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王國維詩學再審思
原標題：審美現(xiàn)代性和政治現(xiàn)代性——梁啟超與王國維詩學再審思
梁啟超、王國維的詩學被一部分學者看作是中國現(xiàn)代文論的兩個主要源頭，分別體現(xiàn)了所謂的政治現(xiàn)代性與審美現(xiàn)代性。這種觀點一部分是基于對歷史的追認，另一部分卻是基于對歷史的“發(fā)明”，是從中國“啟蒙與救亡”的當代社會語境中建構出的話語體系，而并非對梁啟超和王國維詩學的準確描述。這種文論話語不僅遮蔽了梁啟超與王國維詩學的多重內涵，也忽略了二者詩學所承襲的中國詩學傳統(tǒng)和面臨的復雜歷史語境。在審美現(xiàn)代性與政治現(xiàn)代性的視角之外，借由王斑、王德威關于中國研究中所表現(xiàn)的抒情與政治的多方涵涉的思路，可以進一步對梁啟超和王國維詩學的豐富內涵進行審思，將二者看作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情感政治，繼而加深對二者詩學的認識與理解。
梁啟超（左）與王國維（右）
“現(xiàn)代性”一般是西方學界用來描述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在政治和經濟制度、工業(yè)和科技技術、思想和文化精神等方面劇烈變化的過程、表現(xiàn)和目的的一個概念。1因而，從狹義上來說，它又可以被稱為“啟蒙現(xiàn)代性”。自20世紀80年代后引入到中國話語實踐中以來，現(xiàn)代性成為了一個蔓延在中國社會諸多層面的重要概念，特別是在描述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層面上，其被賦予了其他任何概念幾乎都難以企及的地位。2而在文學與文論之中，現(xiàn)代性同樣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論的發(fā)生緊密相連。一方面，早有許多學者注意到此一概念所潛設意義的中西張力；另一方面，這一概念的使用又有著根深蒂固的本土語境，表達著與西方不同的目的和訴求。3這一差異顯著體現(xiàn)在中國現(xiàn)代文論的審美現(xiàn)代性與政治現(xiàn)代性這一對概念的提出和擴展中，既再現(xiàn)也遮蔽了對中國現(xiàn)代文論歷史發(fā)展的認識。其典型代表即是學界從審美現(xiàn)代性和政治現(xiàn)代性出發(fā)，對梁啟超和王國維詩學的批評，而對二者詩學的多重內涵往往有所忽略，因而需要仔細梳理和辨析。
一 審美現(xiàn)代性和政治現(xiàn)代性的提出與沿襲
在中國文學與文論的發(fā)展歷程中，現(xiàn)代性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甚至被指認為是中國百年文學與文論發(fā)展的終極追求。4雖然此一觀點在21世紀以來不斷受到多方面的質疑，但只是從后現(xiàn)代性的視角和中國文學與文論未來發(fā)展的趨勢來予以否認，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其對20世紀中國文學與文論歷史發(fā)展的總體描述。在這種觀念之下，審美現(xiàn)代性與政治現(xiàn)代性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義，因為它充實和細化了現(xiàn)代性過于空泛的內涵，為描述中國現(xiàn)代文論發(fā)展史提供了一個非常具有描述力的核心脈絡，從而確立了一種典型的論述范式。
(一)中國現(xiàn)代文論中的審美現(xiàn)代性和政治現(xiàn)代性概念
政治現(xiàn)代性側重的是國家社會政治、法律等制度層面上的對民主、自由等一系列啟蒙目標的追求和實現(xiàn)，其發(fā)生在18世紀的啟蒙主義時期；而審美現(xiàn)代性則產生較晚，主要發(fā)生在19世紀的西方社會，側重的是文化藝術領域的獨立自足。5在這種論述思路和范式中，梁啟超與王國維的詩學被學界從眾多文論中抽出來作為政治現(xiàn)代性和審美現(xiàn)代性的典型代表。以梁啟超而言，其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對西方的政治小說稱贊有加，認為中國傳統(tǒng)小說內容“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涂涂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6而應以小說之體傳導道德政治之精神，塑造“國民之魂”，“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敎，當以小說敎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7其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小說在晚清之前的中國古典文學系統(tǒng)中乃是不入流的體裁，其之所以在梁啟超眼中具有如此高的地位，乃是其對于教導民眾的“新民”作用，以及推動中國走向富強民主道路的便利作用，而非其本身的審美價值。但無論如何，梁啟超的觀點為傳統(tǒng)文學觀念帶來的不僅僅是某種文學體裁的更換，還有與之相連的“道統(tǒng)”的變更，即把傳統(tǒng)儒家的道德政治變更為比擬西方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富強民主。
而以王國維來說，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中說到：“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貴而無與于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天下之人囂然謂之曰無用，無損于哲學、美術之價值也。至為此學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當世之用，于是二者之價值失。夫哲學與美術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其有發(fā)明此真理(哲學家)，或以記號表之(美術)者，天下萬世之功績，而非一時之功績也。唯其為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時一國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9在《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中則謂：“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雖物之美者，有時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視為美時，決不計及其可利用之點。其性質如是，故其價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0在《文學小言》中則說：“余謂一切學問皆能以利祿勸，獨哲學與文學不然……餔錣的文學決非真正之文學也?！?1
在對待文學非功利、非道德和非政治的本質屬性上，王國維不僅僅是借用康德的美的無功利的“合目的性”來說明，而且對席勒、谷魯斯的“游戲說”“勢力之欲說”也予以采納。如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寫到：“文學者，游戲的事業(yè)也。人之勢力用于生存競爭而有馀，于是發(fā)而為游戲。”12王國維非功利、非政治的文學觀可以說是對中國傳統(tǒng)“以文載道”文學觀念的根本質疑，也完全與梁啟超的小說功用觀針鋒相對。梁啟超所謂的“新民”與國家民主富強的政治處境緊密相連，其背景和潛在用心正在于與西方列強的競爭，以在“進化之時代”捷足先登、不落人后。而王國維關注的“民族文化之發(fā)達”則恰恰反對“汲汲于爭存者”，追求的是游戲的事業(yè)和精神，是精神上的優(yōu)越而非物質上的發(fā)達。
(二)審美現(xiàn)代性和政治現(xiàn)代性批評話語的形成與沿襲
在余虹看來，“梁啟超的‘三界革命’既不是原始儒家詩文論的復興，也不是對個體自然主義之異端詩文論的應和，而是受政治現(xiàn)代性追求的牽引對儒家詩文論的現(xiàn)代改造”。13對于梁啟超而言，之所以要進行文學革命，不過是為了把古代“部民”改造成現(xiàn)代“國民”，即所謂的“新民”，而文學只是這一現(xiàn)代政治目的的工具之一而已。因而梁啟超“三界革命”所展現(xiàn)的是“一條政治化的文學革命之路。這一思路的顯著特征是：立足于政治現(xiàn)代性追求而論證現(xiàn)代政治革命的優(yōu)先性，從而確立為政治革命而文學革命的工具性思路”。14而相對于梁啟超，“無論是對西方美學的介紹還是具體運用，王國維都表現(xiàn)出一種超出于時人的天才，這便是他對西方美學的準確領悟，此一領悟使王國維將西方美學中的藝術現(xiàn)代性追求(亦即藝術自主存在的追求)引入中國”。15王國維不僅僅反對中國傳統(tǒng)“以文載道”的舊文學工具論，也反對梁啟超的新文學工具論，從而與后者共同形成“20世紀中國文學革命的內在沖突與張力”。16
余虹的觀點具有代表性，言簡意賅地反映了這一時期諸多學者以“現(xiàn)代性”為思路與方法對梁啟超和王國維詩學的評述。在余虹之前，諸多學者就從不同角度分別論述了梁啟超文論與王國維文論在中國傳統(tǒng)文論現(xiàn)代轉型中的關鍵作用。17而在此之后，不少學者在描述20世紀中國文論發(fā)展歷史時，幾乎都原原本本沿襲了余虹的審美現(xiàn)代性與政治現(xiàn)代性二分對立的原則和思路，以梁啟超與王國維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論的對立開端和原型。18對于此觀點的沿襲，基本上已成為學術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的共識，直到最近才在一些具體的分析中得到反思和糾正。
二 梁啟超和王國維詩學的多重內涵與共通語境
梁啟超和王國維的文學觀念在文學審美自足觀與政治功用觀上呈現(xiàn)出針鋒相對、不可調和的情況。但實際上，兩人各自的文論都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而在有些地方則擁有相通的觀念和語境，使他們彼此的文學觀念并非完全對立。這些差異性的互通以往并非沒有學者注意到，但往往在審美與政治現(xiàn)代性二分的思路中被化約成對立的結構。
(一)梁啟超政治化詩學中的審美情感成分
以梁啟超來說，他雖然在《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以政治現(xiàn)代性的訴求為主要目標，但其在不少文章中不乏對文學情感和審美力量的重視，而情感因素因為康德所言而表現(xiàn)出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特征，19恰恰是審美現(xiàn)代性的重要依據(jù)。如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梁啟超就提出了小說“熏浸刺提”的四種力。所謂“人之恒情，于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fā)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20小說的“熏浸刺提”正是對人之情感的強烈激發(fā)的概括。而他在《告小說家》中繼續(xù)延續(xù)了這種說法，稱贊小說“熏染感化力之偉大，舉凡一切圣經賢傳、詩古文辭皆莫能擬之”。21
如果說在這些早期文論中，梁啟超對文學情感力量的重視還多少被其政治化的目的所籠罩的話，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見識到西方工業(yè)文明的衰敗之后，梁啟超則對建立在西方富強民主基礎上的政治現(xiàn)代性感到非常失望，其對文學和學術的內涵有了重新的認識。如他在1921年的演講《“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中，就把孔子的“知不可而為”與老子的“為而不有”融貫成為“無所為而為”主義，“要把人類無聊的計較一掃而空”，“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藝術化，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yōu)樗囆g的，情感的”。22而在《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xiàn)的情感》中，他對李商隱的詩評論道：“這些詩，他講的什么事，我理會不著；拆開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我覺得他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對于這種文學，是不容輕輕抹煞啊!”23從這些言論中可以看出，梁啟超對文學的認識不再強調其內涵是否有利于提高民眾作為新國民的道德覺悟，而是注重其文學本身的情感和藝術感悟。
(二)王國維審美化詩學中的道德政治因素
相比梁啟超由政治現(xiàn)代性步入對情感重視的審美現(xiàn)代性傾向，王國維則走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對于王國維而言，他的詩學中的西方因素主要來自叔本華、席勒和康德，其中尤以叔本華為主。叔本華美學強調的是對事物理念的直觀。在直觀中，主體擺脫了自身意志的束縛和外界因果關系的干擾，從而陷入了與客體合一的平和、愉悅狀態(tài)，這就是叔本華所謂美的境界。但王國維一方面接受了叔本華以直觀理念為基礎的美學思想，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席勒美學和中國抒情傳統(tǒng)影響，從而融貫出其獨特的審美主義觀念。這種獨特性尤其體現(xiàn)在他對情感的重視上。
如王國維雖然在《人間詞話》未刊稿中寫到：“叔本華曰：‘抒情詩，少年之作也。敘事詩及戲曲，壯年之作也?！嘀^抒情詩，國民幼稚時代之作也，敘事詩，國民盛壯時代之作也?！?4但他在《文學小言》等文章中，將情感和抒情詩詞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文學中有二原質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后者則吾人對此種事實之精神的態(tài)度也”。25不過，與西方以個體情感為主導的抒情和審美主義并不完全相同，因為與中國抒情傳統(tǒng)聯(lián)系緊密，王國維筆下的抒情多帶有家國政治因素。其在《文學小言》和《屈子文學之精神》中對屈原的人品和詩歌推崇有加。在王國維看來，屈原人品和詩歌的精神是一種“歐穆亞”(幽默)之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以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的北方派精神為主導，而以南方派的想象力為形式上的助力。屈原“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的“廉貞”精神，恰恰與一般所謂的非功利、非政治、非道德且講求獨立自足的審美現(xiàn)代性截然不同。26
其實，除了對古人基于家國的忠貞品格的重視外，在早期的文學批評中，王國維所謂非功利、非政治的美術還隱含著教育社會群眾的社會價值和效用。如在《紅樓夢評論》中討論《紅樓夢》之倫理學價值時，王國維說：“自上章觀之，《紅樓夢》者，悲劇中之悲劇也。其美學上之價值，即存乎此。然使無倫理學上之價值以繼之，則其于美術上之價值尚未可知也?！?7可見對于王國維而言，悲劇的美學價值最終并非以美之自身為準則，而必須從倫理價值上判定。而其倫理價值不是只流于純粹之概念，而是有著極強的現(xiàn)實指向，即對國民精神的反思和批評。這些顯然與叔本華所強調的以直觀為依據(jù)的審美觀有所不同，也與康德、席勒所提倡的“游戲”性質不一致。如果說以上這種觀念在王國維早期的詩學中還不占據(jù)主導地位的話，那么在辛亥革命和“一戰(zhàn)”之后，王國維對西方文化和以此為基礎的民國社會感到十分失望，對于美術的獨立性則幾乎不再提及，轉而否定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并強調學術與政治制度共存亡的緊密聯(lián)系。28
總而言之，梁啟超和王國維都強調情感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性，但其變化過程卻呈現(xiàn)出一種吊詭的聯(lián)系——梁啟超由早期的對文學政治工具性的重視走向了對文學審美獨立性的重視；而王國維在早期對美術獨立的宣揚中就包涵了改造國民性的功用和意義，以及對詩人政治道德品格的重視，但在后期則對美術獨立絕口不提。梁啟超和王國維的詩學時而表現(xiàn)出與西方審美現(xiàn)代性相通的一面，時而又轉向與其不同的一面。如果僅僅以政治現(xiàn)代性和審美現(xiàn)代性對梁啟超與王國維作出概括，顯然是不夠合理也不夠全面的。
三 情感的政治：重審梁啟超與王國維詩學的一種視角
以政治現(xiàn)代性和審美現(xiàn)代性看待梁啟超與王國維的文論并不屬于歷史真實的還原，而更多地屬于對傳統(tǒng)的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對于審美現(xiàn)代性和政治現(xiàn)代性來說，其一方面確實反映了中國現(xiàn)代文論發(fā)展的一個突出矛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闡釋主體自身語境的復雜性。具體而言，這一對批評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20世紀80年代關于啟蒙與救亡的討論。
(一)啟蒙與救亡：審美現(xiàn)代性和政治現(xiàn)代性提出的社會語境
啟蒙與救亡的話題最初由李澤厚提出。他認為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反封建的個體啟蒙因家國救亡危機而中斷，而“傳統(tǒng)的舊意識形態(tài)”滲入革命和救亡運動中，最終造成了一系列社會危機，并使得封建思想在社會各個層面全面復蘇。29李澤厚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救亡壓倒啟蒙”。
李澤厚對“救亡壓倒啟蒙”認識的參照系，無疑是以西方啟蒙運動中的個體自由為標準的，而多少忽略了中國現(xiàn)代社會的特殊性。但重要的并非這一觀點的對錯，而在于它以啟蒙現(xiàn)代性為旨歸、以民族存亡和個體自由為中國現(xiàn)代史的雙重邏輯，提供了一種觀察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思路與范式。李澤厚對于現(xiàn)代性中個體啟蒙的重視，迎合了20世紀80年代剛從“文革”走出來的知識界和學術界對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反駁與對于個體自由的訴求。在文學理論和文學話語上，與這種個體自由訴求相結合的就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審美浪漫主義”，30即宣揚審美藝術獨立自足，排斥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過度干擾。
許多學者從此出發(fā)，形成了以梁啟超和王國維代表中國現(xiàn)代文論的起點及兩種傾向的論調，并往往以王國維所代表的審美獨立精神向梁啟超所代表的文學工具主義提出質疑。如上所述，這種論調一方面固然是對梁啟超和王國維詩學的一種描述，另一方面也是當代“啟蒙與救亡”社會話語語境建構的產物，其中對審美獨立性的重視和對文學政治性論述的貶低，顯然是一種外加的當下歷史態(tài)度，而并非是對梁啟超和王國維文論的準確認識。
(二)情感的政治或政治的情感：重審梁啟超與王國維詩學的新視角
要對梁啟超與王國維詩學有更深入和確切的認識，需要回到中國傳統(tǒng)且復雜的歷史語境中作歷史性分析。就像王斑所認為的，“在現(xiàn)代中國，任何稱得上‘審美體驗’的東西總是沾染了政治”，31美學與政治的糾葛所建構出的崇高形象，并非能夠簡單予以好壞對錯的道德評價，而必須深入歷史中進行細致的歷史分析。32王德威從“情感結構”亦或“抒情傳統(tǒng)”去觀察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審美、文化實踐、歷史觀照，亦或政治意識等層面，從而對以往單純以西方現(xiàn)代性主體為依據(jù)的個體抒情闡釋作出了調整，洞見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復雜又豐富的一面。33這同樣可以借用到對梁啟超和王國維詩學的審視上。
如上文所述，在梁啟超和王國維的早期文章里，他們對審美情感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其能夠影響國民道德品質的重視，期望借由文藝作品所蘊含的審美情感去提高民眾的道德品格，這與中國文論傳統(tǒng)的“文以載道”精神基本一致，也基本反映了清末民初時期部分知識分子對于改造國民精神的訴求。梁啟超借由文藝審美情感去激發(fā)民眾政治道德，是為了改造中國舊有的國家制度，使中國建設成為像西方國家一樣外有強力工業(yè)機器、內有政治公共意識民眾的富強國家，稱之為“政治現(xiàn)代性”并非完全不合理。因此，在梁啟超的文論體系里，情感與政治緊密相連，但此政治卻是只綁定在新型工業(yè)國家上的情感政治。而對于王國維而言，其文論里的情感雖受到康德、席勒等人現(xiàn)代性主體的影響，但也非常強調對“家國”的忠貞。這種奇怪的結合在王國維眼里并非是矛盾的，反而是非常統(tǒng)一的。王國維在其早期文章《孔子之美育主義》中看似是以席勒、叔本華的美學思想為依據(jù)去闡釋孔子的教育思想，其實倒反過來暗示了王國維對西方現(xiàn)代以主體性原則建構的美學思想的言說，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主體心性和思想作為接受濾鏡的，其思想深處潛藏著儒家對于文人道德心性的培養(yǎng)和要求。34因而，這種對于道德品格的要求與重視，既不是以席勒口中的“游戲”主體為主旨，也不是以梁啟超心中的現(xiàn)代國家的政治主體為標準，而是與中國傳統(tǒng)家國王朝制度緊密相連。
因此，當重新審視梁啟超和王國維的文論實踐時，就會發(fā)覺二者間存在著一種極其詭異的關系。表面上，王國維所追求的審美獨立與梁啟超的以文學塑造新民的文學工具論完全不同，但實際上前者卻是以一種更加隱秘的方式運行其所向往的文化和價值理念，從而與梁啟超的工具論又有相通之處?；诖酥貙徚簡⒊屯鯂S的文學批評與實踐可以發(fā)現(xiàn)，梁啟超早期的文論因其政治性目的在于建設新型的工業(yè)富強國家，所以即使其形式本身還是一種傳統(tǒng)的文以載道工具論，但仍能被看作是近代學人對“現(xiàn)代性”的追求；而王國維的美學觀點雖然從表面上看是對西方現(xiàn)代“非功利、非道德”審美觀點的轉述，但實際上仍鑲嵌在中國傳統(tǒng)家國政治的價值框架中，因此其與梁啟超的觀點相比則更顯保守。這種保守顯然并不是因為“審美現(xiàn)代性”對社會現(xiàn)實、政治制度以及道德實踐的忽視，相反，是對后者的側面堅持，是一種由中國抒情傳統(tǒng)、晚清民國復雜的歷史現(xiàn)實，以及以西方現(xiàn)代性主體為依據(jù)的審美思想相互雜糅而產生的獨特情感政治或政治情感。王國維從《人間詞》轉向《頤和園詞》的詩學實踐，足以彰顯其情感政治的獨特內涵和路徑。
總而言之，正是借由超出審美現(xiàn)代性與政治現(xiàn)代性之外的情感政治視角，去審視梁啟超與王國維詩學中情感與文化、歷史、政治的多重關系，才可以看到二者詩學與近代中國政治時局是如何復雜地糾纏在一起，既有著共同的政治道德視野，又表述著他們各自不同的情感迷思。這種情感政治的視野既與中國抒情傳統(tǒng)緊密相連，也隨著晚清民國的歷史現(xiàn)實變遷陸續(xù)生成不同的形態(tài)，進而表現(xiàn)出其獨特豐富的面貌，需要仔細辨析。最后，情感與政治的視野也并非能夠完全涵蓋梁啟超和王國維詩學的豐富內涵，而只是提供一種新的思路與方法，以不斷深化對二者詩學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