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郁：尺牘之熱
陳獨秀的信札
民國學者的尺牘現(xiàn)在熱起來了，最受青睞的大約是《新青年》同人的遺墨，它們成了一些收藏者尋覓的對象。文物界向來有公藏與私藏之說，二者近些年都很活躍，諸多鮮見的藏品漸漸走進人們的視線，一時成為話題。我過去在博物館系統(tǒng)工作，接觸最多的是周氏兄弟的遺稿，偶然遇見錢玄同、胡適、劉半農(nóng)的舊物，受益的地方都很多。那時候也很留意其他新文人的遺跡，但苦于沒有門徑。一些私藏秘而不宣，交流的空間有限，也抑制了學術研究。民國的知識人，舊學的基礎好，又多是翻譯家，詞語被域外思潮沖洗過，交叉著古今之音。這些人的行跡，得之不易，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從文物角度來研究文化史，比從文本到文本思考問題，要有一定的難度。
自從許廣平先生將魯迅遺物捐給國家，五四時期思想者的手稿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藏。魯迅藏品中也能夠看到章太炎、胡適、周作人、許壽裳的手跡，看得出清末民初一些文化舊影。此后各大博物館也開始重視民初的資料搜集整理工作，許多文物有了流通的渠道。大約2003年，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從錢玄同家人那里征集到了一批文物，共計2485件，諸多珍貴的資料面世，讓世人看見了《新青年》同人多彩的一面。也是那個時期，江小蕙先生向魯迅博物館捐出父親江紹原的藏品，內(nèi)中包含魯迅、胡適、周作人、蔡元培、林語堂、鄭振鐸、郭沫若等20人的159通信。博物館將其編輯出來，問世后引起了學界的注意。書中有江小蕙寫的研究心得，歷史的細節(jié)變成了活的風景。不過，在多年的文物征集中，很少見到陳獨秀、李大釗的舊物，這是一個大的遺憾，研究那個時期的文物文獻，沒有這兩位前輩的資料，就缺少了整體性。而尋找工作，多少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
2009年春，從美國轉來一批胡適藏品，主要是陳獨秀與梁啟超的尺牘。受有關部門委托，我參加了這批文物的鑒定工作。記得地點在北大的塞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到場的人都有一點興奮，如此多的陳獨秀遺物，讓在場人大飽眼福。這些胡適保存的珍品，字跡的美不必說，就思想內(nèi)容的豐富而言，非一兩篇文章可以說清。資料牽扯出新文化史重要的事件，也透出彼時文化的風氣。有趣的是，胡適的這些藏品后來均被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所收藏。我自己也親歷了拍賣、轉手和入藏的過程。
陳獨秀的遺墨，在世間留下的很少。據(jù)我所知，除了周作人保存了一點外，臺北的臺靜農(nóng)也有一些，北京的方繼孝藏有陳氏《甲戌隨筆》原稿，余者見之不多。由此看來，這批新收藏的陳獨秀墨跡，顯得十分難得。陳氏的字靈動而飄逸，精熟至極，古風習習中，難掩沖蕩之氣。他與友人談翻譯，講國故，說文風，都看出不凡情懷。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何以左轉，與同人交往的方式怎樣，于此皆可看出線索來。
胡適藏的文獻遠不止這些，后來嘉德拍賣公司拍賣的另一部分藏品，內(nèi)容也十分特別，不久均被香港的翰墨軒所收藏。這些本是同時期的文獻，與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的藏品放在一起，就有了完整性的感覺。翰墨軒收藏的文物，最難得是李大釗寫給胡適的十頁信，其溫和的筆觸和毅然的態(tài)度，有教科書里難見的風采。李大釗去世過早，文字多散失了，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起到的作用，自有特別之處。魯迅對于他與陳獨秀的印象都很好，雖然彼此交流有限，可總有些相通的地方。《新青年》同人在對傳統(tǒng)的看法與新文學的態(tài)度，沒有多少分歧，但如何面對現(xiàn)實，知識人走怎樣的道路，就思路有別了。這些都影響了后來風氣的轉變，細細思量，連當事人自己，也未必預料到那選擇對于后來的震動之大。
《新青年》同人內(nèi)部的分歧，不像后人想象那么劇烈，同樣，他們與保守學人的關系，也非有些書中寫的那么緊張。論辯是有的，但私下的交往，有時甚至有點熱烈。梁啟超與胡適的通信，就別有滋味，他與朋友談詩的口吻，全無隔膜之感。關于時局的認識，能夠和而不同。新文化人的文章觀念和審美趣味，有些是以超越梁啟超為起點的，但在學問上彼此也有交叉的地方。如陳獨秀、魯迅和梁啟超一樣，都欣賞墨子，從墨學中得趣多多，而反思國民性格，詞語都很接近。梁啟超雖然不滿意胡適的學術觀，但在對于舊詩寫作方面，多有溝通。這是學術史中的趣事，對于了解彼時學界風氣，都有補充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與香港翰墨軒所藏的胡適藏品終于編輯成集了，分散于南北的文物聚在一起，十分難得。在張丁等先生努力下，為讀者提供了閱覽與研究的方便。收藏文獻的目的是保持原貌，而全彩影印出版則有流布世間的善意。公藏與私藏，完全可以相得益彰，這是有趣的合作，它背后的故事，說起來也值得感懷。有薪火的傳遞者在，精神的熱度是不會消失的。
看百年前人的文字，有時感到詞語背后陌生的邏輯，表達中交織著復雜的背景，政治元素與審美元素彼此糾葛，能夠覺得有六朝的氣韻襲來，那直面社會的目光，力透俗界。而有時候面對彼時思想者的尺牘，深感于他們率真與有趣，這是我們在舊式士大夫的筆墨中不易見到的。年輕的時候看前人的東西，思之甚少，待到過了中老年開始整理相關文獻時，才知道要弄清其間的來龍去脈，需做許多功課。然而代際間的隔膜，也影響了有時的判斷，走進前人世界，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前些年，我與朋友策劃過一些作家手稿展，就筆墨功夫而言，清末民初那代人的修養(yǎng)，最為難得。像章太炎、馬一浮、陳獨秀、李大釗、周氏兄弟，都各臻其妙，他們的字好，源于學問之深。我曾經(jīng)在張中行先生書房看過許多老北大學人的墨跡，閱之如沐春風，內(nèi)中當可感到文化演進的波瀾。我猜想，張先生的文章，有的靈感來自這些尺牘也說不定，好像辭章于此沐浴過，也染有了某些渾厚之氣。讀字也是讀人，展卷揣摩之間，覺與識，神與趣均在，說起來，也是進入歷史的方式。世人喜歡收藏五四那代人的尺牘，原因各異，但迷戀于舊歲的思想之光，大致是相似的。
2021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