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沒有焦慮的天才
瓦格納將他的聽眾分為兩類人，一類人看完他的歌劇后想去吃晚飯，另一類人則想侵略波蘭。作為有史以來最具煽動性的作曲家，他是一個具有不可抗拒磁力的暴徒，一個身后血跡斑斑的破壞者。我的一位老師因為希特勒而背井離鄉(xiāng)，他對瓦格納的介紹如下：“理查德·瓦格納——愿他的名字和記憶被永遠抹去——是（深深地嘆氣）一位非～常偉大的作曲家。”這能說明一切。
瓦格納
小時候，當繼母帶我去看她最喜歡的歌劇的時候，我不明白為什么讓漂泊的荷蘭人找到一點安寧，一個年輕的女人卻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大都會歌劇院，隨著詹姆斯·萊文把我們拖進了那個被稱為《帕西法爾》的準基督教儀式，我看著我的手表指針滴答劃過了凌晨一點。生命，至少我的生命，對于瓦格納來說，可能會顯得太短。
我曾經(jīng)歷過四輪“指環(huán)”（指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編者注）的考驗，被《紐倫堡的名歌手》所催眠，被《羅恩格林》的冗長所迷惑。而每次都讓我心動的是《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它將一個和弦的解決懸置了近四個小時，堪稱所有典籍中時間最長的金槍不倒術(shù)。
滿懷著對此等密宗功力的敬畏，我也曾朝拜過圣地——直到目睹老瓦格納的后人還在為默克爾和其他德國精英們的利益來舉辦演出時，決定不再造訪拜羅伊特。我在拜羅伊特第一次感受到，身體會被藝術(shù)沾染。今年的新冠疫情，不會在我的靈魂中留下環(huán)形的空洞。
這使我站到了《紐約客》評論家亞歷克斯·羅斯（Alex Ross）的對立陣營，他那本名為《瓦格納-主義》的重磅新書認為，瓦格納是“音樂史上影響最廣泛的人物”——可能比在書的封面上大喊“奇跡”的演員斯蒂芬·弗萊的影響更大，這樣的觀點將其置于理性討論之外。不過，我還是要試著討論一下。
羅斯是一位杰出的音樂分析家——在這本書第66-67頁中，他對特里斯坦和弦的剖析堪稱調(diào)性分析的大師級作品——他認為，從瓦格納的時代到當今，在我們的藝術(shù)和社會的每一個主要運動中，都留下了瓦格納的印記。他從英國的后印象派開始，滲透到波德萊爾和法國的病態(tài)美學(xué)，也包括了沃爾特·惠特曼和美國的夢想家，從馬塞爾·普魯斯特到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從弗里德里?！つ岵傻窖趴恕さ吕镞_的哲學(xué)。在我們周圍的建筑中、在我們觀看的電影中、甚至在我們對藝術(shù)作品應(yīng)該像九部《星球大戰(zhàn)》電影那樣以套裝形式出現(xiàn)的期待中，都能找到瓦格納的痕跡。
羅斯書中認為約翰·凱奇的即興創(chuàng)作和安迪·沃霍爾的“工廠”都是“瓦格納效應(yīng)”的遺跡，這一點也許有人會提出異議，但我們不能輕視那些從拜羅伊特獲得靈感的創(chuàng)作者的數(shù)量（在兩方面意義上），藝術(shù)方面是積極的，政治方面是負面的。關(guān)于希特勒對瓦格納的癡迷，已經(jīng)沒什么可多說的了，但我從來不知道列寧從瓦格納歌劇中感受的震撼如此強烈，使他不得不在第一幕之后離開劇院。斯大林用自己的地獄取代了瓦爾哈拉，直到納粹和蘇聯(lián)簽訂協(xié)議后，他才讓瓦格納重新爬進愛森斯坦電影的配樂中。
瓦格納對政治家有什么影響？當我之前在拜羅伊特看到高文浩和歐思邦這兩位英國內(nèi)閣大臣時，不禁對我們這個國家的未來感到一陣恐懼——看看后來發(fā)生了什么。瓦格納將渴求權(quán)力的人最糟糕的一面展現(xiàn)出來。德文中“自大狂”這個詞是“Grossenwahn”，可以拆字解釋為“大妄想”。這就是瓦格納所做的，對正常事物不計后果的重新排序。他將自己的房子命名為Wahnfried，意思是瘋狂之后的和平。他是個威脅者。
羅斯的書里有一章是關(guān)于瓦格納的同性戀一面，很有意思。同性戀且半瘋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作為他的贊助人，在各個方面都可以說是荒唐的，而瓦格納只是鼓勵他更加癡狂，他們之間的通信可以說一直試圖成為男女之間的那些事。羅斯寫道：“瓦格納一生都在追求一種雌雄同體的理想，在精神上合并兩性?！彪m然對他的妻子們來說，他是一個占主導(dǎo)地位的男性，但他在《帕西法爾》中追求無性，“將雄性化提升到了宗教的層面”，其中“救世主通過克服性別的雙重性來救贖世界”。
奧斯卡·王爾德、奧布里·比亞茲萊和托馬斯·曼都對他的性曖昧表現(xiàn)出強烈的興趣，托馬斯·曼的小說《威尼斯之死》既是對瓦格納主題的呼喚，也是對其的認可，正如柏林評論家阿爾弗雷德·科爾尖銳地指出的那樣，“使雞奸被文化上的中產(chǎn)階級所接受”。
在我的印象中，無論是性取向還是宗教信仰上的少數(shù)派，都會因為其關(guān)于容忍和越軌的看法而被瓦格納所吸引。他的歌劇觸犯了《圣經(jīng)》中的通奸和亂倫禁忌。他要摧毀這個傷害那些與常人不同的人的世界。他為那些沒有話語權(quán)的人說話，將他們的投槍當面擲向成為崇拜對象的體制，讓大歌劇院的精英們謙卑地臣服于他的藝術(shù)。雖然亞歷克斯·羅斯列舉了他在創(chuàng)作中面對各個階層的征服實例，但我不確定他是否完全掌握了他對我們顛覆性潛意識的吸引力。他并不是唯一一個對此躊躇不決的人。了解瓦格納歌劇的弗洛伊德，在他的分析中卻奇怪地緘口不言。
冒著破壞自己論述的風險，羅斯引用了尼采的話，主張關(guān)于瓦格納的任何陳述都不應(yīng)該省略“也許”這個詞。我在翻過了六百多頁后，才看出他的缺陷。羅斯說，瓦格納是——也許是——音樂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不是。去掉巴赫，就沒有歷史了。去掉貝多芬，一切都會停滯不前。去掉威爾第，就沒有意大利歌劇。沒有斯特拉文斯基，就沒有20世紀。然而，去掉瓦格納，其它的音樂仍然會不顧一切地繼續(xù)發(fā)展下去。瓦格納是一次性的，一個自我，一個不安分的挑釁者。對瓦格納主義者來說，他是所有藝術(shù)的融合體。對于像我這樣的瓦格納懷疑論者來說，他是一次基因突變，是一個沒有焦慮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