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夏鼐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在埃及考古學、中國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中國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學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是為新中國考古事業(yè)作出卓越貢獻的學術專家。今年是他誕辰110周年，由葉新教授核校并加注釋的夏鼐《燕園清華園日記》近日出版。本版特刊發(fā)葉新教授紀念文章，以表懷念。

夏鼐畢業(yè)照

清華的那屆畢業(yè)生 當以季羨林、吳晗、夏鼐和李嘉言為翹楚

夏鼐1931年夏天從燕京大學社會系轉(zhuǎn)學清華大學，起初在社會學系和生物系、理科和文科之間做選擇，最終去了歷史學系第六級，1934年夏天畢業(yè)。該系本級的特別之處在于：一是僅有6名畢業(yè)生，四男二女，是上屆和下屆人數(shù)的一半。在清華大學文學院1934年的37名本科畢業(yè)生中，季羨林所在的外國語文學系人數(shù)最多，為21人，占了一半還強。李嘉言所在的中國文學系也有9人，哲學系以3人墊底。而從后來的成就來看，當以季羨林、吳晗、夏鼐和李嘉言四位畢業(yè)生為翹楚。二是到畢業(yè)時，夏鼐所在的班級全然不是當初進校時的原班人馬。其中的夏鼐、吳晗、陳箴、許亞芬、顏承周均是1931年從他校轉(zhuǎn)學而來，而郭秀瑩本為歷史系第五級，大二時因病休學半年。在夏鼐的《燕園清華園日記》中，只見吳晗、許亞芬兩人的有關記錄，其他三人不見蹤影，可見他與本班同學關系的疏離。

許亞芬的有關記錄出現(xiàn)在1934年三四月間去往山西的畢業(yè)旅行中。3月26日的記載是：

下午秘書處邀我去談，要我負責組織歷史考察團。報名加入本組10余人，但僅有3人為歷史系，2人為蜜斯不能辦事，只剩下我一個人，不能不負責，殊為心煩意亂也。

“蜜斯”即“Miss”,小姐之意。在歷史系的三人中，有兩人為女生，當是同班的郭秀瑩、許亞芬兩位。前者嫁給錢鐘書的同班同學、外語系第五級的常風，后改名郭吾真，1950年后雙雙去山西大學任教。后者嫁給了歷史系第五級的師兄楊紹震。在這次畢業(yè)之旅中，許亞芬當選為干事，協(xié)助夏鼐負責沿途事務。

在夏鼐的大學朋友圈中，以浙江溫州同學和上海光華大學附中校友為最多，如王栻、王祥第、徐賢修、黃萬杰等。同為浙江同鄉(xiāng)的吳晗在其日記中出現(xiàn)的次數(shù)不多。在《燕園清華園日記》中第一次出現(xiàn)是1932年9月26日，也就是兩人轉(zhuǎn)學一年之后：“房間中又搬進一人，為聞人乾君，系數(shù)學系研究生，金華人（吳晗同鄉(xiāng)）?！?/p>

而兩人的見面要到11月24日了。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夏鼐寫道：

晚間往見吳春晗君接洽現(xiàn)代史學社事。同學同系已一載余，此次尚為第一次見面。順便談到明史及清史之事，談了一點多鐘才回來。他說現(xiàn)在從事的便是明史，明史的史料書籍，據(jù)其估計在千種以上，頗可供研究。又說《清朝全史》系但燾延留日學生代譯，所以譯錯處很不少；原書頗佳，尤其是滿清未入關以前的那段，至于下冊則關于外交方面，多采取Morse一書，發(fā)明之處較少。又說近人孟心史研究清史，亦頗有心得，《清朝前紀》一書殊可一閱；蕭一山之《清代通史》，雖為鉅帙，而抄襲成書，無甚發(fā)明，而各部分間之聯(lián)絡，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會科學之根柢也。

此時才23歲的吳晗已經(jīng)是明史專家，人稱“太史公”，深得胡適先生等學界前輩的賞識，而夏鼐尚屬籍籍無名之輩。因此在兩人的初次見面中，吳晗大談明清史研究，最后指出清史權威蕭一山之《清代通史》的缺陷，夏鼐只能做他的忠實聽眾。對于為何兩人這么晚見面，夏鼐先生在1980年2月發(fā)表的《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晗同志》（《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0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說明：

當時清華大學制度，自二年級起所開課程多是選修課程，而我又須補讀歷史系一年級的一些必修課科。那一年中，我們很少共同上課（也許便沒有），所以當初并不相識。

不在一起上課，各有各的圈子，因此缺少認識的機會。夏鼐12月27日的日記則記載：

傍晚吳晗君來談現(xiàn)代史學社，勸吾加入，并約我做一篇文章。我也很想借這個機會練習寫文章，既已以史學為終身事業(yè)，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膽虛，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發(fā)表，貽留笑柄。今年在校中周刊上發(fā)表的二篇文章都用“作民”的筆名，無非也是此故。并且入社費須15元，在目前的經(jīng)濟困難中恐難籌劃，換句話說有點舍不得，但是又不能顯然拒絕?，F(xiàn)在只希望《圖書評論》社那篇稿子能夠獲登，至少可得10余元，再湊合周刊社所得的稿費或可應付。至于稿子的材料擬定“葉水心學案”或“《鴉片戰(zhàn)爭史》書評”等。等大考后再說。

歷史系同學去山西參觀途中，左一為夏鼐，右四為郭秀瑩，右三為許亞芬

批評吳晗稿件“劃分方法未見佳” 吳晗復信，“清華園內(nèi)治此，惟兄與弟二人”

吳晗在11月24日已經(jīng)提到加入現(xiàn)代史學社之事，一個月后又舊事重提。夏鼐因為經(jīng)濟困難，對此頗為猶豫。但對寫史學文章之事則頗感興趣，因為此時的他已經(jīng)在《清華周刊》發(fā)表過文章。到了1933年初期，已就任清華周刊社文史欄主任的夏鼐開始行使審稿職責，對早已成名的吳晗的稿子也敢于和善于做出評價。比如1933年2月26日的日記記載：

閱稿：辰伯（吳晗）《漢代之巫風》，華芷蓀《評〈武昌革命真史〉》，大致可采用。辰伯對于西王母故事研究有素，此篇雖以《漢代之巫風》為題名，而仍以西王母故事為主。雖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見，可以采用。華君之書評，專就史識論，說尚中肯，但未見深刻。

雖然這兩篇文章都可以采用，但是對吳晗文章的評價是“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見”?！稘h代之巫風》發(fā)表于《清華周刊》1933年第39卷第1期（發(fā)行日期是3月15日）。然后是3月15日的日記記載：

閱稿：辰伯（吳晗）《讀史雜記》……辰伯君專治明史，此篇寥寥十條，然非多讀書而精讀者不能下筆。雖所舉多細節(jié)，然具見苦心。自家每逢讀書生疑，常檢他書以圖勘正時，或耗費累日而毫無所得，令人氣餒，而偶有所獲即大喜若狂。其中甘苦惟身經(jīng)其境者始能知之，不足為外人道也。惟此篇之劃分方法未見佳。校記之編次或依原書，或分種類，此篇最好采取后法，以示典型的誤錯。將來成為專書則應該用前法，將此意作成一信以給吳晗君。

夏鼐在此指出吳晗的《讀史雜記》的優(yōu)點是“雖所舉多細節(jié)，然具見苦心”，并聯(lián)想到自己的讀書體會。但是，他也指出該文的缺點是“此篇之劃分方法未見佳”，并馬上寫就一信發(fā)給吳晗。第二天就收到吳晗的復信“來示指出弟文編次不當，卓識精見，語語自學問中得出，清華園內(nèi)治此，惟兄與弟二人，鯫生何幸，得拜面鍼”，表示惺惺相惜之意，讓夏鼐不禁想起“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之典故。雖然吳晗有“清華園內(nèi)治此，惟兄與弟二人”之抬舉，但此時尚未發(fā)力的夏鼐還是在日記中謙虛地寫下“實則我并無此野心”?！蹲x史雜記》發(fā)表于《清華周刊》1933年第39卷第1期（發(fā)行日期是3月29日）。夏鼐特意在文后寫了一整頁的“編者按”，開頭便提到：

辰伯先生治明史有年，此文雖僅涉及?？睂W一方面，數(shù)量上僅寥寥數(shù)條，然頗多創(chuàng)獲。用力之勤，令人拜服。惟篇中將明史之誤，分為十項，各立名目，并系以例證；分合編次，似尚可斟酌。鄙意以為本篇將明史之誤，依其性質(zhì)而分類，則性質(zhì)相似者，應并入一類，性質(zhì)大同小異者，可并入一綱，而分為二子目，然后各系以例證，以示各種“典型的錯誤”。

夏鼐不僅指出了其不妥之處，而且接著提供了“四綱九類”的具體分類意見，顯示其考慮之周全，最后提到“私意以為如此分類，較原來十項并列，不相統(tǒng)屬，似為稍勝。不知辰伯先生亦以為然否？”

然后就是《清華周刊》“文史專號”的組稿和審稿，見1933年4月24日的日記記載：

下午馬玉銘君來，詢“文史專號”稿件甚罕將如之何。乃往見吳春晗君，托其代拉稿子，并約其自作之稿，至少2萬字以上。今日下午西洋近百年史沒有去上課，便是因為與吳君在合作社中接洽這事。

因為總編輯馬玉銘的催促，夏鼐不僅自己要貢獻稿件，還要去找吳晗寫稿和代為拉稿，極少缺課的他因此還耽誤了“西洋近百年史”的上課。到4月27日晚間，則“與馬玉銘、吳春晗商酌‘文史專號’稿件排列方法”。到1933年5月9日，《清華周刊》“文史專號”（1933年第39卷第8期）正式出版發(fā)行。因為夏鼐審稿不徇私情，憑稿子質(zhì)量說話，因此得罪了不少投稿的同學，此后也就步吳晗的后塵，不再干下去了。

在太原晉祠參觀北魏造像碑

兩門功課得了“超” 卻被張宗燧批評“你的處世方法非改換不可”

雖然忙于寫作投稿、審稿出刊，偶爾不上課，夏鼐的功課成績還是很好。見1933年9月11日的日記記載：

教務處將此次考試成績發(fā)表，外交史和史學方法都是E-（外交史得E-者僅我一人，得S-者亦僅吳春晗君一人，其余不外N、I、F），中國上古史是S+，中國社會史是N，法文是S-，黨義S+，體育S+。

當時清華大學的成績評定分為“超（E）”、“上(S)”、“中（N）”、“下（I）”、“劣（F）”五級。夏鼐除了中國社會史得的是“中”之外，其他都是“上”以上，外交史和史學方法兩門課還得了“超”，而吳晗（編者注：即吳春晗，為吳晗原名）的外交史才得了“上”。這讓夏鼐頗為滿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陳寅恪教授曾在他的《晉南北朝隋史》考卷上寫下大段評語，最后稱贊他：“所論甚是，足征讀書用心，敬佩敬佩?！?/p>

除了成績不錯之外，夏鼐的寫作投稿事業(yè)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從在1932年第37卷第1期（2月27日刊行）發(fā)表譯文《言語和中國文學二者起源的比較》（原著）開始，到1934年8月1日在《圖書評論》第二卷第12期發(fā)表關于《中國外交史》的書評為止，夏鼐大學本科期間總計發(fā)表了16篇文章，其中《鴉片戰(zhàn)爭中的天津談判》發(fā)表在當時頂級外交界學術刊物《外交月刊》上。另外，他在系主任蔣廷黻教授指導下寫就的畢業(yè)論文《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修改后發(fā)表在《清華大學學報》1935年第2期上，與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教授、歷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等并列，與他享有同等待遇的是同級中文系李嘉言的《六祖壇經(jīng)德異刊本之發(fā)現(xiàn)》。

人常道：埋頭拉車，還要抬頭看路。只顧埋頭學問的夏鼐迎來了一位好友的“當頭棒喝”。他在1934年2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

今天晚上，小張忽同我談起說：“鼐！你的處世方法非改換不可！我遇見幾個同學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談起歷史系的高材生，都僅知吳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我知道你不差，但是你的手段太拙劣，不會到教授處談談，與同學多接觸，弄成了姓名不聞于清華。這也許與你將來的前途有礙，即欲作埋首研究的學者，也多少應該講究些交際的手段。名過其實原屬非是，但至少要名實相符。然而你的名聲卻遠不及你的真實學問，我勸你要改換生活，不要關起門來讀書?！边@孩子今天忽板起正經(jīng)臉孔說老人話，這是他第一次對我說這類話。我自己豈不知道自己的弱點，豈不感得改正自己弱點的必要！然而十余年來的生活養(yǎng)成了我的慣性，雖欲改變而不可得。違背素性行事，局蹐不安，反覺啼笑皆非。我的前途是黑暗的，我的過去生活是鉆牛角尖，非碰釘不可。

“小張”即張宗燧，乃大名鼎鼎的張東蓀先生之子，不折不扣的天才少年，15歲就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zhuǎn)學清華大學物理系，23歲即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擔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因浙江同鄉(xiāng)之故，他在校時與夏鼐往來甚多，所謂“旁觀者清”。他十分看重夏鼐的學術實力，把夏鼐與吳晗并稱為“歷史系的高材生”，但是認為夏鼐的缺點在于苦守書齋，不知“公關”，“弄成了姓名不聞于清華”，名實嚴重不符，對其前途大大不利。而吳晗與之相比，除了公認的學術能力之外，辦事能力強，人脈十分廣泛，以一介學生身份充分參與歷史學術界的各種活動，獲得了絕佳的學術研究機會。比如夏鼐1933年3月31日的日記曾記載：

至吳春晗處，送還前次所借之《尚書研究》一書。他說燕京哈佛委員會今年4月開會，以決定續(xù)辦燕京國學研究所與否，若能續(xù)辦，將著手編輯“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吳君擬擔承《明史》一部分，欲以2年工夫為之。

與夏鼐寫書評之類的小文章相比，才大三的吳晗能參與的都是“編制‘二十四史人名索引’”這樣的大項目了。

《燕園清華園日記》

加入現(xiàn)代史學社、歷史學會 并參與發(fā)起史學研究會的工作

雖然夏鼐不知如何或者說不愿改變現(xiàn)狀，但是張宗燧的這番話對他觸動很大，實際上“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此之前他也做過一些努力，比如他在1933年3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

歷史學會開會。劉崇鋐報告游英法的經(jīng)歷，拜訪名家，參觀故跡及圖書館、博物院。蔣廷黻時局報告，以為中央無心反攻，惟日人或?qū)⒔杩谔旖蝰v兵違反辛丑條約而積極進擾平津；世界大戰(zhàn)之發(fā)生與否，須觀歐美方面之國際形勢，僅有遠東現(xiàn)下局面似不能即引起大戰(zhàn)。用茶點后選舉，許某以8票為總務干事，蔣師以6票為庶務干事，吳晗及我各以4票為候補。9時許散會。

歷史學會本為清華大學歷史系組織的學術團體，創(chuàng)建于1928年，師生均可參加。 “許某”即夏鼐的同班女同學許亞芬。夏鼐此稱似乎有輕視之意，因為蔣廷黻教授只以6票當選庶務干事，他和吳晗才有4票，還只是候補庶務干事。

除了與吳晗一起加入現(xiàn)代史學社、歷史學會之外，夏鼐還參與發(fā)起史學研究會的工作。夏鼐在1934年4月29日的日記中有“晚間至吳春晗君房中，與吳君及梁方仲君商酌組織史學社事”之語。同年5月20日的日記記載：

進城開會。上午至騎河樓清華同學會，發(fā)起人10人（湯象龍，吳春晗，羅爾綱，朱慶永，谷霽光，孫毓棠，梁方仲，劉雋，羅玉東，夏鼐），除孫毓棠在津未來外，其余皆已到會，商酌會章及進行方針。下午繼續(xù)討論，至3時許始畢，定名為史學研究會，推選湯象龍為主席，約定下月17日再行大會，乃散會。

夏鼐位列10位發(fā)起人之列，任職北平社會調(diào)查所的湯象龍被推為主席。對應“約定下月17日再行大會”，他6月17日的日記記有“進城參與史學研究會，決定出版刊物”之語。此時的夏鼐已經(jīng)到達既有學術實力，又有學術圈子的新境界了。

本想治學中國近代史 陰差陽錯進了考古學領域

不過，此時的夏鼐已經(jīng)到了畢業(yè)之期，是繼續(xù)研究還是馬上就業(yè)，成為擺在他面前的頭等大事。他在1934年6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與劉古諦、張宗燧、寧有瀾、董文立同赴燕京，應陳鳳書之邀，聚餐于燕京東門外餐館，大家都是光華附中同班畢業(yè)的，僥幸的能夠再敘一處，現(xiàn)在畢業(yè)后，更不知后會何時了！寧君已決定赴美國麻省理工大學，陳君下學期畢業(yè)后擬赴英國倫敦大學經(jīng)濟學院，劉君擬赴日本慶應大學，張君正在預備考留美，反顧自己的前途，頓生渺茫之感。

同是上海光華大學附中畢業(yè)的校友，其他人都有美好的未來規(guī)劃，此時的夏鼐則有前途渺茫之感。而此時已留校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助教的吳晗及時伸出了援助之手。見1934年7月29日的日記：

吳晗君來，謂廣西桂林專修師范欲聘一文史指導，月薪160元，欲邀余去。余欲繼續(xù)求學，乃婉卻之，然吳君盛意殊可感也。

每月160元大洋的薪資是清華大學助教的兩倍，但是夏鼐已經(jīng)決然選擇求學之路，先是報考本系研究生被錄取，后又高中第二屆留美公費生，前途頓生一片光明。因此有了1934年10月2日兩人的一番談話：

今天留美考試在報紙上發(fā)表，自己果然獲取，前幾天的傳言證實了。不過自己本來預備弄的是中國近世史，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我并沒有預料到，我有些彷徨無主。下午去找吳晗君談談，他說：“昨天你還是預備弄近世史，今日突然要將終身弄考古學，昨夜可以說是你一生事業(yè)轉(zhuǎn)變的樞紐，這一個轉(zhuǎn)變實在太大，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數(shù)千年或數(shù)萬年了?！蔽蚁胪倘督窈蟮挠媱潱f最好還是找劉崇先生談去。晚間在王栻君房間談話到10時余始回來。又寫了幾封信。拍了一個電報給家里，雖只“留美獲中”4字，但是家人接到后，不知要怎樣歡喜呢！

夏鼐本想治學中國近代史，陰差陽錯地進了考古學領域，并最終奠定了他的學術道路，被尊為中國“埃及學”之父。也許這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成就了他和吳晗在史學領域并峙的格局。

在1955年中國科學院評出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首批61名學部委員中，清華大學文學院第六級（1934年）占了三位：吳晗、夏鼐、季羨林。其中在歷史系6名同學中就占了兩位。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系畢業(yè)生的培養(yǎng)質(zhì)量最佳。走筆至此，筆者耳邊仿佛響起了吳晗當年對夏鼐所說的話：

“清華園內(nèi)治此，惟兄與弟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