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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石舒清《地動》:銘記這些逝去的生命
來源:文藝報 | 白草  2021年03月10日09:10

寫一部反映海原大地震的小說,是石舒清多年的愿望。我不止一次聽他講過,這件事情大概只能由本地作家來做了,倘能最終完成,也是對養(yǎng)育了自己的故土的一個交代。后來又知道他在四處收集資料,尤留意于幸存者的口述。有一段時間內,印象中似乎他特別專注于資料方面。記得有次打來電話問,1920年12月16日這天,魯迅在干什么?我明白他的意思。可是,除了知道魯迅日記中“夜地震約一分時止”這句外,我并不比他了解得更多些。就閱讀過的多種魯迅年譜和傳記,其中關于魯迅當天的行止記載,亦未提供詳細信息。因而茫然無以應對。現(xiàn)在,這部名為《地動》的小說終于面世了(載《十月·長篇小說》2020年第2期,同年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單行本)。臆想中作者曾面對著一大摞資料,閱讀、剪裁、提煉,其間辛苦之狀,或難備述。我曾問過作者:寫作時間很長吧?回答尤為意外:不足一月,就寫成了。

看來資料只是一個輔助因素。地震這一事件被作家列為寫作計劃,自那時起,于多年的體驗、想象中,此事件漸次化為種種形象,成為別一種世界。原來他在等待,等那一世界自然長成,等那些死者和幸存者從廢墟里爬起來,然后為他們輕拂臉上的塵土;他依然在等,等那一世界中的受難者骨肉豐滿、生命充溢,再將小說推出。故而與其說他在尋找資料,倒不如說他在使自己的體驗更其充足、想象更其開闊。寫作過程中或許有苦痛,有愉悅,自進度一面而言之,大體上是順利的,一氣呵成,生氣貫注。

地震不好寫。大震無故事。就如《本地的事·袁家窩窩》一節(jié)中所寫,大地震中并沒有多少事情值得講的。死人不說話,幸存者講述及經(jīng)驗其實多有雷同。那么,作家有權化身為多個敘述者,進入人物內心,設身處地,代替他們陳述那十幾秒、幾十秒災難時刻的相同感覺——那一刻,“死是必然,活是運氣”;那一刻,“一切死物都要活了,一切活的都要死了”;那一刻,人都會產(chǎn)生一種“荒誕的感覺”,生死之間來來去去、真真假假,死亡反而不那么令人害怕了;那一刻,夷平的廢墟中蠕動著的人好似游魂一般,而天上的月亮則如紙片一般飄浮著,失了方向。《本地的事·太陽黑子》一節(jié),敘述者代替了幸存者去感覺,“感覺很多聲音被震得從耳朵里飛出來,感覺別的都是活的,就自己是死的。感覺地就像馬車一樣……感覺自己和飛不脫的麻雀一樣?!杏X什么就是什么……從來沒有過那樣多的感覺”。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寫,在整個文本中所占比重甚微,只是于敘事進程中,濃墨重彩地涂抹了幾筆。

將地震置于日常生活中來寫,這才是《地動》藝術上的非同尋常之處。小說整體氛圍上,當然籠罩著、彌散著一種極度不安的氣息,但小說因其自身視角多樣和視野寬廣,即使偶然寫到一些慘烈場景,有如伍爾夫在《普通讀者》中所說,“不過分強調或激動,自會吸引讀者跟著閱讀下去”。地震中怎能沒有慘相,即便通過寫日常生活來寫地震,其慘相又如何不激起生理和心理上的反應。然而,在石舒清這里,他恰恰把那種令人不適的反應,巧妙地變幻、移置為某種閱讀吸引和心靈呼應。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三岔河》(初次發(fā)表時名為《底片》)中不乏殘酷場景,仍然誘使著人讀下去。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大師什克洛夫斯基說過:藝術中的鮮血,沒有血腥氣。(《散文理論》)這是一種分寸感,石舒清憑自己內在的藝術感覺,把握住了。

平靜從容、張弛有度地描寫日常生活,于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下子寫到了地震,看似突然,實則自然。閱讀過程中,有時讓人忘了這是在讀一部寫地震的小說,有時又詫異作者是不是忘了他在寫地震。生活系常態(tài),地震這種極端情境則為變數(shù)。《遠處的事·昝學武》寫一對小夫婦,燕爾新婚,其樂何如,偏是那不知足的丈母娘作怪,從中生事,生出種種小曲折,讀來令人興味十足;當看到小丈夫悄悄尋見新娘,倆人慌慌地手拉手往家跑,要去做那甜蜜之事,猛然間覺出不對勁來,作家忘了他的主題嗎?至結尾引用一小段文獻,中有地震時“某夫婦被壓粘連一片”云云,始則恍然于作者結穴之巧,終則讓人不得不停頓下來,三致嘆息。在小說整體中,地震有時是突發(fā)事件,有時是背景,有時更是遠景,它與豐富多變的生活之間,構成了一與多的關系,又使得作品主題明確、內涵豐盈。

石舒清寫地震,其實就是寫人性,寫人的命運。人性具恒常性;無論平和環(huán)境中,還是某種極端境地里,人性不會發(fā)生本質性變異。不過,變化還是有的,極端事件及其情境中,人性會在兩極處格外地展示其自身。一極是良善,它較之于平日要更單純,因而也更堅定。那個頭戴狐皮帽子的男人,搖搖晃晃地走在墳墓一般的縣城,目的就是要招來狐皮帽子主人的后人,以便告訴乃父死信,因這主人曾替他的父親解過危、濟過困。須知,當此大難之際,這人首先該想到自己家人,該奔回自己家救其親人,于倫理上無可譴責之處,但他未加思慮,即刻上路尋找(《本地的事·狐皮帽子》);還有那個強勢的、善經(jīng)營的瓷廠老板娘,發(fā)話任由人拉走瓷缸以充棺材,拉完為止,“這樣的時候,錢是個啥”(《本地的事·郭鳳菊》);還有那個長工——雖名為長工,寄身主家,與主人的關系處得“像老哥弟兄”,大震掩平了主人全家,只余一吃奶嬰兒在廢墟上舞著小手大哭。這長工“向著這一時喑啞的世界做了保證”,只要自己活著,就把孩子養(yǎng)大(《本地的事·老井》)……此處由于外力擠壓,人性反而晶瑩,透亮,無雜質纖塵,它給凄慘、絕望的世界帶來暖意,它給喪失了生之意志的人一種無形的力。它不多想,不思慮,不計算。與此相對,另一極則顯得可疑、混濁、陰暗,它似乎一意證明自身,哪怕大震還在持續(xù)、世界正在毀滅,也不愿改其惡濁本性和本質。這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那個光棍,無意間救了主人,知其家底,便伙同一乞丐威逼主人,命其交出家財。退讓、隱忍至無可忍讓之際,主人將光棍引入窯洞深處,暗暗打開了機關。讀到這里,已經(jīng)不再覺得大震有多可怕了,人性之惡遠甚于大震;讀到這里,亦覺善惡角力中,良善的人性終歸更具優(yōu)勢,占據(jù)上風。(《本地的事·關門山》)這樣的事例,在小說中還有不少,比如假扮念經(jīng)人的乞丐(《本地的事·乞丐》),比如混在難民群里的土匪(《本地的事·自救隊》),等等。還有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例子:名叫尕虎的年輕犯人,以偷牛罪名被判入獄5年,大震時乘亂跑出去,氣吼吼地救出誣陷他的雇主夫婦,強拉到知縣那里,以證自己清白。知縣見此情狀,大感意外,亦“大起快慰”,像看什么稀罕物那樣看著這個年輕人。(《本地的事·尕虎》)感覺快意的何止是知縣,作為讀者的我們,亦覺大痛快。

小說以“本地的事”“遠處的事”“后來的事”結構成一個整體,這會令人不由得想到,凡屬人的事都應相互關聯(lián)。然而,實際上,小說更多呈現(xiàn)的是一個個被打壓在黃土下面的求生者,憑著最后的一點氣力,努力救出自己。大難落在了頭上,這就是人的命運;于孤獨無助中又反抗這命運,正是生命的本質。廢窯中的一對新婚夫婦,一邊吃著糊墻紙——那是用面糊貼上的,一邊輪換著掏挖,直到力氣用盡,相擁而死(《后來的事·廢窯》),即為感人一例。何止人的生命,便是動物,亦何嘗不如是:幾只被壓在窯洞里的羊,吃自身的毛,或吃同伴身上的毛,竟然由冬天活到了春天,它們終于見到了陽光,“忍耐了那么長時間”,最后直著眼睛死去了。(《后來的事·柳葉哨》)這些深藏在黑暗地底、超乎想象的細節(jié),因著作家的深度體驗被呈現(xiàn)了出來。

阿爾貝·加繆說過:天災不由人;于災難中死去成千上萬的人,在漫長的歷史以及想象中,無非一縷輕煙而已(《鼠疫》)。那么,《地動》的藝術及其意義,正在于記住這些逝去的生命。于文本描述的世界里,我們分明聽見了那個隨時現(xiàn)身的敘述者的嘆息聲,借用石舒清此前在短篇小說《十里店》里敘述者的話:可惜了大難中這無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