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讀丁玲
波伏娃
波伏娃與丁玲，雖同為女作家，可一般想來，她們是難有交集的。原因不外是國家有別，相距太遠；從聲望角度考量，波伏娃無論如何也是世界的。在尋常情況下，說波伏娃閱讀并評說丁玲作品，可能性不大（有研究者在文章中，就感嘆丁玲沒有獲得與法國女性作家波伏娃的交集機會）?？墒掠幸馔?，偏偏波伏娃就讀到并在著述中談及丁玲作品，她們之間，還有彼此到家做客的交往。對于中國讀者，這也算個鮮有耳聞的“新鮮”事了。
外國友人訪華背景
20世紀50年代，建立未久的新中國，除去自身發(fā)展，還急切希望獲得其他國家的理解支持。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上，時任政府總理的周恩來就盛邀世界各國人士“來看看中國”。不久，東道主北京便接待了來自不同國家共1700余人的多個訪華代表團。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新落成的宴會廳招待外國代表團，加上外交使團的其他人員，竟有2200人之多。這番活動，取得了擴大影響、形成人民間友誼的良好效果。
法國著名思想家、作家薩特及其終身女友，也是思想家、作家的波伏娃，參與了這次訪華。在不長的時間里，他們訪問了中國多個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沈陽、杭州、廣州……對新中國有了全方位的了解，這也使他們產生出許多不同的感受。
訪問期間，薩特和波伏娃曾遇到“不為人知”的尷尬。雖然在當時的歐美國度，尤其思想文化界，薩特和波伏娃早已名滿天下，但思想及實際距離太過遙遠的中國了解卻極為有限?！俺孜环▏膶W專家外”，連他們兩位的名字，中國作家、學者等，都“十分陌生”（波伏娃語）。當時報刊上介紹薩特，說他剛寫了《涅克拉索夫的生平》一書，與他們交談的國人便“禮貌地表達他們對這一書的興趣，然后，我們就得談烹調學……”這種印象存留許久。以致波伏娃后來在記述時還特別強調說：“這種互相的無知甚至比各種政治限制更阻礙我們的交談?！?/p>
但是，中方還是盡自己最大努力，希望這些文化人有彼此可以交談的人物。譬如，除去安排了一位姓“蔡”的年輕人為薩特、波伏娃做全程翻譯，還特別請了曾留學法國的女作家陳學昭加以陪同。在北京期間，還分別拜訪了老舍、丁玲等作家。
訪問丁玲
訪問老舍不去說，安排拜訪丁玲，應該說還是有一定考量的。推想起來，丁玲前數年獲得過斯大林文藝獎，想來國際上應該有些名望，她來接待國際上的作家，也算合適；在當年，丁玲是有相當影響的作家，她還是位女性，與波伏娃這位女作家，應該有些可以交談內容的。
可是，當時的丁玲，實在難有方便接待客人的心情。據資料記載，當年8月3日至9月30日，中國作家協會一連召開了十六次黨組擴大會議，商討丁玲的一些所謂問題。陪著薩特、波伏娃一塊去拜訪丁玲的是陳學昭。此外，一位老“延安”，此時是丁玲所在中央文學研究所成員的逯斐也在丁玲家，并一道“同時會見”。
據波伏娃后來的記述：“當我在丁玲家吃午飯時，我注意到她的書桌上有些畫筆，便問她是否畫畫。她笑了笑，沒有回答?！辈ǚ奘前堰@當作中國人處事“拘謹”，難于交心的一個例子。這當然與她不了解當時氣氛有關。也許，波伏娃所謂“畫筆”，就是當時許多文人還是用著的毛筆，丁玲大約難于解釋，故此“沒有回答”波伏娃的提問。
在另外一處資料中，還留下了這樣一筆：在接待薩特、波伏娃時，“丁玲好客，在家中設宴款待，特意從萃華樓飯莊叫了一道魚翅宴”。中國人對外國客人真摯程度，波伏娃后來在作品中多有記述。
雖然見面時間短暫，可還是留下了一定印象。后來因為要寫一部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著述，波伏娃閱讀了丁玲的部分作品，還將這些作品的相關內容，引入自己著述，作為解讀中國社會的證據。
透過文學作品看
彼時中國社會
回國后不過一年多時間，波伏娃出版了一部研讀中國，厚達五百多頁的“中國紀行”——《長征》（作家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胡小躍譯，以下引文除特別注明外，采自此譯本）。著述1957年在法國出版，其引證了大量資料、數據，還有作者親身行走獲得的直觀感受印象，這些對當時西方世界還頗為陌生的新中國的介紹，“轟動一時”。這其中，就有對丁玲作品的引述。
由于波伏娃的作品是對于整個中國文化、歷史、工業(yè)、農民、家庭諸多問題的研討，在文章選擇上，她較少從文學藝術方面把握（從波伏娃的敘述看，她對中國藝術、文學等品類，評價非常有限），更多是從資料角度著眼。故此，丁玲早期藝術水準較高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夢珂》等并沒有入她的“法眼”，倒是后來記錄“土改”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被較多引述，試圖通過其中反映的“土改”情形，表現中國農民的生存及思想心理狀態(tài)。因此，引述、評價丁玲這部小說的部分，進入了其著作的“農民”研究一章。
波伏娃從秦始皇之前的中國土地和農業(yè)情況談起，對中國傳統(tǒng)的土地擁有者及普通農民的生存進行了簡括地掃視。不多篇幅后，便論及到此前不久開展的農村“土改”。波伏娃的“土改”視野，并不狹窄。大約獲得和閱讀了大量有關背景資料，她甚至引述了列寧的看法：在大地主具有封建色彩而非資本主義色彩的東方國家，農民反對社會某一落后階級的斗爭應該被看做是進步的?！八袑帲┳钪匾?、最新穎的觀點之一，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和貧苦的農民結成聯盟?！笨伞懊珴蓶|明白”，在中國，還應該走得更遠?！八┓磳﹃惇毿?，從一九二七年起就強調農民階級應該成為中國的主力軍。在中國，農業(yè)改革既是共產黨的首要目標，也是他們用來奪取勝利的工具?！币曇皩拸V，結論便深刻。
波伏娃在引錄了“土改”的有關條例和政策后，對于它們落實過程發(fā)生的情形，給予了認真關注?！案母镒钣腥さ氖虑橹皇穷I導者利用這一措施來喚醒農民的階級意識。干部已經得到指示，不要消滅壓在他們頭上的地主，而是要讓農民自己來擺脫這種統(tǒng)治……但必須指出的是，農民們仍然害怕，他們已經習慣被動地服從，對地主又恨又怕?！?/p>
分析《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波伏娃是思想家，同時是作家，她更愿意用生活的原生狀態(tài)，來表現中國農民當時的特別情形。在這里，她試著從丁玲作品的描摹中，給讀者留下具體、鮮活的印象。
丁玲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表現了這一矛盾：“裕民（作者按，作品中人物，姓張，領導農民土改的基層干部）明白，老百姓希望得到土地，卻不敢出頭。他們的顧忌很多，要是不把舊勢力打倒，誰也不會積極的……今年春天，他們便選了一個比較軟的來斗爭。侯殿魁（按，書中人物）是個老頭子了，躺在炕上。干部們想，大家該不怕他了，可是結果還是只有幾個積極分子跳腳，出拳頭。農會的干部們在群眾里叫著：‘你們吼呀！一句話！’老百姓也出拳頭了，也跟著吼了，卻都悄悄地拿眼睛看蹲在后面的錢文貴。侯殿魁賠了一百石糧食，只折成四十畝地，分給了二十幾家人。有的人喜歡，有的人地是拿了，心里懷了個鬼胎，連侯家的大門外都不敢走。像侯忠全那老家伙，還悄悄把地又退回去了……”
這是當時“土改”中農民心理和行為的確切描摹。對此，波伏娃繼續(xù)引述：“斗爭會是開了，區(qū)上還說不錯；可是這臺戲跳進跳出，就這幾個人，張裕民心里是清楚的……春天上級就來過一次‘糾偏’，好些老百姓要殺的人，一送到縣上，關兩個月又送回來了，說要講寬大政策。去年就鬧過火啦！老百姓總還有變天思想，不斗則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不然將來又來個報復，那時可受不了。”這一節(jié)反映當時基層干部心態(tài)，符合人們遇見這種事時的復雜心理。通過波伏娃這點引述，“土改”初期農民一方的內在心理得以表現，這也是波伏娃希望人們了解的。
接下來，波伏娃再從丁玲作品引錄了農民來到一家主人已經逃跑，剩下女人出來支應的場面：幾個人進院子后，李家女人出來，頭發(fā)散亂，眼眶哭紅。來的農民中，“這時不知是誰叫了一聲：‘大嫂！’”農村長期形成的生活環(huán)境和彼此交往的狀態(tài)，幾乎下意識地顯現。那個女人拿出一個應該是裝有地契之類“紅漆匣子”，俯下身子，送上匣子，“她朝著眾人，連連地叩著頭。又舉著那匣子，眼淚流滿了一臉……”“那群雄赳赳走來的佃戶，這時誰也不說話，望著那個趴在地下的女人，仍舊還當她是金枝玉葉，從來也沒有受過折騰的。想到她平日里的一些小恩小惠，反而有些同情她現在的可憐。沒有人去接那匣子，他們忘記了他們來這里的目的?！?/p>
波伏娃自己用這么幾句話銜接文字：“大地主姓李，他從村里逃走了，農民們便說他老婆是地主，但又敬又怕的心理使他們不知所措，于是兩手空空離開了李的家里?！彼降资俏膶W家，所以更注重的不是這場大變革的目的和最終成果，而是人們在變革時的心理活動和實際作為。這應該是著眼點，所以特別選擇了丁玲這樣幾節(jié)文字：
“這時只有一個錢文貴（按，一個兒子是解放軍戰(zhàn)士的地主），他站在臺口，牙齒咬著嘴唇，橫著眼睛，他要壓服這些粗人?！?/p>
“農民在這種力量底下一貫是低頭的。他們驟然面臨著這個勢力忽然反剪著手站立在他們前面的時候。他們反倒呆了起來，一時不知怎么樣才好。”
“……這時忽然從人叢中跳上去一個漢子……他沖到錢文貴面前罵道：‘你這個害人賊！你把咱村子糟踐得不成。你謀財害命不見血，今天是咱們同你算總賬的日子，算個你死我活，你聽見沒有，你怎么著啦！你還想嚇唬人！不行！這臺上沒有你站的份！你跪下！給全村父老跪下！’他用力把錢文貴一推，底下有人響應著他：‘跪下！跪下！’左右兩個民兵一按，錢文貴矮下去了，他規(guī)規(guī)矩矩地跪著。于是人群的氣焰高起來了，群眾猛然得勢，于是又騷動起來，有一個小孩聲音也嚷：‘戴高帽子！戴高帽子！’郭富貴跳到前面來，問：‘誰給他戴？誰給他戴，上來！’臺下更是嚷嚷了起來……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跳上來，拿帽子往他頭上一放，并吐出一口痰去，恨恨地罵道：‘錢文貴，你也有今天！’他跳下去了，有些人跟著他的罵聲笑了起來。”
“這時錢文貴的頭完全低下去了……高的紙帽子把他丑角化了，他卑微地彎著腰，曲著腿，他已經不再有權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虜，老百姓的囚犯。”
這一節(jié)文字相當紀實地把當時場面復原出來。我們今天人讀來還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可以引發(fā)我們站在時代角度進行思考。這節(jié)文字后，波伏娃用自己的文字接續(xù)：“在這之后，農民們的憤怒爆發(fā)了，錢文貴遭到了辱罵和拳打腳踢，幸虧民兵干預，否則他連命也保不住。人們沒收了他的土地，但允許他待在兒子家里，他兒子是紅軍戰(zhàn)士。”
對此，波伏娃加以概括：“類似的插曲幾乎在中國所有的鄉(xiāng)村里都發(fā)生過。按照反共人士的說法，批斗會是干部發(fā)動的，而不是農民們自愿的。丁玲在這部小說中指出，過去的陰影太沉重了，農民們不敢這樣做，但這種愿望是存在的，因失望而變得暴力。干部們只需給農民撐腰，讓他們擺脫恐懼，讓他們看清事實?！?/p>
通過小說來研讀現實及歷史，實在是波伏娃看到了我們一批作品解讀政策或運動的特性。文中提到“反共人士”，可以看出，波伏娃有為新中國辯白的意味。
再見丁玲
波伏娃的著述，因為是對整個中國情況的研讀介紹，對丁玲作品的涉及，當然不可能過多。以上節(jié)要，幾乎就是全部內容了。但是，除文字外，她們的交往并沒有完結。
1983年4月，應法國政府之邀，中國作家丁玲前往訪問。當年訪問中國時曾經會面過的波伏娃，還專門請丁玲去她家敘舊。她們彼此之間當時談過些什么，現已不得而知，可波伏娃還特別問及另一位陪同過她和薩特的作家陳學昭。
丁玲回國后，來到杭州。盡管當年有“揭露”“一本書主義”的嫌隙，歷經磨難的丁玲似已不放在心上。她仍專程看望了陳學昭。兩人見面，相互擁抱，“彼此都很激動”。
丁玲告知了波伏娃詢問的消息，并希望陳能夠與波伏娃通信。丁玲丈夫陳明寫下了中國駐法使館文化處負責人地址，說寄給他便可以轉給波伏娃。想來波伏娃在西方文化界影響甚大，大使館也希望她能夠與國人有所聯系。
丁玲與波伏娃，是中西兩位頗有影響的女性作家。因為特定時間環(huán)境，她們彼此有所交往。波伏娃為向世界介紹新中國，還研讀了丁玲的小說及理論。她的小說評述，雖擱置在“農民”章節(jié)，可總體還是恰切、準確的，符合該作品的紀實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