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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房偉新作《血色莫扎特》既像“懸疑小說”，又似“青春敘事”，既有“問題小說”的影子，又具“先鋒書寫”的意味。從“寫什么”來看，《血色莫扎特》秉承了房偉一以貫之的關注現(xiàn)實的書寫情懷，將對青春記憶的哀悼與幽微人性的燭照，植根于特定的歷史時空與具象的生活情境之中，以時空變遷與個體成長之間的對撞與抵牾，觸摸時代的肌體，濃縮歷史的記憶。從“如何寫”而言，它嘗試了迥異于《英雄時代》《獵舌師》等前作的創(chuàng)作手法，開啟了不同的文學面向，其藝術“調(diào)性”與品格日漸顯形。

關鍵詞：《血色莫扎特》 精神燭照 復調(diào)敘事 房偉

從2012年長篇小說《英雄時代》引起文壇的關注，到近年來一系列抗戰(zhàn)歷史題材的短篇小說廣受好評，作為“小說家”的房偉，大有壓過“批評家”房偉的趨勢。1既能以充滿真知灼見的批評研究贏得學界的認可，又可在文壇“如魚得水”般地展現(xiàn)超卓的文學天賦，房偉無疑屬于當下頗具氣場的“學者型作家”。新作《血色莫扎特》既像“懸疑小說”，又似“青春敘事”，既有“問題小說”的影子，又具“先鋒書寫”的意味。它是房偉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又一篇”，又是新世紀長篇小說中獨特的“這一個”。無論“寫什么”，還是“怎么寫”，它都標示著房偉的一次新探索、一個新起點，彰顯出獨異的文學“調(diào)性”與不凡的精神品貌。

一、“審父”：憂傷的時代記憶

《血色莫扎特》有別于房偉之前小說，如《英雄時代》《獵舌師》那種詩化、典雅的語言風格對個體化歷史的言說，而是以口語化、直白體的文字抒寫了新世紀初發(fā)生于北方小城的“鋼琴王子殺妻案”及其由之鋪衍開來的關于一代人青春回望、情愛糾葛及人性反思的悲傷體驗與時代記憶。如果非要給文本定一個類型主題的話，與撲朔迷離的懸疑小說相比我更傾向于它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復仇故事。從復仇指涉的對象來看，文本設置著一個清晰而深沉的“審父”結構。某種意義上說，復仇就是一種“審父”。

“審父”是中國文學書寫中的一個常見主題。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十七年文學，再到先鋒小說及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這種主題隨著時代的變化與文學敘事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不同的風貌。但無論如何變化，“審父”之“審”都并非審判之意而是審度、審視與審察，其意在保持主題話語述說過程的一種適度的張力狀態(tài)，其敘事效應是使話語言說的語義所指既不趨向彰顯父性神話輝煌或?qū)じ改酥另灨傅囊欢?，亦不滑至揭示父性頹敗或瀆父的一極。2《血色莫扎特》伏隱著一條由“尋父”“審父”與“弒父”相互交織的敘事軌跡。

就社會現(xiàn)實而言，大多時候父親都是家庭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與堅實后盾，而《血色莫扎特》中這種形象是缺失或消散的。小說中，夏冰的父親在他13歲的時候去世；葛春風的父親在一次工廠爆炸事故中犧牲；馮露的父親雖是一個清晰的具象，但卻是一種道貌岸然、冷漠無情的丑惡人物；更具戲謔意味的是，夏雨的父親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其實，無論夏冰、葛春風，還是馮露與夏雨，在文本敘事中都是“無父”之人。一部小說呈現(xiàn)如此之多的“無父”之人，不知是敘事的偶然或巧合，還是作者有意在賡續(xù)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tǒng)，或是昭示著一代人的成長經(jīng)歷，再或是作為敘事背景或引擎而存在，值得我們思索。

小說《血色莫扎特》中的父親形象可概括為三類，即象征性的父親、現(xiàn)實中的父親與作為惡之源的父親。與此相應，文本也鋪展了對象征性父親的精神尋找，對平凡父親的理性審視與對罪惡父親的復仇弒殺等相關敘事。在精神尋找書寫中，葛春風向父親致敬可謂具有典型的“尋父”意義。“尋父”是“審父”母題的一種必然性變奏，是無“父”無“君”時代由于生存無奈的焦慮、靈魂無“力”的失落和人格意志的稚弱所導致的以一種仰視的姿態(tài)對卡里斯瑪式所在的期待和呼喚。3作品中，葛春風始終生活在父親所籠罩的英雄光環(huán)之中。在外人看來，作為中文專業(yè)出身的他進入化工企業(yè)，自然是依憑父親的余蔭，即使再努力自學化工機械，也不過是“二把刀”，被人不以為然。雖然，憑借自身的鉆研及并不粗野的方法，也能把那些化工技術問題攻克；依賴自己的才華，在借調(diào)的廠宣傳部工作崗位上干的有聲有色，但在領導和同事眼中，他終究是烈士之后，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下。這使他時常深感焦慮與不安。急于逃離、走出父親光環(huán)的籠罩，成為了他奮發(fā)工作、攻堅克難的初衷與動因。在“慶祝改革開放二十周年”的文藝會演之際，化工廠欲排演名為《千萬不要忘記》的大型話劇向英勇犧牲的葛思平同志致敬。從文本敘事看，這一情節(jié)無疑承載與隱含著葛春風“尋父”的敘事功能與寓意。然而，在話劇演出的當天，歷史再次重演。隨著一聲巨響，父親的時代與光環(huán)，連同葛春風的前途一下子化為了齏粉。尋找父親、向父親英勇行為的致敬也有了某種告別的意味。

與英雄父親葛思平相比，韓苗苗、薛暢的父親就顯得平凡、普通，甚至是平庸。如果葛春風對葛思平的致敬有精神“尋父”的蹈空色彩，那么小說對韓苗苗、薛暢父親的書寫則是一種現(xiàn)實的、理性的審視。韓苗苗的父親是一個慈眉善目，沉默寡言的干休所普通廚師，“他時?；杷?，皮膚蒼白，灰暗，消瘦地躺在床上，無聲無息，像陰影里躲著的獸物”4。薛暢的父親是一位工廠庫管員，“他這輩子大部分時間，都守在那間充滿霉味的庫房……他從來不偷庫房的東西，也對領導多領勞保的暗示，視而不見。他是一個正直的男人，也因此一輩子混得窩窩囊囊”5。他們不但無法為兒女提供作為父親的強大庇護，反而成為了韓苗苗身陷囹圄的重要誘因，給兒時的薛暢帶來“心靈創(chuàng)傷”。他們是現(xiàn)實蕓蕓眾生中卑微、平凡的父親，對他們的理性審視，可以見微知著，撥開歷史的表殼與人生的浮沉，審視那些沉溺于欲望與權力追逐中的幽暗人性。

如果說“尋父”與“審父”是對父親形象的追尋與反思，那么“弒父”便是對父親形象的鞭策與批判。對于葛思平、韓苗苗與薛暢父親而言，馮國良、葛春風與薛暢是作為“惡”的父輩形象呈現(xiàn)的。馮國良是一個道貌岸然、冷漠無情的丑惡父親，他逼死了馮露母親，報復了夏冰，殘害了韓苗苗；他不關心、愛護女兒，只愛權力、金錢與美色，是罪惡的象征。同時，葛春風、薛暢的所作所為與夏雨的苦難也莫不可分：如果不是葛春風對夏雨家庭的介入，夏冰與韓苗苗也不會發(fā)生隔閡，繼而是無休止的爭吵；如果夏冰沒有在韓苗苗日記中發(fā)現(xiàn)“春風之后，才是夏雨”的秘密，也不會激情殺妻，萬念俱灰，活活餓死自己。如果不是薛暢的一己之私，韓苗苗也不會被拖入虎口，成為天鵝夜總會的高級妓女；如果沒有薛暢的搬弄是非，夏冰也不會丟掉工作，由音樂天使淪為殺人魔鬼。這些自然構成了馮露與夏雨苦難、怨恨的罪惡淵藪，在他們心中埋下了復仇的種子。他們復仇聯(lián)盟的形成，無疑是向父輩“罪惡”挑戰(zhàn)的宣言。因而，他們的復仇具有了濃郁的“弒父”色彩。

然而，馮露的“弒父”與夏雨的“弒父”又不盡不同。如果說馮露的“弒父”是出于對罪惡的鞭策，那么夏雨的“弒父”超越了這一點而具有雙重批判的意義。小說中，葛春風具有兒子和父親的雙重身份，作為兒子他與夏雨一樣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中。作為父親，他的形象是疏離的、放逐的。因為，他沒有在“尋父”中完成對父親形象的重建，越過父親而取代父親的地位。無論是作為夏雨的“干爹”還是“親生父親”，他的這種父親形象在夏雨心目中都是缺席的、坍塌的，甚至是邪惡的。這種形象無疑給夏雨帶來了深深的生存焦慮，夏雨的復仇便是對父親形象缺位的批判。然而，夏雨又是軟弱的，這種軟弱本身即是父親剛強、責任與擔當形象缺位后的映射，他采取自殘的方式進行復仇，隱喻了“弒父”并未真正完成。因而，這種復仇隱含著批判之后再批判的雙重寓意。

作為“70后”作家的房偉，他傾注于小說中的這種“審父”意識或結構在“70后”作家創(chuàng)作中并非個案，從李浩、魯敏、弋舟與金仁順等作家作品中均可搜尋到相同或相近的“蛛絲馬跡”?？梢哉f，“尋父”在很大程度上是“70后”作家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與精神路徑。6然而，與其他“70后”作家的“審父”書寫相比，《血色莫扎特》的重心并不是“審父”本身，而是通過“尋父”“審父”與“弒父”等行為洞開一段生活真相，并以此為背景書寫時代的憂傷記憶，燭照那段歷史時空中一代人的靈魂掙扎與生命體驗。

二、掙扎：幽微的靈魂燭照

房偉曾在《王小波論》的“前言”中寫道：“我有幸成為了一名國有大型企業(yè)的職工，接受人民群眾的再鍛煉，并在那里度過了幾年難忘歲月。在那個燈光昏黃、狹小潮濕的宿舍，我靠讀書打發(fā)剩余時間。高強度的體力工作，夏夜的蚊蟲、老鼠和蝙蝠，冬天冰冷的像墳墓一般的房間，都讓我的讀書心情變得十分古怪。在那段令人難忘的歲月里，原始積累殘酷而愚蠢的生產(chǎn)方式，野蠻粗鄙的生存與無奈的抗爭，以及知識分子在公眾空間中可憐又可笑的文化身份，都深深刺激了我的神經(jīng)，激發(fā)了我重新審視自我和時代的愿望?！?這是房偉人生中一段刻骨銘心的青春體驗，也是理解《血色莫扎特》中時代書寫與靈魂燭照的一面鏡子。

首先，房偉對那段刻骨銘心的青春體驗的敘事，并未如當下諸多青春書寫的文本那樣多以人物對話、語言獨白等形式展現(xiàn)，而是將人物困囿于特定的生存環(huán)境中予以錘煉、碾壓，以凸顯他們內(nèi)心精神的悸動與苦楚。小說中，無論是才華，還是顏值，葛春風、夏冰與韓苗苗都是麓大校園內(nèi)的靚麗風景與風云人物，眾人矚目的天子驕子，有著無量的光明前景。然而，故事發(fā)生了逆轉(zhuǎn)，在荷爾蒙和酒精的刺激下，年輕氣盛、極易沖動的葛春風用一把蒙古刀刺傷了騷擾韓苗苗的輔導員侯博，致使他們本該有的美好未來也因此黯然失色，在更改了方向的人生軌道上滑向命運多舛的深淵。

本著“哪來哪去”的原則，葛春風被分配到了東風化工廠從事技術工作，夏冰與韓苗苗去邊遠郊區(qū)的啟明中學教書，但生活并未放棄磨練他們。徒有一身文學天賦的葛春風迫于生計在能見度極低的好似一座陰沉地獄的化工車間，與工友們一樣戴著簡陋的防毒裝備和防護服，一聲不響地從事著高強度的體力工作，淪為“罵廠長的娘，大碗喝酒，能唱葷曲，打架夠狠……，半夜不睡覺，喜歡爬個鳥樹，還在樹上唱啥子鬼歌”8的“瘋子”。他極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為自己正名，擺脫父親“耀眼”的光環(huán)，但幾度掙扎都無果而終，被工友與工廠“拋棄”成為靠擺地攤為生的小販。啟明中學合并，夏冰下崗，在社會管理中心搞小區(qū)清潔，職業(yè)理想與現(xiàn)實生活的巨大反差并未壓垮這位“人畜無害”的“麋鹿”。他深愛著韓苗苗，但正是這種愛使他難以無視韓苗苗與葛春風之間的“舊情重燃”，更無法接受這種情感生活所帶來的嘲弄欺騙，他那“長長的，低沉的嘆息”9并不能撫平因長久沉溺于“欲罷不能”環(huán)境之中所滋長的陰暗情緒；他痛苦掙扎，并常以高度劣質(zhì)白酒麻醉自己，但終難抵制那陰暗心理所衍生出的“魔鬼”，吞噬他和他的世界。韓苗苗長得漂亮，心底不壞，也有才華，但不知如何打發(fā)身邊主動“獻殷勤”的眾色男人；她不懂收斂，更不曉得“投資”，最終迫于家庭經(jīng)濟壓力，被誘騙失身，淪落風塵，花殘命殞。他們雖為天之嬌，但也是“浮萍”，必然要遭受“上帝與魔鬼”的壓榨，經(jīng)受時代浪潮的“風吹雨打”，承受命運弄人的無盡悲傷與靈魂的痛苦掙扎。小說中，作者并未用過多的語言文字直接抒寫他們內(nèi)心世界的波瀾涌動，而是將他們置于極端的各色環(huán)境之中，讓讀者體會那種“無聲勝有聲”的藝術韻味。

其次，《血色莫扎特》時常通過自覺的自我審視來呈現(xiàn)人物內(nèi)心的精神世界與人性幽微。小說題記中寫道：“每個人內(nèi)心都有一個‘致命的秘密’。它藏在心靈深處，等待著唯一，也是最后的危險綻放?！?0“每個人都有秘密”這個意象在文本中反復出現(xiàn)，它深藏于每個人的心靈之中，不對他人敞開。隨著故事情節(jié)的逶迤推進，當自身或他人將藏于內(nèi)心的秘密綻放之時，每一次的綻放都是對不為人知的事情的一次暴露，也是對人性不同方面的洞察與審視。每一個秘密的敞開，都不同面向地揭開了兇殺真相的一角，人性的復雜也在向真相的不斷接近中全方位地展示出來。本質(zhì)上，小說的精神是復雜性，11而這種復雜性主要體現(xiàn)為對復雜人性的塑造與展示。

“一個人心里，有了一個致命的秘密，就如同養(yǎng)大了一條蛇。它每天都在長大，它在你的血管里冷笑，鉆進你的心臟，卡在你的氣管，讓你無比痛苦?！?2感受到心中這條大蛇帶來的與日俱增的痛苦，就是對自我人性的體驗與反思。夏冰時常自我反思并感到內(nèi)在的愧疚與痛苦，在他的意識中，葛春風人間煉獄般的處境和生活是他直接造成的。他利用春風性格上的弱點，慫恿他去報復侯博以解自己心中之怨，也由此點燃了多舛命運的火索。這是夏冰心中的秘密，它如蛇一樣慢慢長大，直到將其吞滅。正因為內(nèi)心的這份愧意，夏冰才違背良知與倫理默認了葛春風與韓苗苗的情欲糾葛，獨自承受精神的煎熬。無獨有偶，薛暢也時常以自我審視來反省自身。為了取得陳副市長的信任，他舉報了意欲帶領工人鬧事的葛春風，將其送進了看守所；為了滿足陳副市長的私欲，他不念朋友之情哄騙韓苗苗失身，間接害死了她。固然，憑借自己的忍辱負重、百折不撓成為了外表靚麗的光鮮人物，但他內(nèi)心無時不在經(jīng)受著良知的捶打與靈魂的拷問。每個人都有內(nèi)心的秘密，這些秘密沒有善惡之分，只是人性本身的不同面向。作者沒有對這些秘密進行道德評判，而只是通過自覺的自我審視將其毫無保留地抖露出來，以示眾人。

此外，作品中的葛春風、夏冰與韓苗苗等人雖也屬處于生活底層的蕓蕓大眾，但與劉震云筆下的“小林們”，朱文小說中的“小丁們”不同，他們對“一地雞毛”“渾渾噩噩”的日常生活不是無動于衷、甘心平庸地生活下去，而是積極地與之抗爭，并時常進行著自我凝視與反思。

最后，文本將時代環(huán)境和生命個體結合起來透視人性的多維與變化?！堆亍穼θ诵缘乃茉炫c書寫不是粗泛地對其善惡進行單向度的道德審視，而是從人物生長、生存環(huán)境及其變化入手剖析其之所以善、惡、圓滑與軟弱等多維的具體成因。小說中，薛暢從小生長在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做事處處謹小慎微，深思熟慮，三思而后行。工作之后，從財政局撰寫材料的小科員，到市委辦公室科長，再到市委辦公室主任，隨著歲月的增長與職位的晉升，其處世原則被“上帝與魔鬼同樣追求私利”的時代所熏染，被“任何人任何情況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所拘囿，成為一個被欲望和權力“馴服”的官員。如果說薛暢價值觀念的轉(zhuǎn)換及人性善惡的變化是由時代環(huán)境造成的，那么副市長陳中華和“紅姑”鄒玉紅一步步走向邪惡，除了社會環(huán)境之外，不得不說與他們的成長經(jīng)歷密不可分。陳中華、鄒玉紅兒時貧窮多難的苦楚與出道之初的艱辛一方面激勵著他們“與天搏命”，一方面又作為創(chuàng)傷記憶放縱著欲望無意識而走向罪惡的深淵?？梢?，文本對人性善惡的塑造與書寫不是簡單地歸結為時代環(huán)境與世風日下，而是將時代與生命個體結合起來并給予冷峻審視，在反思社會問題的同時也將其引向個體自身，剖析人性善惡形成及其變化的歷史根源與個體原因。

《血色莫扎特》為我們塑造了一群焦躁不安而又痛苦掙扎的人物群像。無論是作為人性之惡的陳中華、鄒玉紅、馮國良，還是作為由善變惡的薛暢，抑或是作為蕓蕓眾生的葛春風、夏冰和夏雨們，他們形象飽滿，特異鮮明，但行色匆匆，面色肅穆，少了一絲亮色與溫情。小說被一股濃郁的悲傷情緒所籠罩。當然，這與文本復仇、兇殺與懸疑的情感主題緊密契合，也體現(xiàn)出作者“所有的審美技巧，都應服從于‘靈魂的訴求’”13的創(chuàng)作初心。

三、復調(diào)：敘事的眾聲喧嘩

從2012年以武松和潘金蓮故事為原型戲?qū)?990年代底層青年生命感受的《英雄時代》，到2019年以書寫抗戰(zhàn)題材的短篇小說集《獵舌師》的付梓出版，房偉總是在藝術手法上不斷精進與創(chuàng)新，以達到“力求每篇小說，都有一個獨特新穎之處”14的理想目標。新作《血色莫扎特》同樣傾注著這樣的努力，呈現(xiàn)一種眾聲喧嘩的復調(diào)景觀。

其一，三線交叉的敘事線索。雙線敘事在小說書寫中十分常見，但三線交叉敘事的文本實屬罕見。作為文壇“新手”，我們不得不佩服房偉編織故事的精湛技藝。葛春風的返鄉(xiāng)-再次離鄉(xiāng)、夏冰的逃亡-返鄉(xiāng)與夏雨和馮露的聯(lián)合復仇構成了《血色莫扎特》文本敘事的三條線索。其中，葛春風的返鄉(xiāng)-再次離鄉(xiāng)與夏雨和馮露的復仇是貫穿文本始終的實線，夏冰的“返鄉(xiāng)復仇”是實線之外延伸出的一條虛線。小說以葛春風回鄉(xiāng)探母為由，將視角引向了15年前發(fā)生的“冬至殺妻案”，由此鋪開一場青春慘烈記憶的訴說與揭開血案真相的文學敘寫。其實，葛春風的回鄉(xiāng)探母又是夏雨和馮露為了復仇而精心策劃的，也即是說葛春風回鄉(xiāng)探母與故事復仇是同時開始的，這期間因復仇情節(jié)需要而編造了夏冰“返鄉(xiāng)復仇”的假象。隨著真相的逐步揭開，復仇完成，“夏冰”浮出水面，葛春風再次離鄉(xiāng)。對于人物形象來講，每條線索都會對與血案相關的人物進行不同側(cè)面的塑造與審視，對于情節(jié)而言，每條線索又會從不同立場與視角出發(fā)，跳躍式、多方位地對其進行敘述與呈現(xiàn)。無論是人物塑造，還是情節(jié)呈現(xiàn)都在不同層次與角度上構成對話，形成復調(diào)效應。此外，文本又將敘述順序中的倒敘、插敘、順敘與補敘交融一起，與敘事線索的交叉進行，平添了疑云叢生的懸疑色彩，豐富了小說的敘事效果與藝術韻味。

其二，敘事視角的相稱互補?！堆亍吩跀⑹虏呗陨吓c東野圭吾名作《白夜行》有驚人的神似，這或許是《血色莫扎特》發(fā)表之后被稱為中國版的“白夜行”15的重要原因。其實，這種內(nèi)聚焦的敘事視角在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并非罕見，如雪漠的《大漠祭》、喬葉的《藏珠記》和劉醒龍的《黃岡秘卷》等文本中都有運用，也帶來了別樣的藝術效應。作為批評家的房偉以此作為小說的敘事策略，除了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嘗試新的寫作手法之外，與其能為主題呈現(xiàn)與“靈魂訴說”帶來諸多便利及審美意蘊不無關系。事實上，一個受制于全知視角的敘事者，只是一個呆板的木偶，沒有自己的思想與主張，當然也無法形成現(xiàn)代小說文本中的“對話”16效應，而內(nèi)聚焦敘事可以有效補益這種弊端。

內(nèi)聚焦的敘事視角有其獨異之利，比如，增強小說的真實感，給讀者帶來陌生化與新鮮感，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與構成文本內(nèi)部的多元對話等等?！堆亍肥怯善呶恍≌f人物分別以自己的角色、口吻、認知與體驗講述與血案相關的信息來構筑文本，每個人物的講述都是文本獨立又不可缺少的敘述聲音與組成部分，他們之間只有篇幅多少與角色身份的不同，沒有主次之分。就如同音樂的聲部一樣，沒有任何一個聲部可以占主導地位，沒有任何一個聲部可以只起著簡單的陪襯作用。17

《血色莫扎特》中對人物性格、形象及心理的抒寫多以自我審視、他人講述及與具體的行為、細節(jié)相結合的方式予以呈現(xiàn)。如葛春風指出夏冰性格與心理中矛盾的一面：“他有時非常固執(zhí)，認死理，有時又從善如流；他穿著隨意，甚至是邋遢，但只要演出，必定精心打扮；他不喜歡應酬交際，但如果朋友找他，他又總是委屈自己，盡力完成朋友的囑托。”18在春風眼中夏冰有才華，重情義，是中國轉(zhuǎn)世的“莫扎特”。但夏冰也有人性和心理陰暗的一面：“夏冰從骨子里說，是一個極度自戀的人。他的藝術天賦與他的陰暗心理，就像附著在他身上的天使與魔鬼，最終將他化為灰燼。夏冰這個看似‘人畜無害’的麋鹿，也有著不為人知的秘密?！?9在薛暢看來，夏冰自私、自我，有時又陰險、陰暗，這就與葛春風對于夏冰性格與心理的講述構成了對話，有助于夏冰清晰、完整而真實形象的塑造。

又比如對兇案現(xiàn)場與真相的還原與揭露方面，更具有眾聲喧嘩的復調(diào)色彩。在夏冰母親的回憶中，伴隨夏冰冬至夜回家的還有一個穿雨衣，戴口罩，走路一顛一顛的男人。這一點恰印證了呂鵬關于夏冰有幫兇的猜疑。警隊高波隊長根據(jù)兇案現(xiàn)場遺留兩只腳印的偵查，推測兇手為男性，“身高大約1米75左右，且左腳的鞋幫痕跡重，此人有可能左腿受過傷，或者是個跛子”，“而夏冰身高1米82，身體正?！?0，這更加重了呂鵬關于夏冰有幫兇且?guī)蛢春芸赡苁歉鸫猴L的猜疑，因為兇案發(fā)生的那段日子，春風恰巧扭傷了腳踝。隨后，在鄒玉紅對兇案的敘述中又將呂鵬之前的這種猜疑推翻，直到馮露和夏雨的敘述，所有的疑點才在相互印證與補充中一點點消除?？梢哉f，在眾多敘述者共同參與下，兇案真相被一步步揭開。每個敘述者限于自己的角色與權限只講述其中的一個點，但不同的敘述者所講述的每個點合在一起，在對話與互應中呈現(xiàn)了事情的原委與真相。這就是內(nèi)聚焦敘事給我們帶來的妙筆生花的藝術感受。

可見，無論是《英雄時代》中對歷史故事的戲仿，還是《獵舌師》中對“沉重乏味，史料堆積”21抗戰(zhàn)題材的重寫，抑或是《血色莫扎特》中對青春記憶的哀悼與幽微人性的燭照，房偉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注與落腳點始終在于時代現(xiàn)實。作為一個自覺的現(xiàn)實書寫者，他不是簡單地演繹故事，而是將觸須伸向特定的歷史時空與具象的生活情境之中，“自覺地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融入時代和時代共振共鳴”，通過時空變遷與個體成長之間的對撞與抵牾，“以文學的形式凝聚起中國人豐富而獨特的經(jīng)驗與情感”，并將其熔鑄于個體生命的體驗之中，以觸摸時代的肌體，濃縮歷史的記憶?；蛟S這些記憶無法納入恢弘的時代洪流，但它們樸素而真實，卑微又沉重，值得我們?nèi)ャ懹浥c徜徉?？梢哉f，從《英雄時代》到《獵舌師》再到《血色莫扎特》，每部作品都嘗試了一種“獨特新穎”的創(chuàng)作手法，開啟了一個個不同的文學面向，房偉的藝術“調(diào)性”與品格日漸顯形。然而，他仍在路上，需要我們屏息凝望，期待更輝煌的綻放。

[本文為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項目編號：2019BWX014）、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項目編號：18ZDA27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王堯：《獵舌師?序言》，《獵舌師》，房偉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

2 楊經(jīng)建：《論中國當代文學的“審父”母題》，《文藝評論》2005年第5期。

3 楊經(jīng)建：《以“父親”的名義：論西方文學中的審父母題》，《外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1期。

4 5 8 9 12 18 19 20 房偉：《血色莫扎特》，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45、55、62、99、278、37、64、189頁。

6 張曉琴：《在歷史中溯源——“70后”小說創(chuàng)作的隱秘路徑》，《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8期。

7 16 房偉：《王小波論》，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176頁。

10 15 房偉：《血色莫扎特》，《十月?長篇小說》2020年第1期。

11 17 [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4頁。

13 房偉：《時代記憶的“雪花”或“憂傷”》，《長篇小說選刊》2020年第3期。

14 房偉：《有關“符號”的戰(zhàn)爭：〈陽明山〉創(chuàng)作談》，《小說選刊》2019年第3期。

21 房偉：《獵舌師》，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321頁。

22 李國平：《一個作家與時代的命題》，《文藝報》2018年12月12日。

23 王春林：《現(xiàn)實政治批判與精神內(nèi)審》，《長城》2017年第4期。

[作者單位：洛陽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