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的遇與未遇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蘇軾《題西林壁》
近代有一小部分代表性的人物，乃經后人考掘方才出土，章學誠（1738—1801）便是其中最醒目的一位。參與發(fā)掘者胡適便直言不礙：章氏首起的褒揚者乃是東瀛漢學家內藤虎次郎，之后“國人始知章先生”。
原來胡適緣見內藤氏1920年始作的《章實齋先生年譜》，1922年方繼起擴充而補訂。從此，喚醒學界對章氏的歷史記憶，章氏方才成為矚目的人物。按章氏橫空出世，志大才高，生前卻逢時不遇，相當地隱微，恰如古語所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試舉一例，以概其余：他的姓氏，致為時人張冠李戴，將“章”錯作“張”，如是可見一斑。于百年之后，方經中外學界重新發(fā)現(xiàn)，再次粉墨登場，重回歷史的舞臺，大放光彩。
始自余師在1976年刊行《論戴震與章學誠》，援用了伯林（Isaiah Berlin）的“刺猬”和“狐貍”的譬喻，以彰顯章學誠和戴震二者學問的特征之后，中國思想史的園地便驟然成為動物園了，一大群“刺猬”和“狐貍”在各種學術議題到處流竄奔跑了?？梢娫摃绊懠葟V且深。由于該書基本上業(yè)已烘托出章氏“未遇”的情境，拙文只需擇要點出，而將小文的重心移至爬梳民國初年章氏之所“遇”了。
清代考據學的領軍人物戴震，素以考核精謹，博洽多聞，為時人推崇備至。惟他生平自許甚高的義理之作——《論性》《原善》，竟連素來賞識他的師友，朱筠、錢大昕等考證大家都奉勸他“空說義理，可以無作”，遑論其他。尤其章氏理學氣味甚為濃郁的《原道》《原學》《朱陸》諸文，更不堪聞問了。
而章氏身處考證學風高漲的場域，對于自己的學問未能受到時人的認可，卻頗有自知之明，他不諱言道：
仆之所學，自一二知己外，一時通人，未有齒仆于人數者，仆未嘗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貴之知希也。（《答邵二云書》）他甚至不輕易把自己的文字示知于外人。一方面，他渴望文史校讎的文字可獲得該時學界重鎮(zhèn)——錢大昕的青睞；另方面，卻央求錢氏說道：
（己行文）辨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見《章氏遺書》）這種欲迎還拒的矛盾情結躍然紙上。另方面，他又偉岸自喜，不屑與世儒合流，反而亟于獨樹一幟。
20世紀初年，起自梁啟超受西洋史學的影響，倡導“新史學”，對傳統(tǒng)中國史學施予一連串猛烈的抨擊，時風易勢，固有史學的堡壘遂亦不保。此不啻對重新評估章氏史學提供了極佳有利的條件。故章氏終得假道“通史”、“史料”諸概念，見重于時流，蓋緣之有故。
要之，自從胡適將章氏《文史通義》的核心概念——“六經皆史”說中的“史”詮釋為“史料”，這幾乎變成章氏名言的正解，而附和者亦不乏其人。梁啟超、金毓黻等諸人均是其同調。如此一來，章氏學術便和新近輸入的西洋史學接上軌了。從此，新史學中“史料”的核心觀念便取代了固有史學里經書和正史的神圣性和規(guī)范地位。但此不啻將“六經皆史”化約為近代史學描述性的客觀材料了。
其次，章學誠貶抑“斷代史”（若班固《后漢書》），而推崇“通史”（若司馬遷的《史記》、鄭樵的《通志》）；不意在新時代和西洋史學的“通史”接筍了。民國初年的史學名家何柄松致稱譽“章氏所主張的通史和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通史完全一樣?！倍冶绕鹚抉R遷、鄭樵尚青出于藍。要之，章氏的“通史”只不過旨在打破傳統(tǒng)“斷代史”的藩籬；與近代史學的“通史”不免尚有落差！雖說這只是貌似神異，并無妨其取得暴名了！
析言之，民國初年，經過胡適、梁啟超等人對其史學概念“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章學誠遂得適時搭上西方史學的順風車，一路直抵揚名立萬的終點站。換言之，在新史學不同觀點的重新聚焦，章學誠因緣際會成為近代史學的先行者了。毋怪日人內藤氏會說到：中國即使是崇拜章氏的學者，也很難發(fā)現(xiàn)其理論的真意。直到最近中國才有一些“治西方學問的人，開始認識章學誠史學的真價值?！保ā吨袊穼W史》）
民國初年由于受日本學界的影響，吹起一股揄揚章氏史學之風。承其余緒迄今未衰，迄20世紀下半葉猶有西方漢學家若法國的戴密微和美國的倪文孫推崇章氏史學不遺余力，咸認為章氏乃是時代的先驅，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轉折點。他們傾向以歐洲“歷史主義”的觀點去闡發(fā)章氏的“六經皆史”之說，甚至取約略同時代意大利的維柯做對比。但這絕非漫無節(jié)制的，例如，早先留美歸國的何炳松鼓吹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lián)盟不遺余力，告誡我們，莫把章氏的史學鼓吹的過份，使得章氏和我們都流入腐化一條路，而且誤導大家忽視了西洋史學近來對史學上諸多重要貢獻。他相信“歷史能否進步、能否有用，完全看歷史能否用他種科學聯(lián)合，不去仇視他們。”職是之故，他主張“我們此后還是多做一點介紹西洋史學的工作罷！”這類觀點不只為具有留洋背景的學者所接受，且連從未踏出國門的呂思勉亦表同感。呂氏比較章學誠與現(xiàn)今史家的異同時，他如是評道：
他的意見，和現(xiàn)代的史學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進一步，就和現(xiàn)在的史學家相同了。但這一步，在章學誠是無法再進的。這是為什么呢？那是由于現(xiàn)代的史學家，有別種科學做他的助力，而章學誠時代則無有。（《歷史研究法》）
呂氏所謂的“別種學科”，無非意指西方優(yōu)勢的“社會科學”。當時新史學的特色正是如此。職是之故，章氏史學固然得重現(xiàn)風華，但不能保證永遠隨著新史學的發(fā)展水漲船高。
總之，章氏因講求胸臆為斷的“史意”，其別出心裁并不見容于講究實事求是的考據時代，但又因推重“通史”、闡發(fā)“六經皆史”說，卻不意貌似世紀之際的西洋學風，而受到揄揚。嘲諷的是，在清代傳統(tǒng)學術的語境，章氏的學問備受打壓，而卻在民國新史學的語境，掌聲響起，這是章氏所始料未及的。其遇與不遇，蓋時代學風有以致之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