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與古老節(jié)日相連的偉大詩人
屈原，《離騷》的作者，一個偉大騷人傳統(tǒng)的締造者。屈原的美好，還因他與一個“吃粽子”的端午相連，令古老節(jié)日變得越發(fā)富于情味。
不過，要寫“屈原傳”之類的文字，先得面對這樣一個論調(diào)：屈原不存在。
屈原不存在，各種說法都有。例如，有人說《屈原列傳》就是司馬遷因為個人不幸而捏造的。這樣的說法太唐突，信從的人很少；還有人說《離騷》是秦博士寫的“仙真人”詩，是迎合好求仙的秦始皇的媚上之作；也有人說《離騷》是漢武帝時期的劉安所寫，以此表達(dá)對漢武帝的哀怨。大體而言，屈原“否定論”的主流是否認(rèn)屈原為《離騷》的作者，把《離騷》等“楚辭”作品的年代向后拉。此等言論起于20世紀(jì)初期，延續(xù)不斷，一直到80年代，老調(diào)重彈，響聲還頗大，東鄰日本也有一些人這樣講。當(dāng)然，對“否定論”的反駁也一直在進(jìn)行著。要扳倒司馬遷，談何容易！說捏造，沒人信，其他對《史記》關(guān)于屈原記載的否定，也終是缺乏能說服人的可信證據(jù)，不過是一些七七八八的猜測推論。[1]
司馬遷的記載還是最可信據(jù)的。此外，劉向的《新序·節(jié)士》篇中也有相關(guān)記載，可以參考。不論司馬遷還是劉向，他們只是記載了歷史上的屈原，還有一個屈原，其實就是《離騷》中的那個“朕”，也就是抒情主體之“我”（秦統(tǒng)一，秦始皇就獨占了這個字，由此，說《離騷》是秦漢人作，也是不對的）。就理解屈原的人格而言，這個“我”可能更為切實。前者是實在的屈原，詩篇中的“我”則是虛靈的；兩者是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也是虛實相生的。說起來，對后人影響較大的，也是后者，因為詩篇中的“我”，其高潔志向和偉大才情，比實際的那個事業(yè)不成的歷史人物更令人感動。
是的，屈原幾乎就成了古代詩文世界的一個模型：“事業(yè)不成做詩人?！彼^“騷人傳統(tǒng)”，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這樣一個“事業(yè)不成做詩人”的模式。
失敗的政治人生
考究屈原的生平，照著習(xí)慣就先說說屈原的名和字。
屈原的名字居然有兩套。《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2]，是說詩人字“原”名“平”，古語所謂“高平為原”，名和字有意思上的關(guān)聯(lián)。而《離騷》開篇自報家門卻說：“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3] “正則”是名，“靈均”為字。有人說是乳名，明顯與詩句“名余”“字余”相矛盾?！罢齽t”和“靈均”，應(yīng)該就是《離騷》中“朕”的名和字。這一點或許在下文談過《離騷》“朕”的出生后才越發(fā)清楚。
再來看看“屈原”的“屈”。按照今天的說法，“屈原”之“屈”是姓，其實是“氏”?！妒酚洝氛f屈原是“楚之同姓”，即他與楚王同族，為楚國貴族羋姓。羋姓子弟被分封到某一個地方，或者接受某一地方為自己的采邑，也就往往以封地或采邑為氏。所以屈原的“屈”，就是祖上的采邑之名。這在古代就是以封地、采邑為氏。楚國有三大姓，即屈、昭、景，都是由貴族封地或采邑之地名變?yōu)椤笆稀钡?。屈原的祖上是楚武王（?41—前690在位）的兒子，名瑕，他的采邑是屈，瑕是屈氏的第一代。粗算一下，從祖上受封到屈原，屈氏已有三百年左右的歷史了，出了不少人物。
屈原的生卒年月，《史記》中沒有記載?！峨x騷》一開篇就說：“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這兩句涉及上古時代的天文歷法問題，簡單說，“攝提”指的是太歲之星；“貞”在這里就當(dāng)“指向”講；“孟陬”指的是月，即寅月，古人用子丑寅卯紀(jì)月。學(xué)者研究，攝提在孟陬，即是太歲在寅之年?！案保傅氖恰半蕖本唧w的生日。如此，這兩句詩是說“朕”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寅日特別是庚寅，在楚國人心目中可是個吉祥的大日子，它很特別?！妒酚洝こ兰摇氛f這一天也是祝融被殺的日子，總之很重要，也很重大?！半蕖鄙谶@一天，太巧合了。
可是越這樣，越令人起疑：這個“朕”的出生佳日，真是屈原的生辰嗎？很多學(xué)者都認(rèn)為是，因而據(jù)此推究屈原生日的文字也頗為不少，得出的結(jié)論也有十來種。其中有兩種說法較為可取，即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的夏歷正月二十一和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夏歷正月二十六。楚宣王在位30年，之后是楚威王在位11年，之后就是屈原所侍奉的楚懷王（約前355—前296），懷王之后記載顯示屈原活在楚襄王時期。這樣屈原在楚懷王時期從政，年齡最低也在二十幾歲。
如此，從清代以來的諸多學(xué)者據(jù)“攝提貞于孟陬”兩句推究屈原的生日，就有其合理性，因為與《史記》顯示的屈原生命經(jīng)歷大體相合。可是，寅年、寅月、寅日生，還是讓人覺得太巧，而“名余曰正則”的“正”，就是因為寅月、寅日的巧合。所以，還是認(rèn)為《離騷》中這套姓名不是屈原的，是“朕”的。你看他出生不叫“生”而是叫“降”，這個字只有神才可用。正如學(xué)者所說，正因為“朕”的出生是“降”，才有《離騷》后半段“朕”的“升”，即上天入地的漫游。[4] 降而又升，這可是神的活計。所以折中點說，《離騷》中的名字和出生，都是詩人賦予“朕”這位有靈格的人的，其“降”的生辰也是詩人為這位神靈一般的人物特意做的安排，與詩人自己的實際生日充其量是相差不太遠(yuǎn)而已。“朕”是屈原精神升華后的投影?！半蕖钡拿?、生日與真實的屈原的名字生日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大體如此。
屈原少年的生活如何，《史記》沒有寫，這是史家的審慎，不像現(xiàn)在一些網(wǎng)絡(luò)文字，把屈原的少年生活說得有鼻子有眼，反而讓人不敢信。司馬遷的記錄從屈原在楚國從政開始，“楚懷王左徒”?！白笸健笔鞘裁垂俾?？學(xué)者據(jù)《史記·楚世家》所記戰(zhàn)國末期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黃歇由左徒升任令尹（相當(dāng)于后世的宰相）之事推測，左徒地位與令尹接近，但具體的職責(zé)是什么，則眾說紛紜。有人說是管理天文歷法的，有人說是巫官，也有說是行人，也有說是相當(dāng)于唐代的左拾遺的，其中有一種說法筆者覺得較為可信，即左徒即“左登徒”[5]。說到這里，會心的讀者或許一笑：屈原與宋玉賦中“好色”的“登徒”同官職！屈原不好色，他好美，表現(xiàn)就在《離騷》和《九歌》中的“香草美人”。好“香草美人”也是“好色”，但好得高雅，是“好色而不淫”。這是閑話，其實“登徒”之“登”就是“升”，“徒”就是徒眾，簡單說就是組織聚集民眾辦事時的管理者。如此，大夫級的左徒與令尹才職權(quán)相類，官階不遠(yuǎn)，屈原有改革政治的努力才順理成章。
據(jù)《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能作《離騷》《天問》的詩人，學(xué)問一定錯不了，表達(dá)力也一定超級高?？础峨x騷》《天問》，詩人可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歷史人文更是爛熟于心。有學(xué)者懷疑屈原，就是因為《離騷》《天問》等諸多詩篇中出現(xiàn)了那樣豐富的中原歷史人物和掌故：作為一個楚國人怎么懂得那么多中原文化呢？這問題本身就質(zhì)量不高，楚國雖不是純正的中原邦國，可他們對中原文化的學(xué)習(xí)不遺余力，軍事上從楚武王開始大舉向北征服，就是想做中原的霸主，文化上則早在春秋楚莊王那里就顯示出良好的學(xué)養(yǎng)?！蹲髠鳌酚涊d晉楚邲之戰(zhàn)，大勝的楚莊王面對尸骨遍野的戰(zhàn)場大談周初“大武樂章”的“武有七德”，顯示出他對中原文化很熟悉，且很有人道情懷。幾百年后有屈原這樣對整個華夏歷史文物熟稔的詩人，不是再自然不過的嗎？
這時候的屈原意氣風(fēng)發(fā)。《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其“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yīng)對諸侯。王甚任之”。從政之初還是順暢的，內(nèi)政方面可以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發(fā)布或者說也包括起草相關(guān)政令；外交方面則發(fā)揮其善于辭令的特長接待各國大小貴賓，很得楚王的信任。可好景總是不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又說：“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跖枨健！庇錾蟼€“爭寵而心害”的，事情就要糟糕，更糟糕的是爭寵者幾句不咸不淡的讒言，卻擊中了君王性格的弱點，使楚懷王對本來信任的人“怒而疏”。朝堂是名利場，相互的傾軋總是難免，重要的是君王應(yīng)兼聽則明，可問題就在于楚懷王無論如何都不是明辨是非的君主。相反，他昏聵而容易被蠱惑，不僅在歷代楚王中數(shù)一數(shù)二，在漫長歷史昏聵君王的名單里，也絕對名次不低。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幾句話中的“造為憲令”一語，似乎暗示著當(dāng)時楚懷王對政治也想有所改善，而“造為憲令”則可能是揚名立萬的事，所以才有上官大夫的進(jìn)讒。關(guān)于“造為憲令”，學(xué)者根據(jù)屈原詩篇稽考，大致有立法度、舉賢才、反壅蔽等內(nèi)容。[6] 所謂立法度，應(yīng)該是加強中央集權(quán)的一些措施，目的是集中力量爭奪霸權(quán)；舉賢才，就是改變過去貴族把持政治權(quán)力的局面，招攬賢才改善國政；反壅蔽則是求政令通達(dá)，消除來自老貴族勢力對王權(quán)實行的阻礙，還應(yīng)該包含下情上達(dá)、賢明不被壓制等內(nèi)容。這些，其實都要跟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角斗，要想成功，非得有秦國商鞅變法的總后臺秦孝公那樣的魄力，楚懷王這樣的昏聵之君，根本不是這塊材料。
楚國是一個老牌國家，與當(dāng)時經(jīng)由篡權(quán)而來的齊、韓、趙、魏不同，韓、趙、魏篡權(quán)，過去的老貴族身份作廢，新貴群體的養(yǎng)成要有一段生長期，楚國則一直是羋姓貴族，自立國以來滋長壯大，早就盤根錯節(jié)。要想中央集權(quán)，對這些古舊勢力不下大功夫予以清除，根本辦不到。進(jìn)入戰(zhàn)國之后，楚國也有一次聲勢不小的吳起變法。《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yuǎn)者，以撫養(yǎng)戰(zhàn)斗之士?！笨墒悄菆鲎兎ㄒ虺客醯娜ナ蓝E然中斷，吳起也被老貴族用箭射殺，不少老貴族恨透了他。楚國有古老的法律，誰傷及楚王，夷滅全家。吳起不愧是個法家人物，被老貴族的箭射得像個刺猬的時候，也不忘記利用一下楚國古老的律令：伏在楚悼王身上的他，順手將一支箭插在楚王尸體上。新繼位的楚肅王福至心靈，以此為借口，治那些老貴族的罪，夷滅七十多家，總算是把阻礙中央集權(quán)的勢力消除了一些。
楚懷王不是楚悼王，屈原“造為憲令”的這場變法，是一次“近乎無事的悲哀”，沒有開始就因幾句讒言流產(chǎn)了。由此，屈原在政治上理想破滅，身遭疏遠(yuǎn)，生活留給他的是眼看國家被強秦侵削，眼看著曾經(jīng)強盛一時的國家走向衰敗卻無可奈何。對屈原來說，這才是最大的痛苦和不幸。由此，屈原的政治生涯暗淡了下來，一個偉大的詩人卻開始挺立。有不少學(xué)者相信，正是在“王怒而疏屈原”之后，詩人開始了他偉大的《離騷》篇章的寫作，以此為中國古代文學(xué)開了一個影響深遠(yuǎn)的新天地。
國家的破亡
與屈原政治失敗時間上相先后，楚國在國策上出現(xiàn)嚴(yán)重錯誤，致使強大一時的楚國迅速衰敗。
楚國是一個獨特的邦國，楚人有倔強的性格。羋姓貴族在早期應(yīng)該也是中原人群，隨著夏商政權(quán)的興替，慢慢遷移，走向了南方邊荒之地。西周建立之前，楚國人曾一度依附周人，《史記》說楚人那時的先公曾“子事文王”，即做周文王的干兒子。這一點可以在周原甲骨文中得到驗證。西周建立，封建諸侯，楚國以其“子事文王”的身份，得到的封賜是一塊“子男”之地，面積很小，其境域大體在河南與陜西交界地帶的丹水、淅水一代，屬于漢江的上游支流地區(qū)。但是，邊遠(yuǎn)也有邊遠(yuǎn)的好處，有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空間，具體說，漢水下游的江漢之域，南方湘、資、沅、澧等地界甚至更南方的廣大區(qū)域，都可以成為楚國發(fā)展的空間。他們也正是這樣做的。到戰(zhàn)國時期，楚國的勢力南端已經(jīng)到達(dá)嶺南地區(qū)。
生存空間的拓展，造就了楚國的富饒，廣大南方豐富的自然資源，是楚國這一南方大邦的物利基礎(chǔ)。《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在春秋較早時期，流亡到楚國的晉國公子重耳（晉文公）就曾對楚王說：“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盵7] 可見當(dāng)時楚國富饒之一斑。同時，生存空間的開拓，也造就了楚人倔強的性格?！妒酚洝こ兰摇酚涊d：“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俗粤槲渫?，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睆倪@段話中可以玩味出楚人有多么強悍。在楚武王的口中，他的先公不再是周文王的干兒子，而是“文王之師”，封建楚國子男之地，也是周人不尊重楚人的表現(xiàn)。人不尊，就自尊，于是自稱王號，甩開周王的權(quán)威，大力拓展勢力。語中的“濮”，就是兩周之交長江兩岸的土著居民。向南開發(fā)，就是《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謂的“篳路藍(lán)縷，以啟山林”?！蹲髠鳌愤€說，春秋楚莊王常以這一艱苦卓越的創(chuàng)業(yè)歷史訓(xùn)導(dǎo)自己的臣民。屈原《九章·橘頌》“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的故國熱戀，《離騷》“雖九死其猶未悔”誓不低頭的傲岸，都可從楚國人性格中得到解釋。
南方是楚國的開拓空間，北方中原則是楚國爭霸稱雄的目標(biāo)。進(jìn)入戰(zhàn)國，特別是在楚肅王借故干掉七十多家既得利益者家族之后，楚國霸業(yè)順達(dá)，國勢日漸興旺。到楚宣王、威王之際，在北方勢力的拓展，東與齊國接壤，吳越之地也進(jìn)了楚國囊中，其疆域西與秦國相連，中間則與漢魏犬牙交錯。但是，到了屈原生活的楚懷王時代，形勢迅速逆轉(zhuǎn)。重要的原因就在楚懷王（名槐）貪小利而忘大計，不能實行長遠(yuǎn)的國策。
考察戰(zhàn)國的歷史大勢，七雄并立，最初是普遍的變更法度，其中秦國變法最徹底；之后就是所謂的“合縱連橫”，后來則是秦國的“遠(yuǎn)交近攻”；再后來，就是秦的一統(tǒng)天下。屈原就生活在“合縱連橫”的時代。
東西為橫，南北為縱。站在秦國的角度說，聯(lián)合六國的人和一個或幾個國家，打擊削弱其余，就是“連橫”；東方六國合作，或全體合作，或幾個國家合作，對付秦國，就是“合縱”。當(dāng)然，從邏輯上說，處在最東方的齊國，也可以這樣“連橫”，但真實的歷史是，秦國的“連橫”最成功。為秦“連橫”之事出力最大的，就是與屈原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張儀。秦國在經(jīng)過商鞅變法之后，馬上顯示出優(yōu)勢。東方六國不聯(lián)合，單打獨斗，誰也斗不過秦，前景只有死路一條。這樣的道理，對有大格局的人來說，容易明白，對那些患有妄想癥的君王，搞清楚則勢如登天。就歷史的實際而言，只有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后，始終在大格局上沒有迷失方向，其他六國則不然。他們總是貓腦袋想充老虎，每一位國君都覺得可以稱霸乃至消滅其他邦國，于是六國之間戰(zhàn)爭不斷。而且，當(dāng)秦國打擊某一東方國家時，只要有利可圖，其他國家往往趁機占便宜，就是在事關(guān)生死的“合縱”大事上心思不專，就是聯(lián)合起來對付秦國，也總是軍合力不齊，各自揣著自己的小算盤。真應(yīng)了那句戰(zhàn)國時的名言“連雞之不能俱止于棲”，就是說繩子連著腳的幾只雞不能同時跳上窩架。
楚懷王一開始是合縱派，在位的第十一年，東方六國一起攻秦，懷王還做了“縱長”。這不是他楚懷王厲害，而是有幾百年基業(yè)且地域遼闊的楚國厲害。也許正因為楚國在當(dāng)時的六國中大顯鋒芒的緣故，秦國就開始對付這位楚懷王，于是就有秦惠王的使臣張儀欺楚的事情發(fā)生：以割地做誘餌，引誘楚國不再合縱。[8] 這可真是“一抓就靈”，楚懷王在吞食秦國的香餌上，智商并不比一條魚高。他馬上派人去齊國宣布楚國的“絕齊”政策。盡管《史記·楚世家》記載，當(dāng)時陳軫提醒楚懷王，在沒有得到秦國許諾的土地之前，萬不可率然與齊鬧翻。但楚懷王何許人？他是專與好主意作對的人，才聽不得這樣的建議呢！料想屈原也應(yīng)該與陳軫同一態(tài)度，只是不得與懷王表達(dá)而已。
楚國終于與齊分道揚鑣，選擇親秦的路線。這期間，按《史記·楚世家》的記載，還有“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的事。這也是楚懷王辦的出格的事，至于這樣嗎？絕齊之事，一定對屈原有莫大的打擊，《史記》只記錄了張儀欺楚之后屈原出使齊國之事，在劉向《新序·節(jié)士》篇中則明言在張儀欺楚之前，就“為楚東使于齊，以結(jié)強黨”[9]。從《史記》所記的那次屈原出使齊國推測，這是可能的。當(dāng)時楚懷王已經(jīng)“疏”屈原，還令他出使，看來屈原在聯(lián)合齊國的事情上，是最得力的人選。如此，有理由相信：屈原在當(dāng)時的“合縱連橫”的大是大非上，是有大格局的見地的。
什么是大格局的見地？就當(dāng)時七雄爭霸的地理大勢而言，韓、趙、魏是秦國正面對著的一堵墻，早在秦穆公爭霸時，他就想跨越這道墻，卻遭遇了崤之戰(zhàn)的慘敗，“匹馬只輪無反（返）”（《公羊傳》語）。到秦惠王，也就是屈原早年生活的年代，秦國要想直接跨越還是難，至于推翻這堵墻更是不可能。細(xì)看這堵“三晉”的大墻，南邊有楚國這堵橫墻為其夾持；北面有燕國這堵橫墻為其夾持；在更遠(yuǎn)的東方，則有強大一時的齊國，像一根巨大的頂門杠，支撐著這堵墻，也策應(yīng)著楚與燕。南北夾持的大墻不倒、頂門杠不折，秦國想統(tǒng)一天下，門兒也沒有！
于是秦人從惠王時期就開始下大功夫?qū)Ω冻?，而秦人連橫以削弱東方，在楚國方面取得成就也最大。這事情正是由張儀做到的。張儀連橫的陰險之處就在于他的軟硬兼施，誘騙加大棒。在欺騙過楚國之后，馬上就是武力打擊。惱怒的楚懷王貪圖便宜不成，就不自量力地與秦動了手。懷王“十七年春”，《史記·楚世家》記載：“與秦戰(zhàn)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fù)襲秦，戰(zhàn)於藍(lán)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睋p兵折將外加失地。韓、魏也隨著楚君藍(lán)田大敗對楚國下了手；此外，《史記·楚世家》還交代：“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韓、魏與齊，看來是有默契的，他們應(yīng)該是想教訓(xùn)楚懷王投靠秦國的叛徒行徑。藍(lán)田之役失敗及稍后韓魏的動手表明，此時的楚國，整個地陷入“破鼓亂人捶”的局面。任何有頭腦的人看到國家落入這樣的窘境都會難過，主張合縱的屈原一定更加地痛心疾首！
“吃一塹，長一智”。這話對別人可以，對楚懷王就不管用。第二年，秦國繼續(xù)“連橫”楚懷王，可見當(dāng)時楚國的實力還在。秦對楚懷王提出親和的條件：返還漢中一半的郡邑。楚懷王不干，脖子一梗：不要地，要張儀！這可就是“不蒸饅頭爭口氣”了。不想，張儀大搖大擺地來了。懷王當(dāng)即囚禁之，準(zhǔn)備殺掉。其實張儀早有成算，他知道楚懷王國事糊涂，家事也搞不定，他有辦法對付這位大小事都拎不清的大國之君。辦法也不難出，在朝廷層面，花錢買通寵臣靳尚，讓靳尚講明殺張儀的害處；在內(nèi)廷一邊，則是用言辭打動懷王的夫人鄭袖。策士的口舌的確很巧，說楚王要殺張儀，秦王一定拿出土地和美女來贖買張儀，土地來了好辦，那些美人來了，可就沒有你王后的好日子過了。于是，朝堂上就有人進(jìn)讒言，枕頭邊就有人吹陰風(fēng)，一陰一陽吹拂一陣，就把個楚懷王吹得頭昏腦暈，居然沒個子午卯酉，就把個張儀放了。
這時候，屈原正出使齊國回來。眼見張儀全須全尾地離去，屈原對懷王說：“何不誅張儀？”這一回，懷王倒是聽從了?？墒?，張儀不僅嘴好，腿也快，跑掉了，安然回秦繼續(xù)他的連橫大業(yè)。屈原這樣的建議，與其說是出于憤怒，倒不如說是出于他合縱大計的考量。殺掉張儀，雖然不會對秦楚局勢變化有什么根本作用，起碼可以斷掉楚懷王依附秦國的茍且之心。而且，就《孟子》“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看，張儀確是當(dāng)時最有辦法的連橫家，殺掉他起碼可以消除楚國當(dāng)前的禍害。
這是《史記》以及《新序·節(jié)士》記載的屈原最后的政治行跡，以后他的處境就越來越不好了。這與楚國的國運是一致的。在秦國的惠王死后，楚國略得喘息，因為秦惠王之后的秦武王好大喜功，覺得先王連橫之術(shù)太費事，不如直接“下三川”，攻占當(dāng)時茍延殘喘的周王室更便當(dāng)。秦武王也是昏頭昏腦，他的大策是把秦變成天下的公敵。幸好這位秦王舉鼎絕臏，早早死了。
楚國在秦武王時期與齊韓略微調(diào)整了一些關(guān)系，只是好景不長。秦武王之后秦昭王(前306—前251在位) 繼位，而昭王的母親羋八子（宣太后）是楚國的姑奶奶。這位姑奶奶得勢，還是蠻想著娘家親戚的，送給懷王美人（鄭袖居然沒阻擋或沒阻擋?。?，還給一些金銀財寶，把一塊楚地還給楚國。小施而大得，換來的是懷王一屁股又坐到秦人這邊來。這又招致齊韓魏聯(lián)合攻擊楚國，懲罰其反復(fù)無常。齊、韓、魏的做法有多智慧，也真說不上，結(jié)果是楚懷王向秦求救，三國聯(lián)軍撤退，楚懷王出太子到秦國做人質(zhì)，楚對秦的投靠更死心塌地。而當(dāng)時楚國派出的人質(zhì)，就是后來的頃襄王。
楚懷王二十七年，在秦為人質(zhì)的楚太子殺親大夫逃歸。次年，秦人以此為借故，聯(lián)合齊、韓、魏共同打擊楚國，殺楚將唐眛，取重丘。到二十九年，秦又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缺。這一下懷王害怕了，派太子到齊國為人質(zhì)，恢復(fù)合縱的路數(shù)。秦當(dāng)然要報復(fù)。三十年，秦再伐楚，取八城。這時候秦國當(dāng)家的就是楚國姑奶奶羋八子。送美人，送寶貝，送還點土地，都可以，可就是楚國不能擋秦國的道，娘家也一樣。俗話說：一個閨女半個賊。羋八子豈止半個賊？
講親情，行霸道，高下在心，權(quán)柄操在秦國這一邊。據(jù)《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就在三十年秦國取楚八城之后不久，羋八子的兒子秦昭王又給楚懷王寫來“好消息”的信，重敘兩國親情。其中還打雞血地說：“今秦楚不歡，則無以令諸侯?！边@話說得多好聽：秦是多么依仗你楚懷王啊，沒了你，居然號令不了諸侯。之后，又是誘騙：“寡人原與君王會武關(guān)，面相約，結(jié)盟而去，寡人之原也。敢以聞下執(zhí)事！”這信拿在楚懷王手里燙啊！不去吧，得罪秦，人家不是拿你當(dāng)根蔥嗎？去吧，秦國人是好打交道的嗎？他在猶豫。君王一猶豫，好建議、歹主張就都來了。有一位叫昭睢的，也是楚國同姓，建議不要去。屈原與昭睢意見一樣：“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惫幼犹m，懷王的兒子，未來的掌權(quán)者，遺傳了父親的愚蠢，主張去。懷王還是聽了兒子的意見，結(jié)果去了就被扣住，秦要求懷王割舍巫郡、黔中郡，懷王拒絕，做了一輩子最體面的一件事：最后，死在了秦國。
也正是因為懷王最后這點體面吧，屈原在顛沛流離中，還為這位君王寫了《招魂》。
詩人的流浪
懷王之死，讓楚國人感覺冤啊！君王客死他鄉(xiāng)，是誰出了餿主意，這責(zé)任是要有人負(fù)的。反對去秦的屈原，居然做了怨府。楚國人清楚當(dāng)初勸懷王入秦的是誰?！妒酚洝でZ生列傳》說：“楚人……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子蘭現(xiàn)在因為兄弟做了君王而權(quán)勢大漲，就唆使上官大夫再售其奸，向新王即楚頃襄王飛短流長。頃襄王（前298—前263在位）在昏聵上父業(yè)子承，在心胸狹窄上則有甚乃父，“怒而遷之”。楚懷王信讒言還只是疏遠(yuǎn)屈原，頃襄王則是要治罪懲罰，懲治的辦法就是譴謫流放。[10]
屈原的災(zāi)難更深重了，楚國的災(zāi)難也更加深重。被“遷”后屈原的行蹤，司馬遷寫得簡單：行吟澤畔，與老漁翁對答，因而有《漁父》之篇，之后作《懷沙》赴淵而死。不過后來的學(xué)者征諸《九章》，屈原要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苦難才結(jié)束生命。據(jù)《九章·哀郢》篇，屈原被放逐之后曾東到過陵陽，學(xué)者考證就在廬江一帶；到達(dá)的時間，有學(xué)者說是白起破郢，即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但屈原在頃襄王上臺時遭放逐，二十一年是不是還在楚國都城，是個問題。所以，清朝大學(xué)者戴震在他的《屈原賦注附音義》說這次東去發(fā)生在頃襄王元年，這一年秦國出武關(guān)，拔取楚國的析城十五，導(dǎo)致京師震動，民眾向東流散，屈原就隨人流向東。他在這一帶應(yīng)該留住了很長時間，因為《哀郢》說“至今九年而不復(fù)”。來此三年后，懷王死于秦，屈原作《招魂》。
這之后，屈原還輾轉(zhuǎn)來到楚國人故土漢北之地，《九章·抽思》“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是其證。詩篇還說“低佪夷猶，宿北岵兮”，其中的“北岵”應(yīng)該是一個小地名。篇中詩人回顧了當(dāng)年的政治生活，傷悼懷王對自己的疏遠(yuǎn)。漢北是楚國的發(fā)祥地，屈原來到這里時，已經(jīng)變成了秦楚的交界地帶，屈原來此的目的，前人有各種說法，有學(xué)者說是觀察秦楚軍事形勢，但詩篇卻表現(xiàn)的是孤獨：“好姱佳麗兮，判獨處此異域?！边€有就是無所告懷的苦悶：“既惸獨而有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cè)?！弊詈筮€說：“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笨磥?，因來漢北而內(nèi)心越發(fā)煩亂，若說是觀察形勢，則難以理解。
之后，《九章·涉江》篇顯示，屈原又從漢北之地南渡長江。據(jù)《思美人》，詩人先是回到長江、夏水（古水名，連接長江與漢水，今已改道）徘徊。從漢北南返，一開始的心境還是較好的，因為《思美人》有“開春發(fā)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的句子。但是，南行越接近楚國都城，心情越糟：“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tài)。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俟?！本渥又械摹澳先恕敝傅氖嵌汲侵薪Y(jié)黨營私的政治團(tuán)伙，詩人了解到他們沒有任何改變，依舊一副驕傲自大的樣子。失望之余，詩人離開他所停留的鄂渚（今武昌市），轉(zhuǎn)而向西，過洞庭湖，沿沅水逆流而上，中間到過枉渚（今常德市南），繼而又到辰陽（今湖南省辰溪縣西），最后到達(dá)溆浦（今湖南省溆浦縣）。詩人為什么來到這里？有學(xué)者認(rèn)為，楚懷王三十年入秦被拘，蠻橫的秦國向楚懷王提出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懷王拒絕，詩人是聽到了這樣的消息，才來到這一帶考察?？墒牵娖旧韺Υ瞬]有表露，相反，詩篇只是說：“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庇衷诖嗽姷摹皝y曰”中說：“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據(jù)此，詩人來到當(dāng)時楚國的荒僻之地，是因為有人想以此令詩人“變心”，實即要他妥協(xié)投降，而詩人則做好了“死林薄”的準(zhǔn)備。就詩篇看，這可能是最合理的推測，頃襄王及身邊的子蘭之輩，不斷改變詩人的遷謫之處，不外就是折磨人、令其屈服，所以才有以上詩篇所表達(dá)的永不屈服的意態(tài)。當(dāng)然，也不排除是詩人自己在苦悶中的自主選擇。
屈原最后的行蹤是流浪在今天的湖南長沙以北的地帶，就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描述的“屈原至於江濱，被發(fā)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此時距詩人之死已經(jīng)很近。詩人在澤畔與漁父的對話對了解此時詩人的心境，十分重要。漁父勸告屈原：“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回答：“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多年的流放，詩人仍是衷腸不改，矢志如初?，F(xiàn)實越發(fā)黑暗，國事越發(fā)無望，六十人生，也只欠一死了！《史記》說，在與漁父對答之后，“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稇焉场菲淖詈笥小爸啦豢勺專肝饜圪?；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明表死志。另外《九章·惜往日》是面對殘破的國事?lián)峤褡肺舻钠?，因其中有“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的句子，也被認(rèn)為是投江前的絕筆。兩首詩篇的寫作時間，一般認(rèn)為在頃襄王二十二、二十三年白起破郢都及巫郡、黔中郡兩郡被秦攻占之后。
如此，屈原之死，是殉國，其實也未嘗不是殉道，即為自己的政治主張終于不能在母國實現(xiàn)而死。無論如何，屈原之死是非凡的。在《離騷》中他就說過“伏清白以死直”，在《九章·懷沙》中他又說“知死不可讓，愿勿愛兮”，因而，他的死不是被“羿之弓”射死的被動，而是生命的抉擇。死，在屈原是對抗骯臟而又黑暗的現(xiàn)實，他要向齷齪的世界宣示，茍且偷生是多么的低下。因而他的死，是生，是莊嚴(yán)生命的展現(xiàn)。
《懷沙》篇開始就交代“滔滔孟夏”，“孟夏”即初夏，看來屈原死亡的時間很可能是在古老的端午節(jié)前。
另一個屈原
作為歷史人物的詩人屈原，其一生經(jīng)歷已如上述。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離騷》中那個在文學(xué)世界永放光輝的“我”（即另一個屈原）的性格與精神樣態(tài)。
讀《離騷》，這位“正則”“靈均”先生，的的確確是一位楚人，或者說是楚人性格的化身。《九章·橘頌》贊美橘樹“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的“深固難徙”，在《離騷》中，則更加強烈地展現(xiàn)了這樣的性格與情懷。這又涉及《離騷》的解讀。
關(guān)于“離騷”兩字的含義，歷來有不同的解釋。最早的解釋是“離憂”，即“離別的憂愁”的意思。之后，也有人說是“遭遇憂愁”，“離”通“罹”；也有人說“離騷”即“牢騷”；也有人說“離騷”即“遣愁”。在此筆者有一個解釋：離騷，離與不離的糾結(jié)與憂愁。這樣說，不是對“離騷”這個篇題字眼的訓(xùn)詁，而是結(jié)合詩篇內(nèi)情思沖突的歸結(jié)。
《離騷》一開始寫自己的修養(yǎng)，之后寫自己力圖實現(xiàn)“美政”的痛苦遭遇，再后來就是求證自己的為人和主張是否正確，因而“濟沅湘以南征”，目的是“就重華（舜）而陳詞”。在向重華“跪敷祍以陳詞”之后，詩人得到的結(jié)論是自己的行為主張是“中正”的，于是又開始了“路漫漫”的求索。求索的結(jié)果則是各種路徑幽閉不通，于是詩篇又展示了一種新的糾結(jié)。楚國的道路不通，“我”開始“思九州之博大”，開始有了“遠(yuǎn)逝”的念頭。然而，此念才生，對故國的懷戀，又讓他陷入深深的猶豫。糾結(jié)之中，他開始求助神靈：“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的回答很直接：“勉遠(yuǎn)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然而，“我”還是難以決斷：“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于是，“我”又向權(quán)威更大的神巫求助：“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蓖`赫赫的巫咸給出的答案與靈氛如出一轍：“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迸c靈氛一樣，神巫勸告“我”四方上下去求索，必定找到志同道合的主人。這一下，“我”似乎最終堅定了離去的決心，于是詩篇的高潮來到?！拔摇瘪{起太陽神的瑤象之車，婉婉八龍為之牽引，如云的旗幟為之飄揚，“我”飛上了“赫戲”天空，一時間神魂高馳，忘掉了所有的痛苦。然而，巨大的故鄉(xiāng)之情飄然而至，將短暫的自在吹蕩一干二凈：“忽臨睨夫舊鄉(xiāng)，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薄拔摇苯K究割舍不斷故鄉(xiāng)故國的情感，難以離去。離去，是理性的決斷，但是，“我”的大麻煩在于理性終于爭不過情感。偉大的《離騷》，就是最終陷入想離去而難以擺脫自己故國情思的糾結(jié)之中。
這就是詩中之“我”的楚人性格，他恰似《九章·橘頌》所唱橘樹的“深固難徙”。這在當(dāng)時是很特別的?！峨x騷》產(chǎn)生的時代，如前所說，正是“合縱連橫”的時代，也是當(dāng)時士人們朝秦暮楚的時代。與屈原起碼有過間接接觸的張儀，還有那為《孟子》所提到的“大丈夫”公孫衍以及稍晚的蘇秦，不都是今天一個主人，明天一個主人？是的，可那是中原策士的性格，屈原固然主張合縱，他的性格卻一點也不策士，他是一棵只能生長在南方的“后皇嘉樹”，他只可“深固”自己故國的情根，卻不會朝秦暮楚。前面我們說過楚國人倔強，而倔強的底里是自尊，是厭惡茍且與討巧?！峨x騷》之“我”恰如《橘頌》中的美樹。有一點很有意思，飛翔上天該是多么舒暢愜意而美好的事情，可是，當(dāng)詩中的“我”忽然瞥見“舊鄉(xiāng)”時，這一切美好都化為烏有，故鄉(xiāng)的熱戀竟如此的深沉，無可替代。
讀《離騷》，還有另一永不衰竭的魅力，是詩篇之“我”的偉岸性格，在古典文學(xué)的長河中，像銀河系里的一顆巨大恒星，永遠(yuǎn)散發(fā)著光和熱。前面說過，《離騷》交代“朕”的出生是太歲在寅的寅月、寅日，詩又用“降”字表其出生，這都是“朕”的神圣的表示。但是，神圣在《離騷》只是“內(nèi)美”，就是天生美好的潛質(zhì)。在詩篇，更多筆墨還用在了“我”的修身上，就是“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及“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所喻示的一切。這很有意思，北方的儒家講修身，側(cè)重的是“比德于玉”“如切如磋”，而在《離騷》乃至屈原所有的篇章，玉的分量遠(yuǎn)遠(yuǎn)不如香草能熏染美人，“眾芳之所在”才昭示著“三后”的“純粹”。正如學(xué)者所說，香草滿身的形象，也是神的風(fēng)范，是《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帶女蘿”的山神才有的佳美。這是文學(xué)家筆下的身心修煉，很難說《離騷》“重之以修能（態(tài)）”沒有受到當(dāng)時中原儒家“修身”觀念的影響，但是在表達(dá)上卻是香草美人的特殊方式，因此文學(xué)的修辭更多了一種美麗的樣態(tài)。
神一般的修練、神一般的佳美，詩篇對“我”如此這般的夸飾，不外是強調(diào)“我”所肩負(fù)的改變楚國現(xiàn)實使命的重大，其實也就是“我”主體性強烈的顯示。這也正是《離騷》中這位“朕”的價值所在。詩篇表現(xiàn)“我”，以“我”為抒情主體，早在《詩經(jīng)》諸多篇章中司空見慣，多姿多彩。但是，假如從文學(xué)表達(dá)的層面比較一下，《離騷》之“我”，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詩經(jīng)》。就以題材相同的政治抒情詩而言，《詩經(jīng)·小雅》中的《節(jié)南山》《正月》《雨無正》《十月之交》等篇章，面對西周崩潰、政治昏暗，論其對混亂現(xiàn)實的痛心疾首，不比《離騷》差，可是論其對“我”的主體性的表現(xiàn)，則明顯手法欠缺?！峨x騷》的后半段大寫“我”的精神漫游，有趣的是，《詩經(jīng)》這些篇章也有“我”的駕車游行，例如《小雅·節(jié)南山》：“駕彼四牡，四牡項領(lǐng)。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焦慮、苦悶的詩中之“我”也想出游，然而一句馬不給力，就作罷，其實是文學(xué)想象力還有待提升，是人的歷史主體性的發(fā)展還有待增強。政治大混亂的時代，對所有有良知的人都是煎熬，西周末年的詩人也是如此?！缎⊙拧ふ隆菲驼f：“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碧斓鼐智鴫阂帧５?，在屈原的《離騷》中，“朕”可以沖破天地的局曲與壓抑，上天入地，在天地四方漫游。這是文學(xué)的想象力，而想象力的背后則有著人文精神的巨大進(jìn)步為其奧援。前面說過，有人因屈原作品中對堯舜禹湯等華夏歷史的熟悉而懷疑屈原的詩篇著作權(quán)，其實，屈原身為楚國人，也有楚國心，但詩人的胸襟、知識結(jié)構(gòu)及其精神的視野，又絕非為邦國所限。他生在“百家爭鳴”時代，又不止一次到過“稷下學(xué)宮”正興旺的齊國，而楚國本身也是當(dāng)時的文化中心之一?！短靻枴返膬?nèi)涵，同樣顯示著詩人學(xué)問的博貫。有學(xué)者敏感地指出：屈原作品中的神話中心，不在楚境的九嶷，而在昆侖。[11] 這就是詩人的格局，也是《離騷》之“我”的格局。這個“我”正是西周春秋以來整個華夏文明造就的。
在《離騷》的后半部分，詩中之“我”是乘著太陽神才能乘坐的車馬前行的：“吾令羲和弭節(jié)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yuǎn)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濒撕蜑橹{車，終點為崦嵫之山，以及“飲馬”的“咸池”和拴系馬車的“扶?！痹诠糯纳裨捴薪灾赶蛱柹?。天地間的神圣，太陽神無疑是崇高而又崇高的，因此，詩篇自開始的“朕”的“降”世，到后半部分飛升，暗含著神圣是如何被世間的污濁所糟蹋。但是，神圣的“昭質(zhì)”永遠(yuǎn)“未虧”。這便是人類世界所特有的理想。堅持理想而賦予其詩性，是《離騷》的特點；污濁中固守對美好的堅持，誓不向污濁低頭，是“我”的特點。那個“我”有著當(dāng)時士大夫的總體性格，敢于擔(dān)當(dāng)，勇于改變。當(dāng)“我”乘坐太陽神的車駕時，“飛龍”為之騰駕，“云霓”為之“晻靄”，“玉鸞”為之鳴唱，這樣超凡的光景，不正是詩特有的對神圣的美贊？偉大的詩篇，是政治詩意下的精神升華，那個太陽一樣的“我”，其光熱沒有照亮楚國，卻照亮了文學(xué)的歷史長河的天空和大地。新文化造就的士大夫的主體性，其偉岸的性格形象就是可以突破世界的壓抑的局曲，而頂天立地，其身影充斥天地四方。
莊子筆下的大鵬，它的南溟之游“水擊三千里”；《離騷》之“我”的精神游歷，也是水擊三千里。不同的是他所擊起的不是水浪，而是偉大想像力下的石破天驚，色彩斑斕?，F(xiàn)實的屈原，遭遇的多是小人、昏君，馳情入幻的神游中的“我”，則截然不同?！拔摇狈椀氖擒饺匾律眩车氖黔傊γ烙?，所陳情的是重華，求為占卜的是巫咸，所追求的美人是宓妃和瑤臺之女，攀登的是可以永生的昆侖巔；“我”所駕駛的太陽神車，朝發(fā)乎天津，夕至于西極；歷塊過都，一日之間，流沙、赤水以及不周之山，都在眼底閃過。神靈、過往的圣王、傳說的美女，還有那神秘的山河，正是“我”的世界，一個與昏暗人間相異相峙的美妙境土。這是被真正的詩人激活的世界，是對古典文學(xué)疆域的一大拓展。詩人激活的是神話，是歷史傳說，是蘊藏在楚地一切的古色古香的天地人文。偉岸之“我”正遨游這樣的世界。
悠久而廣博的文化，天才的文學(xué)想象力，楚地特有的風(fēng)情及其山川草木，在偉大的騷人這里，終于孕育出一個文學(xué)世界的巨型雕像。他是屈原，又不是屈原，是屈原真實人生在文學(xué)世界的巨大投影。他真切而動人，其偉岸身姿向后世的古典文學(xué)天地，投射了巨大的身影。這是真實屈原之外的另一個屈原。
尾聲：詩人與節(jié)日
說到屈原，總會沉重。在那樣的時代，不，在許多那樣的時代，嚴(yán)肅、不茍且地做人，總是困苦煎熬，甚至有生存的危險。也正因此，屈原的令人感奮就是永久的。偉大的屈原，就是在良心的困苦煎熬中，在格局見地被殘酷地漠視中，完成了他偉大的文學(xué)事業(yè)。他不僅在《離騷》中矗立起那個太陽神一般光亮的人格，還在《天問》中展示了一個巨大的求知者的主體現(xiàn)象?！疤靻枴?，是一切知識的追問，宇宙自然，人文歷史。有學(xué)者說《天問》的原型是史詩，是流行于西南諸多兄弟民族中的一種詩歌形式。相信“天問”的發(fā)問，經(jīng)過詩人的整理加工，才有現(xiàn)在這樣的奇異。屈原還整理流行南楚之地的“九歌”，據(jù)說原來的歌舞詞句鄙陋，是詩人的加工，才有現(xiàn)在的深情和風(fēng)致的嫣然。古老的東西，在觸手成春，煥乎文采，詩人終究是詩人。
但是，成就屈原偉大的，還是他系心國家的情懷、關(guān)心現(xiàn)實的追求。若沒有他的政治努力及失敗，也就沒有《離騷》，那將會令那一偉大歷史時段的文學(xué)暗淡很多?！皣也恍以娂倚摇薄霸姼F而后工”“憤怒出詩人”等，都有一個前提的東西：高遠(yuǎn)的志向和天縱的才情。屈原正因此而成就其偉大，使中國文學(xué)在素樸簡明的《詩經(jīng)》之后，有了絢爛、曼麗而斑斕的新詩篇。詩人志向追求與現(xiàn)實相矛盾的境況，又在后來反復(fù)出現(xiàn)在詩人的生活中，于是屈原的文學(xué)事業(yè)越發(fā)典范。
屈原之死，是在孟夏。因此他又與一個古老的節(jié)日連在了一起。傳說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汨羅，楚國人傷悼他，每到這一天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到了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長沙有人忽然在白天遇見一位自稱“三閭大夫”的人，對這位長沙人說：“聽說你常投米江水祭屈原，這很好啊。不過，往年你投的米，總是被蛟龍所竊。以后若是再祭，可以在竹筒上塞些楝樹葉，用五色絲纏繞。這些東西，都是蛟龍所懼怕的?！遍L沙人照此而行，就有了五月五日包粽子，要放上楝樹葉并用五色絲纏繞的風(fēng)俗。
這件事被記載在一本叫做《續(xù)齊諧記》的書里，是個傳說?？催@傳說，好像五月五日的端午節(jié)是因屈原投汨羅而起。其實不然。端午節(jié)早就有了，而且還是一個不吉利的日子。因為這個節(jié)日是陰陽之交的節(jié)點，也是人世間“難過”的一天。關(guān)于它的不吉利，從齊國的孟嘗君在這一天出生后他老爸要扔掉他便可以看出。傳說這一天生的孩子會給家里帶來破門之災(zāi)。古代的人要過這一日，要喝雄黃酒，要燒艾草、掛菖蒲，等等，都是消災(zāi)之舉。至于這一天賽龍舟，大概也是為了避禍祈福吧。
可是，當(dāng)這樣一個古老的節(jié)日與詩人連在一起，就變得美好了。端午節(jié)，想詩人，令人激動！在古代的詩人中，聲名與節(jié)日連在一起，且賦予節(jié)日某種新意，而其事發(fā)乎民間，該是沒有第二個了吧！
注釋：
[1] 關(guān)于屈原真?zhèn)蔚臓幷摚瑓⒁婞S中模著：《中日學(xué)者屈原問題爭論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和黃中模著：《現(xiàn)代楚辭批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的記述。
[2] 司馬遷撰：《史記》， 中華書局1982年版， 第2481頁。以下所引《史記》原文皆據(jù)此版本。
[3]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頁。以下所引屈原賦皆據(jù)此版本。
[4] 董楚平著：《楚辭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5] 在1978年發(fā)掘的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簡，記錄了曾侯乙下葬時一些送喪葬禮物的人名官職，其中有“左圖片徒”是來楚國的官員。裘錫圭的《談?wù)勲S縣曾侯乙墓的文字材料》（《文物》，1979年第7期）認(rèn)為很可能是《史記·屈原列傳》的“左徒”，湯炳正著《屈賦新探》（商務(wù)印書館2019年版，第50—53頁）同意這一說法并加以論證。
[6] 湯炳正著：《屈賦新探》，商務(wù)印書館2019年版，第179—212頁。
[7] 孔穎達(dá)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941頁。以下所引《公羊傳》《孟子》《詩經(jīng)》皆據(jù)此版本。
[8]《史記》記載張儀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誘楚，但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時的商於之地本在楚國人手里，因而《史記》的記載可能是個段子。劉向《新序·節(jié)士》則說“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奸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看來張儀欺楚的事應(yīng)該是有的，用割地的方式誘惑，也很有可能。因為當(dāng)時的君王無不以“土地人民”的掠奪為大欲。
[9] 劉向編著、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938頁。
[10] 這里涉及屈原流放的次數(shù)問題，古來就有分歧，據(jù)《史記》看，先是“疏”，后是“遷”即流放。但劉向《節(jié)士》篇則有“復(fù)放”之語，后代學(xué)者從之者也頗有其人。茲從《史記》之說。
[11] 董楚平譯注：《楚辭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