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清乾隆內(nèi)府寫本《天祿琳瑯書目》前編十卷。資料圖片

天祿琳瑯藏書上的鈐印。資料圖片

劉薔，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研究員，現(xiàn)為北京市古籍保護中心專家組成員，參與《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評審工作。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課題多項。出版《天祿琳瑯研究》《天祿琳瑯知見書錄》等多部專著。

演講人：劉薔

演講地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日知”系列講座

演講時間：2020年10月

關(guān)于清朝宮廷收藏的目錄，前幾年因為故宮展覽而引起社會關(guān)注的《石渠寶笈》就是其中之一，《石渠寶笈》是乾隆時代清宮收藏字畫的目錄，而著錄清朝宮廷古籍善本目錄的，全稱就叫作《欽定天祿琳瑯書目》。

版本目錄學是每一個讀書人都應(yīng)該掌握的治學門徑。“書”和“目”是一組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歷史上的藏書因戰(zhàn)爭、水火、偷盜等種種原因散佚，但目錄還保存下來，讓后人可以從中看到藏書的原貌?！疤斓摿宅槨睍昂髢删幨莾膳貢?，都是中國古代宮廷善本特藏。為其編纂的書目和乾嘉時代另外一部著名官修書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兩者代表了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兩個高峰。

“天祿琳瑯”藏書在清代編成的時代就很有名，許多著名古籍都被收錄其中。宋版書自來最為人珍視者有三，即宋版《兩漢書》《文選》《杜詩》，被明人董其昌稱為“鼎足海內(nèi)者也”。其中《兩漢書》與《六臣注文選》皆在“天祿琳瑯”前編。

但是，如此有名的一批書，學界在2009年之前的研究卻是比較有限的，因為這批書的版本鑒定錯誤非常之多。盡管《天祿琳瑯書目》的編纂體例嚴謹，提要中有豐富的版本內(nèi)容，從清中期就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時至今日我們對善本書目的編纂和著錄依然因循當年“天祿琳瑯”的傳統(tǒng)，但是它的提要錯誤太多，影響了大家對它的重視程度——后編書目記載的宋版書三分之二是錯的，元版書一半有誤，整體的版本誤判錯誤在一半以上。

我們這次講座，旨在把“天祿琳瑯”作為清代文化史上的一個事件，為大家梳理一下其大概的始末源流。

“天祿琳瑯”特藏的建立

清宮檔案記載清乾隆九年（1744），高宗諭令內(nèi)廷翰林，檢閱秘府藏書，擇其宋元明之精善者，別于昭仁殿設(shè)架庋藏，御筆題為“天祿琳瑯”。這是一批宮廷善本藏書，那么何謂善本？古籍界現(xiàn)在對善本有一個通行的規(guī)定，即符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提出的“三性”“九條”原則的古籍?！肮偶钡慕缍ㄊ?912年以前，即民國元年以前。“三性”指的是歷史文物性、學術(shù)資料性、藝術(shù)代表性，“九條”是對“三性”的補充說明。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之前出現(xiàn)的，無論是雕版印刷本，還是活字印刷本，在今天一般都算作善本。但當時清高宗乾隆皇帝對“善本”的判定，與我們當代的標準是不同的。他認為清代當朝印刷的書不能算善本，宋元明的精善部分才算。

清乾隆四十年（1775），昭仁殿珍籍益富，大學士于敏中等大臣奉敕編纂《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前編）十卷，收書429部。嘉慶二年（1797），乾清宮大火，殃及昭仁殿，前編書盡毀。已是太上皇的乾隆令彭元瑞等再輯宮中珍藏，編為《天祿琳瑯書目后編》二十卷，收書664部。前后二編，共著錄1093部善本。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天祿琳瑯書目”，指的就是相繼出現(xiàn)的《前編》《后編》兩部書目。

關(guān)于這批藏書的定名，乾隆皇帝題匾為“天祿琳瑯”。所謂“天祿”，取自漢代“藏書三閣”典故：天祿是傳說中一種神獸，頭生兩角，有翅能飛，能去災(zāi)禍、保福祿，常與辟邪成組出現(xiàn)。漢代建未央宮，在其北建立“藏書三閣”，即石渠閣、天祿閣、麒麟閣。三閣是收藏及整理書籍的地方，還為朝廷培養(yǎng)人才。是以“天祿”“石渠”日后就成為宮廷收藏的代稱。而“琳瑯”二字則寓意內(nèi)府藏書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對于乾隆為何將善本置于昭仁殿，前編書目中有《御制題昭仁殿詩》可供考證。詩下有注云：“皇祖在御時，常寢興于此?！泵鞒实奂绊樦巍⒖滴醵鄣膶媽m在乾清宮，但該殿太過巍峨寬大，不太符合中國古人的居住觀念。所以康熙皇帝真正的寢宮是乾清宮的東配殿昭仁殿。因為是皇祖居所，故而乾隆說：“予不敢居，因以貯天祿琳瑯諸善本?！庇衷谠娭性疲骸昂脮抑^承先志，新德惟期澡我身?！币鉃樵诖俗x書，可以繼承皇祖之志，澡身浴德。昭仁殿位于紫禁城乾清宮東側(cè)，是一座面闊三間、有獨立院落的建筑，自此直到清末，這里便成為清宮的善本書庫。

清宮藏書源流建立

這里我們延伸解釋一下，歷史上清宮藏書的主要來源。

首先是前朝皇室遺存。中國是宗法的社會，《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視祭祀為國典。《周禮·天官》云：“凡國之玉鎮(zhèn)、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奔榔?、寶物象征著國統(tǒng)、皇位。頻繁的改朝換代中，新王朝為證明具有正統(tǒng)地位，需得到有“天命神授”身份認證性的物件，如傳國玉璽、寶物書籍等。新王朝接收前朝舊藏，表示繼承前朝的天命，所以故宮收藏的字畫古籍上有歷代皇家的收藏印。在“天祿琳瑯”書上就有南宋輯熙殿、元代翰林國史院等的藏書印。

來源之二是朝廷征書與私人進獻?！疤斓摿宅槨辈貢羞€有三四十部曾藏于明代文淵閣的書。這些有前代皇家藏書印的書，往往又有明末清初私人藏書家的鈐印。說明這些書在明末戰(zhàn)火中曾流出皇宮，經(jīng)私人藏書家之手，又輾轉(zhuǎn)回到宮中。這樣的書數(shù)量不多，更多的是清入關(guān)以后，向民間不斷征書或私人進獻得到的。乾隆時代編《四庫全書》時，開四庫館向民間征書，也有少量的書是通過這一途徑進入到“天祿琳瑯”中來。

還有一種很特殊的來源，是抄沒當時的罪臣之書?！短斓摿宅槙俊返奶嵋褧纤羞M宮之前的藏書印一一著錄，對首次出現(xiàn)的藏書家加以簡單介紹?！短斓摿宅槙俊分兄涋駭⒉貢灿?00部，每冊都鈐蓋“謙牧堂藏書記”“謙牧堂書畫記”二印，但始終沒有提揆敘的名字。《前編》無一部揆敘舊藏，而《后編》中揆敘藏書占到近六分之一，這些書全部是經(jīng)抄沒入宮的。揆敘姓納蘭，系康熙朝重臣明珠次子，明珠長子即納蘭成德。揆敘之謙牧堂貯書最富，為滿洲世家之冠。因其曾與皇八子胤禩結(jié)黨謀奪皇儲，清雍正二年（1724）世宗發(fā)其罪，追奪官位。其家徹底被抄，則是在明珠四世孫成安時。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成安獲罪，其家藏圖書、文玩盡歸大內(nèi)。檔案中記載，乾隆皇帝素聞揆敘藏書豐富，命令抄成書目，供其閱覽。另有一例是張縉彥收藏過的宋版前后《漢書》。張縉彥在清順治年間被奪官、抄家，流放寧古塔，死在戍所。這部書能入藏，可能也是通過這樣一個特殊途徑。

來源之四是宮里、朝廷自己編、抄、刻的書。很多影宋抄本都是宮里自己組織抄寫的?？偨Y(jié)下來，前編書據(jù)書目前面的《茶宴詩》、詩注，可以推測取自武英殿和“東西廊書庫”（即內(nèi)閣大庫）。后編書七成出自御花園舊藏，另外三成，乃抄沒入宮的藏書。

《天祿琳瑯書目》作為宮廷收藏的整理，體例與普通藏書目錄有所不同?！肚熬帟俊繁皇珍浀健稓J定四庫全書總目》中，并著錄其體例曰：“其次序，則宋、金、元、明版各從其代，仍以經(jīng)、史、子、集分類。”先按版本年代排序，同時代的書再按經(jīng)、史、子、集排序。對每本書著錄的內(nèi)容“則并登之，每種詳其鋟刻年月及收藏家題跋印記。”在排列上，影宋抄因其“下真跡一等”，哪怕是清代的，也須綴在宋版書之后，放在元朝之前，可以窺見乾隆時代對于抄本的認識。

《天祿琳瑯書目》屬于鑒藏目錄，需要向皇帝說明這些收藏有什么特殊的文物價值、鑒藏價值。所以每本書要把跟版本有關(guān)系的版刻年月、收藏印記，曾在哪些名家手上流傳過等著錄出來。這種做法在書畫著錄中常見，但將之原原本本引入到藏書目錄中來，并編成體例完善的善本書目，是從清代《天祿琳瑯書目》開始的。所以我們現(xiàn)在說，《天祿琳瑯書目》是第一部官修的善本目錄。官家提倡善本風氣，重視時代更早的古籍，上行下效，影響整個民間藏書，使民間原有的“佞宋”之風更盛。當下對善本的標準——“三性”原則，首重的也還是文物性。不過《天祿琳瑯書目》中著錄的“宋元版書”有不少錯誤，與下面要講到的后編書目編纂的倉促有很大關(guān)系。

《前編》書的焚毀與重建

最初，為何在清嘉慶二年又編了后編書目，前編書又是如何消失的，在檔案中都沒有記載。彭元瑞在《天祿琳瑯書目后編》卷末“識語”中并未交代緣何有續(xù)編之舉，只是說：“溯初編時五十余年，《書目》成亦二十余年矣。逮今嘉慶丁巳十月，乃有《天祿琳瑯書目后編》之輯，越七月，編成?！?/p>

在清朝檔案中有一段記載，說的是清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乾清宮發(fā)生大火，乾清宮與弘德殿、昭仁殿兩配殿皆成廢墟?；馂?zāi)之后，殿內(nèi)之書不見下落。

我們把這兩件事聯(lián)系在一起，便有了前編書遭焚毀的推測?？疾焓Щ甬敃r，正是北方最冷之時，紫禁城的宮殿以暖閣、熏殿等方式取暖。由于乾清宮掌火太監(jiān)郝士通的疏忽，沒有把炭火徹底壓滅，就將炭火盆放在乾清宮東側(cè)的一個楠木槅旁，風吹復(fù)燃，被發(fā)現(xiàn)時火情已成燎原之勢。內(nèi)務(wù)府大臣率人連夜救火，無奈火勢甚猛,乾清宮及兩配殿遂成灰燼?！稏|華錄》、清宮舊檔如《永瑯等奏為乾清宮失火緣由將太監(jiān)郝士通等分別治罪折》（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和珅福長安等奏為遵旨補建乾清宮交泰殿昭仁殿工程折》（嘉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等，皆可證昭仁殿曾失火之實。

不過這次“天祿琳瑯”遭祝融之厄的前前后后，仔細研判，似乎還能得到別樣的歷史訊息。在古代，由于冬季嚴寒的環(huán)境限制，北方一般沒有在這個季節(jié)建房的習慣，但是在這次大火之后，當年冬天就立即開啟重建三大殿工程，同時還令彭元瑞等再輯宮中珍藏，迅速恢復(fù)“天祿琳瑯”舊觀。這些行為在后世觀之，著實反常，此事或可與嘉慶初期的歷史背景結(jié)合加以分析：

此時的乾隆皇帝作為太上皇，已是耄耋之年，嘉慶皇帝則是即位不久的“兒皇帝”。古代常常以宮中大火為天譴之兆，預(yù)示皇帝朝政有失，按照慣例，皇帝需要下“罪己詔”，檢討自己來求取上天原諒。但是嘉慶二年的這次“天譴”發(fā)生了，父子兩代皇帝到底該由誰來下“罪己詔”？最好的辦法只能是盡快恢復(fù)舊貌，把這件事抹平。從現(xiàn)在來看，后編書中錯誤眾多，很可能與當時這種匆忙抹平急需找書、編目、無暇細看，是有關(guān)系的。而且此時的乾隆皇帝已經(jīng)八十八歲了，在轉(zhuǎn)年后的嘉慶四年的正月便去世了。編纂者雖然時間緊、進度急，但是很可能也篤定年邁的太上皇不會有余暇去仔細查看，所以編纂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真宋版書，一概選入?；实巯Ｍ謴?fù)的書要比前編更好，所以后編書目增加了卷數(shù)，添加所謂的“遼刻本”。而且還專門聲稱其中“絕無翻雕贗刻”，儼然此地無銀三百兩。

天祿琳瑯藏書的外部特征

這批書從清末開始流散四方，判定一部書是否是“天祿琳瑯”藏書，可以依據(jù)其外部特征。主要有兩點，一是書裝、簽題劃一，二是璽印鈐蓋劃一。

“天祿琳瑯”藏書外表裝幀和書簽題法是整齊劃一的?！短斓摿宅槙俊し怖酚涊d其外裝“其宋金版及影宋抄皆函以錦，元版以藍色綈，明版以褐色綈，用示差等?！钡珪庋b在流傳過程中可能被重新裝幀，此時可以通過書簽來判斷。書簽特征是把版本放在書名之前，突出版本情況?！斗怖吩唬骸昂烆}舊未畫一者，今悉更正套簽，于舊藏者添識‘乙未重訂’，續(xù)入者則識‘乾隆乙未重裝’用志裒集次第?！?/p>

另有一個最主要的特征，它的鈐印也是整齊劃一的。即使書改裝了，里面的鈐印還可能保存下來。《前編》凡例曰：“諸書每冊前后皆鈐用御璽二：曰‘乾隆御覽之寶，曰‘天祿琳瑯’?！倍仪熬帟m然盡毀，但還有“目外書”以做實物參考。另有一直接例證，即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御定仿宋相臺岳氏本五經(jīng)》之《春秋經(jīng)傳集解》。乾隆皇帝很喜歡“岳氏五經(jīng)”，想單獨存放。但只找到了四部，少一部《春秋經(jīng)傳集解》，后在“天祿琳瑯”前編中找到并一起放置到昭仁殿后廡的“五經(jīng)萃室”。之后武英殿翻刻這五部書，用影刻方式覆刻了“岳氏五經(jīng)”，板式和書上印記都被原樣摹刻下來，忠實再現(xiàn)了“天祿琳瑯”前編書的原貌。

此外，還有一例證。昭仁殿的書未必全被著錄到《天祿琳瑯書目》中，有一些書沒被著錄進前編，但是又經(jīng)過宮廷整理，加蓋印章，重裝整齊劃一的書簽、書衣、函套。前編書目的目外書，又被收錄到后編書目中來，這樣的書有兩部，可以通過它們獲知前編書是什么鈐印狀況。

后編書目中的書也稱“天祿繼鑒”書，其編纂相對前編書目較為草率，既無凡例，也沒有君臣唱和的茶宴詩，只有一個不足百字的“識語”。每一部后編書的每一冊書，附葉上都鈐有乾隆的三方大印，根據(jù)書開本大小的不同，使用不同尺寸和文字略有不同的附葉三璽，分別稱“大三璽”（即“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中三璽”（“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小三璽”（即“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太上皇帝”）。書的正文首末葉則分別鈐有“乾隆皇帝之寶”“天祿琳瑯”和“天祿繼鑒”三方印，這些印記被坊間稱作“乾隆五璽”，視為“天祿琳瑯”書的重要辨識標志。

天祿琳瑯藏書的流散

我們再簡要梳理一下這批藏書從清末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流散狀況。

首先是晚清至民國初年，當時宮禁松弛，少量書通過太監(jiān)盜賣等方式流散出宮。其后，溥儀小朝廷時期被盜運出宮的書是最多的。民國建立以后，溥儀又在宮中待了十四年，陸續(xù)以賞賜溥杰的名義，令溥杰將值錢的、好攜帶的寶物運出宮，為所謂“復(fù)辟”籌資。一些幅面不大的書畫、最珍貴的宋元版書被攜帶出宮。溥儀出宮后，清室善后委員會在清點各宮文物時，在溥儀的寢宮養(yǎng)心殿內(nèi)發(fā)現(xiàn)一卷《賞溥杰單》，溥儀晚年在其自述《我的前半生》中自云昭仁殿中全部宋元珍本都被盜運出宮了。

運出宮的書先是被運到天津少量倒賣，之后又被運到偽滿洲國，放置在長春偽滿皇宮東北角的“小白樓”。樓中藏書遭遇潮濕、鼠噬，有東北經(jīng)歷的書因此保存情況都不太好。偽滿洲國時期這些書經(jīng)歷少量變賣，大的流散則是在抗戰(zhàn)結(jié)束之后，長春經(jīng)歷一段無政府狀態(tài)時期，看管人員發(fā)現(xiàn)這些藏書無人管理，于是開始偷搶。偽皇宮附近出現(xiàn)了專門盜賣字畫、古籍的古玩鋪?？箲?zhàn)勝利后，國民黨的接收官員不太懂書，把有鈐印的挑出，放在長春一家銀行的地下倉庫，后來這批書被運往沈陽故宮。到1947年、1948年時，沈陽故宮院長金毓黻沒有遵照南京國民政府的指令把沈陽故宮的“天祿琳瑯”書運到南京，而是把這批書運回北京故宮，以交換存于故宮博物院的60件宋元明清絲繡。留在故宮中的“天祿琳瑯”書在抗戰(zhàn)前經(jīng)歷了“故宮文物南遷”，舟車輾轉(zhuǎn)到重慶、貴陽、南京，最后又回到北京。這批書接近總數(shù)的一半，311部書。后來被運到臺灣，現(xiàn)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抗戰(zhàn)結(jié)束后，先后有200多部“天祿琳瑯”書通過不同渠道陸續(xù)回到了北京故宮。1958年，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主張只收藏與宮廷歷史研究有關(guān)的書籍，要求把明清兩朝的皇家藏書劃撥到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也就是現(xiàn)在的國家圖書館。北圖欣然接受，隨后205部“天祿琳瑯”書被撥到北圖?，F(xiàn)在“天祿琳瑯”書的第二大收藏單位是國家圖書館，北京故宮只存了一部半后編書。

根據(jù)我們對海內(nèi)外現(xiàn)存“天祿琳瑯”書前后十年的調(diào)查，目前已知“天祿琳瑯”后編書664部，有2部確定在“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時被日本飛機炸毀。624部書已知全書或部分卷帙藏在何處，有5部書有前人經(jīng)眼的線索，另有33部書至今下落不明?！疤斓摿宅槨焙缶帟芍^“十存其九”。

天祿琳瑯書現(xiàn)存情況

最后介紹一下這批書現(xiàn)在保存的情況。

一是現(xiàn)藏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天祿繼鑒書，總計342部（這里的“部”指某一藏書機構(gòu)所存，即便是殘存一冊，也計為一部）。其中臺北故宮藏321部，是現(xiàn)藏天祿書最多的單位，其天祿書的總體特點是保存了清宮舊裝，其中也有一些很有名的宋版書。

第二大收藏單位是國家圖書館，計227部。四分之三是1959年北京故宮撥交的部分，還有20多部是通過私人藏書家捐贈或購買獲得。這部分藏書的特點是殘缺很厲害，但宋元版比例非常高，數(shù)量之多位列所有“天祿琳瑯”藏書機構(gòu)中的第一位。包括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刻本，如宋代公使庫刻本《大易粹言》等。遼刻本、金刻本是非常稀見的，國家圖書館收藏了兩部收入《天祿琳瑯書目》的金刻本，《周禮》和《南豐曾子固先生集》。

第三大收藏單位是遼寧省圖書館，藏天祿繼鑒書35部。東北地區(qū)是“天祿琳瑯”書散藏比較多的地方，這與藏書出宮后先在東北流傳的歷史有關(guān)。

除國圖、遼圖外，大陸還有40家單位收藏了84部《天祿琳瑯書目后編》著錄之書。這些單位包括圖書館、博物館、研究機構(gòu)、學校，遍布北國南疆。比較多的是上海圖書館，有9部。特別需要介紹的是，最近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又新發(fā)現(xiàn)了一部“天祿琳瑯”書，《東巖周禮訂義》，被書目后編收入“宋版經(jīng)部”，實際是清康熙年間的通志堂刻本。書為兩冊殘本，存卷一至五，已經(jīng)被改裝，但副葉還是原裝，乾隆皇帝的藏印猶在。這是非常值得記錄的事情。

然后是現(xiàn)藏私人收藏者手中與歷年拍賣會上所見的。截至2020年秋，陸續(xù)出現(xiàn)于中國嘉德、北京翰海、德寶、中國書店、上海國拍等主辦的古籍拍賣會上的“天祿琳瑯”書，歸并同書，計有31部之多。從開始出現(xiàn)古籍拍賣以來，“天祿琳瑯”書屢創(chuàng)古籍拍賣價格記錄。如元茶陵桂山書院刻本《孔叢子》，為所謂“茶陵本”提供了很好樣本，2017年拍賣出800萬元的價格。現(xiàn)在“天祿琳瑯”書已禁止拍賣出境。

關(guān)于拍賣，這里我們多說一點，過去的藏書家都是盡可能地讓書集聚，不得已的情況下書才會被拆散。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陳敬學德星堂刻本《萬首唐人絕句》是《天祿琳瑯書目后編》宋版集部中的一部，共四函三十二冊。其中三函二十四冊現(xiàn)藏國家圖書館，余下一函八冊早年散出，其中兩冊先為藏家購得，在前些年某拍賣會上，其所剩六冊書連同原裝函套和書帙被分為八個“標的”拍賣，在和平年代為了追求利益而人為將成套古籍拆散，實在令人惋惜。

不僅海峽兩岸，日本、歐美的藏書單位也收藏有“天祿琳瑯”書，如日本宮內(nèi)廳書陵部、美國國會圖書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等。

這里我們只是把“天祿琳瑯”大概的始末源流介紹了一下。古書是傳統(tǒng)文化的載體，每一部“天祿琳瑯”書的背后，都有一段曲折輾轉(zhuǎn)的流傳經(jīng)歷?！疤斓摿宅槨辈貢鳛榍宄始业纳票緦２兀鴦?chuàng)造了中國藏書史上的一代輝煌，同時其起伏跌宕的命運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近代社會榮辱興衰的縮影。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天祿琳瑯”書，每一部、每一冊都有自己的傳奇故事，這些珍貴書籍，雖然在中國五千年不曾中斷的文明長河之中，只是滄海一粟，但每部書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都是獨一無二的，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

（本版演講資料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提供，文稿由田可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