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寫作：構建一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
在21世紀的第21年的伊始，我們重新倡導一種寫作——“自然寫作”。
誠然，“自然寫作”并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或新的寫作方式。它源自英文Nature Writing，國內有人稱之為“自然文學”。它最早出現(xiàn)于17至19世紀的英美，以吉爾伯特·懷特、愛默生、梭羅為代表的寫作方法和思潮，比如吉爾伯特·懷特《賽爾伯恩博物志》，愛默生的《論自然》，梭羅的《瓦爾登湖》便是“自然寫作”的開山之作。這些作品預見了工業(yè)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護這個世界”“在叢林中重新找回理智與信仰”的觀點。隨著20世紀工業(yè)社會對自然界的侵占和破壞，環(huán)境污染、土地流失、氣候變暖等等，一些作家開始自覺地從生態(tài)的角度，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ㄉ摹都澎o的春天》、利奧波德的《沙鄉(xiāng)年鑒》、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奧爾森的《低吟的荒野》等，還有以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等為代表的俄羅斯“自然寫作”。這些作品以隨筆、報告和哲學思辨的形式，摒棄了傳統(tǒng)文學中通常以人為中心的理念，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生態(tài)保護、科學與自然的關系、“土地倫理”等命題，開始從心靈出發(fā)，以“荒野”為依托，感受人與自然的交融，體驗古樸、雄渾、和諧、寧靜的野性之美，并在其中尋求精神的慰藉和安寧。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早有“自然寫作”的元素，莊子有言：“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知北游》）“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保ā短煜隆罚┻@些都可看作是最早的中國人認識與感悟人與自然和諧平等關系的表述。20世紀30年代前后，周作人、馮至等現(xiàn)代作家也有對自然寫作的涉獵。而真正進入所謂現(xiàn)代自然寫作，大約是20世紀90年代，一批作家開始自覺地關注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其中有徐剛、張煒、阿來、梁衡、姜戎、李青松、葦岸、沙青、鮑爾吉·原野、陳應松、劉亮程、胡冬林、格日勒其木格·黑鶴、傅菲等等。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體裁，表達了對自然的關切與敬畏，以及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與人類生存境況的反思和憂慮。從徐剛的《守望家園》到張煒的《融入野地》，從阿來的《蘑菇圈》到梁衡的《樹梢上的中國》，從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到胡冬林的《山林筆記》，從姜戎的《狼圖騰》到李青松的《萬物筆記》，還有近期陳應松的長篇小說《森林沉默》以及鮑爾吉·原野、劉亮程、格日勒其木格·黑鶴、傅菲的一系列作品，形成了當代文學中“自然寫作”的強大文脈和潮流。另一方面，關于自然寫作的理論和批評無疑也對這一創(chuàng)作方式的發(fā)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與創(chuàng)作實踐相比，理論相對滯后，缺乏更有力量的理論家和評論家的介入。這便是我們重新倡導自然寫作的一個緣由。
《草原》雜志作為一個邊疆的文學園地，作為以草原文化為中心的多民族的文學載體，希望肩負起這個責任，以期引發(fā)文壇和作家們的關注和回應。
我們知道，建設生態(tài)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也是我們國家十四五規(guī)劃的戰(zhàn)略決策。今天，我們倡導自然寫作正是對這一宏偉藍圖的響應與期待，以生態(tài)文明為導向，以自然寫作為旗幟，為建設美麗中國，實現(xiàn)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而做出努力。
本期的《我行走，我感動》是張煒有關“自然寫作”的重要闡述。他說：“關于人和自然的關系、關于大自然題材的寫作，我們所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粉碎大詞和概念，回到個人的沉默思悟中，在沉浸中與表述對象有一番心靈的共振。由此，進入個人的生命體驗?！边@或許預示了當下自然寫作的一個重要方向。李青松的《大興安嶺筆記》與黑鶴的《杭蓋諾亥》則是兩位作家對自然寫作的最新實踐和成果。前者是作者對中國北方最大的綠色屏障大興安嶺林區(qū)的森林調查，后者是對人與動物的共生關系的關注。兩篇作品敘事風格不同，內容有點有面，為我們倡導的自然寫作提供了兩種典型范例，值得我們研究。
19世紀，詩人惠特曼在《草葉集》的前言中要求美國詩人，應該用文字賦予美國的地理、自然生活、河流與湖泊以具體的形象。今天，我們呼吁中國的作家們走出書齋，放開眼界，投身于美妙神奇的大自然中，深入這片滋養(yǎng)我們，并給我們自信和力量的祖國的山川草木，以我們文學的良知，遵循自然倫理，構建一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同時也希望我們帶著一種感恩的情懷去親近自然，守護大地，以保持人類共同的生存根基和家園。
《草原》雜志社
202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