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的奇異人生與文學創(chuàng)新
曹操像
漢末曹魏時期的曹氏家族，能文者甚眾。胡應麟曾說：“詩未有三世傳者，既傳而且煊赫，僅曹氏操、丕、睿耳。然白馬名存鐘《品》，則彪當亦能詩。又任城武力絕人，倉舒智慧出眾。阿瞞何德，挺育多才。生子如此，孫仲謀輩詎足道哉！”[1] 胡氏此論，重在“魏氏三祖”，而兼及曹彪、曹彰、曹沖，這當然不是他不重視曹植，恰恰相反，胡氏是將曹植作為建安文人的最高標格來看待的?！对娝挕分姓摷安苤玻瑫r見“天才絕出”“自當獨步”“絕世無雙”[2]的贊譽之詞。顯然，胡氏是偏愛曹植的。他還說：“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3] 因此，“三曹”，即曹操、曹丕和曹植為建安文學的代表，是歷代多數(shù)論者的共識。事實上，也正是他們領袖群倫，與“蓋將百計”[4]的建安文人共同開創(chuàng)了一代文學新風。
“文章祖師”曹操
曹操不但是漢末建安時期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建安文學重要的開創(chuàng)者和領導者。他20歲舉孝廉，入仕之初便表現(xiàn)出參與政治的強烈熱情。漢靈帝時，宦官弄權，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不成，反為所害。曹操為此曾上書進諫，指斥奸邪盈朝。據(jù)《曹瞞傳》所述，曹操執(zhí)法不避豪強，因此得罪了皇帝的近習寵臣，“遷為頓丘令”[5]，但他并未因此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曹操早年所作《對酒》一詩，稱述自己所向往的太平景象，上至君臣關系，下至草木昆蟲，描繪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圖景。
據(jù)張可禮先生的考證，《對酒》很有可能是曹操30歲時任職濟南期間所作。[6] 詩中“政教大行”的盛世圖景，顯露出曹操積極的政治態(tài)度，是曹操初期頗具代表性的詩作。曹操的性格不僅與當時重視人格修養(yǎng)的儒風有著較大距離，也與魏晉名士的標格自高不同，而更多地呈現(xiàn)出“尚通脫”、任性不羈的特點。雜言體詩《對酒》中所描述的那種田園牧歌式的大同世界以及詩句的口語化，與其性格相映成趣。據(jù)王粲撰《英雄記》記載，曹操擊敗袁譚之后，“作鼓吹，自稱萬歲，于馬上舞”[7]?！度龂尽の簳の涞奂o》中裴松之引《阿瞞傳》云：“（曹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盵8] 曹操恣意放達和不拘小節(jié)的性格，于此可見一斑。這也是曹操成為“改造文章的祖師”[9]不可或缺的主觀條件。
初平元年（190），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然皆畏懼莫敢先進。勢單力孤的曹操在滎陽與董卓屬下徐榮大戰(zhàn)，結果是曹洪讓出自己的坐騎，曹操才得以逃脫。曹操不得已又去揚州募兵，然而士卒多叛，處境甚為艱難。作于這一年的《薤露》，歷敘董卓之亂的前因后果、朝綱傾覆的混亂局面以及百姓的流離失所?！掇丁泛芸赡苁乾F(xiàn)存曹操詩中創(chuàng)作年份最早的五言詩。[10] 此后，曹操敗陶謙、迎獻帝、破張繡、殺呂布。隨著事業(yè)不斷發(fā)展，其文學創(chuàng)作也日漸成熟，作于建安三年（198）的《蒿里行》，藝術水平已相當高超：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茨系芊Q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詩歌寫各地諸侯“軍合力不齊”，反而“自相戕”，又有袁術稱帝及頻繁的內(nèi)亂，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的慘狀，令人凄入肝脾，“念之斷腸”。因其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故譚元春認為，此詩與《薤露》，“翻盡從來擬古門戶”[11]，這一論斷極為精辟。因為《蒿里》不僅對漢代挽歌做了重大改造，也在詩史式的敘事中，表達了詩人深沉的感慨，確有開一代新風的氣概。
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鄴城，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統(tǒng)一。大罵曹操是“贅閹遺丑”的陳琳，得到了曹操的原諒和賞識，“建安七子”除王粲外皆已歸曹，鄴下文人集團開始形成。經(jīng)濟的復蘇、社會的安定，為鄴下文人“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歡宴”[12]提供了條件，文人的書寫內(nèi)容觸及到更加廣闊的領域。建安十一年（206），邯鄲淳、梁鵠、杜夔以及“七子之冠冕”王粲歸附曹操，鄴下文人集團進一步壯大，他們悠游歲月、詩酒唱和，推動了建安文學的繁榮。這一年在曹操身上也發(fā)生了許多大事：榮升丞相，收復荊州，愛子曹沖夭亡，赤壁兵敗，喪失了有生之年一統(tǒng)天下的機會，這注定是曹操一生中極不平凡的一年。
赤壁兵敗后，曹操更加意識到才士謀臣對一統(tǒng)大業(yè)的重要性。因此，他作《求賢令》以明自己唯才是舉的決心。張可禮先生認為，《短歌行》（對酒當歌）“蓋與《求賢令》作于同時”[13]，有關此詩的創(chuàng)作時間和主旨，學界眾說紛紜。清人朱嘉徵有“魏公一生心事，吞吐往復，滿口道不出”[14]之論；清人張玉榖所謂“此嘆流光易逝，欲得賢才以早建王業(yè)之詩”[15]的評點，均頗具代表性。詩歌感嘆人生短促，傾吐求賢若渴、胸懷天下的壯志，有一種雄渾開張與沉郁蒼涼相交織的藝術美感。
曹操的形象經(jīng)歷了千余年的歷史沉淀，進入到我們熟知的文學世界，一步步演化成了“奸雄”。有人說他直率純真，有人說他虛情假意；有人說他賞識英才，有人說他嫉賢妒能；有人說他一生以匡扶漢室為抱負，有人說他一生都想篡漢自立。但在文學領域，對于曹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歷代文論家?guī)缀鯚o人有異議。清人吳淇云：“武帝制作，無不精妙，故銅雀臺，后世得其片瓦，猶值百金?！盵16] 足可見曹操在后世文人心中的地位。曹操的文學成就，對建安文學起到了“導夫先路”的奠基作用，同時也為中國詩歌打開了新局面。劉熙載稱：“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盵17] 曹操詩雖僅存二十余首樂府古題，但內(nèi)容豐富，涉及山水、時事、游仙、述志等，風格或“慷慨悲涼”，或“精能老健”，或“格調(diào)古樸”。其中，令后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恐怕是他表現(xiàn)“沉雄”風格的詩篇，如《觀滄?！罚?/p>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沈德潛評此詩“有吞吐宇宙氣象”[18]，全詩通篇寫景，無一字議論抒情，而詩人卻將萬丈豪情融于滄海之壯景，句句可見其堅定的信念和博大的胸懷，吞吐日月，磅礴壯烈。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詩歌的“沉雄”之美，不全由語言生發(fā)，與高超的藝術技法也是分不開的。比如，此詩的寫景視角不斷轉換，先是由水流延至兩岸的山川和小島，視野剛剛聚焦到島上的樹木百草，又以“秋風蕭瑟”的感受回到詩人本身。方東樹曾贊曰：“大約武帝詩沉郁直樸，氣真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放，時時提筆換氣換勢，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玩其筆勢文法，凝重屈蟠，誦之令人意滿。后惟杜公有之。”[19] 放眼文學史，當?shù)闷鹑绱嗽u價的文人，其實不多。
“文人帝王”曹丕
曹丕的歷史功過與其父相比，可能更為復雜。僅據(jù)《世說新語》記載，他就有逼令曹植“七步成詩”、收用曹操群妾、毒殺曹彰等多件殘忍歹毒、鮮仁寡恥之事[20]，這與其在位期間提倡節(jié)儉、改革弊政、促進國家統(tǒng)一的舉措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就文化層面而言，曹丕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實的“文人帝王”，在文學走向自覺的道路上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寧稼雨先生認為，曹丕“拉開了士人文化作為中國文化舞臺上主角的大幕”，是一位“負面人品背后的文化巨人”[21]。
曹丕在建安二年（197）便隨父出征，他說：“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盵22] 官渡之戰(zhàn)后，曹操攻袁譚、袁尚，軍至黎陽，年僅17歲的曹丕作《黎陽作》四首，表達了“救民涂炭”、拯時救世的大志。當面臨曹魏集團的日益壯大、曹操被封魏公并偏愛曹植等新變化時，曹丕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與曹植的權力爭奪上。從建安十六年（211）至二十二年（217），曹丕歷經(jīng)殘酷的政治角逐，終于被立為太子。據(jù)《三國志》卷二十五裴松之注引《魏晉世語》記載，曹丕被立為太子后喜不自勝，竟抱著辛毗的脖子說：“辛君知我喜否？”[23] 也正是在這一年，徐幹、陳琳、應玚、劉禎皆死于瘟疫，這場瘟疫與魏晉文學的發(fā)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曹丕在之后所作的《與吳質(zhì)書》中，痛悼文友離世：“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之后便著手編纂這四人的文集。
影響中國文學史的另一件重要的大事，也發(fā)生在這令曹丕喜悲交加的建安二十二年（217），這就是《典論·論文》的創(chuàng)作。[24] 《典論·論文》中的作家及作品論、“文氣”說、文體之辨，都為后來的文學理論批評提供了榜樣，成為后代文學批評家學習的典范。從文學史的發(fā)展來看，《典論·論文》將文學的自覺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不僅僅抬高了文學的地位，還對鄴下文人予以安撫，鼓勵他們潛心翰墨。這或許緣于曹丕深沉的政治用心，卻在客觀上促進了文士們的自我內(nèi)省。如“建安七子”多有政治抱負，陳琳《游覽詩》中所謂“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頗能代表他們共同的人生志向。但事實上，零落在各地的文士歸附曹操后卻很少得到重用。劉禎在作于建安二十年（215）的《贈五官中郎將》（其一）中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尚不乏凌厲風云的壯志，而徐幹《室思》（其一）中的“端坐而無為”，則顯得有些許落寞?！捌咦印鄙星胰绱耍渌捪挛娜说木秤鲆部梢娨话?。出自曹丕之手的《典論·論文》，具有“欽定”的特殊性質(zhì)，其中“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論斷，潛移默化地使鄴下文人認同了寄心篇翰的“不朽”價值，堪稱是文學新變的理論號角。
說到曹丕的文學成就，不能不提現(xiàn)存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詩——《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xiāng)，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fā)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燕歌行》的創(chuàng)作時間已不可考，元人劉履在《選詩補注》卷二中推測，此詩可能是曹丕為五官中郎將時，“北征在外，代述閨中之意而作”[25]。從胡應麟“子桓燕歌二首，開千古妙境”[26]的評價，到近年來學者們對《燕歌行》多視角的研究，足可見其美學價值。曹丕可以說是七言詩體的祖師，真正將七言詩體帶入了文學殿堂。
沈德潛云：“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盵27] 這一導源于胡應麟的漢、魏異同之論，將曹丕作為漢魏兩代詩歌發(fā)展的轉折點。具體而言，這是詩歌從配合音樂到追求辭藻、從言志到抒情、從直抒胸臆到含蓄宛轉、從粗獷到細膩等一系列變化的轉折點。曹丕在文學史上承上啟下的意義，由此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建安之杰”曹植
鐘嶸《詩品序》稱曹植為“建安之杰”，已給予了曹植極高的評價。曹植《白馬篇》曰：“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與楊德祖書》曰：“勠力上國，流惠下民”；《求自試表》也有“志在效命，庶立毛發(fā)之功”，這都表現(xiàn)了他建功立業(yè)的熱切之志，但渴求“自試”的他，卻終其一生不得“自試”。在曹丕繼位后，他更是如履薄冰，連生命都受到了威脅?！皬膩韺欃F起猜疑，七步詩成亦可?！盵28]，無論是曹植借放浪形骸以“自污”，還是“諂媚君主”以自保，都流露出他內(nèi)心深重的無奈和痛苦，這也是后世文人對他寄予深切同情，以及“揚植而抑丕”傾向形成的重要原因。雖然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已指出，文帝因“位尊減才”，曹植則是“勢窘益價”，但后世仍不乏為曹丕翻案者，如王夫之便是“揚丕抑植”論的代表，他在《姜齋詩話》中說：“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為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fā)，豈子建所能壓倒邪？”[29] 不過，清人吳淇所謂曹植“洵為一代宗匠，高踞諸子之上”[30]的觀點，仍可視為后世主流話語的代表。
學界常以曹操死、曹丕繼位的建安二十五年（220）為界，將曹植的創(chuàng)作分為前后兩期，或?qū)⒔ò病ⅫS初、太和三期作為他創(chuàng)作的不同階段，這充分地考慮到了曹植創(chuàng)作的連續(xù)性與時代背景。需要注意的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為太子后，曹植的心態(tài)有了明顯的改變。如果說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的《與楊德祖書》中追求不朽功名的蓬勃之氣簡直要從字里行間溢出，那么作于建安二十三年（218）的《贈丁儀》《當欲游南山行》中則不乏怨憤之情，“儀有文才，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31]。吳汝綸論《當欲游南山行》則更為直白：“此詩怨魏帝之不能容己也。”[32] 建安二十三年（218），于禁、曹仁等與關羽戰(zhàn)于樊城，關羽水淹七軍俘虜于禁，威震華夏。戰(zhàn)事正危，曹操遣曹植率軍馳援曹仁，而曹植卻在此時喝得酩酊大醉，這令曹操對他失望之極?！顿浂x》《當欲游南山行》或許正是與太子之位失之交臂后，曹植心底怨憤的宣泄。故以建安二十二年（217）為界來確定曹植創(chuàng)作的分期，也許更接近實際。
曹植的悲劇并非簡單的懷才不遇，其平定天下、救民水火的鴻鵠之志，與一生未能如愿、備受壓抑的巨大反差，令人不勝唏噓。曹丕代漢后對曹植的政治迫害，使曹植本就春冰虎尾的處境更加惡劣。曹植在一次返回自己封國途中，經(jīng)過洛川，寫下了流芳千古的《洛神賦》[33]。有人認為《洛神賦》寫的是叔嫂之戀，洛神即甄后；有人認為曹植是借洛神以宣泄自己的苦悶；也有人認為洛神即曹丕，曹植對洛神的感情實際上是自剖心跡。對此賦的多維解讀，也證明了其文學價值。美輪美奐的語言、想象世界的構建及洛神形象的塑造，不僅使此賦成為流傳千古的經(jīng)典，也為曹植增添了耀眼的文學光彩。從繼承的角度說，曹植的賦作在強化抒情性的同時也采取了漢大賦的結構方式，在表情達意上卻跳過兩漢賦作的“諷頌”功能而有回歸屈騷的傾向。從后世接受的角度來說，曹植的賦作雖然在明清之前并未像他的詩歌一樣得到充分重視，其對后世駢賦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卻是不可否認的。
與《洛神賦》的縹緲多姿相比，曹植臨終前一年所作的《怨歌行》更是其真情的流露：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熟`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嘆。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后莫相忘。
此詩借周公輔佐成王之事委婉寄托了自己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遭遇。周公最后能夠得到成王的理解，周公輔成王也成為君臣相知的佳話，而他自己在曹丕死后，仍然得不到魏明帝曹睿的信任。兩相對照，更突出了此詩濃厚的悲劇色彩。清人丁晏說：“詩自三百篇、十九首以來，漢以后正軌顓門，首推子建。洵詩人之冠冕，樂府之津源也。”[34] 施補華《峴傭說詩》也說：“五言古詩，厥體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繼起，以簡渾為正宗。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后，唯陳思諸作及阮公《詠懷》、子昂《感遇》等篇，不踰分寸?！盵35] 從五言詩的萌發(fā)到建安“五言騰踴”再到曹植，五言詩體最終定型，在這一詩歌史發(fā)展過程中，曹植的典范意義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建安十七年（202），三曹登銅雀臺，曹植作《登臺賦》，最得曹操激賞。清人丁晏《魏陳思王年譜序》說：“初王（曹植）以仁孝智達，魏祖特見寵愛，幾為太子者數(shù)矣?！盵36] 這說明曹植原本有自己的優(yōu)勢，并曾在奪嫡之爭中一度占據(jù)上風。然而相對單純善良的他，終究不敵心機深重的曹丕?！度龂尽肪矶慌崴芍⒁段簳x世語》曰：
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淄侯植并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fā)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zhì)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華，而誠心不及也。[37]
《魏晉世語》全書已佚，裴注所保存的這個故事，是曹氏兄弟爭嫡斗爭的一個小小的側面。它以典型細節(jié)形象地反映了曹植炫材揚己、不擅偽飾，因而終于失敗的事實。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中說：“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nèi)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38] 曹植是政治斗爭的失敗者，他志向高遠，卻始終“不得施于世”；他才華超群，加之后半生郁積了太多的“憂思感憤”，有著種種“人情之難言”，因而能取得非凡的成就，將一代文學推向高峰。正如清人嚴可均在《曹子建集校輯敘錄》中所說：“子建之精光浩氣長留天地間者，在文辭不在風節(jié)?！盵39]
“三曹”均歷經(jīng)世亂。曹操、曹丕的軍旅生涯和高居上位的經(jīng)歷；曹植人生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尤其是他后期飽嘗政治迫害之煎熬與懷才不遇之苦悶的體驗，與一般文人相比，其人生和情感都具有極不平凡的一面。加之父子三人都有著過人的文學天賦，故能以生花妙筆，對他們別樣的現(xiàn)實人生和情感世界，做出精美的藝術表現(xiàn)。因此，他們在樂府、詩、賦、文論等多個方面為后世文學開啟了諸多法門，也贏得了歷代文人的衷心景仰和高度肯定。在清人方東樹眼中，曹操是“千古詩人第一之祖”[40]。王世貞說：“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無過于漢武帝、魏文帝者。”[41] 目空一世的謝靈運更是宣稱：“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盵42] 父子三人均得如此贊譽者，在三千年文學史上并不多見。王世貞有詩曰：“崛起三曹后，橫行七子前。預知千載下，重數(shù)建安年?！盵43] 這是對他的友人胡應麟的稱贊，其中以“三曹”“七子”作為詩美理想的標格，實際也是自唐代以來中國歷代文士逐漸形成的共識。
注釋：
[1][2][3][26][明] 胡應麟撰：《詩藪》，中華書局1958年版， 第131—132頁，41頁、149頁、333頁，131頁，41頁。
[4][梁] 鐘嶸撰 ：《詩品序》，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1年版，第1頁。
[5][8][22][23][37][晉]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18頁、30頁、238頁、206頁。
[6][13] 張可禮編著：《三曹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版，第31頁、111頁。
[7] 吳云、唐紹忠注：《王粲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頁。
[9] 魯迅著：《魯迅全集》（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381頁。
[10] 陸侃如著：《中古文學系年》，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頁。
[11][明] 鐘惺、譚元春輯：《古詩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頁。
[12] 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明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頁。
[14][清] 朱嘉徵撰：《樂府廣序》卷九，清康熙十五年本。
[15][清] 張玉榖撰：《古詩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頁。
[16][30][清] 吳淇撰：《六朝選詩定論》卷五，河北師范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三曹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1頁、145頁。
[17][清] 劉熙載撰：《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頁。
[18][27][清] 沈德潛輯：《古詩源》，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63頁、62頁。
[19][40] [清] 方東樹撰、汪紹盈校點：《昭昧詹言》卷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68頁。
[20] 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669、895頁。
[21] 寧稼雨：《曹丕：負面人品背后的文化巨人本色》，《文史知識》2020年第4期。
[24] 關于《典論·論文》的創(chuàng)作時間問題，目前學界有多種說法，郭紹虞先生認為《典論·論文》創(chuàng)作于建安二十二年，此從其說。
[25] [三國魏] 曹丕撰、魏宏燦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28][明] 馮夢龍撰：《三孝廉讓產(chǎn)立高名》，《醒世恒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
[29][清] 王夫之撰、戴鴻森箋注：《姜齋詩話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06頁。
[31][清] 曾國藩撰：《十八家詩鈔》，岳麓書社2015年版，第9頁。
[32][明] 張溥編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頁。
[33] 關于《洛神賦》的寫作時間，主要有“黃初三年”與“黃初四年”兩說，一直懸而未決，此處存而不論。
[34] 任清編選：《清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頁。
[35] [清] 施補華撰：《施補華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70頁。
[36] [清] 丁晏撰：《曹集詮評》，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149頁。
[38] 張春林編：《歐陽修全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頁。
[39] 續(xù)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30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頁。
[41][明] 王世貞撰：《藝苑卮言》卷八，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頁。
[42][唐] 李瀚撰、[宋] 徐子光補注：《蒙求集注》，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第93頁。關于謝靈運此論的出處，參見張繼定：《“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出處考辨》，《臺州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43][明] 王世貞撰：《曩余為胡元瑞序綠蘿軒稿僅寓燕還越，數(shù)編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種至，則眾體畢備，彬彬日新，富有矣。五言古上下建安十九首樂府等篇，遂直闖西京堂奧。余手之弗能釋也，輒重敘其意，并寄答五言律二章》其一：“穆穆清風至，泠泠白雪傳。登壇牛耳定，絕代鳳毛鶱。崛起三曹后，橫行七子前。預知千載下，重數(shù)建安年?！薄稄m州續(xù)稿》卷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