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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遠方已不遠
來源:中國民族報 | 朱輝  2020年11月30日15:24

常有人回憶小時候,村里某個文化人格外受人尊敬,因為全村人寫信都得找他代筆。我生在上海,小時候鄰居中除了上了年紀的,沒有文盲。不過也有類似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因為每當有人要拍電報,就得求他幫忙。

那是上世紀70年代,整條里弄沒有一部電話機,遇到誰家老人病了,或者家里發(fā)生了什么大事,只能給遠方的親人拍電報。電報是按字計費的,大家自然惜字如金。我家對門翁老伯會文言文,而且為人不迂腐,于是成了鄰居們拍電報的首選代筆人。

“我這么寫,你兒子估計能看懂嗎?”每每文稿擬定,翁老伯總會詢問求助者的意見,然后做一些適應(yīng)收電報人文化水平的修改,一般全文不超過10個字。文稿定下來之后,去上海郵政總局大樓拍電報。

到了90年代中期,說起拍電報那些事兒,許多人感覺是很久遠的事了。那時不少人已經(jīng)有了BP機,但家里有固定電話的還不多,用公用電話打長途依然比較貴。我那時在單位駐宜昌辦事處工作,辦事處的電話用一個鐵盒子裝著,上了鎖,鑰匙只有經(jīng)理和我有。

經(jīng)理常年在武漢,一個月只來宜昌幾天,所以我手里的鑰匙成了“燙手的山芋”。往來單位的一些業(yè)務(wù)員常常來蹭打長途電話,我得根據(jù)他們對于我們單位的“貢獻”,評估該不該讓他們打;同一幢樓里的個體戶,有時也會來套近乎,蹭打長途;另外內(nèi)部員工,有時超出規(guī)定次數(shù),給家里打電話……鐵面無私,最后會把人都得罪光;心太軟,到了月底,電話費數(shù)字驚人,經(jīng)理要求打出話費明細單,我少不得挨批。自從手里有了電話盒子的鑰匙,我便體驗到了管事難。

那時我一度有個疑問:為什么我們用的電話叫作直撥電話?難道還有不能直撥的電話?有一次去山里某小鎮(zhèn)收賬,頓時大開眼界。該鎮(zhèn)只有郵電所有一部電話機,電話機上沒有號碼盤,也沒有按鍵,你得告訴營業(yè)員要打哪個地方的哪個號碼,營業(yè)員將電話機上的搖把搖上幾圈,然后對著話筒說“你給我接……”對于我這個年紀的人,這種電話只在老電影里見過。

到了90年代后期,有些生意人已經(jīng)有了“大哥大”(手機)。記得那年我們樓里一個精明的商人,花了近萬元買了一部,讓他的兩個兒子輪班拿著,坐在三斗坪三峽工地的路邊充當公用電話。由于那時工地區(qū)域極少有公用電話,他那部“大哥大”頗賺了一些錢。

時至今日,幾乎人人都有了智能手機。名為手機,其實主要功能已經(jīng)不是打電話。無論親朋好友在世界哪個角落,拿著手機隨時可以互相視頻聊天,真正是“天涯若比鄰”啊!想想當年拍電報、搖把子電話……一切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