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講讀《史記》多年，一直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從魯迅的那一句名言“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引申的，眾口一詞《史記》既是史學名著又是文學名著的說法，從邏輯上細想，有一個非常大的悖論：如果《史記》是一部非常厲害的文學名著，那么司馬遷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作家；從作家的角度講，作品的真實性應該不是第一位的。而如果真實性不是第一位的，它的文學性越強，史學性就越弱，那它怎么可以既是文學名著又是史學名著呢？

跟這個問題相關聯的，是我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到現在為止，尤其是近三十年，關于《史記》的論文里面，推崇《史記》的論文絕大部分都是中文學科的人寫的，歷史學科的學者基本上不寫這樣的論文。

中文學科的人特別愛較勁的是什么呢？比如討論“《史記》傳記的非史筆描寫及其文學效應”，比如論“《史記》非史”；還有的專門講“文學性界說的實證”，就是在《史記》里面找想象力、虛構這一類東西；當然還有梳理歷史線索的，比如談“《史記》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及其意義”。

反過來看史學界怎么看《史記》，也很有意思。如果與最近三十年文學研究界的情形作對比，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史學界很少有人將《史記》作為史學經典來討論。這現象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史記》已然是經典了，無須再討論；二是史學界人士對《史記》的態(tài)度可能有些曖昧。其中后者的態(tài)度尤其值得關注。

可以先說一個感性而非理性的觀察，中國大學的很多中文系課程中，會有《史記》精讀、《史記》研究一類的課。但是在歷史學科中，很多大學是不單獨開設《史記》課的，復旦大學歷史系沒有，北京大學歷史系好像也沒有，這是不是很值得玩味呢？

另一方面，有很多的史學工作者是在利用《史記》做歷史研究的，但是被新聞界爆出來的個別史學從業(yè)者和《史記》的關系，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叫“懟《史記》”。怎么個懟法？凡是有新的考古或出土文獻發(fā)現，其中若跟《史記》的記載有矛盾，就變成新聞了。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北京大學藏漢簡《趙正書》。趙正就是秦始皇嬴政，因為他母親姓趙，是趙國過來的，所以有了這樣的稱呼?！囤w正書》一度被炒得非常熱，是因為其中記錄了秦二世在秦始皇死后是正常繼位，并非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寫，是殺了長兄扶蘇，再和李斯合謀篡位的。《趙正書》發(fā)現后，有人就覺得這個東西非常重要，可以駁斥乃至推翻《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錄。

無獨有偶。在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秦簡中，有一篇現在考訂為秦二世元年的文告，文告里面最重要的內容是：秦二世是受秦始皇的遺詔當上皇帝的。史學界有人就根據這個文告，或者把文告和《趙正書》兩者結合，認為可以質疑或推翻《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關于秦二世繼位合法性問題的爭議。

上面這兩個例子，單個來看，沒什么問題，因為出現新的材料，舊的傳世文獻問題當然可以再討論。但我不認為這兩例可以推翻《史記》里的有關記載。因為政權確立之后昭告至基層的文告，說的當然是冠冕堂皇的話，哪個皇帝會笨到自提篡位的事？而《趙正書》，事涉帝王更替，通俗地說，你在邊遠地區(qū)私人家里發(fā)現的抄本，跟中央政府內部可以看到很多史料的非常厲害的人物的記錄，能夠等量齊觀嗎？

舉以上這些例子的目的，是想說明，我們現在把司馬遷當作一個作家，而且是偉大的、一流的作家，這在文學研究界肯定沒有問題，給他再多的褒義詞都不會被視為過分。但是在歷史學界，對于《史記》的看法，我覺得到現在為止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曖昧。這“曖昧”的意思，是沒有一個歷史學者會站出來公開反對《史記》是一部偉大的史學名著、中國正史第一，但是真正需要用的時候，其實很多人是會避開的。避開的原因，我們下面會討論。而當我們把文學研究界和史學界對待《史記》的不同態(tài)度加以剖析時，會發(fā)現涉及的問題，與司馬遷的身份有關，更與《史記》一書的性質有關，也牽涉到更寬泛意義上的如何讀《史記》那樣的古書的問題。

一、司馬遷身份的再檢討

司馬遷的身份，以他成年后入仕的不同階段而論，簡單地說主要就是三個：郎中、太史令和中書令。這三個身份，用現代的觀念來看，跟作家都還有相當的距離。第一個身份郎中，是漢武帝的低級侍衛(wèi)，是武官。第二個身份太史令，相當于現代的天文臺臺長兼檔案館館長，是科學家、文獻學家或者科學工作的組織者。最后一個中書令，是漢武帝的機要秘書長，《史記》也是司馬遷在這個職位上完成的，因此這時的太史公，可以算是高級官員加史學家了。但在這樣一個序列里看司馬遷，他到底算不算一個作家呢？說他不算作家的話，我想很多人肯定不同意的。我想作家還是一個作家，但應該只是個業(yè)余作家。這個業(yè)余作家對自己還是有所期許的，因為在《報任安書》里，他說自己為什么要接受腐刑，大目標是寫完他父親囑托的《史記》，小目標里則有一條，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就是說我很擔心自己如果就這么死掉的話，我的文采就會被湮沒，后世就無法知道了。就此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作家身份還是有一點期許的。但從他整個生平經歷的三個身份看，他不是專業(yè)作家，只是業(yè)余作家。西漢前期有沒有專業(yè)作家？有的，比如司馬相如這樣的，是真正的作家，以寫作尤其是寫當時最流行的文體“賦”為職志。但要把司馬遷也當成司馬相如那樣相對單一的作家來看待，肯定是不合適的。

牽涉身份的最終極的問題，是《史記》中到底有沒有司馬遷主動創(chuàng)作的成分，尤其是有沒有虛構的成分？如果有的話，那他當然是一個作家，尤其是如果創(chuàng)作得非常好的話，那就是一流作家；如果沒有的話，還把他抬到一個不恰當的位置和高度，那就有問題了。

在特別推崇《史記》文學性的文字中，存在兩種非常著名的說法。第一種是說，司馬遷寫《史記》的當時，還是文史不分的年代，他寫的內容到底是文學還是歷史，其實沒有必要討論，因為可以是文史兼具的。第二種是說，《史記》的列傳是敘事的，跟本紀、表、書不一樣。言下之意，司馬遷寫列傳是像作家一樣主要在創(chuàng)作，而當他寫本紀、表和書時，是像史學家那樣在寫作，二者是分開的。

如何判斷這兩種說法呢？我的判斷是，兩種說法都不符合實際。第一種，說司馬遷當時還處于文史不分的時代，這是絕對有問題的。司馬遷以前，在中國文學史開始的階段，確實文史不分，像《詩經》里有很多都是史料。但是到了漢代，說文和史還是不分，就不符合實際了。像西漢賈誼所寫《鵩鳥賦》，把鵩鳥擬人化，跟它進行對話。這樣的文字，帶有濃烈的想象成分，也有虛構成分，已經顯示出作者明晰的文學意識，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中國傳統(tǒng)書籍早期分類里專門有詩賦一類，也就是后來經史子集的集部的源頭。不能因為在《史記》里看到一些文史交互的跡象，就說漢代整個社會是文史不分家的。而且司馬遷寫《史記》，意識里文學和非文學還是分得非常清楚的。比如他寫《屈原賈生列傳》和《司馬相如列傳》?！肚Z生列傳》盡管引用了屈原和賈誼的文學作品，但司馬遷說得很清楚，這個人還是政治性的人物，這點尤其在《屈原列傳》部分很能看出來；但是到了《司馬相如列傳》，他在里面寫的和引用的，就都是文人性的東西了。所以那個時代，司馬遷的整個環(huán)境里，文和史應該是能夠分得清楚的。

至于第二種，說司馬遷寫《史記》，列傳是一種偏重文學的寫法，本紀、表和書是純史家的寫法，這樣的說法，恐怕是沒有考慮到《史記》是一個整體，而且司馬遷在去世之前已經完成這個整體了?！妒酚洝肺弩w一共寫了一百三十篇，在五體的結構中，每一體的篇數，都是有寓意的。按照我的理解，十二本紀就是十二支，十表就是十干，十二支和十干共同構成了一個永不結束的時間輪回。八書的八，有人說是八卦，我覺得那太牽強了，應該還是四面八方的八方，也就是一個延展的空間。至于三十世家，司馬遷在《史記》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以“二十八宿環(huán)北辰，三十輻共一轂”為解，說明為什么選三十這個數字。意指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環(huán)繞北極星，地上有三十根車輻支撐車輪正中的車轂（這就像現在的自行車車輪里有一眾鋼絲圍繞支撐著車軸一樣）。所以，三十世家是把天地勾連了起來。到最后的七十列傳，七十就是所謂的眾生了。這是因為在漢代以及漢代以前相當長的時間當中，七十這個數字就像我們現在的三五七九當中的九一樣，表示多，比如對孔子的七十二弟子習慣的稱呼是七十子之徒，秦代的博士有七十個名額等，就都是多的意思。

司馬遷對《史記》的整體架構，是有非常精密的設計的。因為他是天文歷法學家，他的數學肯定很好，他自己說用了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寫三千年以上的歷史，沒有這樣精密的架構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在這樣精密的架構里，你說他的五體中，前面的三體是史實的記敘，后面的兩體或一體突然竄出去，是以文學為主的創(chuàng)作，我覺得是一種完全沒有可能性的假設。

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看一看《史記》的取材。現在理解《史記》，尤其文學研究界很多人寫關于《史記》的論文，經常拿現代人的著述概念去套司馬遷的寫作實態(tài)，認為《史記》是由司馬遷一人所著，那么他之前的事情，他怎么可以想得到？他都沒見過，但可以寫得這么生動，那肯定是靠想象了?，F在網上也經?？吹?，攻擊司馬遷的人就認為《史記》里記載了那么久遠的事，司馬遷肯定沒見過，肯定都是編造出來的。其實他們沒有意識到，《史記》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著述，而是一個文獻編撰性質的著述；司馬遷的身份更像我們現在的文獻學家，而不是文學家。

關于《史記》究竟是怎么取材的，司馬遷說過三句話：“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分別出自《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從這三句自述，可知司馬遷的具體做法，主要是廣泛收羅史料，做精密的排比和有限的整理工作。他以孔夫子的“述而不作”自比，也明確地顯示，他編纂《史記》，不可能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或者主要以作家的身份來創(chuàng)作的。

但有時候我們讀《史記》，會覺得它寫得太生動了，如此生動的內容里沒有一點創(chuàng)作的成分，是難以置信的。但我們經常忽略的是，《史記》之所以生動，是因為有些內容不是來源于文本，而是口述史的記錄。司馬遷記錄的水平很高，但終究不是他的創(chuàng)作，理解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回到第一個問題，“司馬遷身份的再檢討”，還是應該看一看著名的《史記》注釋家、唐人司馬貞的說法。司馬貞說：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比之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

這一說法，既包括了唐人的視角，也包括他所轉述的漢晉時代有學問的人的看法，跟我們現在的想法很不一樣。他們眼中的《史記》，比《漢書》要略微古老質樸些，我們現在肯定認為《漢書》比較“古質”，《史記》多生動啊，應該說它頗有神采才是。就此而言，現在尤其是文學研究界的人刻意要把司馬遷抬高到一流的作家或者是文豪的地位，因此刻意強調《史記》的文學創(chuàng)作性質，尤其是虛構性、想象力，我覺得是不合適的。因為這既不符合司馬遷寫作《史記》時的取材和剪裁方法，也不符合我們現在閱讀《史記》、利用《史記》的真正方向。

二、作為史書的《史記》的價值波動史

司馬遷的《史記》完成以后，在比較長的時間里傳播并不是很廣。但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班固。班固是《漢書》的主要編者，他對《史記》的最大影響有兩個方面：第一，《漢書》里武帝及以前部分有不少是直接拷貝《史記》而來的（這并不能說他抄襲，因為他本身的目標是續(xù)撰《史記》，后來是從私撰歷史變?yōu)楣傩拗笤俪蔀椤稘h書》），客觀上擴大了《史記》的影響。第二，班固在《漢書》里專門寫了一篇司馬遷的傳，其中一段非常重要：

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大家都知道，班固對司馬遷有很多的批評，就是見于《漢書》的《司馬遷傳》。但這一段他講得比較客觀，通過轉述劉向、揚雄這兩位西漢后期著名學者的話，說明司馬遷的《史記》在史學上歸根到底還是實錄。

事實上，在不算短的時間里，《漢書》在史學上的地位，是比司馬遷的《史記》要高的。所以我們現在讀《史記》，經常能看到前人用《漢書》的注解釋《史記》，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到了唐代，對于《史記》史學價值的判斷，發(fā)生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個方面是因為魏征等主編《隋書》，其《經籍志》部分書籍的分類變成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其中史部里排第一的就是《史記》，因為它是“正史第一”，地位就相對比較高了。另一方面，唐代著名的史學理論家劉知幾，在所著《史通》里，專門討論了“史”的六個流派，其中說到《史記》，是這樣描述的：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劉知幾對于《史記》體式的批評，對現代人而言是很難理解的。我們現在理解紀傳體分五體，是很精密的架構，是不朽的創(chuàng)造，但是劉知幾當時認為是“體之失”。這里的“體”不是文體，而是史體，是史家著述的體裁。說明在那個時候，像劉知幾這樣的史學理論家其實是不理解司馬遷的，也不習慣讀《史記》。

所以唐朝人在史學上對于《史記》的評價，其實是分開的。在官修史書里，好像它被抬得很高，認為它是“正史第一”；但是具體到史學專家群里，還是有人不買司馬遷的賬。

這樣發(fā)展到宋代，問題就更大了。宋代僅有一小部分人對《史記》的評價還不錯，而大部分名流都看不起司馬遷。其中最看不起司馬遷的，是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他認為司馬遷為人“淺近不學”，《史記》也寫得很差，就重起爐灶寫了部《古史》。蘇轍的前輩歐陽修，對《史記》評價也不高，在《帝王世次圖序》一文里給下的判斷是：

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于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

這也就意味著，到了北宋，在跟歷史有關的學者群體里，普遍認為，像司馬遷這樣盡量把材料收羅起來、盡量不遺失一些東西的做法，是不行的。而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人開始越來越強調司馬遷作品的文學性了。有不少人在《史記》作為史書出現材料上的問題時，就說司馬遷的文筆好。

當然也有相反的特例。比如南宋的鄭樵，比較司馬遷與班固，就說司馬遷是龍，班固是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其中觸及的，是中國史學史上長久以來的一個公案：“班馬異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班馬優(yōu)劣”。鄭樵的說法，道出了一個史實：《史記》的“正史第一”，是一個看上去很高大，其實后繼無人的東西。因為《史記》是通史，但后來所有正史效法的對象，其實不是司馬遷的《史記》，而是班固的《漢書》，是斷代史。鄭樵因為喜歡宏大的、通貫的敘事，編寫的《通志》接近通史，所以就覺得班固不行，但他的聲音并不是主流。

進入明朝以后，史學界對于《史記》的地位評判幾乎全是套話，夸得很厲害，卻沒有實質性的內容。當時真正有實質性的評價，多來自文學界。比較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時文（八股文）還是古文的評論，都夸司馬遷的文筆好，而這兩支隊伍原本是互相看不起的。這一點反襯出《史記》在明朝人心目中，史學價值是有所下降了。

清朝對《史記》的評論五花八門。但是仔細看看，當時盡管刻了很多《史記》的好本子，史學家、文獻學家、思想家對《史記》都比較苛刻。我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王夫之。王夫之著《讀通鑒論》很有名，但其中對司馬遷的批判卻頗駭人：

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遷之為（李）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于不絕，以獎其世業(yè)。遷之書，為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

王夫之痛斥太史公的，第一是夾帶私貨，第二是《李將軍列傳》里拼命為朋黨發(fā)言，所以不值得信。王氏并非高官，不過是一在野文人，但他的正統(tǒng)思想意識非常強，所以會從“不忠”之類道理出發(fā)去批評《史記》，連帶認為作為史書的《史記》完全不可憑信。

第二個例子相對來說不太有名，是清朝的女學者李晚芳。她寫了很多評《史記》的文字，火力也很猛。她懟太史公，說：

嘗觀其《報任少卿》一書，懟君者十之六七，忿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無一言反己內咎，所謂自是而不知其過者，非歟？其褊敝也甚矣！操是心而修國史，大本已失，故《平準》《封禪》，盡屬謗書……（李氏《讀史管見·自序》）

說司馬遷操心修國史，自然是李晚芳的誤會；“謗書”的說法，也不是她自創(chuàng)的，早在三國時期就已經非常流行，但是她把它坐實了，而且提到了“大本”，也就是大是大非的高度。

清朝人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就是：一方面是考據學十分發(fā)達，討論歷史文本時方法頗為嚴密，有近代科學的雛形；另一方面又特別正統(tǒng)，好講大道理。不光是大名頭的作家，就是普通的作者，也是如此。

清代及以后的《史記》價值波動史中，對司馬遷越來越偏向于苛求，這種苛求一方面是道德層面上的，另一方面也是學術層面上。學術性的問題，由于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等今文經學著述的推波助瀾，最后聚焦到今本《史記》到底跟司馬遷原來的文本差距在哪里，《史記》作為一部完整的書還可不可信，這樣嚴峻的拷問上。

在二十世紀前期的疑古思潮中，北京大學教授崔適對《史記》的傷害是非常大的。洪業(yè)先生在哈佛大學任教時，甚至跟美國學生說：“我對你們的勸告是，崔適的書應視如毒藥?！保ê闃I(yè)《史記三講》）崔適寫于二十世紀初的《史記探源》，武斷地宣布《史記》“八書皆贗鼎”，影響深遠。其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梁啟超所著《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盲從崔適之說，徑直對史學的初學者說：“八書本為極重要之部分，惟今所傳似非原本。與其讀此，不如讀《漢書》各志，故可全部從省?！薄妒酚洝肺弩w中十分重要的專講中國早期制度史的一體的全部，就這樣輕率地被驅逐了。再接下來就是顧頡剛等倡導的古史辨派，對累層造就的中國古史進行反思和考證，《史記》的價值自然也必須被重估，客觀上造成了歷史學界對《史記》表面上非常推崇，實際利用時卻采取繞著它走的態(tài)度。

這一矛盾態(tài)度的內在邏輯和現實結果，大概是這樣的：《史記》里既然有不少可疑乃至假的東西，那當然最好不用。但涉及西漢的部分，不用又不行，怎么辦呢？有一個辦法，就是《漢書》里有很多跟《史記》重復的內容，盡管文辭略有不同，但《漢書》里的相應部分沒有人提出異議，那么作為史料使用時總比《史記》可靠些，所以眾人就都偏向用《漢書》了。

但是從文獻學的角度講，史料還是有層次的。從史源上說，用《史記》的好處其實要超過用《漢書》的很多。為什么？有兩個原因：一是關于漢代尤其是西漢前期的，《史記》是第一手材料，當然應該用第一手的；二是關于漢代以前的，《史記》當然大部分是抄錄前人的，但由于經過了兩千多年，有不少司馬遷當時所用的文獻今天已經看不到了，而流傳到今天的同名古書，我們所見的文本，究竟是否跟司馬遷所見為同樣的文本，也不無疑問。尤其重要的是：盡管《史記》在流傳過程中被添來改去增減改變了一些文字，原則上現在大部分還是能夠分清楚來源的。同時因為《史記》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不被關注的，不被關注的東西，原則上是沒有人會處心積慮、大動干戈地去刪改它的（當然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做法，早期的一部書，在成為經典之前，如果有遺漏的內容，后人是可以作補的）。當《史記》成為經典之后，經典不可任意刪改原則，又保護其中若干富有現代意義的內容，不被刪略，流傳至今。加上司馬遷對于原始文獻的態(tài)度，是盡量錄入原文，再點鐵成金式地修改若干的字詞以符合漢代人的閱讀習慣，因此《史記》在保存原始文獻的真確性方面，整體上還是很值得信賴的。

在這個意義上說，至少從我非歷史專業(yè)的讀者來看，史學界現在對《史記》作為一部史書的價值，是有點貶低的。盡管歷史專業(yè)從業(yè)者中大概沒有人會承認這一貶低說，但個人覺得至少重視程度是很不夠的，尤其是跟文學界對《史記》和司馬遷作家身份的拔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對于長期以“正史第一”著稱的史學名著《史記》，是不太公平的。

三、從《史記》的性質說古書的讀法

《史記》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書，司馬遷自己是有明確解釋的。他在《報任安書》里說：

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所謂“究天人之際”，因為司馬遷相信天人感應，他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輪回的：小的大概是三十年，中的大概是五百年，大的可能是一千五百年，最大的是四千五百年。在這四千五百年里，天地都有輪回。因為司馬遷懂天文歷法，他知道天體運行是循環(huán)的，不過他要把天體循環(huán)的這種輪回，跟人世結合起來，認為人世也有循環(huán)，這就說得有點遠了。相比之下，所謂“通古今之變”，他做得更好，《史記》從五帝時代的黃帝開始寫起，一直寫到司馬遷本身所在的漢武帝時代，這是后來的傳統(tǒng)歷史學家做夢都不敢想的。至于“成一家之言”，一般的理解，是司馬遷要成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從文學的角度來說，他寫的東西非常有文采，非常有個性，好像就可以叫“成一家之言”了。是這樣嗎？我覺得不是。梁啟超曾經有一個非常精辟的說法，他說《史記》在當時并不是我們所理解的一般史書，當然更不是文學作品，而是“借史的形式”來發(fā)表的“一家之言”。所以進一步推論，所謂“成一家之言”，更可能的意思，是成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家。這樣的推論，我們還可以用《史記》各篇中出現的一個名詞來作旁證，那就是“太史公曰”里的“太史公”。在完成《史記》的時候，司馬遷已經不是太史令，而是中書令了，但他不稱“中書令曰”，也不稱“太史令曰”，而是“太史公曰”，就是表示書不是我司馬遷一個人寫的，是我和我父親合寫的，這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也是更重要的，這書不光是我和我父親編寫的，還是我們太史公家族的發(fā)聲。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合乎事實的結論是，在司馬遷當時的意識里，《史記》還不是史書，而是子書——“經史子集”的“子”書。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將書籍按性質進行書目分類，現存最早的是以漢代劉向、劉歆父子編纂的《七略》為基礎的《漢書·藝文志》，其中著錄了《史記》，寫的是“太史公書一百三十篇”，分類則歸到“六藝略”里的《春秋》類。就此而言，在漢代，《史記》其實是兼跨“六藝”和“諸子”兩大類的，也就相當于兼跨后代四部分類法里的經部和子部。到了唐初編《隋書》，如前所述，《經籍志》部分著錄了《史記》，分類在史部的“正史”類。而《史記》原本是“借史的形式”的一種著述，到這時又位列正史第一，所以它其實又兼跨史部和子部了。因此如果我們用傳統(tǒng)書籍的四部分類法來看，《史記》是經、史、子三部都沾邊，就是沒沾集部。集部所收，按照現在一般的理解，大都是文學作品。所以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史記》的性質？恐怕不能簡單地用現在的方法，比如二分法，認定它一定是文學或者是史學，比較可行的，還是要回到中國傳統(tǒng)著述體式中。

清代乾嘉學派的代表錢大昕，在為同時代《史記》專家梁玉繩所著《史記志疑》所寫的序里，有一段話非常精辟，他說：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議草創(chuàng)之疏，此固不足以為史公病。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的說法，來自《史記》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因此《史記》在體例上原本有經部著述的痕跡。太史公站出來發(fā)聲，寫“太史公曰”，或者發(fā)感慨的時候，則有子書的意味。到了班彪、班固父子編纂《漢書》，把《史記》五體的體例修修改改，這種紀傳體的史書樣式，才成為史家們共同尊奉的老祖宗。至于后來者都用班固以后的所謂正史的體例來強求司馬遷，說《史記》這個地方不對，那個地方不對，不像正史，是因為他們都把《史記》看窄了，他們不明白《史記》原本是“依乎經”“兼乎子”，最后才成為“史家之宗”的——順便說一下，有意思的是，錢大昕為《史記志疑》撰序，開篇就是我們上面引用的這段話，而梁玉繩的《史記志疑》，正是用后來正史的規(guī)范體例來苛求司馬遷的。

我們現在探究《史記》的性質到底是什么，正應該首先理解它的這種綜合性。

讀《史記》，有一種情境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看著看著，就看到司馬遷自己現身說法了。比如七十列傳的第一篇《伯夷列傳》，真正的傳記文字并不多，發(fā)感慨的文字倒很不少，可以看出司馬遷寫這篇列傳時，情緒是非常激動的。這樣的寫法，在《史記》以后的正史里，是完全沒有，也不被允許的。而且按照《太史公自序》的記載，《史記》總共寫了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連字數都數得這么精確，大概率說明司馬遷寫完全書后，修改了一遍，但他就是不改這些在后代看來不像史書的內容，可見他落筆之時，就意識到自己所寫的，本不是簡單地像《春秋》那樣的編年體，或者把編年體擴大為紀傳體，他是要發(fā)感慨，要有“我”的個人立場的。所以跟司馬遷同時代的揚雄，對《史記》的評價非常有意思。在所撰《法言》里，他說：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圣人為不雜。

揚雄引時人的說法，把《淮南子》跟《太史公書》并列，本身就很有意味，說明當時人眼中的《史記》，確乎跟《淮南子》同屬子書。這樣的子書，用今天的話來說，知識點很多，內容很豐富，但也容易引人爭議：把什么東西都放進去了，是不是太過繁雜？揚雄的解釋是：表面上看，它們是繁雜的；但一般人的問題，就在于把知識面豐富當作繁雜，唯有圣人不會認為那是繁雜。

從揚雄論《史記》之“雜”，可以引申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史記》的邏輯層次，一個是《史記》的細節(jié)描寫。

《史記》作為一部精心結構的大書，其邏輯層次非常重要。如前所述，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體的邏輯，是從時間到空間，再從天到地到人間。因此，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發(fā)端時候開始，司馬遷就給中國史書的寫法，帶了一個非常好的頭：史書的撰寫，既需要把大的空間概念、長的時間概念梳理清楚，也需要把那些最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狀態(tài)描寫清楚?？梢哉f，《史記》里司馬遷呈現的這種層次感是非常清楚的。

至于細節(jié)描寫問題，我們先舉個例子。宋代的歐陽修盡管對司馬遷不無微詞，但總體上還是很佩服的。他寫過一篇傳記《桑懌傳》，主人公是一個做小官的人，寫得非常生動。歐陽修就此有一段關于《史記》書寫特征的討論：

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jié)，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

歐陽修對《史記》中傳記部分生動情節(jié)是否真實記錄的疑惑，來自宋代現實中缺乏類似司馬遷筆下人物那樣的“偉烈奇節(jié)”，但同樣也是現實中的那位桑先生的事跡，給了太史公一個最佳的穿越式的辯誣機會，讓歐陽修意識到古今皆有非同一般的人和事。

《桑懌傳》所揭示的問題，其實就是細節(jié)在歷史書寫中的價值。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有三要素——時、地、人。就中國古代史而言，時、地的研究都沒有問題：時間上，尤其是歷史編年的工作，代不乏佳作；地點上，歷史地理學科已經發(fā)展成為獨立的學科，做得也很好。相比之下，人是比較麻煩的。雖說沒有人就無所謂歷史，但個人在歷史書寫中到底表述到何種程度才是合適的，至今仍是一個沒有共識的問題。

《史記》描述歷史時的層次感，從本紀、表、書、世家到列傳五體的這種層次感，我覺得最好的地方，是從長時段的歷史時空記錄，到人的具體活動的描述，司馬遷不單純追求大數據，他更主要的追求，是真確地反映非抽象的人性。這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八書的《平準書》。如所周知，《平準書》牽涉到經濟，經濟必然牽涉到錢，錢必然要講錢數。司馬遷做過專管文書檔案的太史令，最高做到中書令，西漢前期全國性的檔案，他自然能很方便地看到，整個的大的數據想必他也都能了解。但《平準書》里凡是記到錢數的地方，沒有一處像司馬遷寫自己的《史記》有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那么精確，反而都是大約、約等于。他不知道那些準確的數據嗎？當然不是。他是覺得，在史書中，只需告訴讀者一個大概的數字，有個印象就行了。討論經濟問題，他更關心的，是經濟背后的人。所以《史記》的整個設計，為什么一百三十篇中要花一半以上的七十篇去寫人，寫各種各樣的人，太史公是有非常深入細致的考慮的。但是反過來，他又不是說我只要寫人就可以了。我寫人，必須有本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這樣全局性的篇章籠罩住，然后再把七十篇列傳里面的幾百個人挑出來，去展示三千多年間，在這片土地上發(fā)生過什么。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最重要的結論是，細節(jié)描寫不是文學的專利。歷史如果沒有細節(jié)，恐怕還是不能算是真正的歷史?，F在有的人把歷史或者史書單純地理解為數據、制度或者個人履歷，覺得人的個性、心態(tài)、感情都是不重要的，我覺得是不對的。

此外，無論是歷史學界還是文學研究界，都有人在反復討論《史記》的虛構問題，總覺得書中的人能這么生動地說話，有這么豐富曲折的情節(jié)，一定是文學不是歷史。我覺得這樣的想法也值得商榷?，F實生活中某些奇葩的情節(jié)、生猛的話語，是小說家做夢都想不出來的。而透過現實去觀照歷史，尤其是讀《史記》這樣的經典文本，就會發(fā)現許多人、許多事都是“古已有之”。所以用是否有對話、是否有細節(jié)，來判斷某個文本是文學文本還是歷史文本，顯然是有問題的。

《史記》盡管是由子書最后導引到史書上去的綜合性文本，但是司馬遷作為公認的一流史家，寫這樣的作品的時候，他對人本身是有非常深切的體會的。他應該覺得，書寫歷史，如果我對于人性的東西不能揭示得很清楚，那么歷史好像就沒有被打開，所以他對抄檔案的興趣并不大。比較《漢書》跟《史記》，做歷史研究的人特別喜歡《漢書》，因為數據準確；但是作為經典來閱讀的時候，大部分人更喜歡的恐怕還是《史記》，因為司馬遷寫東西，就好像他在你我面前，跟我們聊天一樣。

司馬遷到底長什么樣？我們已經不知道了。十六世紀明朝的一部類書《三才圖會》里，有一幅司馬遷像，我覺得畫得非常好：沒有胡須，是表示他受過宮刑；眼中隱含憂傷，是表明他對世事有非常深刻的洞察，但又覺得無可奈何。這位身心都受到過摧殘，卻依然對眾生懷有溫情的智者所編寫的《史記》，值得每一個中國人都認真地讀一讀，不是因為它名頭大，而是因為其中既有對長時段歷史的比較真確的追述，也有很多能夠觸及人內心的古今相通的感性書寫。

（本文系作者在新華·知本讀書會第八十三期所作演講，刊發(fā)時經作者修訂，原刊于《書城》2021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