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謠》：拓展兒童文學敘事的邊界
水仙阿嬤獨自撫養(yǎng)無父無母的兜兜仔火龍考上大學，是一則非常溫暖的社會新聞。兜兜仔火龍作為下帥鄉(xiāng)壯族村寨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他的成長故事格外勵志。選擇這樣一則新聞故事作為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題，對于寫作者而言，是件迎難而上費心費力的事情。都說新聞結(jié)束的地方是文學開始的地方。如何開始？如何賦予這個社會新聞以小說的張力和文學的品質(zhì)？這不禁讓我想起了作家胡永紅那部讓我驚艷的《我的影子在奔跑》。在那次寫作實踐中，胡永紅打破了時間、空間和心靈之間的壁壘，刻寫出一個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孩子的心理空間和精神世界，描繪出一個自閉癥孩子成長的精神成圖。在這部《上學謠》里，我又看到了勇于打破邊界的胡永紅，她再次挑戰(zhàn)寫作難度，由果溯因，豐滿了兜兜仔茁壯成長的內(nèi)在邏輯和外在因素；以管窺豹，以兜兜仔這個獨特個體的成長揭示兒童健康成長的必然之路。這種寫作實踐，再一次拓展了兒童文學的敘事邊界。
對這部小說的結(jié)構(gòu)，胡永紅是頗費了些心思的。當她第四次到下帥鄉(xiāng)采訪后，“面對這么多的素材，一時間有點不知所措”。的確，距離胡永紅動筆寫作，水仙阿嬤哺育孫子火龍上大學的事跡已經(jīng)過去了許多年，那么多細碎的過往，在時空的亂流里起伏，如何捕捉有形無形的點滴，讓它們以文學的方式排列成文，考驗著作家的文學敘事能力。
于是，胡永紅選擇了以退為進，還生活予生活，讓故事成為講述者。翻開目錄，《我是故事》《我是黑狗》《我是雷公》……一直到最后《我是嘹歌》《我是壯錦》，里面有著元小說的影子，但又不是元小說；有著萬物有靈的童話思維，但又不是童話。將敘述的主動權(quán)交給了兜兜仔生活里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這種講述不同于作者或者人物的講述，也不是簡單的擬人化敘述，而是讓每一種“素材”都帶上了自身的物性特點。
比如《我是斗笠》里，斗笠講述了兜兜仔想要和別的孩子一樣擁有一把雨傘，而不是壯鄉(xiāng)人祖祖輩輩用的竹篾編成的、刷著桐油的斗笠，為了不戴斗笠，兜兜仔試圖用鐵锏扎破斗笠。在阿嬤受傷、自己闖禍之后，終于接受了斗笠。在講述這段故事時，關于斗笠的編織、斗笠與壯鄉(xiāng)人生活的密切關系也得以一一呈現(xiàn)。斗笠里既有世代流傳下來的壯鄉(xiāng)傳統(tǒng)和情感，也暗含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小小碰撞。當然，從兜兜仔對一把雨傘的渴望，也能看出水仙阿嬤生活的窘迫和拮據(jù)。而水仙阿嬤修復斗笠、愛惜斗笠卻也想辦法給兜兜仔買雨傘，一則見出水仙阿嬤對兜兜仔的疼愛，二則表達了水仙阿嬤們對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留戀和珍惜。這種復雜情感在斗笠稚拙的講述中呈現(xiàn)出來，就有了文學表意的張力。
再比如《我是童謠》《我是銅鼓》《我是葫蘆》《我是南竹》，講述的是兜兜仔為了改善家里的伙食，和幾個小伙伴相約晚上去抓黃鱔的故事。孩子們居然用傳統(tǒng)儀式上才用的銅鼓嚇黃鱔，而且用到了在壯鄉(xiāng)童謠和詩劇里傳唱的壯族造物主布洛陀（盤古）——葫蘆，以及和葫蘆相關、記載了壯鄉(xiāng)的英雄傳說的南竹。于是，一個小伙伴們捉黃鱔幫助兜兜仔和水仙阿嬤改善生活的小故事，在銅鼓、葫蘆、南竹的講述中，充盈著壯鄉(xiāng)人樸素的精神操守和道德倫理，也給兜兜仔的生命成長打上了獨屬于壯鄉(xiāng)的氣質(zhì)烙印。
長篇小說是空間和時間的藝術(shù)，還是結(jié)構(gòu)的藝術(shù)。胡永紅在這部作品里，讓文本敘事的意蘊達到了最大化的效果，呈現(xiàn)了一個無父無母的兜兜仔健朗成長、成為下帥鄉(xiāng)第一個大學生的必然性。
先看作品對環(huán)境和氛圍的把握。自然環(huán)境的描繪通過每一章敘述主體的自我畫像非常細致地呈現(xiàn)了出來。無論是荷花、響石、小溪、火草、香禾，還是銅鼓、標話、嘹歌、壯錦，由于擁有了“講述”能力，對自己的特性尤其是意喻美好的特征都能竭盡所能的表達。在呈現(xiàn)特性的同時，還讓讀者感受到一些可愛和俏皮，仿佛好不容易拿到話筒的孩子在盡情展示自我。
再看對人心人情的表達。兜兜仔出生后母親跟人走了，剛上小學父親又死于礦難，兜兜仔和水仙阿嬤的日子無疑雪上加霜。然而水仙阿嬤始終不愿領撫恤金，她堅持只要不領撫恤金，兜兜仔的爸爸就沒有死，就只是失蹤，就還有希望。水仙阿嬤以一種大家都無法理解的偏執(zhí)，一次次要求鄉(xiāng)鎮(zhèn)領導幫她找人。到后來，鄉(xiāng)鎮(zhèn)一級組織只能謊稱撫恤金是兜兜仔爸爸寄來的，每月定期交給水仙阿嬤補貼家用。當撫恤金支付完后，族里自發(fā)籌集資金繼續(xù)定期交給水仙阿嬤，而水仙阿嬤之所以堅持兜兜仔父親還在世，也是為了給兜兜仔一個成長的信心和希望。水仙阿嬤以及所有下帥鄉(xiāng)的鄉(xiāng)鄰族親們，以最樸素的善意，給失去父母的兜兜仔搭建起了一個溫暖而美好的天地，讓他得以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健康快樂地成長。水仙阿嬤這個人物，以她的偏執(zhí)，她的堅忍，她的要強，她的善良，她的博大，她最樸素的倫理觀念，她來自生活的誠實和智慧，一點一滴地影響著兜兜仔，塑造了兜兜仔最倔強的堅持，最樸素的美好，最淳樸的善惡是非觀。
除了主要人物之外，下帥鄉(xiāng)在苦難中閃爍著光芒的日子，通過黑狗、雷公、水牛、斗笠等等逐一展現(xiàn)，讓非人的自然講述人的活動、人的所思所想，呈現(xiàn)人的痛苦、掙扎、奮斗，一方面使得所有講述的內(nèi)容更自然可信，另一方面也營造出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氛圍。人與自然之間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支撐，使這部作品的寫作意圖在善與美的和諧氛圍中得到了最好的表達。這樣，也就能理解，上高中后的兜兜仔為什么那么執(zhí)著地要把標話、嘹歌和壯錦帶到更多人的面前——因為他在那樣一片善良美好的土地上成長，他深愛自己家鄉(xiāng)，他愿意讓更多人知道自己家鄉(xiāng)的美好，這也是支撐著兜兜仔走出壯鄉(xiāng)，成為下帥鄉(xiāng)壯族村寨第一個大學生的深層動因。
可以說，正是下帥鄉(xiāng)的草木山水和無數(shù)個平常日子，正是來自族親的愛和溫暖縫合了兜兜仔生活的裂隙，使得兜兜仔的人生可以如璞玉般明亮、潤澤、完整。再加上作者胡永紅對生活細節(jié)和情感細膩而準確的捕捉和表現(xiàn)，使得這種溫潤美好彌漫在整部作品中，如此，苦也就不再是苦，而是甜的前奏，這是《上學謠》這部作品最為感動人的地方。由此，也引出了另一個話題，即兒童文學如何面對苦難、如何書寫苦難。
兜兜仔苦不苦？以世俗標準而言，他的確是個苦命的不幸孩子；水仙阿嬤也是個不幸的媽媽。祖孫二人相依為命，無論怎么看，都是困苦不幸的。水仙阿嬤不接受兒子死于礦難的現(xiàn)實，堅持掏出五塊錢給死于礦難的鄉(xiāng)鄰湊份子；兜兜仔想給阿嬤買件新壯裳，只能逃課捉蝦換錢……小說中有太多這樣的讓人落淚的細節(jié)。作品沒有回避他們面臨的困難，尤其是在巨大的不幸砸下來時的直接反應，但作品的價值不只在于真實地寫出了他們遭遇的苦難，更在于寫出了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直面命運的坎坷，在幾乎無路的混沌里抗爭出一條向光的未來之路，是《上學謠》最具有現(xiàn)實主義價值和意義的書寫。
胡永紅的每一次寫作，無論在主題拓展，意義開掘，還是敘事結(jié)構(gòu)上的探索，一直是讓人眼睛一亮的那一個。
（作者：劉颋，系文學評論家、《文藝報》副總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