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誕辰百年。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我早就念著寫一點紀懷先生的文字，卻遲遲未能下筆。先生的慈顏善目，總在眼前流盼，一俟用思，卻又犯了躊躇。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先生的學問廣袤淵深，文章宏博犀利，從《文心雕龍》的文論講疏，到黑格爾的哲學研究；從“五四”精神的歷史梳理，到對于進化論思潮下種種觀念的重新評估；從辯證的美學解析到繁密的名學思辨，以考、研、論、評多種形式，在文、史、哲眾多領域里長期耕耘，廣結碩果，被中國的思想界引為一代大家。要想評說這般廣袤淵深的學問格局，非我的學識所能為。其二是，我與王先生相熟之時，先生年逾古稀，雖年事已高，卻格外思維敏捷，學識淵博，對吾輩青年，循循善誘，撫愛有加，端詳著一份名師高士的風神，《論語》有言：“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是先生的寫照。一面是高山流水，闊引博征，語重心長；另一面又是赤子之心，率真之情，嫉惡如仇。如是風神，倘寫文紀念，不可輕描淡寫，必須要有較充分的構思的。

我與王元化先生相識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其時我從德國留學回來已數年。學界結束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激流沸騰，而轉向反省與研究的遲緩的恢復之中。我們曾數次在杭州靈隱禪寺側畔的作協(xié)小院里，聽先生講談他對“五四”運動的反思，其中對“意圖倫理”的痛切批判，格外令人覺警。以“五四”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場極其重要的思想運動。20世紀諸多重大的文化問題：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東西文化問題等等，其論辯激思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新文化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的清理與批判既是世紀交疊之時文化反思必然的趨勢，又是吾輩藝術青年啟蒙思考的重要起點。所以，先生的講談看似隨心遂意的湖山暢敘，卻格外吸引我們。從這些講說中我們第一次聽到《東方雜志》，第一次聽到“杜亞泉”。先生通過對杜亞泉這位歷史的“被遺忘者”的追溯深究，剖開當年東西文化論戰(zhàn)的一個生面，剔出激進思潮的批判、漸進改革的理想、中西文化調和的論說、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核心等等文化研究中的重大命題，鋪展開一幅寬廣的反思與復興的論爭圖卷。先生的反思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否定和批判，而是一種重新發(fā)現(xiàn)。從杜亞泉到張奚若，從陳寅恪到吳宓，從學衡派到國粹派，從無政府主義到新儒家……他重新發(fā)現(xiàn)了一個多元的“五四”，一個復調的“新文化”。通過1980年代的《新啟蒙》，更重要的是通過返身以誠的自我解剖，王先生扭轉了知識界對“五四”的認識。通過貫穿1990年代的《學術集林》，王先生重新鉤沉起諸多被激進主義遮蔽的扎根中國文化根源的思想脈絡，扭轉了學術界對“現(xiàn)代”的認識。王先生幾乎以一己之力推動了一場關于新文化的“文藝復興”。

在當年綠樹冷泉輝映下的講談中，我最深的印象：一是關于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當時，我新從歐洲留學歸來，對歐洲當代藝術的危機深有體會，對中國固有文化的了解卻十分有限，對傳統(tǒng)的認識尚掙扎在盲目的批判與依稀難辨的再認識之間。先生的《談文短簡》《清園近思錄》等書冊，結合黑格爾研究與新批評方法問題，結合《文心雕龍》與文學沉思，結合莎士比亞與清園談戲，對中國文化現(xiàn)實的田原展開“思”的深耕。這種“思”，跬積了新文化與新中國的文化史料，磨礪著改革開放的沉思和辯難，對于我們有著特殊的吸引力。尤其是世紀兩端的中西思辨，把我們一下帶入了中西文化思考的深處，既對“五四”的清理和反省有了認識，更對中西文化之爭這一世紀懸案在我們所身處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現(xiàn)實審視和策略性思考提供了重要指導。當時，中國美院的繪畫，正借用現(xiàn)象學、語言哲學等西方新學為思想方法，針對繪畫的語言研究，纟因缊數字時代繪畫何為的命題。先生的講說讓我們洞見文化研究的痛切的世紀輪回，思考著如何超越中西文化的二元之說，站在一個更高的主體性的高度，來認知中西文化互動共生的格局，進而淬厲固有的民族精神，實現(xiàn)王先生所深深贊許的“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這里使用的“淬厲”一詞，也是從王先生相關著述中挪借而來的。

另一個深刻印象是關于意圖倫理的反思。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重大事件。他的反思不止是對“五四”的反思，而且是對貫穿了20世紀中國精神史的激進主義的反思。正是這一激進主義的精神脈絡使得曾經追求自由、獨立的革命，逐漸滑向了自己的反面，繼而發(fā)展為“用群體意識代替?zhèn)€性解放，用集中代替民主，用暴力代替人道”的極左思潮。由反思“五四”繼而反思更早輸入的啟蒙思想、革命理論。從盧梭《社會契約論》到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這些思想形成了一種激進主義、總體主義的意圖倫理，銘刻進20世紀中國人思想肌體內部，形成一種難以磨滅的“意底牢結”。先生的講說還常用“意圖優(yōu)先”這個詞，來批判我們今天政治生活中依然屢見不鮮的態(tài)度決定認識、決定思想的問題。先生在《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zhàn)》中尖銳地指出：“許多人至今仍相信思想取決于態(tài)度的正確。解決思想問題，不是依靠理性的認識，而是先要端正態(tài)度，先要解決愛什么、恨什么、擁護什么、反對什么的問題。這種態(tài)度決定認識的觀點……它使學術不再成為真理的追求，而變成某種意圖的工具?！毕壬鷪猿钟媒F(xiàn)代歷史的耽思反聽，來針砭這種“意圖”的表態(tài)，這類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站隊模式。他在文章中還進一步尖銳地指出：“這種作為意圖工具的理論文章，充滿了獨斷和派性偏見，從而使本應具有的學術責任感淪為派別性意識?！闭沁@種意圖倫理在歷史上將思想的分析與表述簡化為表態(tài)式的口號，以理論上的膚淺，把個性解放、獨立意識、人格尊嚴、人性力量等，視為政治運動的批斗對象。王先生的反思是“五四”之后一代人歷史性的自我告解和自我拯救。

二

新世紀初，中國美院多次約請王元化先生來杭講學。2003年，國美南山路新校園建成，南山路與景云村路口的兩座民國老樓裝修后，辟作出版社的展銷窗口，并請王先生題贈“南山書屋”。這四個字深厚端莊，盈滿書家風范。大家建議王先生辦個書法展。先生欣然答應?；丶視鴮?，卻磨礪了半年的功夫。文人書法，對書文內容十分重視。先生更是格外看重。他從《清園書屋筆札》中多次爬梳，理出四十多闕往昔撰錄，一一書成四尺對開大小的書幅。書體介于行草之間，頗見早年臨寫王體的功力。行氣淋漓，縱橫有象，自顯一份學者灑脫的風神。筆札原是傳統(tǒng)書家的主要文本形態(tài)，中國歷史上的名帖俱是范例。與一般的書家不同，許多書家大筆揮斥，字跡難辨。先生卻極其認真，舍去詩詞，直寫短簡，斷句處落上標點，在蒼潤點劃之間，布蓄一種敬正端莊的氣息。2004年11月，書展在上海美術館二樓舉辦。我在題為《敬正的風神》的序言中寫道：“王元化先生是我們尊敬的一位著名學者，他以一種溫厚的筆法，書錄他的著作語要，書寫敬正風雅的文人氣息，文質而彬彬，可謂形美、義真，而入自在與感心之境。這種重書寫內涵、重書之風神的學者書藝，正應為今日學界所推崇。”今天，我們重讀這批書法，那文本的深厚蘊意，那手札的雅正書味，合成薰香四溢的書屋筆札的內涵。我想，這正是先生以“書屋筆札”命名書展的用心。那天的開幕式，先生執(zhí)杖前來，細細地看過每一張書法之后，默然離去。從他的神情看，他似乎有點失望。畢竟，他在深心里孤持著一份悠遠的文心期待的。

后來，在2005年3月給林毓生先生的信中，我們終于讀到王先生傾吐的心中“郁悶”。這封信他專門談這個展覽。他慨然寫道：“我已經老了，沒有力氣再做什么事，我想通過這次展覽，也許多少可以顯示出一種和只顧向錢看的消費主義和娛樂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圍，但是我失敗了。”王先生愴然地提到留言簿，上面的荒唐留言，讓他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襲上心頭”。“每一念及此事，真是令人悲從中來。我已入耄耋之年，一無所求，但是想到我們的后代，想到我們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倘聽其毀于一旦，實在是于心難堪此劫?！痹谶@里，在這摯友誠切的寄語中，先生像一位文化的傳燈之人，傾吐心中如梗的隱憂。其實，在當時，我何嘗沒有覺察先生的郁郁寡歡的失望呢？在美院和社會上，藝者書家們對先生手札中充溢著的朗朗正氣，涵蓄著的文與書、思與書相合如符契的學者風神，頗懷敬意。但先生還是從一個更大的文化大眾的角度，來感懷一種世風流逝的悲哀。先生在書寫之時，已然將文中的辭義，那文化傳燈的拳拳意涵，化作書體的樸實骨肉，鑄煉了某種人格的脾性。就每一個在一定程度上擁有這種脾性的書者而言，這種獨特的文義和獨特的書寫最能夠代表一個文化人整合融一的意涵。書法懸在那里，這一意涵就懸在那里。先生是多么希望年輕觀眾的認領，多么希望來自文化大眾的和音。在先生漫漫學術生涯的道途上，黑格爾哲學思想的研究，《文心雕龍》的講疏，“五四”精神的清理，當代文化的沉思，一場逐著一場，一思反芻一思。每有時局的摧剝，卻總在學術上遭遇某種居先的創(chuàng)獲。他仿佛一位文化的先知，以他的睿智向著文化思想界一次次地傳播警策的長鳴。而這一次，他深自悲心不已，發(fā)出只若哀鳴的“實在是于心難堪此劫”的浩然長嘆。

那之前之后的一段時間，正是新世紀的初年，王先生往來于滬杭之間，給中國畫系、史論系師生講《文賦》，在更大的范圍講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以及大傳統(tǒng)和小傳統(tǒng)的命題。那時候，王先生的心肺功能已有點不暢，講課間暇，常要打開窗子，吸一點自帶的氧氣。但他的興致依然很高，他通過千禧年的思考，清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思潮，提出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再認識。他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包含了極為豐富的內容，倫理道德的精神和原則滲透到傳統(tǒng)的各個方面。如果從中抽去這些精神和原則，傳統(tǒng)也就所剩無多了。這些傳統(tǒng)倫理道德中的基本精神或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思想有關人的道德主體的和諧理念，或體現(xiàn)了儒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人文內涵，而正是這些傳統(tǒng)精華，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擁有更強烈的憂患意識；使得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構建了獨特的公理的空間、公共的訴求；也使得中國社會主流價值比較注重精神的品質，追求生活的情趣。這些極具文化定力、文化自信的觀念，在世紀之交的全球文化背景下，為中國美院的發(fā)展提供了深刻的指引。

先生還在《文賦》的講習和文化演講中，生動地演示中國文化的大傳統(tǒng)和與小傳統(tǒng)的關系?！吧钊雮鹘y(tǒng)道德的思想結構，你會發(fā)現(xiàn)，它有大傳統(tǒng)和小傳統(tǒng)之分。大傳統(tǒng)就是一代代知識分子傳承下來的經史、諸子思想、上層文化等，小傳統(tǒng)則是戲曲、小說、民間傳說等民間文化形式流傳下來的、鄉(xiāng)俗化了的道德文化觀念。大傳統(tǒng)經由民間的篩選、改編、再創(chuàng)造，變成了小傳統(tǒng)。雖然它有時會將儒釋道混在一起，會將大傳統(tǒng)中一些經典的東西曲解、歧解，但它卻能廣泛而深刻地直接影響國人的大多數?！梢娦鹘y(tǒng)作為傳統(tǒng)中影響民間社會的主導力量，是不容諱言的。我們的思想界、學術界應該對這個問題好好研究一下。這是一項非常復雜而艱巨的工作，同時又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見《道德及其現(xiàn)代價值》）妙極生知，睿哲惟宰。先知的睿哲合于天地之心，向我們傳遞的不僅是文化的自信，更是中國文化自主發(fā)展的洞識。

三

王先生是一個率真的人。他的脾性中，至為形象而難忘的就是較真。上世紀90年代中，先生在上?！磅r跳墻”請我們吃飯，因店家不讓孩子對店中的藝術品拍照而勃然大怒，憤然離席。先生也在布滿深情的《重返清華園》中，寫到回歸清華園故居時與現(xiàn)住家因往昔記憶的頂牛。但正是他的脾性中的率真，鑄就了他一生對張可先生的一往情真，鑄就了他一生對真理的追索，也鑄就了他那明眸圓睜、不怒而威的文士形象。今天，他們這一代學者正漸漸離去，但每當我們在奔走繁忙中念起，總是感受到那先知目光如春陽灑拂而下的熱量，感受到不容須臾懈怠的心靈敬畏。

王先生這代人做學問，有著一種特殊的現(xiàn)象：在苦難中恪守，在動蕩中凝聚，在磨礪中跬積，在憂患中鑄煉堅強。先生在他寫于1994年夏天的《自述》中談到他的兩次患病。那第二次是“文革”前兩年，正值他寫作《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進入高潮的時期，突然眼底出血癥復發(fā)，右眼一片黑暗。疫難揪心，病急振起，他沒有放棄，由八十多歲的老父親為他閱讀資料，筆錄口述。這是一場怎樣的堅守?。〉镍櫰拗臅r候，可曾想到這黑暗中的苦索？想到兩代人的執(zhí)手攜行？這部書釀于上世紀40年代；寫于60年代；出版于70年代末期，最早的書名是《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80年代重印，做了增補；90年代重訂本更名為《文心雕龍講疏》；21世紀初，重新校訂出版，定名《讀文心雕龍》。這貫穿60載歲月的研究成果，包裹著政治運動的嚴酷歲月，糾結著失明盲目的掙扎，也伴隨了成書成名后的諸多紛擾和磨蝕。那是怎樣沉甸甸地蓄著風雨滄桑、學術繼命??！

在這部著作寫作的上世紀60年代之前，先生曾經歷一年半的隔離審查，這之后先生回返正常生活，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黑格爾、莎士比亞。在檢查批斗的強烈沖擊下，劇情與現(xiàn)實深層疊合，莎氏名劇《奧賽羅》演化成一場靈魂的拷問。奧賽羅的絕望與幻滅也一度讓他失去心靈的歸宿。先生在《自述》中動情地寫道：“我的內心發(fā)生了大震蕩。過去長期養(yǎng)成被我信奉為美好神圣的東西，轉瞬之間轟毀，變得空蕩蕩了。我感到恐懼，整個心靈為之震顫不已?！蓖瑫r震顫不已的還有他的肉身，他的神經系統(tǒng)出現(xiàn)異常征兆，嘴角抽悸，說話不清。“我好像被拋棄在茫茫的荒野中，感到惶惶無主，這是我一生所遇見的最可怕的時候?！边@種由現(xiàn)世與閱讀相交織所摧剝出來的精神危機，這種從精神到肉體因無情的受虐與被辱而出現(xiàn)的病態(tài)反應，不是一般的學者生涯所能遭遇并承受的。先生在《自述》中慨然點明：“憂患意識長期以來促成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升華。太史公所謂‘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可以說是對一部中國思想史所作的鉤玄提要的說明?！闭\如所言，所有的這一切磨難，都參與浸潤他的非凡的人格情懷，鑄煉起一顆照耀我們這個時代的昭昭文心。

王先生深深服膺德國古典哲學自康德以來所倡導的批判精神，雖久受批斗，卻在心中始終將批判精神持為學術利器。他認為批判具有反對盲從、反對迷信、提倡獨立思考的意義。批判是“不接受未經考察過的前提的”。在《自述》中，他充滿激情地寫道：“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學者開啟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權威，不管這權威是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

1990年代初期，面對學界對80年代啟蒙思潮的逆動，王先生明確反對將學術與思想截然分開，他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他期待的是一種對社會現(xiàn)實有所感知的思想，對世道人心有所作為的學術。他胸中回蕩的，始終是清華園中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那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心中標榜的，是顧準式的剛正熱誠的思想者。作為批判精神的磨礪的另一面，先生又十分強調訓詁考據的作用，他在《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釋義小引》中誠摯地寫道：“在闡發(fā)劉勰的創(chuàng)作論時，首先需要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揭示它的原有意蘊，弄清它的本來面目，并從前人或同時代人的理論中去追源溯流，進行歷史的比較和考辨，探其淵源，明其脈絡。”史家的史識必須建立在對歷史事實的實證上。先生反對把觀點義理置于訓詁考據之上，贊成清人認為訓詁考據乃“義理所由出”的觀點。

一位學者，如果他的思想活在他人的生命道途之中，化作某類人格的印證，催生志業(yè)的堅守與弘毅，那么，他就是文化燈傳的先知。謹以此言獻給王元化先生誕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