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我”代言
彝族是多重崇拜的民族，歸納起來有祖靈崇拜、自然崇拜、家神崇拜三大類。基于彝族根深蒂固的認識和觀念，構成了彝族先民博大精深的核心文化——畢摩文化。在四川大涼山腹地，關于彝族畢摩的作畢儀式及其神話傳說，在民間至今廣為流傳。
那么，什么是畢摩呢？畢摩是彝語音譯，“畢”為“念經(jīng)”之意，“摩”意為“有知識的長者”。“畢摩”就是指專門替人禮贊、祈禱、祭祀的人。畢摩在彝族先民生活中的作用與意義，相當于羅馬天主教中的祭司，相當于通行于歐亞大陸與北美大陸北方各民族的薩滿，相當于青藏高原藏傳佛教里的活佛等。彝族民眾從古至今都認為畢摩是“智者”，是知識很豐富的人。他們掌握和通曉彝文典籍，通過念誦經(jīng)文等形式和神鬼溝通，充當人類與鬼神之間、祖先之間的矛盾調(diào)和者，并通過象征性極強的祭祀、巫術等行為方式處理人與鬼怪神靈的關系，以求得人丁安康、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彝族文化的核心是畢摩文化，而我，既是彝族，又是畢摩后代。于此，我以《歸山圖》的創(chuàng)作為例，為“我”代言，且在文學實踐上為自己“辯護”。
《歸山圖》這部寫畢摩文化的小說，我醞釀了十多年。我知道這部小說于我，其意義十分特殊。我出生在彝族畢摩世家，從小對畢摩文化耳濡目染，本應駕車就熟，但恰恰因為這樣我不敢輕易下筆。
小說要有文化意義，但更要有文學意義。小說不能只是文化痕跡的表述，更是文學價值的探尋和超越。我擔憂這樣一部作品不能呈現(xiàn)文化意義之上的文學意義。畢摩是彝族先民的神職人員，這一點不假，但他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有自己的愛恨情仇，有自己的遠大理想與坎坷命運。說實話，當我準備寫《歸山圖》時，更多是害怕自己寫不好，寫不出彝族人民心目中畢摩那高尚純潔的靈魂與愛憎分明的性格，在藝術實踐上也害怕不能突破現(xiàn)有的小說模式。為此，即使很早以前就有了這個想法，但并沒有付諸行動。
去年5月，我到貴州省畢節(jié)地區(qū)采訪，那里有一所彝族畢摩學校，校長叫祿紹康，催促我趕緊寫這部以彝族畢摩為主要人物、畢摩文化為主要載體的小說。他說你再不寫，這樣一部小說可能就再也無法出現(xiàn)了。從貴州回來后，我再一次反思自己。在藝術形式、思想主題上構思成熟后，我在電腦上敲下了《歸山圖》的第一段文字：
那里雜草結稻穗，蒿枝結花椒；那里上方有山好牧羊，山下有寨好居住，寨下有壩好耕作，壩中有地好賽馬，壩下沼澤好牧豬；那里坡上放牧帶麂來，林邊砍柴帶松來，寨下背水帶魚來；那里不知有人來教授，不懂有人來指點。
這樣一個美麗而溫暖的地方，其實是彝族先民的祖居地，本該只有感恩與祥和，但也有無奈與斗爭。我讓《歸山圖》里四處云游的司楚畢摩來到茲茲蒲烏（祖居地），找到自己的父親與母親，同時幫助那里的村民降妖除魔。
當然，他在小說里一路走來，只有降妖除魔肯定是不行的。
他需要成長，需要不斷地學習。他需要夢想與愛，在可以愛的年齡雖然錯過了美好的愛情，但沒有失掉一顆愛的心。當他獲得了念經(jīng)作法的高超本領后，更注重的不是打敗誰，而是救贖世人不安的靈魂。為了讓這部小說的結構更適合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也為了突破這些年小說千篇一律的寫作“套路”，我把《歸山圖》分成上圖和下圖，基于大量彝族傳說與史實，描繪兩幅不一樣的彝族先民生活的圖景。
上圖《天地回》圍繞一處叫發(fā)現(xiàn)一處山寨，以西南彝族地區(qū)原始古樸的部落時代為歷史背景，講述了一位叫司楚的畢摩為了普度眾生，云游四海，為受苦受難的世人做了許多好事。下圖《古莽錄》以一個叫可樂的青年由于心里有冤屈，死不瞑目，變成魂魄誤入古莽山的過去，在古莽山的歷史里以“不存在的人”的身份客串各種角色，交換了許多存在的歷史人物的身份，見證了古莽山發(fā)生的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后來，司楚畢摩來了，念誦了八個季節(jié)的經(jīng)文，讓他放下了心中的恨，原諒了仇人，回歸了祖先。
《歸山圖》完成后，按理應該修改兩三遍，但被我擱置下來。那時正是春節(jié)期間，萬物正從冬天走向春天，而我卻陷入了從未有過的沉思。我是不是應該放棄對這樣一部作品的修改？我是不是用傳統(tǒng)保守的手法去寫一部四川彝族地區(qū)的當代主題的小說？我一次次詰問自己，一次次回答不了自己。
《歸山圖》沒有去寫已經(jīng)引起大家關注的熱點內(nèi)容，而是去寫彝族畢摩文化，把彝族百年前原始古樸的生活，從精神層面上進行呈現(xiàn)，且力求達到一種文化上的自信，在文學實踐上求得一定突破。我知道這樣一部寫彝族人民精神世界的有藝術探索行為的作品，能出版面世是相當困難的。
我是幸運的，因為這個偉大而包容的時代，加上黨和國家尊重與保護各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與信仰，《歸山圖》入選了中國作協(xié)2020年“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之星”叢書。
入選叢書后，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聯(lián)部民族處專門組織了專家對作品進行一對一的指導并寫序，我的專家指導是黃國輝老師，他在深讀文本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文本在他的細心指導下修改了三遍，讓作品更加成熟。當然，作品在力求達到經(jīng)典水準的同時，不足之處肯定還有。關于這一方面，我會在以后的寫作中一點點完善自己。
，《歸山圖》為彝族畢摩文化代言。能夠這樣“代言”，主要因為感恩這個美好的時代。眾所周知，涼山彝區(qū)是習近平總書記十分牽掛的地方，自脫貧攻堅工作開展以來，涼山彝區(qū)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鄉(xiāng)親們時刻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深切關懷，堅定脫貧奔小康的信心決心，感恩奮進、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用勤勞的雙手拔掉窮根，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為“我”代言，文學為文化“代言”。雖然彝族文化在《歸山圖》里得到了很好的呈現(xiàn)，但《歸山圖》文學意義上的價值肯定是在文化意義之上的。它以小說的形式肯定本民族文化信仰的同時，讓文學意義超越了文化意義，超越了這個民族內(nèi)在的精神需求，讓作品在書寫一個民族精神世界的過程中尋求人類共有的情感，且在藝術結構上有自己的探索。所以，《歸山圖》的寫作意義歸根結底是文學的。
我為“我”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