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春風：莊學本少數(shù)民族女性影像與文化研究
摘要：莊學本于1934—40年間，在中國川、青、甘、康諸省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長期從事民族調查與影像拍攝。在其眾多的考察、創(chuàng)作主題當中，各民族女性的社會地位、服飾形象、婚姻生活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拍攝與書寫的影像——文字民族志報告，既表現(xiàn)出其對各民族女性同胞的博愛情感與道義關懷，也成為當代學人與公眾了解八十多年前中國西部邊陲少數(shù)民族女性文化最寶貴的文獻資料。
關鍵詞：莊學本；少數(shù)民族；女性；影像文獻；民族志
莊學本（1909—1984）為20世紀最重要的中國邊疆攝影工作者之一。他于1930—40年代在四川、西康（后并入四川）、青海、甘肅等地少數(shù)民族世居區(qū)域拍攝圖片，長期刊載于《良友》、《中華》、《東方》等民國時代知名的期刊畫報，擁有廣泛的讀者群。1941年，他曾在重慶、成都、雅安三地舉辦“西康影展”，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親自作序，觀眾逾十萬，國民政府要員與學界名宿紛紛題詞禮贊，多份刊物發(fā)表影展專號，風頭之盛一時無兩。
在以攝影成名的同時，莊學本還曾以“開發(fā)西北協(xié)會調查專員”、“西康省政府參議”等半官方身份，在西陲藏邊從事民族文化考察與民族問題研究活動，并陸續(xù)發(fā)表或出版過《羌戎考察記》、《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其地理分布》、《丹巴調查報告》、《西康夷族調查報告》、《康藏民間故事集》等民族學人類學領域的文字作品。他于學術領域取得的成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同樣為學界所尊重，曾先后成為中國邊疆學會與中國民族學會會員，并于1948年被選為中國民族學會候補理事。莊學本在1950年后的生活跌宕起伏，與攝影創(chuàng)作及學術活動都漸行漸遠。直到上世紀末，中國攝影界重新“發(fā)現(xiàn)”了這位久已被淡忘的攝影家及其數(shù)千幅西部邊地攝影作品，莊學本的生平與志業(yè)才再次回到公眾視野，并從學界獲得了“影像人類學先驅”的稱號。當然，考其藝術與學術成就，“先驅”之桂冠確為實至名歸。
莊學本在他游歷川、康、青、甘的漫漫旅程中，遭逢的險境與奇遇不勝枚舉，如與阿壩墨桑土司華爾功臣烈結拜為兄弟、陪同九世班禪大師返回西藏、在涼山彝區(qū)險被擄為“娃子”等，他鏡頭所獵的雪山草地、寺廟法會、婚喪嫁娶等奇景更是引人注目，且多有影像民族志的學術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從最早進入岷江流域的羌寨，到最后離開藏漢雜居的康定，莊學本始終對中國西部少數(shù)民族女性持有一貫的拍攝興趣與習俗文化研究的熱忱。如果我們在他廣泛的影像與文化調查主題中，拎出一條有溫度、有深度的貫穿線索，那么，透過一幅幅照片凝視我們的各民族女性，以及散落于其旅行日記或調查報告中的女性生活與文化記錄，無疑帶給我們極美的視覺感受，豐沛的時代語境與寶貴的文化信息。
一、女性肖像與歷史情境
莊學本自1933至1939年在藏邊地區(qū)的游歷與攝影，拍攝了數(shù)千幅以上的圖片，其中最引人矚目者，當為他在各地為羌、藏、土、彝、東鄉(xiāng)、摩梭等少數(shù)民族成員拍攝的肖像照。攝影研究者李媚認為：“肖像是攝影中最具有檢驗力也是最有難度的攝影方式，那些面孔總能讓人窺破一個攝影者與被攝影者的關系、攝影者的心理與姿態(tài)。……搜尋記憶，似乎還沒有哪位中國當代攝影家的肖像作品像他（莊學本）的這些作品一樣對我具有那么深刻的震動。我想即使就僅憑這些作品，莊學本就有足夠的資格成為中國攝影史上重要的大師級人物。”在莊學本的少數(shù)民族肖像作品中，又以女性肖像照最為出色。如《良友》雜志之《新西康專號》（1940）封面彝族少女像、《羌戎考察記》（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封面嘉絨少女彈口弦像、《莊學本全集》（中華書局，2009）封面羌族女性側面像與嘉絨少女像等，都是莊氏的攝影代表作。雖然大多數(shù)女性肖像作品都沒能留下被拍攝對象的姓名與身世，但依然有少數(shù)留影者，因為自身的名望或后人的追尋，在歷史的語境中存續(xù)了她們的生命故事。
（一）羌戎女子的青春肖像
1934年，時年24歲的莊學本第一次涉足羌族與嘉絨藏族世居的四川岷江流域，他與當時從東部城市進入西南邊地游歷的知識青年相仿，“熱切企望能在國疆邊緣扮演知識的發(fā)掘者與溝通者的角色，將國族知識帶入邊疆，并將邊疆的落后情況帶給國人。同時我們也可由此體認這些志切革命的青年心目中的國家藍圖——一個政治統(tǒng)一、社會有序、經(jīng)濟科學進步的中國?！痹谒月眯腥沼洖樗{本出版的《羌戎考察記》中，除了觀察和記錄沿途羌、藏、漢族的民生與民俗，正值青年時代的莊學本也并未刻意掩飾他對異性的興趣。他專門記下五六個羌民丫頭“逼視著我突然的一陣訇笑，笑聲有些異樣，我們至今還莫名其妙他們的笑因，原因在我們身上發(fā)現(xiàn)的呢？還是她們天真的流露？”在書中，莊學本還專設“羌女怕羞，不肯照相”一節(jié)，講述他在理番（今理縣）縣城見到羌族女子，“很希望把她們的倩影攝入我的影盒”，但屢遭拒絕，究其緣由，“有的說是迷信，以為照了相就要倒霉，有的說她們是怕羞，恐怕照出來不好看。但終于被我設法偷偷的攝了一影，說起來真是好笑呢！”這種言行舉止中對青年異性興趣的流露，也顯示出初入邊地的莊學本尚未受到學術標準的規(guī)訓，保有一種本能的激情與新鮮感。
在嘉絨藏族聚居的八石腦村，莊學本受到盛裝藏族少女們的歌舞歡迎，又有了為她們攝影的強烈愿望，“當每個丫頭坐上去照相時，面部都表現(xiàn)不自然的神情，使我的攝影機中得不到一張活潑生動的半身像?！钡牵谕ㄏ栉杩駳g之后，莊學本將連夜沖洗出來的照片分發(fā)給她們，“丫頭們第一次見到她們自己的嘴臉印到紙上，都異常的興奮，她們對于照相發(fā)生興趣了?！鼻f學本從這次拍攝嘉絨藏族女性的經(jīng)歷，認識到照片作為“禮物”，對于熟悉當?shù)厣鐣鲞M彼此情誼，以及更為平等、深入地進行影像記錄的重要價值。此后，在當?shù)厣鐓^(qū)的照片拍攝——沖印——饋贈——再拍攝的工作流程，成為莊學本在西部少數(shù)民族學地區(qū)從事民族志攝影的主要方法之一。
莊學本作品中最著名的兩幅嘉絨藏族少女肖像，都是1934年在理番縣內拍攝的。新版《羌戎考察記》封面選用的“彈口弦少女像”，根據(jù)四川省阿壩州文化研究者徐吉廷先生的實地尋訪，少女名為楊德芳，應是莊學本本次考察聘請的翻譯兼干事楊青云（藏名索囊仁清）的一個侄女?！?007年，楊德芳在米亞羅管賬，當她看到《羌戎考察記》后很高興，并買了幾十本送人，她還給別人說封面照片是她在3、4歲時照的。老人于2008年去世。”另一張更為膾炙人口的“什谷屯貴族少女”肖像（《莊學本全集》下卷封面照），是什谷腦守備楊繼祖的女兒包慧卿。她自幼秀外慧中，少女時代曾在成都省藝專學習音樂。“1952年前后，包惠卿考入西南民族學院讀書，1955年后在阿壩州民族干部學校任教。州政府從刷經(jīng)寺搬遷到馬爾康后，她在馬爾康鄉(xiāng)下教書，1957年被劃為右派，1958年開除公職，1960年病故?！卑矍涠虝旱娜松员瘎「娼K，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的遺產(chǎn)，只有這幅少女時代的照片，凝視著人間，成為純真不逝的永恒經(jīng)典。
（二）藏族貴婦的歷史寫真
1.果洛康干部落頭人之妻阿賽
1934年的川青邊地考察期間，在時人以為蠻荒兇險的廓落克（果洛）草原，莊學本卻曾經(jīng)感受到藏族部落女子的善良與美好。如在廓落克的康干部落，莊學本曾與部落頭人康克明的妻子阿賽（莊寫作阿雪，藏名寫作那媜王慕）共度了數(shù)日時光。時年23歲的阿賽是拉撲楞寺第五世嘉木樣活佛丹貝堅贊（漢名黃正光）的二姐，自幼生活在里塘漢藏雜居地區(qū)，諳熟漢語，遠嫁果洛部落之后，難得有外來漢人的到訪，故對于意外出現(xiàn)的莊學本頗多親近。“土婦嘗肆漢文通漢語，故有漢人習。當吾儕下帳時即來問候，舉止頗落落，年僅二十許，生二女，是甘肅番兵總辦黃慧中（黃位中）之女?！鼻f學本與阿賽互致禮物，交談甚切。“土婦好喜垂晚在溪中濯馬，令眾奴牽之，彼即以水潑馬，馬驚躍則奴輩隨之下溪，一而再，觀者嘩笑，亦草地之春色也。惟其開通亦少見?！?/p>
自抵達康干翌日，莊學本即與阿賽來往頻繁。晨間“坐而閑談，述其家世”，午后莊則為之攝影，“土婦乃盛裝來，穿獺皮裘，竟體蔽珊瑚珠，戴珊瑚冠，背后飄緞帶上綴琥珀，珊瑚大者如拳，細者如珠，珠光寶氣，灼灼射人，總其價值約在萬金，華貴誠不亞于江南之貴婦人?！鼻f學本為之拍攝一幅端莊坐像，身旁是同樣盛裝、神態(tài)幼稚而眼神明亮的女兒。他還按照當時流行的人類學攝影方式，拍攝了阿賽正面、側面與背面三幅相片，以展示當?shù)夭刈遒F婦的華麗服飾，又請求她騎馬留影，阿賽無不應之。到了晚上，“土婦為余下一紅帳房作洗相用，番人俱因未嘗見，故集滿帳，雖伸手不見五指，惟均不愿去。土婦能唱漢歌，在黑暗中唱泗州調打牙牌一闋，音調悠揚，如聞鄉(xiāng)音，幾忘置身于寂寞野番之草地中?！鼻f氏在康干部落逗留五日，辭行之時，“土婦為余牽籠上騎，已見其淚盈于眶，淫淫欲出，余亦不禁為之黯然終日。……及返首視之，尚見土婦癡癡帳外，若有所思，余深恐為人識破，乃忍心前弛。”
在莊學本經(jīng)年累月的旅行日記中，唯此篇意味深長，似有一種朦朧的情愫，或如他自己所言：“蓋彼既生長漢邦，遠適番地，荒野寂寞，輒動鄉(xiāng)思，茲見漢人，果視如家人，聚首未久，忽賦驪歌，自當揮淚也。而余以彼例已入山數(shù)月，所見者番蠻野人，今遇此境，亦不禁悲從中來。惟吾儕匹夫家國之命脈絕續(xù)，非作兒女態(tài)時也，乃策馬不顧而行”。當代影視人類學者鮑江評論道：“莊學本鏡頭里的阿賽，男孩子氣堅毅如昔，但天真已不再，神情顯得凝重、憂慮，讓人不忍對視。此時的阿賽歷經(jīng)馬家軍閥兵炙欺凌，她的心緒，作為匆匆過客的莊學本未必能夠完全體會，甚至可能存在美麗的誤會，但莊學本用鏡頭與文字寫下的阿賽、自我以及彼此的相遇與相處，它所揭示的跨文化相處之道啟迪我們后學——‘誠’是成就影視人類學經(jīng)典不可或缺的前提?！?/p>
2.甘孜孔薩女土司德欽汪姆
莊學本影集中另一位留影甚多，且在康藏現(xiàn)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藏族女性，是四川甘孜縣（時在西康省轄下）孔薩女土司德欽汪姆。莊氏與女土司相遇的時間，已是1937年11月下旬，他作為九世班禪歸藏護送行署的攝影師，自1935年啟程，已在青海、甘肅浪跡兩年，此時因班禪滯留玉樹，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不得不獨自踏上返鄉(xiāng)之路。莊學本于11月28日抵達甘孜，在縣政府舉行的接風宴上認識了德欽汪姆等藏族各部落土司：“這里的酋長是一位妙齡的‘西番’女子，名叫德欽汪姆，很能干大方，頗受她的人民信仰。她的祖母是過去西康著名的女土司，她的叔父是寺中的活佛?！?/p>
莊文駿先生（莊學本之子）曾寫道：“我在掃描父親照片時，發(fā)現(xiàn)父親給一個女土司拍下了十多張不同角度的照片。我當時很疑惑：“父親為什么為這個女土司拍了這么多？原來父親在南下時，到甘孜孔薩時，見證了一場歷史罕見的為愛情而進行的戰(zhàn)爭?！赣H見證了這一切，并留下了豐富的影像資料，后來資料上關于這個女土司的記錄，都是使用父親留下的照片。”所謂“為愛情而進行的戰(zhàn)爭”，是指德欽汪姆與班禪行轅衛(wèi)隊隊長益西多吉（后更名為孔薩益多）之間的婚事，以及由此為導火索引發(fā)的“甘孜事變”；藏學家降邊嘉措在其傳記作品《最后一個女土司》中，也曾將莊氏列為這場戀情的見證人之一：“可惜心性耿直的莊學本沒有發(fā)現(xiàn)益西多吉和德欽旺姆正暗生情愫，否則他一定會給他們拍攝一張合影照片的。”但益西多吉隨班禪行轅到達甘孜并與德欽汪姆相識是在1938年1月末之后的事情，根據(jù)其日記，彼時莊學本早已抵達康定甚至成都，不應再有機會“見證”他們的愛情，更遑論此后的紛爭與戰(zhàn)事，不知降邊嘉措先生就此事件的信源為何？
雖然未曾真的見證“愛情戰(zhàn)爭”，但莊學本與德欽汪姆之間，應當是建立了較為深厚的友情，否則，莊氏不會為她拍下十余張照片，其中既有德欽汪姆的個人肖像，也有她與友人在一起的合影，幾乎每一張照片中的德欽汪姆都面帶笑容，意態(tài)閑適。特別是一張距離很近的特寫相片，德欽汪姆沒有任何華貴的配飾，素顏而微笑地凝視著鏡頭以及相機后方的莊學本，其溫柔、無邪的神情，能夠讓后世的觀看者感受到她內心的純凈。
上述嘉絨、果洛與康巴藏族女性肖像，雖然只是莊學本在1930-1940年代西部民族攝影中少數(shù)的個案，卻能體現(xiàn)出莊氏攝影的藝術成就與學術內涵。從攝影藝術的角度，正如當代攝影研究者李媚所言：“那一張張面孔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只要凝視就會被深深地打動，哪怕目光只是匆匆掠過，你都無法不駐足停留。我們被觸動的是內心的柔軟之處而不僅僅是眼球?！睆挠跋衩褡逯镜囊暯牵f學本的肖像攝影帶有鮮明的時代語境，能夠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邊疆歷史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阿賽與德欽汪姆的兩組照片，分別對應著她們身處的時代旋渦與曲折的個人命運，前者的人生與果洛藏族部落的苦難糾結在一起，后者則即將迎來那位改變她生命歷程、引發(fā)各方混戰(zhàn)的班禪行轅衛(wèi)隊長。她們留在莊學本影像與文字中那些平和、甚至親昵的神情和舉止，幾乎能被稱為她們一生中最美好、安寧的時刻之一。
李媚曾有一個疑問：“莊學本的圖片有一種攝影人夢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難想象當那些人們與他雙目相對的時候，他們是怎樣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機和這個漢地男人，而獨自存在的？”如果以人類學的觀念去理解，我們其實會發(fā)現(xiàn)，包括阿賽與德欽汪姆在內，這些影像的留存者并非超越了這個漢地男人，而是與他達成了某種心理上的和諧或信任。鮑江在評價莊學本與阿賽的拍攝關系時認為：“與拍攝對象以誠相待，在田野現(xiàn)場與拍攝對象即時分享拍攝成果，這是莊學本作品的成功之道。通過與相關文字對照，影像反射性由隱變顯。這樣的呈現(xiàn)傳遞給讀者的就不僅限于通過拍攝對象特殊裝束彰顯、流于表面的所謂‘他者性’，它還包括以拍攝者與拍攝對象‘相處之道’為核心的作品創(chuàng)作過程及其跨文化語境，甚至還包括在此過程中拍攝者心跡的流露?！焙喍灾诿鎸Ρ慌臄z者時，莊學本并沒有“自我的消失”，而是用誠意與尊重，成為一個值得對方信賴與托付的伙伴，達成一種“跨越文化藩籬的‘心心相印’”。
二、女性文化調查與處境關懷
除了肖像攝影之外，莊學本在其1934-1940年的川、青、甘、康考察活動中，主要的精力還是投諸邊地各族群的社會考察與文化記錄，社會組織、政治結構、婚姻家庭、物質文化、信仰儀式等均在其關注的范圍之內，也正因如此，莊學本的攝影才被當代學界普遍認為是中國影像人類學的先聲。在繁多的調查內容當中，西部少數(shù)民族女性的文化特質是他一貫重視的內容，特別是1935年，他第一次游歷結束后返回上海，遵從中央研究院總干事丁文江的要求，學習人類學的基本知識與體質測量方法后，莊學本逐漸斂去多愁善感的少年心性，開始在沿途的邊疆部落考察活動中，自覺運用學術視角，進行帶有民族志色彩的影像記錄與文字描述，其調查與創(chuàng)作歷程也進入了人生的第二個階段，而各族女性的服飾裝束、婚戀生活、社會身份等，依然是莊學本田野攝影與文化調研的重要主題。
（一）女性服飾與妝容文化考察
近代以來，由于邊疆民族與漢族之間的不斷交往，其服飾往往形成男裝多混同于漢人裝束，女性服飾則固守本民族或部落傳統(tǒng)之基本形制，故考察一族服飾特征，往往以女性一方居于主位。民國攝影家關注少數(shù)民族服飾者雖不乏其人，但莊學本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迄今，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尚收藏莊學本圖片約642幅，多為羌人、戎人（嘉絨藏族）與彝人之服飾形象與生活圖景等，為該館最重要的圖片藏品，也是當代服裝學者研究20世紀前半葉中國西部民族服飾文化的珍貴影像資料。
雖然在其1934年的羌戎果洛之行期間，莊學本便出于攝影者本能地關注并拍攝了羌族、嘉絨藏族與安多藏族的服飾，甚至對阿賽等貴族女性的衣飾不吝“珠光寶氣，灼灼射人”的贊嘆，但直到他于1935年受聘擔任“護送班禪回藏專使行署”攝影師之后，才開始進行帶有民族志意義的系統(tǒng)性觀察與記錄。莊學本于1936年農(nóng)歷春節(jié)時期進入青海省互助縣的土族聚居區(qū)，考察土人的社會民俗。當時他便注意到：“土人服飾異常奇特，和蒙古人及番人均截然不同，婦人的頭飾用紅線、五色布、紅絨球和小銅鈴做成馬鞍形、簸箕形、蜂翅形、三尖形、燒餅形，分別稱馬鞍頭、簸箕頭、蜂兒頭、三尖頭或三義頭、燒餅頭或干糧頭等種種。每一條山溝流行一種頭飾，頸間套著白貝殼的項圈，背后又拖一個五彩料珠盤成的圓碟。民和縣的土人特別，都是小腳、紅裙珠冠，額前一只珠鳳，行動時腳下裊裊婷婷，珠鳳顫顫飛舞，據(jù)傳這是宋朝丹陽公主的新妝?！?/p>
莊學本于青海各地拍攝了不同類型的土族女性頭飾，并在其撰寫的《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其地理分布》書稿中，專辟“衣飾”一節(jié)，對土族服飾（主要是女性服飾與頭飾）進行了十分詳盡的解釋，如“蜂兒頭，土名 Gis Notail（即“扭達”—本文作者注），又名鳳兒頭，用橢圓紙板二扇，上綴紅繩為冕，用銅簪斜插，聳立腦后，如蜂兒展翅，故名蜂兒頭。此種頭飾以互助東南哈拉直滿溝華林莊為最習見。簸箕頭，土名 Bugi Notail ，又名馬鞍頭，亦用紙板做成馬鞍形之頭飾，四周用紅繩為冕旒，戴法同蜂兒頭。此種頭飾以互助沙塘川塘巴堡一帶最為習見……”等，又附有多幅他親筆手繪的頭飾圖形，可謂圖、文、影并茂，足堪為服飾研究者參詳。莊學本曾于1937年初二度訪問青海土族聚居村落，進行系統(tǒng)的民族學調查與拍攝、測量、搜集文物等工作，就在他最終離開當?shù)夭坏揭荒?，?938年后，“青海軍閥馬步芳強行改變土族服飾，從此這些式樣繁多的扭達不再流行，現(xiàn)已在民間絕跡。此后，土族婦女常把頭發(fā)梳成兩根長辮子，垂在背后，末梢相聯(lián)，頭戴飾有絲錦的氈帽或禮帽?！庇纱丝梢?，莊學本很可能是親眼見證并記錄土族婦女傳統(tǒng)頭飾的最后一位外來文化調查者，他所拍攝的土族婦女頭飾圖片，或已成為后人了解該民族傳統(tǒng)服飾文化的視覺文獻孤本，具有極為寶貴的影像民族志價值。
1936年5月，莊學本隨班禪行轅來到甘肅夏河拉撲楞寺，舉行規(guī)模盛大的時輪金剛法會。在此期間，莊學本正好可以如魚得水似地拍攝四方而來的藏人服飾：“五光十色最使人注目的是他們婦女各種奇異的裝束，每一種裝束足以代表他們每一個部落。”《良友》雜志1936年的123期以《從蘭州到拉卜楞》和《西陲之民族》為標題，專門發(fā)表了莊學本的西游行紀以及他在拉卜楞寺法會期間拍攝的藏人衣冠形象，共計兩頁17幅圖片，圖文并茂地展示了前來膜拜班禪大師的不同地區(qū)男女服飾的特點，如拉卜楞婦女“頭上梳了幾百根小辮子，她們的辮套從腰以下縫上五十個銅元，富的用銀盾和銀元”；松潘的婦女“滿頭全是蘋果形的琥珀，額前再繞幾轉嘛呢珠般的珊瑚珠鏈”；隆務族婦女的“背后很像帶著一個木枷。辮梢上掛著一根三尺長的木板，上面釘七個銀盾，下面飄五條紅帶”；卓尼族婦女“多數(shù)衣服襤褸，戴著大耳環(huán)，辮子分成三股，上面密綴著長條的銅珠”；西康的女子“都梳一根大辮子，腰間束一片花布裙，而里塘的婦女就特殊了，貴屬的太太們在頭的左右兩角覆兩個圓的金盾”。除了逐一拍攝各部族婦女的全身照與特寫外，莊學本還專門邀請拉卜楞、西康、里塘及松潘婦女合影一張，以對比她們頭飾與服裝的差異。這些影像細節(jié)與文字描寫，為1930年代的川、甘、青藏區(qū)女性傳統(tǒng)的服飾文化，留下了非常細致而生動的文獻記錄。此后數(shù)年間，莊學本任西康省政府參事時，亦曾專題拍攝與文字介紹丹巴嘉絨藏族、大涼山彝族、瀘沽湖摩梭人等族群女性服飾特點，如他在《西康夷族調查報告》中，莊學本亦設置專門章節(jié)介紹彝人服飾，其中尤以女性服飾之陳述最為細致，包括頭帕、帽子、發(fā)辮及耳飾、盛裝的頭飾、上衣、裙子、其他的飾物、披風等部分，且根據(jù)地區(qū)與支系的差異，有更多彝族分支的服飾細節(jié)介紹。在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收藏的莊學本圖片資料中，便以彝族服飾照片最為豐富，共計387張，可以與莊氏的文字表述參閱互文。
除女性服飾之外，莊學本對西部少數(shù)民族婦女的特殊妝容等習俗與文化也有所關注，在這其中，又以他對藏族女性涂面風俗的影像記錄與文字描述最具典型意義。在其記述1935-37年“九世班禪歸藏”行程的《青康旅行記》（手稿），講述玉樹藏族服飾的章節(jié)中，莊學本寫道：“年輕婦女的臉上很多涂著醬黑色的藏糖，一塊一塊的黑斑等于回族的面幕遮蓋了她們的美容，反使人望之卻步。據(jù)傳這種裝飾是古代藏王的命令，以防止喇嘛的不守清規(guī)?！?940年，莊學本在其畢生最盛大的一次攝影展覽“西康影展”中，也展示了一幅名為“涂面”的照片，圖片說明與上文略同，又補充了“涂面之另一意義謂高原朔風多勵，涂之以滋潤肌膚云”。
當然，在莊學本成千上萬幅照片當中，“涂面”并非代表作，也很少受到特別的關注，直到當代中國藏學研究者張亞莎進行藏族歷史文獻中“赭面”習俗研究時，因“古代有‘涂面’（赭面）習俗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的西南及西藏自治區(qū)的北部與西部（即藏語稱之為‘羌塘’的地區(qū)），青海省西南玉樹地區(qū)藏族曾流行過赭面習俗的結論，主要根據(jù)歷史文獻記載和出土考古文物得來，卻缺乏現(xiàn)有的民族學調查資料”，而莊學本在青海玉樹拍攝的“涂面”照片，或正是“是至今仍活著的民族學方面的佐證……尤其是對于研究證據(jù)鏈條的完善，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在此，我們真的應該深深感謝莊學本先生當年非凡的功績以及他所留給我們豐厚的遺產(chǎn)！”
（二）女性生活方式與社會地位考察
莊學本自踏上西行之路，便對中國西部少數(shù)民族女性的生活、勞作、婚戀與社會地位等問題多有關注。他雖然不是一位“女權主義者”，但或許是在上海、南京等沿海大都會度過了青年時代，視野較為開放，抑或他長期合作的《良友》、《中華》等時尚刊物具有早期的婦女平權意識，莊氏在其1930年代中后期的西部旅行、調查與創(chuàng)作期間，確有一般的外來考察者不常具備的意識，即通過女性的社會身份理解一個族群的文化整體特征。
莊學本于1934年初涉羌寨、戎村以及果洛藏族部落時，無可避免地帶有一種對他者的獵奇目光，故其早期的攝影與文字書寫，多發(fā)乎性情，較少深入的調查研究。也因如此，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羌戎考察記》被當時的學界人士譏諷：“可以說是羌戎區(qū)的游覽記錄，而不能稱為‘考察’，因為‘考察’兩字，無論用在哪一方面，都需有一副專門的知識或技能。而莊君除照相技術而外，其他都談不上也?！奔幢恪肚既挚疾煊洝吩趯W術領域之價值尚可商榷，但莊學本畢生奉行的民族平等與文化包容精神，以及對邊地民族婦女的同情，卻已體現(xiàn)無疑。他在書中專設《勤勞的戎女》一節(jié)，認為“丫頭是很能勤苦的，她們完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中的工作清閑時，手中終是不停的打羊毛線，無論坐跪立行，無不如此。勤勞的精神，實堪令人欽佩。就是在咂酒作樂的時候，她們都還在繞毛線，真所謂娛樂不忘工作呢！”他將其在川西北藏區(qū)的觀感以《今日之吐蕃民族——一個男惰女勤的社會》之圖文發(fā)表于《良友》雜志，稱：“在川省西北——松潘黃勝關以西，西戎之四土以北——有俗稱西番民族者，即古之吐蕃部落也……習俗男惰女勤，一切帳內帳外工作均由婦女任之，無論耕種、畜牧及種種勞作均屬婦女。男子則性惰閑游，故婚姻多用公妻或入贅制。如非統(tǒng)治者仍為因襲之男子土官，則實一女性中心社會也?！?他并以八幅婦女勞作的照片，展示“西番”（即安多藏族）所從事的翻地耕犁、木材運輸、手工織造、纏結毛線、鞣制羊皮等工作，“均由女子任之”。對于果洛地區(qū)藏族的性別分工，他大抵也持同樣的觀點：“男子除當兵和狩獵而外，專做偷竊別人牛羊之舉，幾成習慣。女權極高，隨時可以命令男人。家務皆由其操持。晨起，將所有牛羊放往有水草之地，中午始歸，然后擠乳燒柴，與丈夫吃?！笨傊?，川邊果洛之行帶給莊學本最大的文化震撼之一，是女性的操勞辛苦，及其社會地位的實際高企，最終感嘆這一社會事實“與中原等地適得其反”。
1935年末，莊學本應聘擔任班禪歸藏護送團隊攝影師，前往中國西北地區(qū)旅行考察，并肩負為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搜集標本、資料之使命。他在青海所進入的第一個少數(shù)民族社區(qū)——土族村落中，不單注意到女性頭飾的多樣性，更將“女勤而男惰”的評語再度拋出：“他們的習氣還和游牧社會相仿佛，家庭和田中的工作都依賴女子為中心。懶惰的男子除了耕地意外，一切田中事家中的事都不去過問?！鼻f學本進而發(fā)現(xiàn)土族女性有“十五做阿姑”的習俗：“未嫁的女子到了十五歲，向父母天地跪拜磕頭，將背后兩根發(fā)辮的尾梢連結起來，就稱‘戴天頭’，此后她們被人艷稱為‘阿姑’?！⒐谩膽賽?，就能享受到自由的權利，父母兄弟都不能顧問。阿姑在外面找情人，或者帶了情人回家，都很自由。阿姑生了子女，就算母家的子女，姓母家的姓。……也有少數(shù)的阿姑，她們因為情人太多，她陷在情海中不能自拔，她就戴了‘天頭’住在母家，以便應付。”他又觀察土族青年男女“桃色的夜會”：“在這樣熱鬧的黑暗中，男女間喁喁情話，耳鬢廝磨，視為常事，有時女子假作不高興的時候，形如烈火的男子把阿姑摔在地上，胡摸一陣。但阿姑多是天足，也有相當?shù)碾隽?，時常她們聯(lián)合二三個阿姑，去玩弄一個俏皮的男子，抱頭拉足，互相合作，把他摔在地上，拖他幾丈。又怕他的報復，就一哄散去?！蓖磷鍖ε栽谀信煌c性生活方面的寬容程度，令莊學本頗覺異樣，以為在封建的中國社會，發(fā)現(xiàn)了一個兩性擇偶相對自由的特別境域?！肮释寥酥彝ヒ耘訛橹行?，通行招贅，或戴天頭而不嫁，遺產(chǎn)因亦多女子繼承。”相對于性倫理更為保守的漢族社會，中國西陲的土族、藏族社群展示了一種更為自由、開放的性觀念。
1937年，因班禪回藏行程在青海玉樹遇阻，加之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莊學本歸鄉(xiāng)無望，翌年竟意外成為西康建省委員會參議，得以考察丹巴嘉絨藏族、大涼山彝族以及瀘沽湖畔的摩梭人社會。1939年，莊學本發(fā)表《丹巴調查報告》，言及丹巴人看重生育，“凡未受孕女子及婦人僅能穿圍腰，受孕以后，始準穿裙子。是丹巴女子生育不僅在生理上起變化，即服飾上亦需相當變換。在民俗學上，實含有特殊意義?！彼S后又深入越嶲、冕寧、昭覺、鹽邊等彝族聚居地，考察彝人社會生活的整體樣貌，其艱險程度尤過于此前的數(shù)次行程。他觀察在彝族家庭之中，主婦須從事“種莊稼、織毛布、打毛線、縫紉、煮飯、抱小孩、喂牲畜、砍柴等工作”，女兒“八九歲以上負放牛羊、抱弟妹的工作，十四五歲以上幫助母親的一切工作”，可知女性是彝族家庭生活的主要維系者。與周邊民族相比，彝族（特指黑彝）婦女的社會地位較高，據(jù)莊學本的考察，黑彝婦女“在戰(zhàn)爭進行中可以出來調停及有承繼父母遺產(chǎn)之權，所以許多兇猛的丈夫能毆打其父兄，而不敢得罪其妻子，并且妻子毆擊丈夫的事件反易發(fā)現(xiàn)?！敝匀绱耍且驗橐妥迮誀窟B著兩個家族，“俗稱‘女子發(fā)五十根是娘家的，五十根是婆家的’，就能明了她們在家族社會中的重要了?！?/p>
由此在婚姻領域，彝族家族之聯(lián)姻看重財禮，買賣婚很發(fā)達，“所以他們頗有不重生男重生女的風尚，因為女兒的財禮是一大筆收入，而兒子的財禮相反的是一大筆支出”。正是由于財禮負擔的沉重，在彝族社會，流行著“轉房”的習俗，即丈夫死后，寡婦只可在男性家族中轉嫁他人，“轉房不問夫之弟兄或長幼，惟視男方之人選而定”。林耀華在其《涼山夷家》書中，亦曾記述“轉房”制度，認為轉房習俗的社會功能在于解決人口和性欲問題，“我看到它是彝家婦女享有的一種權利，卻忽略了它同時也是婦女亡夫家支強加給她的義務?！倍f學本在其調查報告中，卻早已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混亂的轉房，還是基于經(jīng)濟，即買賣婚的不良結果。所以寡婦如欲另醮他姓，只要她能償還彩禮，也可以沖破這層羅網(wǎng)（冕寧黑夷1200兩），但是這筆大的經(jīng)濟數(shù)目，不是一個婦女所能籌措的，因此多數(shù)不幸的婦女，只有冤屈在這種混亂制度之下，但是多數(shù)節(jié)烈的婦女，因不滿于配偶的懸殊，而出于自盡的亦有所聞?！鼻f學本此前曾游歷西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多年，對各民族婦女不公正的命運一直持有同情的態(tài)度，故對“轉房”制度，絕未看成彝族女性的“一種權利”，而是看到了她們的人身枷鎖與流轉之痛。
離開大涼山彝區(qū)之后，莊學本又前往木里與永寧麼些（摩梭）村寨。前者為一近乎封閉的“喇嘛王國”，后者則是有母系社會存續(xù)的部落。他記述：“環(huán)（瀘沽）湖多是麼些的山村，他們以捕魚耕種為生，操勞的都是女子，家庭組織也以女子為中心，男子除了當喇嘛外，在家?guī)椭拮庸ぷ?，所以有‘女兒國’之稱。”他在其日記中亦記載渡船中兩位摩梭老婦的言談：“言其未婚之狀，其歷史由來甚久。一婦生九子，無夫；一婦有數(shù)女。無女之老嫗其言下頗以天下重女之慨，因女子交一男友即可得財物銀錢，以銀錢可以購騾子為家爭財云?！毕f學本未在瀘沽湖多做停留，也沒有撰寫專門的文章或報告，進一步探討摩梭人“以女子為中心”的家庭生活與社會組織。
結語
莊學本自1934年入川邊考察，其后七年間奔走于中國西部邊陲，行攝于村寨部落，書寫于昏燈帳下，完成了一部部兼具民族學調查與影像人類學記錄性質的民族文化著作，其豐厚的內涵迄今仍值得我們鉆研不已。莊學本在其長期而復雜的考察過程中，延續(xù)了對各民族女性的影像拍攝和文化探究，特別是將其融入民族文化的整體情境當中，而不只是獵奇或求美。從他的影像檔案與文字表述中，我們能夠相對完整、細致地獲知上世紀三十年代羌、藏、土、蒙古、撒拉、東鄉(xiāng)、彝、納西（摩梭）等各民族女性的服飾妝容、社會地位、勞動分工、家庭生活、情愛婚姻、人生儀式等文化特征，其豐富、系統(tǒng)的民族文獻價值超越了同時代大多數(shù)圖像與文本，很多作品已成為我們理解彼時彼地彼族群女性文化唯一的信息來源。尤為珍貴的是，莊學本鏡頭攝取的少數(shù)民族女性形象，都以一種“無邪之美”凝望世人，有著對人物最典型、生動、感人的形象寫真，從中也反映出拍攝者本人對各民族女性同胞的博愛情感與道義關懷。而這些影像又與他在文章、報告、書稿中流露出的對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擺脫封建束縛的贊美相呼應，其人道主義精神可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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