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對立的越相像——魯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跟紹興周家臺門里多數(shù)人都相處得不太好，但發(fā)展到對立程度的，只有魯迅。
魯迅在公開的文字里，從沒提到過他的祖父，但他的父母卻多次出現(xiàn)在他的筆端，并給人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如果據(jù)此以為魯迅的祖父在魯迅生命中，是個無足輕重的人，那就被魯迅“誤導(dǎo)”了。事實恰恰相反，在魯迅所有的家族人士中，祖父周福清是對魯迅影響最大的一個人——如果這個名額不是歸于周作人的話。
魯迅出生的時候，周福清正在京城候補。這是一段痛苦、難熬的時光。所以當長孫出世的消息傳到京城，年青祖父（周福清時年44歲）的喜悅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據(jù)說消息傳到時，適逢張之洞來拜訪——這是個很有疑問的據(jù)說——于是周福清給新生孫兒取名為“張”，即乳名，或小名，并由“張”字根據(jù)同音異義的慣常做法，聯(lián)想到樟樹的樟，于是給孫兒取學(xué)名為樟壽，這是魯迅真正的本名，或者說原名。再由樟字聯(lián)想到豫章（是否與曾在江西為官有關(guān)？），給孫兒取字為豫山。本來，按最早的說法，名是幼時所取，字則要到成年時才有，所謂“幼名冠字”，但看來至少在清朝末期，襁褓中的嬰兒已經(jīng)有字了。周福清一古腦給孫兒取的小名、學(xué)名和字，從以后來看，似乎都不太成功，樟壽這個本名或原名，最終廢棄不用，被周樹人給取代了（現(xiàn)在大家都把周樹人看作魯迅的原名，其實嚴格說不是）。字呢，由于豫山諧音雨傘，使年幼的魯迅經(jīng)常遭到同伴取笑，說，嗬，雨傘來了，于是魯迅央求祖父改名。起初改為豫亭，這個改動也不太成功——仍然未脫離跟雨的干系：“雨停”。不多久又改為豫才，這才終于擺脫了“雨”的糾纏，意思也好多了，算是一錘定音。豫才這個名字后來用得較多，如章太炎等魯迅早期師友和同事，比他年長些的，或與他年紀相仿的，都習(xí)慣對他以豫才相稱，魯迅自己也蠻喜歡這個名字，直到臨終前都在用它。
表面上看，周福清給長孫取的名字，后來都不太為人所知，似乎歸于失敗了，但其實，周樹人這個現(xiàn)在被介紹為魯迅原名的名字，顯然跟周福清最初給魯迅所取的名字，有明顯的淵源關(guān)系。我甚至懷疑魯迅的“迅”字，除了別的意思和起因外，從根源上說，也跟“樹”有關(guān)。
可見，魯迅生命中并非無足輕重的東西，自他一出生起，就跟他的祖父聯(lián)系在一起了，并且伴隨了他的一生。
但這部分關(guān)聯(lián)性，在魯迅的生命中，在魯迅與其祖父的關(guān)系上，只能說是序曲性的。魯迅生命中第一道真正的帷幕，也是由周福清一手拉開的。
1903年3月，剪辮之后的魯迅攝于東京
1883年，周福清由京返鄉(xiāng)探親，這應(yīng)該是周福清第一次見到自己的長孫，也是當時唯一的孫兒（周作人要到1885年才出生）。但兩三歲的周樟壽，顯然無法對這位完全陌生的祖父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魯迅跟祖父的再一次見面，已是十年后的1894年，周福清回家奔母喪，這年魯迅已有十三四歲了。
魯迅跟祖父見面、相處的時間不長，因為就在這年七月，發(fā)生了哄動一時的“周福清科場賄賂案”。這起案件在當時如此地影響一時，以至于《清史稿·德宗本紀》里還帶了一筆：
十九年十二月癸酉，刑部奏革員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關(guān)節(jié)，擬杖流，改斬監(jiān)候。
這件事情對于魯迅一生的影響，早已眾所周知。
周福清在案發(fā)不久，即投案自首，隨后被關(guān)入杭州監(jiān)獄。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魯迅除了第一次專程探望外，后來只在有限的幾次于學(xué)校與紹興的往返途中，去監(jiān)獄看望過祖父。后來魯迅到日本留學(xué)，第二年暑假回國時，周福清已遇赦放回，祖孫倆在家里還見過一次。總而言之，魯迅跟祖父周福清，一生中加起來見面的時間，最多只在一年上下，是兄弟三人中，跟祖父相處時間最短的一個。
這會不會影響到魯迅與祖父的情感關(guān)系？
1946年10月，周建人寫了一篇《魯迅去世已經(jīng)十年了》的文章，主要講述了魯迅與祖父周福清的關(guān)系，將倆人作了一番比較。周建人在文章中說：“魯迅非常與父母要好，但不大喜歡祖父”，“魯迅不喜歡他的祖父”。后來，在1949年后寫的一篇文章里，周建人又有“魯迅與他（指周福清）的關(guān)系不很好，他們見面也很少”，“感情不好的原因”等話語。
魯迅與祖父關(guān)系不好，有什么例證？
在周建人口述、周曄編寫的《魯迅故家的敗落》一書中，有幾件事情，可以看出魯迅與周福清的關(guān)系狀態(tài)。
烏大菱殼的故事
1903年，正在日本留學(xué)的魯迅回家探親。順便說一句，這次回家，對魯迅來說，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嶺，因為他和朱安的婚事，就在這次回家中確定，雖然倆人的正式結(jié)婚，完成于三年后的1906年。去國之后兄弟三人的再次重逢（周作人時在南京讀書，也正好趁暑假回家），讓三兄弟歡欣不已。
我們?nèi)值艿脑捠钦f不完的，從樓上說到樓下，從樓下說到廊夏，從廊夏說到明堂。有一天黃昏，我們?nèi)苏驹诠鸹魈美?，又在談?wù)撔┦裁础Ｗ娓笍姆坷锍鰜?，站在階沿上，笑嘻嘻地對我們說：“烏大菱殼汆到一起來了！”
“烏大菱殼”是紹興方言，意思是沒用的垃圾或廢物。
我們明白祖父又在罵人了，罵我們是廢物。我的兩個哥哥恨恨地看他一眼，但祖父渾然不覺，又轉(zhuǎn)身回房里去了。我們?nèi)值芙o他一罵，興趣索然，三人分頭走散。
其實，在中國的家庭生活中，即使在今天，父子之間，祖孫之間，脫口說出諸如“小兔崽子”或“小王八蛋”之類的粗話，乃是習(xí)以為常的事，其真實的語意，不但不是罵人，反而是在表達一種親切、親昵的意味。魯迅寫《論“他媽的”》，結(jié)尾處說到中國父子間，以“他媽的”意謂“親愛的”，正與此類同。從周建人的敘述情況看，周福清當時的意思，也是如此。不過，這種玩笑、戲謔的表達，通常需要一定的條件和前提，即雙方之間要有基本友好的基礎(chǔ)和默契，否則，即容易滋生惡意，自討沒趣，產(chǎn)生對立。周福清顯然忽略了，或根本就不清楚他平時在兒孫輩心中留下了怎樣的印象，貿(mào)貿(mào)然沖口而出，自以為是善意的親熱，結(jié)果卻招致“恨恨的瞥視”。
魯迅手抄祖父周福清詩集《桐華閣詩抄》。魯迅當時十七歲。
魯迅與祖父的關(guān)系，還可以從兩幅挽聯(lián)中看出端倪。
一幅是周福清寫給自己的長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的，寫的是：
世間最苦孤兒，誰料你遽拋妻孥，頓成大覺
地下若逢爾母，為道我不能教養(yǎng)，深負遺言
對此挽聯(lián)，魯迅的族叔周冠五在其所著《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書中，有一句話說：
他的孫兒對這挽聯(lián)深致不滿，意謂：“人已死了，還不饒恕嗎！”
“饒恕”二字，應(yīng)該是對挽聯(lián)中的“不能教養(yǎng)”所說。而挽聯(lián)中的“不能教養(yǎng)”，則很有可能是暗指、針對周伯宜沒有考取舉人和生病后吸食鴉片致死而言。
周冠五沒有說是哪位孫兒，但在魯迅兄弟三人中，有可能說出這番怨言的，首先要想到魯迅（語氣也最像）。
另一幅挽聯(lián)是周福清寫給他自己的，內(nèi)容是：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無補，世間何時立綱常
對祖父一向沒什么介蒂的周建人，在祖父的喪事辦完后才發(fā)現(xiàn)這幅挽聯(lián)，他拿出這幅他覺得字寫得很好的挽聯(lián)給大哥看，并說，“可惜我早沒有看到，不然的話，在喪事中可以在靈堂里掛一掛?！濒斞傅幕卮饏s是：“這是在罵人?！?/p>
細看一下周福清的這幅自挽聯(lián)，其主要含意，與其說是在罵人，無如說是自傷，當然其中肯定有些許憤激的情緒，魯迅卻一眼看出是在罵人，而且好像只有罵人，這不能不說有某種先入之見在起作用。所以，一向崇拜大哥的周建人，這回沒有完全接受大哥的權(quán)威解釋，“我聽了大哥的解釋，覺得有道理，可是又覺得我們也許沒有真正弄懂他的意思”，這實際是對魯迅所作解釋的委婉異議。
魯迅對其祖父所做的最出人意料，也有點駭人聽聞的舉動，是把周福清堅持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付之一炬！
周建人的書中，有一段生動而傳神的記述：
燒到我祖父的日記時，我有點猶豫了。
我沒有看過祖父的日記，他寫了些什么，我一點也不知道，只看到是用紅條十行紙寫的，線裝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兩大疊，字跡娟秀。
我問大哥：“這日記也燒掉嗎？”
他說：“是的。”他問我：“你看過嗎？”
“我還沒有來得及看?！蔽一卮?。
“我這次來翻了翻，好像沒有多大意思，寫了買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間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我想總不會都寫姨太太吧，想起祖父臨終前發(fā)高燒的時候，還在記日記，就告訴大哥說：“他一直記到臨終前一天?！?/span>
“東西太多，帶不走，還是燒了吧！”
這兩大疊日記本，足足燒了兩天。
周建人對于他大哥，總是崇敬而溫順的，即使有所不滿，最多也只是默默無言而已。上述這段隱含不露、極為簡略的文字，其實已經(jīng)反映出兄弟二人對于祖父情感的明顯差異。
不管怎么說，周福清畢竟是點過翰林的人，他所遭遇的“科場賄賂案”，也很有可能在他的日記中有所記錄和反映。無論如何，周福清記載了數(shù)十年的日記，至少是一份晚清時期的士人私人史。雖然今人對于周福清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對于魯迅的興趣（但別忘了，至少還有一個周作人），然而，恰恰是魯迅，把本來對于他和他的家族認識有關(guān)的一份背景材料，焚燒一空。
魯迅焚燒祖父日記，在其舉家北遷之時，即1919年年底。這次焚燒事件，是否跟《新青年》和“五四運動”有關(guān)呢？
魯迅對于其祖父周福清的這種疏離、反感和排斥，在他倆最后一次見面時，也清晰地反映出來。仍是周冠五所著《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書中，《我的雜憶》一段，有如下一段文字：
年紀大的人感到他（指魯迅）脾氣古怪，很討厭他，他對老的人更加討厭，不愿和他們見面，甚至自己的祖父也是如此。有一天我們幾個年輕人在他父親房里，魯迅從日本放假回來陪我們很歡樂的談話，他還拿出一瓶“味の素”（即味精）倒一點沖開水叫大家嘗嘗，又拿香煙和麥爾登糖出來，分給大家吃。這時他祖父喚他：“阿樟”，他趕緊出去，祖父問他：“阿樟，日本人的社會情況怎么樣？和中國比較怎樣？”魯迅回答四個字：“沒有什么！”馬上轉(zhuǎn)頭就走了。
這是魯迅跟周福清的最后一次見面，那時周福清已是臺門里一位非常寂寞的老人，第二年，周福清就去世了。當時魯迅已從弘文學(xué)院畢業(yè)，準備前往仙臺醫(yī)專就讀，期間正在辦理相關(guān)入學(xué)手續(xù)，魯迅沒有回國為祖父奔喪。
三十年后，日本青年增田涉跟魯迅學(xué)習(xí)中國小說史，在閑聊中，增田涉發(fā)現(xiàn)了魯迅對其祖父的某種感情傾向：
魯迅說過，他做小孩子的時候，因為讀書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責。但是，他又說，因為讀《西游記》，開始覺得書本有趣，所以讀起書來。他還說，祖父由進士而成為翰林是經(jīng)過國家最高級考試的，大概可說是有學(xué)問的人吧。他是受過這樣的祖父的許多責備的，但是后來他作了教育部的官員，有機會看見部里保管的從前進士的試卷，他從其中發(fā)現(xiàn)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讀了，而那文章并不高明。聽了這話，我感覺到那是小孩時受嚴厲斥責對于祖父的報復(fù)口吻。這兒，也可以看到他那種不服輸?shù)男愿?。（增田涉《魯迅的印象·蘇曼殊是魯迅的朋友》）
增田涉所說魯迅看到祖父進士的試卷，指的是周福清殿試時的策論，是許壽裳在工作時發(fā)現(xiàn)的，當時的《魯迅日記》里有記載：
季巿搜清殿試策，得先祖父卷，見歸。（《魯迅日記》1912年9月21日）
魯迅說到祖父周福清時，當時是一副什么樣的神情，讓增田涉這位日本青年，竟然從中讀出了“報復(fù)”的感覺？
如果比較一下魯迅三兄弟對于祖父周福清的態(tài)度，我們會發(fā)現(xiàn)，周作人相比于魯迅，顯然要平和一些。周福清在杭州坐牢，本來一直陪伴他的幼子伯升（與魯迅同年而稍小的叔父），去南京水師學(xué)堂讀書了，于是周福清讓周作人頂替伯升到杭州去陪他。后來在《知堂回想錄》中，周作人說：
祖父雖然在最初的風(fēng)暴里（指周福清在魯迅曾祖母的喪事中的粗暴表現(xiàn)）顯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邊的一年有半，卻還并不怎樣，……卻并不對于我生氣，所以容易應(yīng)付。……總之我在他旁邊過來的一年半的日子，實在要算平穩(wěn)的，覺得別無什么要訴說的事。
周福清對周作人所做的最為苛刻的事，是叫他去菜市場買豆腐時，也必須得穿上長衫。這讓周作人很受不了，使他產(chǎn)生了脫逃家庭，前往南京讀書的念頭。（《知堂回想錄·脫逃》）
周福清去世時，周作人剛好從南京學(xué)堂回家。于是，他便頂替大哥魯迅作為承重孫（周作人猜想，因為小叔伯升是庶出，所以，喪儀由承重孫來出面）。周作人筆下，對于家族里的眾多人士，皆有臧否褒貶，但對于祖父的敘述、評議尚算公允持中，說不上有多少好感，但也沒有魯迅的激烈姿態(tài)和舉動。
也許真是越有才華越難相處，魯迅兄弟三人中，周建人對于祖父的態(tài)度最為正面。周建人也是兄弟三人中，與祖父相處時間最久的一個。他對祖父的記憶和描述，幾乎完全是正面和溫馨的，直到晚年，周建人仍然稱祖父是“慈祥而可愛的老人”?！遏斞腹始业臄÷洹芬粫校屓穗y忘的細節(jié)之一，是周福清鼓勵周建人玩風(fēng)箏，并親自“戲棍”給周建人看（時周福清已年逾花甲），沒有一絲一毫所謂大家長的威嚴和古板，完全是一幅古典中國的祖孫怡樂圖。
最明顯的差異是，祖父周福清幾乎從未在魯迅筆下出現(xiàn)，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筆下，祖父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生動豐富的形象。
那么，魯迅和祖父周福清之間，多少帶有“敵意”的狀態(tài)，原因是什么呢？
周建人在他的文章里，對魯迅何以跟祖父關(guān)系不好，作了幾點分析。
他認為首先是思想的差異。
魯迅與其祖父思想的差異，是自不待言的事。思想的差異，當然有可能造成關(guān)系的隔膜和疏遠，但卻不必然造成感情的對立和敵意。魯迅去南京學(xué)堂讀書，是靠了叔祖周慶蕃的關(guān)系，但這位叔祖，卻是一位思想頗為落后——據(jù)周作人后來的記述，此人道德好像也有問題——的人士。正是這位叔祖，幫魯迅改名為周樹人，名字改得不錯，但改名的理由，卻有些可笑，他認為進洋學(xué)堂不是件光彩的事，不宜用族譜上的正式名字。后來，這位叔祖因為魯迅愛看維新派的書籍，擔心魯迅思想出問題，就要魯迅抄寫守舊大臣許應(yīng)骙（許廣平祖父）的奏章。但魯迅對這位叔祖，雖曾有過微詞，感情上卻似乎沒有什么敵意。
相比于叔祖周慶蕃，魯迅自己的祖父周福清在思想上倒要算是開明和先進的，當然，其中過時的東西也不少，尤其是孝道。
魯迅與祖父的思想差異，也許肯定在兩人的關(guān)系中，起了作用，但這種作用的程度，不應(yīng)被過分想象和夸大。
周建人所說的第二個原因，是祖父的好罵人?！白娓笜O喜歡罵人，……魯迅聽了也不大舒服，這些也就是不大喜歡祖父的原因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很現(xiàn)實、也很直接的原因，不管你有怎樣的地位和高見，如果每天總是喋喋不休以罵人的方式來傳道施教，那任何人都只有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乃至心懷怨恨。
周建人所說的第三個原因，聽上去有點特別：納妾。據(jù)說周福清前后有過三房妾室。周福清1894年回家，又帶回一位與其小女年齡相若的潘氏。魯迅為何對祖父的納妾特別反感，這多少有點讓人好奇（也許跟他對蔣氏祖母的感情有關(guān)）。焚燒祖父日記時，魯迅就特別強調(diào)了姨太太。魯迅日后所寫雜文及其他作品中，有多處攻擊中國男人納妾的文字，給人印象深刻。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魯迅對于祖父帶回來的妾室潘氏，像對其祖父一樣，從未在筆下，乃至口頭提到過，但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書中，對潘氏卻留下了頗為細致而生動的敘述，并被塑造為一種值得同情的形象。周作人在數(shù)十年后還給她寫過幾行詩，周建人則始終尊敬地稱她為“泮（潘）庶祖母”。三兄弟唯一的叔父伯升，是周福清另一位湖北籍妾室所生，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筆下，不約而同地呈現(xiàn)為一位風(fēng)流倜儻、非常鮮亮、非常聰明、極有魅力的人物，他的身世和舉止，很難讓人不為之心生感慨。周作人和周建人，都跟這位年齡相近的小叔，建立了真摯的超越一般叔侄關(guān)系的情誼，并在其所著中清晰流露。而魯迅對于這位小叔，迄今為止留下的全部筆跡，是《魯迅日記》里的三句話——前兩次是“得升叔信，九江發(fā)”，最后一次是“三弟來信，言升叔歿于南京。”還有就是在得知周伯升死訊后，《致許壽裳》（1918年3月10日）書信里的幾句：
家叔（案即周伯升）曠達，自由行動數(shù)十年而逝，仆殊羨其福氣。至于善后，則殆無從措手。既須謀食，更不遐清理糾葛，徜復(fù)紛紜，會當犧牲老屋，率眷屬拱手讓之耳。（后面幾句，我不敢十分肯定是否與周伯升之死有關(guān)）
跟他兩位兄弟相比，魯迅對小叔伯升的態(tài)度，很難說不跟魯迅對于祖父納妾的心理有關(guān)。
除此之外，魯迅跟祖父之間的情感狀態(tài)，呈現(xiàn)出負面性的一面，是否還跟其它有關(guān)呢？
科場案
由于祖父犯下的科場賄賂案，給魯迅整個家庭，乃至家族帶來的影響，已是一件廣為人知的事，這是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一個關(guān)鍵和重要原因，而且是源頭性的原因。對于這件事情，當時人和后來人，基本持了一種大致相近的看法。華人學(xué)者房兆楹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所以周福清圖賄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罰才可怪?！保ā蛾P(guān)于周福清的史料》，原載1957年12月31日臺灣出版的《大陸雜志》，轉(zhuǎn)見于《魯迅研究資料》7），這其實基本反映了一種歷來的公論。周福清從犯案到案發(fā)，從歷史情境的角度看，更像是一樁“擊鼓傳花”游戲和俄羅斯輪盤賭的結(jié)果。然而雖說如此，作為與事無涉的旁觀者，容易持客觀、平允之論，表以同情心，但作為案件利害直接相關(guān)人，尤其是對年方青少、正值敏感之時的魯迅來說，此事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就真是不足為他人道也！這也跟魯迅的個性緊密相聯(lián)，共同作用。周作人曾在文中說：“我因為年紀不夠，不曾感覺著什么，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據(jù)他后來說：曾在那里被人稱作‘討飯’，即是說乞丐?！@個刺激的影響很不輕?！保ā遏斞傅那嗄陼r代·避難》）
驟然遭遇家庭變故的人很多，但造成魯迅式效果的，卻很罕見。也許魯迅在平靜、理性的心情下，也能達到像一般人對于祖父的理解和同情，但此事給他個人帶來的刺激和傷痛（魯迅父親的死，也與此有關(guān)），卻是長久難以彌平的。周福清因為這件事情，不幸成為周氏家族史上的梁武帝和唐玄宗，所謂成敗皆由一人。一時的榮耀，給偌大的家庭帶來恒久的創(chuàng)痛和毀滅。所以假如說此事在魯迅與祖父之間，刻下了什么隱隱的裂痕，那并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
如果還要在魯迅與其祖父的對立之間，尋找其他原因的話，我聯(lián)想到的，是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所著《神譜》中，寫到的克洛諾斯與宙斯的弒父故事，以及美國學(xué)者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所闡發(fā)的理論。在魯迅的家族中，唯一能對日后成為一代文豪的魯迅構(gòu)成超越性障礙的，無疑就是翰林祖父周福清了。翰林，在漫長的科舉時代，幾乎是文人學(xué)士所能達到的屬于官方體制內(nèi)的巔峰。當然，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個所謂的原因，顯然不具有太充分的獨立性和顯豁性，它就像“殺父娶母”的隱喻一樣幽微難言，需要跟其他因素結(jié)合在一起，才能尋覓到它的蹤影。
魯迅手抄《恒訓(xùn)》，此為周福清治家格言集
正如魯迅身上眾多事情都有兩面性一樣，魯迅與祖父周福清的關(guān)系，也肯定不止只有對立的一面。事實上，魯迅與祖父的關(guān)系，密切而復(fù)雜，且影響深遠，曾有一位學(xué)人說過：
完全可以說，周福清是整個周氏家族中，特別是直系親屬中，給予魯迅影響最大最多的一個人。
那么，周福清對于魯迅有過怎樣的影響？
魯迅在南京讀書期間，曾經(jīng)手抄過祖父的詩作《桐華閣詩鈔》和屬于家訓(xùn)性質(zhì)的《恒訓(xùn)》。這其中發(fā)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一個微妙、但肯定存在的事實。別的不說，僅《恒訓(xùn)》中所極力強調(diào)的實際和務(wù)實傾向，在魯迅身上就有顯著的存在和表現(xiàn)。
戊戌年間，周福清在杭州監(jiān)獄中，寄了一本《唐宋詩醇》回家給孫輩閱讀，并在書中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初學(xué)先誦白居易詩，取其明白易曉，味淡而永；再誦陸游詩，志高詞壯，且多越事；再誦蘇詩，筆力雄健，辭足達意；再誦李白詩，思致清逸，如杜之艱深，韓之奇崛，不能學(xué)亦不必學(xué)也。示樟壽諸孫。
這是一段相當不錯的簡明詩話，簡潔而明確，是一位翰林的水準，反映出沈葆楨在參劾他的奏書中所說的“文理尚優(yōu)”的特點。雖然與日后魯迅的詩歌理念不盡吻合，但如果說它對少年魯迅的詩歌思維產(chǎn)生過某種影響，應(yīng)該不是太離譜的想象。
但這些，只能算是普通一般的關(guān)系材料，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周建人曾在文章中這樣說：
然而他（魯迅）的性情，有些地方，還是很像祖父的?！@種心情，與祖父有些相像的。（《魯迅去世已經(jīng)十年了》）
魯迅與周福清之間，有哪些相像呢？
首先，最容易想到的，是罵人。這也是祖父讓魯迅反感的地方之一，前面幾個例子已能說明。周福清的罵人，絕不僅僅限于在自家臺門里揚威，他是連慈禧、光緒，都毫不“避諱”地痛罵為“昏太后”“呆皇帝”?？芍斈暾绿椎摹拜d湉小丑”，吳稚暉在東京的“罵老太婆”之類，洵非孤軍奮戰(zhàn)。
罵，現(xiàn)在幾乎成了魯迅的標簽之一。
魯迅與祖父周福清相像的第二個方面，要數(shù)到敢作敢為的反抗精神。關(guān)于魯迅這方面的敘述，已經(jīng)夠多了，對周福清的這一面，知之者要少得多。周福清在江西金溪任知縣，不但跟頂頭上司知府關(guān)系搞不好，甚至跟江西巡撫也不對付，這也許就是沈葆楨奏折中所說“辦事顢頇”的一部分。后來在杭州監(jiān)獄坐牢，受到獄卒勒索，周福清二話不說，操起一根門閂，滿堂追逐、痛揍勒索的獄卒，讓人不由想起魯迅的一句名言：“叫人神旺”！
語言刻薄，算得上周福清、魯迅祖孫二人的另一項共同點。說起魯迅語言的刻薄，我立馬會想到顧頡剛先生。而周福清的語言刻薄，極端性地表現(xiàn)在他稱自己的繼室夫人，魯迅的蔣氏祖母為“長毛嫂嫂”！原因是太平天國戰(zhàn)亂期間，蔣氏曾失散于太平軍中，周氏遂以為她貞潔不保，故出此奇語。
魯迅刻薄之時極盡刻薄，隨和之處，又慨然隨和，最讓人難忘的，莫過于為馮省三修皮鞋的奇聞逸事了（這件事的真實性頗有人存疑，但我想，如果是真的，倒也符合魯迅所說的某種魏晉風(fēng)度）。而乃祖也有這等異人之舉。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中講述過一個故事，說周福清在金溪做知縣時，有個女傭是自他從小就雇用的，也帶到金溪任上，幫周福清做飯。周福清乳名為“?！?，老女傭就稱呼周福清為“福官”，到了吃飯時節(jié)，不管三七二十一，女傭跑進周福清的知縣“簽押房”（辦公場所），總是大叫一聲：“福官吃飯者”，“稍微遲延，還要再來一聲‘毫燥’（紹諺：作‘趕快’解），他也不以為忤”。
周福清身為翰林，魯迅成名之后，始終是普通人的心態(tài)與習(xí)慣，毫無做作裝樣子與端架子的惡俗習(xí)氣，讓人印象尤深。
周冠五在書說：“介孚公（周福清）經(jīng)常具有一幅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態(tài)，沒和他接近過的，總不免望而生畏，實在他卻是色嚴而不厲?！?/p>
魯迅曾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自述：“他（海嬰）只怕男一個人，但又說，男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保ā遏斞笗拧ぶ履赣H》1936年1月8日）
不懂此處者，不足與言魯迅。
魯迅與周福清對死亡一事的坦然態(tài)度和遺囑中的務(wù)實告誡，也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有意思的是，魯迅與其祖父相似的特征，一度曾為胡適所捕捉：
去看啟明，久談，在他家吃飯；飯后，豫才回來，又久談。周氏弟兄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chuàng)作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chuàng)作較少。啟明說，他的祖父是一個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談及一個忘恩的朋友，說他死后忽然夢中來見，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對他說：“今生不能報答你了，只好來生再圖報答?！彼又勏氯ィ骸拔易詮哪腔貕糁幸娝院螅炕爻匀?，總有點疑心?！边@種滑稽，確有點像豫才。（胡適1922年8月11日《日記》）
“滑稽似豫才”，這句話其實是不可以輕易放過的。
魯迅與周福清的相似之處，還有一點，也容易讓人產(chǎn)生聯(lián)想，這就是他們對于自己妻室的奇異態(tài)度。周福清對于繼室夫人蔣氏，似乎一直都不太好，太平軍之事恐怕只是原因之一，或干脆就是借口。據(jù)周冠五書中說，周福清在金溪任知縣，蔣氏也隨同在任，有一回卻發(fā)生了所謂“聽窗事件”，并且從此以后，“介孚公和蔣老太太的惡感愈深，以致終其身而不交談”。
周作人在《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一書，也有一節(jié)寫道蔣氏祖母的事：
但是造成祖母的不幸生活的還有一個原因，……這即她的被遺棄?！纳钍呛苡泄鈽s的，她是“翰林太太”，也到知縣衙門去上任過，可是后來遺棄在家，介孚公做著京官，前后蓄妾好些人，末后帶了回去，終年的咒罵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魯迅小說里的人物》，121頁）
魯迅和朱安婚姻的最大特征之一，也是沒有話說，以至于朱安抱怨說：“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么會生兒子呢？”
這里要補充說一下，周福清對于蔣氏夫人的遺棄，很有可能是魯迅對祖父反感，乃至對立情緒的一項主要原因，這一原因是與反對納妾互為表里的。魯迅對于蔣氏祖母的感情，可以從小說《孤獨者》得到證實。關(guān)于這篇小說的真實背景，可參看周作人《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中，《孤獨者》和《祖母》兩節(jié)。然而讓人感嘆的是，魯迅自己后來在婚姻上的命運，竟然有些重演了祖父的故事。
周福清和魯迅從本質(zhì)上說，都是那種極重規(guī)矩和理念的人，他們也非常執(zhí)著于自己的理念和規(guī)矩，然而他倆又都是那種會在突然之際，打破理念和規(guī)矩的人。這種執(zhí)著與破壞的突然轉(zhuǎn)換，形成了周家祖孫二人身上特有的某種張力。
在這種對于理念和規(guī)矩看重執(zhí)著的背后，是一種準清教性質(zhì)的東西。周福清對于道德，顯然有一種即使在臺門人士看來，也已經(jīng)過時的守衛(wèi)，最突出的例子，莫過于“盤絲洞”的故事了。周福清對于子侄輩抽煙、喝酒的痛恨與告戒，除去現(xiàn)實原因外，多少都含有道德的因素在其中，當然，道德與現(xiàn)實本身在此也并不完全可分。魯迅對于道德，給人更多、更強烈的印象，似乎在于沖破舊的道德上，其實這仍然是以道德為軸心的反向運動，一種反向折射，其背后，正是要樹立新道德的精神與努力。祖孫二人雖然所維護與破壞的道德內(nèi)容，或許適正相反，但其表現(xiàn)精神之內(nèi)在結(jié)構(gòu)與力度，卻是一致的，相似的。
說到周氏家族的道德話題，也許不應(yīng)該忽略一個名字：周敦頤。年少的魯迅曾有詩句曰：“好向濂溪稱凈植，莫隨殘葉墮寒塘！”（《蓮蓬人》，作于1900年），濂溪即周敦頤。周福清和魯迅身上那種近乎嚴厲的反墮落傾向，根源之一，或即在此。
如果我們像之前比較魯迅三兄弟與祖父的情感關(guān)系一樣，再來作一番比較，我們會很容易發(fā)現(xiàn)，兄弟三人中，惟魯迅與祖父周福清最為相像，在周作人和周建人身上，找不出像魯迅與祖父如此多的相似之處，尤其是在一些足以表現(xiàn)出一個人的主要特征的地方，即使有，也是隱曲暗通，不像魯迅與祖父之間具有那種一眼即可辨識的明顯特征。
那么，這份相像是怎么來的？
要說清楚兩個人的相像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在此之前，先得說明解釋一下，所謂兩個人的相像，決不是說像一個人站在鏡子面前那樣。兩個人的相像，指的是其有相像之處，但不管能找出多少相像之處，兩人身上的差異，肯定要大于他們的相像。因此，所謂相像一詞所表達的，并不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意思。
要探尋周福清和魯迅二人，之所以有諸多看上去相像的原因，除了俗語所謂“隔代遺傳”之外，——但同為隔代祖孫，周作人與周建人身上，何以相像之處遠不及魯迅？——我們首先要注意到，他們兩人在家庭和家族中的位置，即長子地位。周福清是他父親苓年公的唯一男嗣，所謂“獨子”（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第30頁），而苓年公本身又是長子（同上，第31頁），因此，周福清在周氏臺門里，“他（周福清）輩分高，年紀老，在本臺門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里要算是最長輩了?！保ā吨没叵脘洝ぷ娓钢畣省罚?/p>
而魯迅“是智房派下的長子長孫”（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第56頁）。周福清一生育有二子，長子即魯迅的父親周伯宜，次子即與魯迅同年的伯升。周伯宜育有四子，椿壽早夭，魯迅為長子。
在以家族為主要生產(chǎn)、生活單位的年代，尤其是在有嫡長子傳統(tǒng)的漢族社會里，長子無論在現(xiàn)實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占據(jù)著特殊的位置。這種地位上的男子，通常會有一種更強烈的道德意識和現(xiàn)實承擔。這一點，在周福清和魯迅祖孫二人身上，尤其是魯迅身上，有令人難忘的印象。八道灣的生活史，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然而，長子心態(tài)，從某種角度說，只是一個基礎(chǔ)和前提，它還須與現(xiàn)實和真實的人格結(jié)合，才會產(chǎn)生有實際意義的結(jié)果。那么，在周福清和魯迅身上，能看到一種什么樣的人格特征，足以使二人產(chǎn)生為他人所沒有的相似性？這就是兩人共有的強烈寄望心。周福清和魯迅，都屬于那種對自己，也對他人有著強烈寄望心的人物。這一點，跟長子地位也是相關(guān)聯(lián)的。周建人書中，寫周福清從北京回到紹興臺門后，持八角銅錘在庭院中追打沉溺于鴉片和酒精中的侄子四七，周建人分析道：
但我祖父獨獨對四七特別痛恨，想必因為他當年帶四七去過江西，期望越高，失望也更深的緣故吧?。ㄖ芙ㄈ恕遏斞腹始业臄÷洹罚?/span>
魯迅則因為譯書的緣故，曾經(jīng)對周作人揮以老拳。
大概我那時候很是懶惰，住在伍舍里與魯迅兩個人，白天逼在一間六席的房子里，氣悶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與魯迅起過沖突，他老催促我譯書，我卻只是沉默的消極對付，有一天他忽然憤激起來，揮起他的老拳，在我頭上打了幾下，便由許季茀趕來拉開了。（《知堂回想錄》（上），《鄔波尼沙陀》，安徽教育出版社，第154頁）
魯迅在《墳·寫在〈墳〉后面》中，坦承自己性格“時而很峻急”。為何峻急？其中之一，就是寄望心太重，寄望太深。他不僅對周作人這樣，對自己，甚至對自己身處的這個民族，也是這樣。
就像周福清揮舞八角銅錘追打四七。
（本文摘自黃堅著《桃花樹下的魯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