被利益和權(quán)力動搖著，雖然，新詩曾孳乳的“平民性和貴族”，于景觀精英社會有所轉(zhuǎn)換，但由它流露的民族感情，施展的魅力，也未必全是對現(xiàn)代性的健康詮釋。
尤其在各位寫手，辨識風向，一味遷就著“政治傳統(tǒng)中一向彌漫的反智的氣氛”這一慣性時，詩學(xué)的清高或綏靖，才落了浮光掠影的圈套，愉悅著大家，盡管夸夸其談就沒少過“多元性”“歷史記憶”一類。為避免這些習(xí)慣，新批評一般還會把文學(xué)視為人之身份綜合得以揭示的場域，或空間。至于作者和詩、語言的關(guān)系，也即和精神樣式的關(guān)系，甚至包括狹義的意識形態(tài)，都該據(jù)相同語境不同的視角來判別，概屬于斯坦納說的“奢侈的激情”，奧登則比喻為：“詩人是其詩作的父親，母親則是語言。”而這“語言”，更接近自然有機體，庶難拆分，多數(shù)時候，會被誤解為固定財產(chǎn)似的“個人風格”去了，所以，弗萊才說：“不存在個人的象征主義。個人象征主義這個詞沒有意義?！比粘，F(xiàn)實里，余曾時聞“一個人的抗戰(zhàn)”“一個人的詩歌”之類，就像說“一個人的天氣”“一個人的清流”（美之為美，斯惡矣，沒污濁，又如何知清流），“一個人所批的‘武漢糟糠’（喬伊斯語）”，都將遭遇尷尬，或每每和國家摩擦得來生出老繭，卻又敘之“和國家沒有張力”，等等，都屬于悟空金箍棒畫出恕難防御的“大話系統(tǒng)”。
詩人的自大，更是聳人聽聞，近似玩具，既乏味，又無腦，都僥幸于批評、讀者未窺破實質(zhì)，或有失于公正、良知。詩人表達什么，或自以為發(fā)明了什么，其實，都關(guān)聯(lián)先驅(qū)者生成的語境，或刺激，好聽一點。自哈羅德·布羅姆“影響的焦慮”問世后，有不少詩作的生成和批評敘述，如何理解、闡釋，都成為問題，除非不覺。所以，一個詩人，邊思考，邊寫作，若有余力，再考竟源流，知其所以然，結(jié)果勿論，也要歸于對思想健全的訴求，也符合這篇論文捎帶的德國哲學(xué)的傳統(tǒng)：“現(xiàn)代文化天生就是一種反思性的文化。”盡管稍簡陋了些。我一直很好奇的是，在張棗學(xué)習(xí)德語的過程中，究竟，荷爾德林（他在信里談過）、里爾克、海德格爾、卡夫卡——甚至是卡夫卡的布拉格外表，這些對他有過怎樣的摻雜、熏染，雖說是個頗有難度的話題，但并非沒有意義，希望有人來做。特別是里爾克《杜伊諾哀歌》中所敘“關(guān)聯(lián)”章句，包括“俄耳甫斯”或吐出的果核捎帶果肉一類，當然，也少不了與他平行的同儕的各種語言神話（這點為一般研究家忽略，張先生也未必看透），這神話，正好延伸著畸形的民族志和解放意識形態(tài)下的寫作習(xí)俗，形成某種偏移。他最出眾的詩篇，恰好是在他伴隨德語學(xué)習(xí)和論文的形成之間，也正因為這點，才值得我們今天來咀嚼。這些微妙的組合，帶來非同一般的歷史循環(huán)，和我們可稱之為“文學(xué)”的結(jié)構(gòu)，不存在外在、內(nèi)在，而就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平面。
因為這篇論文的軸徑，是漢語白話詩，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不斷通過“主體性表達”而充盈現(xiàn)代性，就必然牽涉“自我認同”一類老話，但也很管用，因為，只要大家聲明敘述的是現(xiàn)代性，就不能不置身于一種對話性的關(guān)系，而非騰說，“一個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這也就是我為什么經(jīng)常嘲笑某些詩人的行徑，猶如擰了自己的頭發(fā)說離開了地面，太多太多了。所以，弗萊說“一首好詩就是一個民主國家”，就是創(chuàng)作行為關(guān)系的全部，審視各家詩文之妙，也應(yīng)在這些方面。恰好張棗的論文所涉（包括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為他構(gòu)成了這樣的關(guān)系:通過作者的敘述，能觀察今天詩人的歷史意識，他采了哪種視角，甚至策略，對過去的什么更感興趣，或偶然漏掉了什么，或故意回避了什么。雖然，作者避開了難度最大的，“新文體”（譚嗣同、梁啟超語）形成之初的變法語境（歷史文學(xué)雙向敘述忒難），即宗白華《新詩略談》所敘：“中國文藝界發(fā)生了一個大問題，就是新體詩怎樣做法的問題……或好的真的新體詩？”各種力道匯聚一塊，使社會瀕臨崩潰，就非啻語言文學(xué)了。對這些，我們?nèi)杂杏洃?，舊時史家多把“戊戌維新運動”視為近代文學(xué)之始，乃因為“時勢思潮互為影響”，所以才孳乳了“文學(xué)革命”“詩界革命”“獨辟新境”“革命者當革其精神”，諸如此類。故張棗所擇敘述時間段落不同，也并非沒有交錯，就像是要來回答這些問題似的，至少是觸及這些問題，讓“語境效用”稍微清晰。
在他敘述這些“他者”的關(guān)系時，聰穎的讀者毫不費力，就能察覺作者的觀點、思索、意圖，甚至隱隱約約的“技術(shù)自戀”。他突出魯迅，嫌棄胡適，即陌生“國故”“學(xué)衡”派，也忽略“左翼”一路，尤其是創(chuàng)造社那幫人（和《語絲》派之爭，生成了“革命文學(xué)”的問題），只在“反派人物似的”敘述中一筆帶過。辯證二分法導(dǎo)致解放的意識形態(tài)又何止他們，更淺薄和高明的他也沒看出來，好在他倒也不是為了擦亮新的“左右”，而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視野下的“語言奇跡”。但把“文學(xué)革命”全寄放在語文學(xué)上，把“語言鼎革”又單薄寄放在“隱喻”和“象征”手法上（卻又略了李金發(fā)、徐志摩、朱湘等），哲學(xué)思辨托于“我”的衍變（尤其涉朦朧詩部分敷衍最明顯），不太合今日社會學(xué)和哲學(xué)的敘述路徑。但總體看，還是討論的姿態(tài)，畢竟不是假精英或偽君子們畫地為牢的“門檻”“難度”和成功的姿態(tài)等。即便如此，也多蹈襲別人的試驗，是狡黠的“無政府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互戕”的雙面料，其實只泥近權(quán)力、“階級文學(xué)”（還談不上中產(chǎn)）和“威權(quán)新八股”。骨子里也還是TS艾略特在《荒原》里敘及的“不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