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心心念念者，無非“真我”
徐渭在《水墨葡萄圖》（故宮博物院藏）上自題詩：“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笔惆l(fā)了一生坎坷不遇的痛苦悲愴。
今年適逢明代奇人徐渭500年誕辰。徐渭一生坎坷，身后經(jīng)袁宏道不遺余力地宣揚推崇而漸有熱度。袁宏道所推崇的“性靈說”和徐渭主張的“真我說”在本質(zhì)上并無二致，這也是袁宏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徐渭的內(nèi)在原因。
不能不感佩浩瀚的文史上竟有那么一種隔代的緣分：在徐渭去世20余年后的某個夜晚，明末“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在時任國子監(jiān)祭酒的朋友陶望齡家中做客，無意中走到書架旁并順手抽出一本詩文集，雖“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但他只略讀了數(shù)篇便如遇天人、驚駭不已，急忙叫來陶望齡，問是何人所作？陶望齡說這是同鄉(xiāng)徐文長之作。袁宏道追問：“是今人還是古人？”得到的回答是作古多年了。隨后二人湊在燭燈下，邊讀邊嘖嘖稱嘆，讀到特別會心處甚至大叫狂呼，全然不顧已是夜深，以至于家仆們紛紛從睡夢中驚醒，相互打聽所為何事？袁宏道嘆道：“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nèi)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p>
這位獨具慧眼的袁宏道，此后多方搜集徐渭遺稿加以研究，確信其乃不世出的奇才。他開始不遺余力地宣揚和推崇徐渭，使徐渭之名漸有熱度，以至后來形成“今海內(nèi)無不知有徐文長”之勢。就這樣，徐渭在幾乎被遺忘的邊緣，由一腔古厚情懷的隔代知己袁宏道重新接引回人間。袁宏道在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了徐渭之后，在一封尺牘中寫下這樣的評價：“宏于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字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即何、李當在下風?！?/p>
這段話提到“七子”，我以為有必要先簡略介紹一下徐渭當時所處的文壇背景。
當時的文壇，因襲模擬之風盛行，但客觀而言，袁宏道有所貶抑的“七子”，起初是作為文壇的進步力量出現(xiàn)的。明仁、宣以后，講究氣閑詞雅、歌贊承平的“臺閣體”流行，實際上內(nèi)容十分空洞。后李東陽的茶陵派，崇尚格律的嚴謹，仍未脫臺閣體窠臼?！睹魇贰吩疲骸坝?、宣以還，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氣體漸弱?！毕D起衰振微、除荊辟塞的呼聲漸起，于是，以前后七子為代表，于弘治、正德、嘉靖年間，掀起一場旨在改變“啴緩冗沓，千篇一律”的臺閣習氣的文學復古運動。這些才子幾乎都是科場進士出身，受程朱理學浸染很深，使命熾熱、風骨錚然，皆不滿“臺閣體”的陳陳相因?！端膸烊珪偰刻嵋た胀蛹罚ò矗嚎胀蛹础扒捌咦印贝砣宋锢顗絷柼枺┲^“振起痿痹，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七才子之名播天下……好之者推為一代宗匠”（《明史·李攀龍傳》）。李東陽“卓然以復古自命”，主張“詩必盛唐、文必秦漢，非是者弗道”。但一味強調(diào)復古，注重模擬，似乎又形成一種理論“定式”和思維固化，這往往泯滅生機、難以化育出新氣象?？偟膩碚f，前后七子雖有才華但創(chuàng)造力不足，有學問卻跳不出程朱理學的藩籬。
晚明時代，雖只短短數(shù)十年，卻是一個異彩紛呈的時代，如嵇文甫先生所說為“心宗盛行時代”（《晚明思想史論》），也是誕生過許多好作家、好作品的時代。如徐渭的《四聲猿》、湯顯祖的“臨川四夢”及袁宏道、歸有光、陳繼儒、王思任、張岱、李漁等人的所謂晚明小品。萬歷以后，隨著陽明“心學”思潮興起，重視自我心性的意識得以復蘇，對于正統(tǒng)美學和宋明理學的“離經(jīng)叛道”顯而易見。徐渭、李贄、湯顯祖、屠隆諸家，可謂開風氣之先的領(lǐng)軍人物。其中，“狂禪”運動核心人物、“童心說”發(fā)明者李贄，出于泰州學派顏山農(nóng)、何心隱一系，他們的個性化特征已非儒家名教所能約束，故世人常以“狂徒”視之。其流波之所及，囊括晚明一大波文人藝術(shù)家。比如以“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為創(chuàng)作主張的公安派（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特別是袁宏道，自24歲認識李贄開始，其注重自我表現(xiàn)的文風越發(fā)明顯?？梢哉f，其大體的承續(xù)乃禪學、老莊、王學及白蘇，但直接受影響的，無疑還是李贄的“童心說”）、竟陵派（鐘惺、譚元春）等，都受其極深影響，都反對步趨模擬、泥古不化，強調(diào)心手相合以掙脫條教之繁為創(chuàng)作理論要素。但在“王、李之學盛行，黃茅白葦，彌望皆是”之際，“文長、義仍（湯顯祖）嶄新有異”（《列朝詩集小傳》）。
“王學”對徐渭的藝術(shù)思想、創(chuàng)作實踐及人格特質(zhì)所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至于比徐渭小六歲的李贄，其對徐渭的影響也不能排除，二人都有“狂”的一面，但這種影響尚屬間接。此處不妨對徐渭的心學師承略作梳理，因為這一點實乃徐渭藝術(shù)思想及人格特質(zhì)的內(nèi)在脈絡(luò)。在其晚年所作《畸譜》中，徐渭把一生所師事的人物列出五人，皆為“心學”人物。其中，活躍于當時者居三，即季本、王畿和唐順之。
徐渭的老師季本，浙江會稽人，乃王陽明嫡傳弟子。徐渭27歲納入季本門墻，相見恨晚，故徐渭有“廿七八歲，始師事季先生，稍覺有進。前此過空二十年，悔無及矣”之嘆。從承續(xù)上看，徐渭應(yīng)算作王陽明的再傳弟子。王畿，也是浙江會稽人，曾直接師事王陽明，乃王門中成就最突出的弟子之一。他的學術(shù)自成體系，世稱“龍溪學派”，與“泰州學派”的王艮并稱于時。王畿是徐渭的遠房表兄，但以問學論交，徐渭仍執(zhí)弟子禮。在《畸譜》中，徐渭把王畿列為“師類”之首。至于二人間的交情，《徐渭集》中多有披露：《答龍溪師書》一札，系與王畿商討詩歌創(chuàng)作之記錄；《送王先生云邁全椒》一詩，則表現(xiàn)出徐渭為王畿送行時的惜別之情；《洗心亭》一詩下注“為龍溪老師賦池亭，望新建（新建伯，指王陽明）府碧霞池”，以寫景寓徐渭對王陽明和王畿的景仰之情；《次王先生偈四首》下注“龍溪老師”，可見是與王畿的唱和之作；《繼溪篇》下注“王龍溪子”，詩中“自家溪畔有波瀾”，表達了徐渭對龍溪之學的高度肯定，“不用遠尋濂洛水”則表明徐渭對理學教條的摒棄。唐順之是“唐宋派”散文的代表作家，武進人，為“時文第一”的王鏊弟子，因師事王門弟子歐陽德而列入王門學系。他曾統(tǒng)兵平倭，屬文武全才，更屬思考型作家。論及唐宋文，他指出文章之法即“神明之變化”，為文者須是“神解者”且“心地超然”、“直據(jù)胸臆，信手寫出”，便為“絕好文字”。嘉靖壬子（1552）夏天，唐順之過會稽，王畿、季本盡地主之誼，當時徐渭也在場，寫下了《壬子武進唐先生過會稽，論文舟中，復偕諸公送到柯亭而別，賦此》詩，記錄了這次聚會，并自此開始了和唐順之的密切交往。唐順之對徐渭十分欣賞，徐渭晚年在回憶和唐順之關(guān)系時說：“唐先生順之之稱不容口，無問時古，無不嘖嘖，甚至有不可舉以自鳴者?！?/p>
徐渭師事五人中，稍不活躍的，則為徐渭的表姐夫蕭鳴鳳和錢楩。
《明史》稱蕭鳴鳳“少從王守仁游”，以學行聞名。徐渭16歲時，蕭鳴鳳送侄子蕭女臣至徐渭家讀私塾，并介紹汪應(yīng)軫（青湖）先生教徐渭作舉業(yè)文。蕭鳴鳳對徐渭的教導雖然重在求取功名，但他的王學肯定對徐渭的思想產(chǎn)生影響。至于錢楩，徐渭年輕時曾受其影響而“有慕于道”，并自號“青藤道士”。徐渭亦把錢楩列入師類，云“錢翁楩，解嘉靖四年乙酉，五年丙戊成進士。與之處，似嘉靖癸卯，余年二十三四間”。后錢楩也師事季本，轉(zhuǎn)向陽明學。
徐渭以強調(diào)“真我”、“大我”為核心的真我說，可以說和其問學王門的學術(shù)路徑存有必然的聯(lián)系。在徐渭看來，文壇最大的積習在于重格調(diào)（名教）而輕風神（性靈），擬古人而鮮自得（以前后七子為代表）。袁宏道所推崇的“性靈說”，和徐渭主張的“真我說”在本質(zhì)上并無二致，這也是袁宏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徐文長的內(nèi)在原因。這一派的學術(shù)源流，可以追溯至南北朝甚至更早的時期，比如在南朝鐘嶸的《詩品》中，即突出詩歌可以“陶性靈，發(fā)幽思”，乃具“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等特性，強調(diào)“直尋”和“自然英旨”之美。劉勰云“性靈镕匠，文章奧府”、顏之推云“標舉興會，發(fā)引性靈”、蕭子顯云“圖寫性情，各任懷抱”、蕭綱云“性情卓絕，新致英奇”等文學主張，都是言簡意賅的精辟論述。但徐渭所說的“真我”，又不全然等同于比之晚生47年的袁宏道的 “性靈說”，區(qū)別在于袁宏道乃著眼于生命個體之“獨抒”，而徐渭的主張，乃著力于大化同一、物我同參、盡天地之廣大的“大我”和“真我”境界，這本是陽明學說的要義之一，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者本應(yīng)遵循的基本準則。徐渭在《贈成翁序》中說道：“予惟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鮮不偽者也，而文為甚……夫真者，偽之反也?！币磺袀紊频牡赖抡f教、附阿時流和未從本懷、本心出發(fā)的寫作模式，皆不入徐渭的法眼。他曾對這樣的文風表示過蔑視，以為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像，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
從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到性靈派的“不傍古人，期于自得”，包括“唐宋派”的肯定秦漢、尤其肯定太史公散文的同時，更要注重對于唐宋八大家的學習的主張，可以看出當時文壇的不同陣營既有交叉、又大異其趣的不同側(cè)面。而徐渭的站位，雖強調(diào)心性自然，卻并不等同于完全放任，而是在理法、規(guī)范之中有所設(shè)限，以為文學不可“設(shè)情以為之”（《徐渭集》）。師古與寫情并非一對矛盾，因為“古人之詩本乎情”，但“情”必須是真情而非“設(shè)情”。由此可以看出，徐渭特別在意處，其心心念念者，無非“真我”一說。
眾所周知，先秦兩漢和唐宋時期，并稱為中國散文最繁榮的兩大時期。徐渭對于先秦諸子及唐宋大家之文，皆曾涉獵博覽，但以師前人之神韻、收了無鑿痕，以期達到師心自用、不傍門戶為旨歸，這與前后七子的價值取向顯然不同；與后來的“性靈派”雖然同師王門，主張相近，卻并不完全合流。以徐渭的狂放不羈、“不為儒縛”（《自為墓志銘》）及詩文之奇恣縱肆，倒和李贄之尖銳潑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風格可謂不分伯仲。至于他的大寫意花鳥畫和狂草，從某種程度上說，可看作是以跨門類的方式，與李贄的“狂禪”風格所達成的高度契合和筆墨表達。
徐渭一生，存世有全集三十卷，所涉樣式較廣，可概括為幾類：一類為較為正式的表啟（擔任胡宗憲幕僚時所作）、策論序記等實用性很強的文種；另一類則為小品文（含尺牘題跋），這部分作品很有特色，深得晉人風致及東坡神韻。其中，以《自為墓志銘》一篇最為出色；還有戲劇、理論等方面作品。代表作有：《四聲猿》，內(nèi)中包括《狂鼓史》《翠鄉(xiāng)夢》《雌木蘭》《女狀元》四個獨立的戲；《南詞敘錄》，我國第一部關(guān)于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在戲劇理論方面，徐渭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yīng)符合人物特征，以貼近人物的真實性。與之相應(yīng)的，則應(yīng)擯棄華麗的駢語和過度的修飾）；以及《徐文長佚稿》《歌代嘯》《云合奇縱》（即《英烈傳》，傳為徐文長所作小說）。這些樣式不同的文學創(chuàng)作，皆具獨辟蹊徑、奇崛放逸、機智多趣、不傍古人的個性面目。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注重表達個人內(nèi)心及對社會現(xiàn)實的直感，可謂求道盛唐而雜取南朝并出入宋元，卻終不失自我獨立的面目，為稍后主張獨抒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于改變晚明詩文之風，亦深具催化及示范之功。
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曾有這樣的評價：“文長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憤?！彪m然說徐渭身前文名不彰，幾近埋沒，和明朝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及晚明清初的“竟陵派”、“桐城派”的令人矚目、“天下咸奔走其門”的盛況不可同日而語，但徐渭的身謝而道隆，卻絕非浪得一時虛名者所能比，故時人常把徐渭比作中國的梵高。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繼而評價道：“（徐渭）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迸c“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和同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新古文運動骨干、散文大家曾鞏作比，認為徐渭不在他們之下，雖有溢美之處，卻也是獨抒己見的評價。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困厄重重，如其所言：“孤孳之苦，履歷之難，偃蹇之狀，骨肉煎逼，萁豆相燃”（《上提學副使張公書》），還包括他個人婚姻的不幸。故而他的為文，是以現(xiàn)實人生為寫照，“侘傺窮愁”、悲鳴自放乃其主要內(nèi)容。到了晚年，他形單影只，老病纏身，瓶罄之狀，可謂凄涼。但徐渭可能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在藝術(shù)上，在當時人難以企及的全才領(lǐng)域，他就像一只從草叢里驚起的雀鳥，在經(jīng)歷了上升途中所有的壓力測試之后，升向了身后的高空，并瞬即化為大鵬，翱翔于云端，令后世無數(shù)的仰望者為之驚嘆，并在斑斕多姿的中華文化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