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異新：“留下一個真相”——魯迅與姚克
一
魯迅留下的照片中少有雙人合影，但有這樣一幀：他旁邊站著的是一位身材高峻、西裝革履、發(fā)型一絲不茍的年輕人。這人是誰？許多熟悉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讀者都會覺得陌生。其實，他就是魯迅最后幾年交往頻數(shù)的姚克（1905-1991）。他比魯迅小二十四歲，作為魯迅小友，后來成為魯迅葬禮上的抬棺人之一。
魯迅與姚克
1933年5月26日攝于上海雪懷照像館
魯迅與姚克交往的許多信息保留在存世的三十三封書信中。打開這些信札，時光倒流至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如同晴空的云朵向世間投下多情的影子，緩緩流過上海灘的街道、電車、洋樓屋頂……最后定格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發(fā)黃的信封上顯示，收信人經(jīng)常搬家，并且還在京滬兩地奔波?！氨静悍ㄗ饨绺Ｕ章粪徥シ涣枴薄氨静蝴溙睾账久撀返谒氖锏谄咛枴薄氨逼矫涸惶枴薄氨逼轿魈米雍腥A公寓四十七號”“本埠靜安寺路靜安別墅六號”“本埠霞飛路葆仁里二十一號”……
偶爾會看到編號，恐是怕寄信丟失而想的法兒。誤投、丟信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常有的事情，更有無緣無故的檢查、沒收。于是，有的被貼上了“當?shù)毓匍L委員檢查重封”的鉛字條。有“魯寄”，有“周寄”，更有“許寄”，即便就是魯迅本人換著名稱書寫的，也可看出許廣平為之費了不少心神。信札中，還出現(xiàn)了制作精美的請柬，含有貝多芬、莫扎特名曲的英文節(jié)目單……筆墨之外的文人雅集、文藝盛會，今人已無法穿越而身臨其境，只有浮想聯(lián)翩。
這是魯迅先生一個人的敘說，他那用了一世的金不換毛筆，時而于尺素，時而在花箋，寫下姚克先生、莘農(nóng)先生、Y. K.先生、Y先生的抬頭，我們卻無法直接聽到最初展信而讀的那個年輕人，面對落款自稱“魯迅、豫才、迅”的文壇前輩，絮絮說了些什么。
現(xiàn)存第一封魯迅致姚克短簡，寫在印有橘色線條、垂目靜思的弓背羅漢的箋紙上，從抱怨北新書局辦事散漫開始說起。看得出，這位姚克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給魯迅先生寫過一封信，委托北新書局轉(zhuǎn)交。未曾想，載著滿滿期待的信箋靜待了三個月，無人關(guān)注。三個月后，魯迅又連著收到姚克兩封來信，于是，立馬給了對方確切的通訊地址，定了見面地點，要當面答復(fù)對方信中所提出的關(guān)于一本書的疑問。
三個月的等待，是什么樣的心情？是什么書讓先生愿意在內(nèi)山書店與這位年輕人相見呢？
很快，就在先生回信的字里行間，讀者領(lǐng)會到這位年輕人的熱情、執(zhí)著和認真勁兒。魯迅告知自己的時間表，雖繁忙而欣然接受短暫見面，答復(fù)問題。同時知悉先生做事的細致和周全。剛剛寄去請柬，即刻再度寫信告知。一次設(shè)在大馬路石路知味觀杭菜館的隆重宴請行將開始，主要客人是“莘農(nóng)先生”及“令弟”（即姚志曾）。
魯迅開始主動邀約這位隨后站在自己身邊合影的年輕人。老地方北四川路底內(nèi)山書店，不見不散。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譯文和照片等實質(zhì)性話題浮現(xiàn)。社會形勢頗嚴峻，“現(xiàn)在是常常有人不見了”。讀歷史大事記可知，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即于此日慘遭暗殺。國民黨特務(wù)發(fā)出的黑名單里，魯迅的名字赫然在冊。然而，先生在信中僅輕描淡寫曰：“近來天氣大不佳?！睂Ψ皆诓聹y報上所讀到的文章是否為先生所寫，關(guān)心先生是否一切安好。先生安慰道，雖有人受了恐嚇，然而并不是自己，無須擔心，因為“比先前更不常出外”。
貼了鉛字條的信封成為永遠的隱喻——在檢查制度和創(chuàng)造性思想之間，永遠沒有共同的尺度。
姚克去了北平?！拔粗稳漳蠚w”，先生有了淡淡的思念，信的內(nèi)容也愈加豐富起來，“京派”與“海派”比較的灼見，閃現(xiàn)其間。
S君（即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出場，使二人的話題更多處于中外文化比較的視野之下。
1933年3月5日魯迅致姚克的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非常長的一封信，寫滿四頁素紙。對方關(guān)心的是評傳，而先生卻大談與施蟄存的筆墨官司。魯迅在信里說——“在古書中找活字，是欺人之談”。姚克很期待先生再創(chuàng)作小說，先生難得地推心置腹：“多年和社會隔絕，不在漩渦中心，寫不了小說了?！焙蟾皆敿毜膶τ谠u傳之意見，可知是關(guān)于先生的評傳。而先生秉持客觀嚴謹?shù)膽B(tài)度，細節(jié)一一糾正。比如，“我只編《莽原》，《語絲》是周作人編的，我只投稿”。又回答了對方三個關(guān)于小說譯本的問題。
看來姚克是在翻譯先生的作品，自己還要用英文做小說。對于后者，魯迅極為夸贊，用了一連串“極好”“極對的”“極意先睹為快”，并說，“中國的事情，總要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先生平日里很少用“極”字，他的最高評價，往往就是“不壞”“是好的”。能讓“極”字在先生筆下高頻出現(xiàn)的人，一定是讓先生特別欣賞的青年才俊。
論小說，論詩，論美術(shù)，談歷史，談治學(xué)，談世象，面對這個視域?qū)拸V的二十幾歲的小友的不斷發(fā)問，五十歲出頭的魯迅興致勃勃，靈感如同噴發(fā)的煙火，金句頻頻而現(xiàn)。要為先生的作品配插畫，姚克是這么說的：“好的插畫，比大油畫之力為大?！濒斞副簧钌钣|動了，不覺將之視為知己。先生極力提倡“末技”，并溯源至漢畫像，向?qū)Ψ胶捅P吐出了多年的愿望——打算出版漢畫像選集。而姚克主動請纓，希望譯為英文，將中國這一獨特的藝術(shù)遺產(chǎn)介紹到海外。先生殊為驚喜。
看得出，姚克交際十分廣泛，結(jié)識不少國際友人，S君且不說，法國譚麗德女士、奧國魏璐詩（Ruth Weiss)女士，均是他引薦給先生的。還有本國的美術(shù)青年王鈞初、梁以俅等。漸漸地，先生需要譯成英文的文字，幾乎都找姚克幫忙，包括赴巴黎木刻展作品目錄、給寓居蘇聯(lián)的德國美術(shù)家巴惠爾·艾丁格爾（P. Ettinger)的信等。乃至給S君夫婦寫信，需要怎樣的禮儀、格式，也會讓姚克先寫出個樣子來，照抄。
除了三十三封信箋，另有幾個已經(jīng)找不到當年信箋的空信封，其中一件用毛筆豎寫著“本埠麥特赫斯托路四十巷第七號 姚莘農(nóng)先生 周寄 五月二十八日”，比普通信封略大，像是寄賀卡用的。另一件用小楷毛筆橫寫著靜安寺路的英文地址，雖然不小心被墨汁弄污，仍可辨認出姚克中文名與Edgar Snow的英文名共俱其上。最后一件，用鋼筆豎寫著“棋盤街商務(wù)印書館編譯部 姚莘農(nóng)先生 周喬峰 寄 六月二日”。
這是些什么內(nèi)容的信箋呢？未知的謎底有待探究。
二
由信札堆起的團團疑云，不妨先到魯迅日記里去釋放。姚克，也被寫作姚君、姚莘農(nóng)、莘農(nóng)、姚惺農(nóng)、惺農(nóng)，在日記中被魯迅反復(fù)書寫了一百四十四次。每一次用視線點擊這些符號，腦海中的畫面都會由模糊而愈加清晰。日常的生活流代入了鏡頭感。
初次約見時，先生正忙于籌劃搬家，見面第二天，他便到施高塔一帶看屋去了，準備遷居。在知味觀杭菜館的隆重宴請，是一個起風的晴朗之夜，魯迅正式將姚君介紹給上海文學(xué)界，席間有郁達夫等，共十二人。某個夏日午后，姚克冒著酷熱帶來兩幀照片，帶走先生的《野草》《兩地書》等二十余本著作。某個隆冬寒夜，魯迅復(fù)信姚君，手指凍僵，裝上火爐以取暖。某次姚克訪大陸新村，前腳離開，黎烈文、蕭軍、蕭紅后腳邁進——一種人生狀態(tài)浸入更為廣大的生命群體中，互放的光亮……
魯迅致姚克信封，不小心被墨汁弄污
信札與日記的互動又帶出了更加具體復(fù)雜的問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先生赴京探母后歸來滬上，便已經(jīng)見到了姚克的第一封信，并于十二月三日上午寫了回信，可惜此信已不存世。還有，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舊歷端午，先生“以照相二枚寄姚克”。如今只剩下空信封，寄的是哪兩張照片呢？
流水賬似的日記原本就是有限呈現(xiàn)的藝術(shù)品，日常生活的表層之下，掩藏著無數(shù)深深的潛流。大量空白的存在，使得魯迅與姚克數(shù)次見面時的場景、神態(tài)、心情、動作以及言語之外的默契，這越來越多的未知被更深層次地喚起，讓人內(nèi)心鼓脹著期待之帆。特別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的首次見面，和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最后一面，是怎樣的情境？
回憶錄與信札、日記隔空對話，事件脈絡(luò)、細枝末節(jié)漸漸彰顯。主人公的著裝、儀態(tài)、語調(diào)、動作、眼神、表情，這一切最先在先生逝世十天后，隨著姚克沉痛的筆調(diào)逐漸明晰。
初見時的先生，身著藏青色嗶嘰袍子，寬大的袖口處，露出了內(nèi)里綠色的絨線衫，腳蹬一雙黑帆布橡膠底鞋。眼珠轉(zhuǎn)動敏捷，看人時定直而尖銳，鼻子挺直，鼻孔寬大，顎肌堅韌，雙唇緊闊，暗示著堅強正直的性格和百折不撓的精神。
穿著嶄新洋服、頭發(fā)梳得精光的姚克，手里捧著筆記冊，畢恭畢敬地端坐著，認真傾聽先生抑揚頓挫的紹興官話，努力理解著、思考著，原來那封被北新書局耽擱了的信札中所提到的書，正是中國現(xiàn)代短篇小說集Living China，即《活的中國》。作為這本書的英譯者之一，姚克的疑問甚多，比如，《阿Q正傳》中的“三百大錢九二串”，《故鄉(xiāng)》里的“猹”，這些蘊含著浙東風俗的稱謂，用英語該如何表現(xiàn)，才能更好地傳達神韻呢？
先生通過姚克手中的筆告訴我們，“三百大錢九二串”是紹興鄉(xiāng)下的一種陋俗，名義上是三百大錢，事實上每串只有九十二文，三串合著是二百七十六文，差不多打了一個九折?！扳弊质钦战B興土音創(chuàng)造的俗字，狀如小狗，跑得很快，常在瓜田里偷西瓜吃。既不是獾豬，也不是刺猬、黃鼠狼，更不是紹興獨有的什么珍禽異獸，想起來大概只有“狗獾”足以當之，譯成“badger”大抵是不錯的。
鏡頭切換至魯迅逝世三十一周年，香港九龍，姚克在書房“坐忘齋”，奮筆疾書，思緒再次回到一九三三年的上海內(nèi)山書店。臺北《純文學(xué)》主編林海音大膽沖破當時臺灣不能正面談?wù)擊斞傅慕桑漪斞赣彤嬒窨l(fā)了姚克的回憶錄《從憧憬到初見》，且高調(diào)評價這是一篇出自當代“文章高手”的、難得的談?wù)擊斞傅奈淖?。又一批新的讀者清晰地明白了魯、姚第一封信的去向，以及第一次見面時的詳細過程。
魯迅寫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日的第一封復(fù)信，姚克其實是很快就收到了的。那是用白紙小洋信封裝著的素箋，先生用挺秀的行書、簡潔直爽的措辭，客氣地答應(yīng)了授予其作品英文版權(quán)的請求。
魯迅日記，
1933年5月26日、28日兩次提及姚克
原來，魯迅日記中的“施樂君”，就是書信中的S君，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后來以《西行漫記》一書聞名中外。斯諾于淞滬會戰(zhàn)前夕結(jié)識姚克。為了向歐美世界介紹真實的、急劇變遷中的中國，斯諾決定翻譯中國新文學(xué)，姚克提議首選魯迅小說集《吶喊》《彷徨》中的作品。二人決定合作，首先需要征得魯迅同意，沒想到很快就得到先生的許可。興奮的斯諾著急將魯迅第一封回信作為著作權(quán)授權(quán)憑據(jù)寄往美國的出版社，忘記了影印副本，以致今人無從見到這封信。
至于被北新書局耽擱的第二封信，是因為翻譯中遇到的問題非當面請教先生不可，然而，姚克在三個月的等待中，對未曾謀面的大文豪之心態(tài)，姑妄揣摩了良久。馬上去信催詢，未免顯得浮躁，不如繼續(xù)耐心等待。只是斯諾從北平來信一再催促，姚克才又給先生寫了第三封信。
其實，《活的中國》并未收入《阿Q正傳》和《故鄉(xiāng)》。這書分為上下兩部：第一部全為魯迅作品，一共七篇，分別是小說《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贰峨x婚》和散文詩《風箏》，還有一篇意想不到的雜文《論“他媽的”》；第二部遴選十四位左翼作家的十七篇作品，都是采納了魯迅的建議而選入的。
斯諾與姚克在翻譯魯迅作品時，合作方式就像東京時期的周氏兄弟。姚克先盡量忠實地將魯迅作品翻成“直譯稿”，再由斯諾修改成流暢的“二稿”，然后兩人將二稿和原文勘對，逐字逐句地推敲，反復(fù)修改，務(wù)求忠實流暢兼而有之。不諳中文的斯諾稱姚克為“能干的合作者”，“一位有才能的青年評論家、劇作家和散文家，并且是魯迅的知友”。翻譯正在進行期間，斯諾要到日本東京結(jié)婚，而且統(tǒng)一報社（Consolidated Press)也要調(diào)他去北平。此后，這項工作便更加仰賴姚克與魯迅的密切聯(lián)系。斯諾為翻譯魯迅作品而研究魯迅生平，寫了《魯迅評傳》，姚克將之譯成中文后寄給魯迅審閱，于是，便有了信札中魯迅認真提出的十一條修改意見?！痘畹闹袊酚谝痪湃晔掠捎鴤惗貑讨巍す諘殖霭?。美國出版商是約翰·戴公司，老板是賽珍珠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爾什。遺憾的是，魯迅恰于此時病逝，未能見到該書問世。
埃德加·斯諾與海倫·福斯特
1932年冬在日本東京結(jié)婚
綜合信札和回憶錄，可以推斷，魯迅對照片上這個“小布”氣的年輕人印象非常好。而能讀出魯迅小說在形式上學(xué)習了西方，在人物塑造方面卻傳承了中國傳統(tǒng)小說筆法，這可不是一般的文學(xué)眼力，說明姚克對英語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都很精通，特別是那股不弄明白問題決不罷休的執(zhí)著勁兒，很有可能讓魯迅回想起了三十年前自己在日本東京的隱讀歲月。那時候，兄弟怡怡，專注翻譯異域文學(xué)，披荊斬棘，樂而忘憂。巧合的是，這與姚君的初次晤面，來者并非一人，而是結(jié)伴的姚氏兄弟。
當年，為了避免反動當局對郵件的檢查，魯、姚往還信札常常通過在上海實業(yè)銀行工作的姚克六弟姚志曾轉(zhuǎn)寄。姚克來信里的譯文，特別是英文稿件，魯迅也常請姚志曾再做打字校訂，或請其英譯給國際友人的問候信。魯迅日記中的姚志曾，多寫作“省吾”，共出現(xiàn)十一次，一般是為傳遞信函，或者陪同姚克而來。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紀念魯迅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動中，姚志曾發(fā)表《偉大的形象 難忘的回憶》一文，其中提及魯迅與姚氏兄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第一次共飯，是在麥特赫斯脫路兄弟二人合住的寓所。二人用紹興太雕和蘇式菜肴招待魯迅，先生本答應(yīng)為《亞細亞》（Asia）雜志刊登作者像而來拍攝照片的，結(jié)果三人談興甚濃，不知不覺天色已暗，竟都忘記了飯后照相的大事。因此，才又有了五月二十六日的照相計劃。
第一次共飯一周后，即四月二十二日，魯迅張羅了知味觀的宴請，是對姚家兄弟的回請，也是將姚克介紹給上海文壇的特意安排。魯迅在自己設(shè)計的請柬上寫下“令弟亦希惠臨為幸 魯迅并托”。姚克回憶在場的有茅盾、黎烈文、田漢、丁玲、郁達夫、樓適夷等十幾位當時的文壇名家。同去的姚志曾晚年更追憶了先生席間談話的風采——先生興高采烈，縱談時事，鋒利地抨擊權(quán)門、市儈，語調(diào)激昂，甚至站立起來，脫去長袍，只穿著短襖和毛背心，提高嗓門，繼續(xù)談?wù)摗Ｏ壬貏e提到“吊膀子”一詞，讓在座者感到十分新鮮。后來寫到《新秋雜識三》里邊，發(fā)表于《申報·自由談》。那次宴請后，結(jié)識了黎烈文的姚克在《申報·自由談》先后發(fā)表了《美國人目中的中國》《讀古書商榷》《北平印象》等文章，魯迅在書信中均鄭重告知自己曾認真讀過。由此可見，先生是如何真誠熱心地鼓勵和提攜文學(xué)青年。
1933年4月19日魯迅致姚克請柬
三
實際上，彼時的姚克已非文壇新人，只不過發(fā)力領(lǐng)域在英語世界。其母校東吳大學(xué)校刊《老少年》稱贊其“著作等身，海內(nèi)交譽”，蓋因姚克在上海世界書局任編輯時，不但英譯《茶花女》等著作，還編輯《大學(xué)英文選》，風行海內(nèi)。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美國黑人作家倫斯敦·休士（Lanston Hughes，1902-1967）造訪上海，現(xiàn)代雜志社、文學(xué)社等團體曾舉行歡迎座談會，由姚克擔任翻譯。休士贈送姚克短篇小說集《白人們的行跡》（The Way of White Folks)，姚克選譯了《圣誕老人》《好差事沒了》等幾篇刊于《譯文》。
魯迅逝世后不久，一些外國人正是通過雜志《中國評論周報》（The China Critic）刊登的姚克英文文章《我所了解的魯迅》（Lu Hsün: As I Know Him），認識了我們的民族魂。姚克發(fā)表于《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的《魯迅的生平與作品》（Lu Hsün: His Life and Works），又讓他們認識到魯迅在中國新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發(fā)現(xiàn)了中國新文學(xué)的“新大陸”，現(xiàn)代中國第一位人民作家——其小說中主要人物大都是古代文人不屑作為文學(xué)藝術(shù)表現(xiàn)對象的農(nóng)民及普通人；同時知曉了魯迅晚年“久藏心頭”而未曾實現(xiàn)的三大愿望：一是從新的闡釋角度書寫中國文學(xué)史；二是編一套完整的漢唐石刻摹拓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寫一大本回憶錄，將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最動蕩時期的戲劇性史實事件悉數(shù)盡收。
那么，姚克何時正式到魯迅的上海大陸新村寓所拜訪的呢？所有的文獻均顯示是在二人相識一年之后的一九三四年五月。是月二十四日，由北平返滬的姚克留條內(nèi)山書店，告知魯迅先生自己的近況，此時的通訊地址是靜安寺路靜安別墅六號。魯迅當晚回復(fù)，并邀請對方二十七日下午五點鐘，惠臨“施高塔路大陸新村第一弄第九號”，“擬略設(shè)菲酌，藉作長談”。二十七日晚，姚克果然在周宅夜飯，席間茅盾作陪。此后，深受先生信賴的姚克成了周家?？椭弧?/p>
從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姚克復(fù)又返回北平，通訊地址是海淀，此后有一年的信件缺失。信件缺失的半年期間，先生日記中仍斷續(xù)記下致信省吾，可見與姚克是間接保持聯(lián)絡(luò)的，只不過信件沒有保存至今。自一九三五年一月開始，又有半年時間，姚氏兄弟雙雙未曾出現(xiàn)在魯迅日記中。這一年秋天，姚克重回上海后，通訊地址固定在霞飛路葆仁里二十一號五號房。本年通信僅存兩封。
重返上海灘的姚克參與編輯英文月刊《天下》，英譯曹禺的代表作《雷雨》（連載于1936年1月至4月《天下》第2卷第1至4期），還擔任明星影片公司編劇委員會副主任，是電影《清明時節(jié)》的編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加盟魯迅、黃源主持的“譯文叢書”編譯隊伍，翻譯了蕭伯納的劇本《魔鬼的門徒》(The Devil’s Disciples)。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的信中，魯迅在催促姚克交稿，轉(zhuǎn)給出版社付印。
魯迅像，1933年5月26日
由姚克陪同攝于上海雪懷照像館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最后一面，姚克帶去周宅的正是《魔鬼的門徒》特印本，五十本中的第一號。先生正虛弱地躺在藤椅上，手指間仍夾著煙卷。他由衷地稱贊書的裝訂和銅版之精，特別是中國錦的封面，在國內(nèi)出版的新書中鮮有其匹。翻開書封，是姚克清秀的題字：“魯迅先生誨正 莘農(nóng)，上海一九三六，九，一八”。
一九七七年，身在香港的姚克仍滿懷深情地追念著最后一面時的先生，如何對他殷殷關(guān)切：加入明星公司后工作是否愉快？身兼英文《天下月刊》編輯，負擔是否太重？而他在勸慰先生以身體為重的同時，告知他，《活在中國》已見于本年英國秋季新書目錄中，至于何時能夠寄到上海，尚未可知。
未料想，先生沒有等到親見《活的中國》面世，便永遠離開了人間。肉身可泯，著作不朽。一九六九年，《活的中國》出版三十三年，也是魯迅先生逝世三十三周年之際，日本東京有出版商愿重印該書，用于美國的中國文學(xué)和語言課程。于是，移居瑞士的斯諾致函姚克，再度聯(lián)手，鼓勵姚克為再版寫序文。
《活的中國》扉頁
回首開篇提到的魯迅與姚克在上海南京路雪懷照相館的合影，其實，進入古稀之年后的姚公曾自言當年如何“小布氣”：“攝影時穿著一套那時最時式的西服，渾身‘小布’氣（那時‘小資產(chǎn)階級’文藝界通稱為‘小布爾喬亞’，簡稱‘小布’），但魯迅先生卻并不因此而嫌棄我，可見他不是一個以貌取人的皮相者。”
與這張合影同時拍攝的魯迅半身單照——魯迅影像史上最傳神民族魂寫真，最早與斯諾撰寫的《魯迅評傳》一起刊登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出版的美國《亞細亞》雜志，后刊于《活的中國》扉頁。
魯迅逝世后，這幅照片被選為遺像，放大后擺在萬國殯儀館供人吊唁。萬分悲痛的姚克與斯諾一同署名，敬獻挽聯(lián)：
魯迅先生不死
譯著尚未成書，驚聞隕星，中國何人領(lǐng)吶喊；
先生已經(jīng)作古，痛憶舊友，文壇從此感彷徨。
姚莘農(nóng)、Edgar Snow 敬挽
姚克作為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治喪辦事處”工作人員，擔任祭禮司儀，胸戴白花，站在宋慶齡身邊；為先生抬棺扶靈，被稱為“魯門十二釵之一”；與歐陽予倩率領(lǐng)明星影片公司為先生的葬儀留下珍貴的紀錄片，并招待中外記者……
宋慶齡在魯迅葬儀上發(fā)表演說，左前為姚克
即便是當事人的回憶錄，下筆寫來也不可能完全客觀至擺脫對于歷史的再想象。其實，關(guān)于如何在寫作時遙想過去，魯迅致姚克信札中的議論非常精彩，至今仍廣為征引。他一再鼓勵后來曾翻譯京劇，并創(chuàng)作歷史劇作的姚克，在編劇時盡量參照第一手資料，譬如秦代的典章文物、漢時的生活習俗等，應(yīng)多參看漢畫像，特別是《武梁祠畫像》《朱鮪石室畫像》。
魯迅鼓勵姚克——
誠實寫作，憑良心寫作……為了能做到這一點，你必須直面現(xiàn)實，并且通過自己的經(jīng)歷獲取對種種現(xiàn)實的了解。
世界上洋熱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給清楚一點，對于華洋兩面，都有益處的。
只要寫出實情，即于中國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
四
先生去世后的姚克，輾轉(zhuǎn)上海、歐洲、香港和美國，人們可以從舊報刊的報道中約略勾勒出他的人生概況。他留下的電影劇本、譯著，以及后來浮現(xiàn)的回憶錄和研究文章等材料亦透露了他肉身與思想的蹤跡。早年有“小布”之稱的姚克，一度成為上海灘小報炒作對象，但縱觀其一生，有那么多扎實的劇作和譯著，還有跨界的研究著作，實在是可告慰對他殷殷期待的先生。
抗戰(zhàn)前夕，姚克去往蘇聯(lián)參加莫斯科戲劇節(jié)，其間戰(zhàn)爭爆發(fā)，只好先去英國講學(xué)，后轉(zhuǎn)往美國耶魯大學(xué)戲劇系學(xué)習。一九四〇年，姚克回到孤島上海，與黃佐臨、吳仞之創(chuàng)辦上海職業(yè)劇團。他導(dǎo)演的劇作有蘇聯(lián)劇作家柯泰耶夫的喜劇《新婚曲》，有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有楊絳編劇的《游戲人間》，還有自己編劇的《清宮怨》《楚霸王》和《美人計》等。他應(yīng)邀在圣約翰大學(xué)、復(fù)旦大學(xué)等高校任教，講授外國戲劇。一九四八年姚克南下香港，擔任永華影業(yè)公司編劇，編寫《清宮秘史》《玫瑰玫瑰我愛你》《豪門孽債》《此恨綿綿》《一代妖姬》《陋巷》等電影劇本，曾執(zhí)教于香港新亞書院、聯(lián)合書院、中文大學(xué)，并擔任麗的電視臺戲劇顧問。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二年，姚克將魯迅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改編成電影。一九六五年，姚克再度赴美，先后在加州大學(xué)、太平洋大學(xué)、夏威夷大學(xué)任教。可以說，姚克是唯一在內(nèi)地、香港及英語世界不遺余力宣傳魯迅精神的傳承者。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清宮秘史》遭到批判。僑居海外的姚克在大陸文藝界的視野中消失了，他與魯迅合影中的形象也被抹去。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姚克在大洋彼岸給弟弟姚志曾的最后一封信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長吉的“小槽酒滴真珠紅”，李白的“吳姬壓酒勸客賞”，現(xiàn)今只見過開啤酒瓶的青年，怎能想象得出這是怎么一回事呢？此外，還有唐朝的地圖若干幅，標示唐帝國疆域之變遷以及長安、洛陽的宮殿，街道、坊里、寺觀、名勝，市區(qū)、郊區(qū)、陵墓，等等。例如，翰林院、梨園、教坊、平康里、灞橋、曲江池、慈恩寺……還有長吉任奉禮郎的太常寺，他居住的崇義里……都在那里？非有圖示不能有具體的認識。還有官吏的服裝，婦女的化妝等，也非得有圖片不可，因為現(xiàn)代人所常見的仕女畫和舞臺上的裝束，都不是唐朝的時世妝，如果憑這些假古董來想象唐人之風貌，就差以千里了。
當時，從大學(xué)退休的姚克已經(jīng)潛心李賀研究十四年，著有李賀新傳，編有李賀年譜，并打算出一本《李賀錦囊歌詩集》。對于如何想象盛唐，秉持了最大限度求真的嚴謹態(tài)度。
三個月后，亦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姚克心懷終于可以回到祖國的希望，卻令人遺憾地病逝于舊金山，墳?zāi)垢舭哆b望故土。
“留下一個真相”，這與先生當年通信時所獲的教益，貫穿了姚克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