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1年第4期｜計文君：百年誰覆爛柯棋 ——《紅樓夢傳略》之現(xiàn)代篇章
編者說
時間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變革和文化發(fā)展進入最激蕩的時代。同時，自從白話文興盛以來，《紅樓夢》一躍成了文壇上的上客，這部書破繭成蝶，翩翩然飛進現(xiàn)代中國，完成了形象和身份的轉化。自此之后，正式有了一門以其為名的學問——紅學。不只學人，天下人待《紅樓夢》，也自此不同。接下去的悠長時間里，人們不用抬頭，也能感覺到那座越升越高的“紅樓”投下的巨大影子……《紅樓夢傳略》這一部分，寫的正是這部傳世之作在文壇、學界和中國社會聲譽益隆、如日中天的演進過程。
百年誰覆爛柯棋
——《紅樓夢傳略》之現(xiàn)代篇章
計文君
進入現(xiàn)代之破繭成蝶
一
1904年，光緒三十年，那一年全國各地前往河南開封赴會試的舉子，并不知道自己參加的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科舉考試。
這一年，上海的《教育世界》雜志，有了一位新主編，他就是二十八歲的王國維。王國維十五歲中了秀才，二十歲鄉(xiāng)試落第后，開始接觸新學，再也無意于科舉了。他在羅振玉的資助下去了日本，在東京物理學校留學，后因病回國。
他在日本掌握了兩門外語：英語和日語，學習的是物理和數學，但他最為傾心的卻是哲學。我們今天對哲學兩字的感覺，偏于凌空蹈虛，但對那一代學人來講，這兩個字，有著巨大的現(xiàn)實關切。
胡適在《哲學史綱》中這么定義哲學，“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去找根本的解決?！焙髞硭谏虾Ｉ炭拼髮W佛學研究會的講話中，覺得“根本”兩字意義欠明，略加修改，“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意義上著想，去找一個比較可普遍適用的意義?！?/p>
王國維認為，“哲學是教育之母”。教育，也遠非我們今天理解的學校講堂付費課程，而是如何完成新的國民培養(yǎng)。
把人生安放在什么樣的意義根基上，于個人，于國家，從來都是大事，也是關乎如何穿衣為何吃飯的實事。只是生活在相對穩(wěn)定的“文化板塊”中的我們，似乎不必太過急迫地面臨思考和選擇，但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卻非如此。
數千年兀自獨立的“中國板塊”與現(xiàn)代和西方狠狠地撞在一起，神州淪陷，山崩海嘯，地火奔涌，生民涂炭。橫渠四句，到了這個時候，前三句也許被這一代的讀書人修改成了“為天地換心”“為生民改命”“變往圣之學”，總還是為了最后那個“開太平”的意愿。
這意愿落到具體的個人性情、生命際遇與復雜現(xiàn)實中去，溶解在每個人的認知和行動中，顯現(xiàn)出來的樣貌，就千差萬別了。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的學問，不是書齋里的，故紙堆里的，而是社會的，現(xiàn)實的。
正是經由他們，《紅樓夢》完成了形象和身份的轉化，進入了現(xiàn)代。
接下去的二三十年，遇上了他們的《紅樓夢》，“有意思”這個層面很少再被談論了，“有意義”開始成為這部書的主要存在方式。
從文章發(fā)表的先后論，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在前，其實蔡元培先生的索隱開始得更早。
二
1904年，《紅樓夢評論》在《教育世界》上連載，第二年收入《靜安文集》。在文集中，《紅樓夢評論》前一篇文章是《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后一篇文章是《叔本華與尼采》。
在序言中，二十八歲的王國維，說那段時間，看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不是很明白，看叔本華的書，覺得很好，就迷上了。《紅樓夢評論》也“全在叔氏立腳”，但寫到后面，就產生了質疑——在第四章中提出了“絕大疑問”。
這倒應了靜安先生自己的那句話：“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p>
對《紅樓夢評論》的研究和評價，不知道有多少論文，我就不多嘴了。我對靜安先生有著特殊的喜愛——《人間詞話》是我少年時代的枕邊書。
《紅樓夢評論》分為五章，全面闡述了《紅樓夢》意義內涵，賦予了這本書全新的價值，其中最為著名、且影響深遠的是“第三種悲劇”說：
由叔本華之說，悲劇之中，又有三種之別；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及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于盲目的運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人物,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
若《紅樓夢》，則正是第三種之悲劇也。茲就寶玉、黛玉之事言之，賈母愛寶釵之婉懿，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王夫人固親于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西風，就是西風壓東風”之語(第八十一回)，懼禍之及，而自同于鳳姐，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愛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況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于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
《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徹頭徹尾的悲劇”。
雖然《桃花扇》也是悲劇，但與《紅樓夢》比：前者的解脫，是作者強加的設定，后者則是人物的內在追求；前者寫的是家國，后者寫的是人生；前者是政治的，國民的，歷史的，后者則是哲學的，宇宙的，文學的?！按恕都t樓夢》之所以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而價值亦即存乎此?！?/p>
一個與此前完全倒置的價值評價體系產生了——《紅樓夢》完勝。
因著這篇文章，寶玉的“玉”，與“欲”，與叔本華的“生命意志”之間建立了聯(lián)系；從禪門的“悟”到哲學的“人生之解脫”，這一改變，對于《紅樓夢》這部書來說，是一次蛻變——“舊說部”的“繭”裂開，一只“現(xiàn)代的蝴蝶”蠢蠢欲動。
我雖然很愛靜安先生，但高中時看《紅樓夢評論》，就覺得叔本華跟《紅樓夢》不是很搭，只是說不出來由。也許是因為相信了羅素在《西方哲學史》里講叔本華的那些“段子”，還不喜歡他把人生描述成在匱乏與饜足之間“打秋千”——那真的沒什么好活的了。
讓別人去死的叔本華，卻靠著遺產過了一輩子舒服日子，怕死怕得要命——事先囑咐別人，哪怕他被放進棺材里了，都先不要蓋蓋子，說不定還能搶救一下。
靜安先生在二十三年后，自沉昆明湖。
這個別扭存了很多年，后來無意間在《談藝錄》里看到有關《紅樓夢評論》的內容，豁然開朗。錢鐘書目光如炬，話說得也含蓄婉轉——若真的按照叔本華的理論，《紅樓夢》該這樣寫：寶玉娶了黛玉，然后磨成一地雞毛，互相厭倦憎惡，這才是悲劇中的悲劇。錢先生說，用豐富如海的小說“佳著”《紅樓夢》，去例證叔本華的“玄諦”——高度抽象的理論，對雙方似乎都不是好事。
不過這絲毫不影響我對王國維的熱愛——“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可望，轍跡之可尋?！标愐≡凇鹅o安先生遺書·序》里這么感慨，他歸結靜安先生一生學術著作，皆“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他是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的大師巨子。
何其幸哉，現(xiàn)代學術規(guī)范從無到有的過程中，《紅樓夢》成為了王國維的選擇之一。
當然，不只王國維做了這樣的選擇。
2007年，國學網、百度和人民大學國學院聯(lián)合發(fā)起“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的活動，最后評出了十位：王國維、錢鐘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和馮友蘭。
我不知道這個評選的代表性有多大——主辦方公布的數字是收到了一百二十多萬張選票。對于“國學”這個攝魂怪一般只知道輪廓、看不清長相的存在，也輕易不敢去招惹。這名單上的諸位早就光芒萬丈，并不需要再上給他們這個“尊號”。我之所以對這個名單感興趣，是發(fā)現(xiàn)進入20世紀的《紅樓夢》一路前行，竟然與這十位，都或深或淺地有過“交往”。當然，緣分最深的是胡適之，在他和他的朋友們的幫助下，《紅樓夢》徹底蛻去了舊殼，進入了現(xiàn)代，《紅樓夢》這部書在今天大多數人眼中的形象輪廓，是他們勾勒的。
三
1919年，民國八年，這個舊歷的乙未年，閏七月，有384天——也許中國人的確需要多一點時間來理解這個多事之秋，再迎接下一個春天……凡是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同學，應該對這個紀年前后的世界都有些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沙皇俄國成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巴黎和會，“五四”運動……
袁世凱“洪憲”稱帝的鬧劇之后，兩年前張勛的辮子軍也只在北京城里折騰了十二天，不會再有誰蠢到要去動“共和”兩個字了吧？溥儀又回到紫禁城里去騎自行車了，孫中山在廣州成為了軍政府的大元帥，北京政府的總統(tǒng)、總理們還在不定時“倒班兒”……
英國皇家天文學會，派出的兩支考察隊，在趕往巴西的索布拉爾和西非的普林西比島的途中，他們要確保在5月29日之前抵達，因為那天南半球中緯度會出現(xiàn)日全食，他們都是去測量太陽背后光線的偏移角度。這一天，太陽正處在易于觀測的畢宿星團——帶隊的天文學家愛丁頓認為，錯過這次機會，可能要等上千年。之所以要派出兩支隊伍，是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愛丁頓成功完成了測量任務，經過幾個月的數據分析，觀測數據與愛因斯坦引力方程預言的太陽引起周圍空間彎曲導致光線偏移的數據一致。廣義相對論首次獲得了實證。
4月30日，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約翰·杜威和夫人，抵達上海。他的中國弟子胡適與陶行知等人“南北統(tǒng)一起來打個公司合辦”，才促成了杜威的中國之行?！澳稀笔墙K教育會、南京高師，“北”則是北京大學，這兩家是出錢的人，后來加入邀請的團體增加到五家。
胡適將老師的哲學方法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句話廣為流傳。杜威在中國逗留了兩年零兩個月，有人統(tǒng)計他完成的78場講座題目，是三個相互關聯(lián)的主題：“現(xiàn)代科學、民主與教育”，在知識界和教育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德先生”和“賽先生”成為范圍越來越廣的流行熱詞。
第二年10月，應湖南教育會的邀請，杜威去了長沙，時值英國哲學家羅素也在中國，兩大巨擘受邀同時抵達長沙，陪同前去的還有蔡元培、章太炎等國內重量級學者，華山論劍一般的學術講座一共舉辦了40場，內容涉及哲學、教育、社會改造、男女平等諸多問題。
中國有很多杰出的頭腦和強有力的心，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為自己的民族尋找著出路——我們需要道理，道理帶來方法，方法指引道路。
不同的道理——有時候我們名之為“主義”——帶來了不同的方法，不同方法指引出了不同的道路。
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這部作者寫來讓人“消愁破悶”“噴飯供酒”“把此一玩”的閑書，被中國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力量選中，成為言說意義的對象。
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
當然，健將們對《紅樓夢》也有點兒看不上。
遷往北京的《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上發(fā)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當時胡適還在哥倫比亞大學跟著杜威學習，下半年發(fā)表陳獨秀作為呼應的《文學革命論》，“文學革命”的大旗舉起來了。
第二年，《狂人日記》發(fā)表。魯迅說，他是聽命地做起小說來的，那些革命健將們太寂寞了。
寂寞到自導自演“唱雙簧”——他們要打倒“孔家店”，人家不搭理這些說話偏激的后生小子們，那就自己找人穿上孔家老店的“馬甲”，來《新青年》“踢館”，希望博些關注。
扮演“踢館人”的，正是夾著大皮夾去找魯迅、因為怕狗心怦怦跳的錢玄同，他是《新青年》的編委，要魯迅“吶喊”起來，于是有了那個著名的“鐵屋子”比喻。他就不怎么看得上這部書：
弟以為舊小說中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三書耳。
我以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紅樓》《水滸》，亦非青年所宜讀。吾見青年讀了《紅樓》《水滸》，不知其一為實寫腐敗之家庭，一為實寫兇暴之政府，而乃自命為寶玉、武松，因此專務狎邪以為情，專務“拆梢”以為勇者甚多。
這是他發(fā)在《新青年》上的《致陳獨秀》中的話。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傅斯年看法與此類似，他在《白話與文學心理的改變》一文中這樣說：
我們固不能說《紅樓夢》《水滸》不是文學，然亦不能成其為真有價值的文學，固不能不承認《紅樓夢》《水滸》的藝術，然亦斷斷乎不能不否認他們的主旨。藝術外無可取，就是我們應當排斥的文學。
他們想要“白話文學”“平民文學”“人的文學”——魯迅的稿子交過來也是明年的事兒了，現(xiàn)在怎么辦呢？他們在《新青年》上討論《紅樓》《水滸》，并不是、至少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評價這些“舊說部”，兩手空空的健將們，只能如此。
那位和錢先生同臺演雙簧的劉半農，就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發(fā)了一篇《詩與小說精神之革新》，文中他說：
如吾國曹雪芹、李伯元、吳趼人，英國之狄鏗士、薩克雷、吉柏林、史梯文生，法國之龔枯爾兄弟、莫泊三，美國之歐亨利與馬克吐溫，其心思之細密，觀察力之周至，直能將此世界此社會表面里面所具大小精粗一切事物，悉數吸至筆端，而造一人類的縮影。
把曹雪芹與狄更斯、莫泊桑、馬克·吐溫等歐美小說家相提并論，因為作品“像”。健將們心中的范本是在十九世紀取得了輝煌成就的歐美現(xiàn)實主義小說，可幾個國人知道這些洋人？他們也只能拿更為人熟知的舊說部來比劃新文學的進深寬窄、大致模樣。
雖然被挑剔嫌棄，好歹被容留了。這些最初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們，很快將占領中國的文化場域，在他們掀起的毫不留情地掃蕩舊文學的革命風雨中，《紅樓夢》存活了下來。
……
（全文詳見《江南》2021年第四期）
計文君，小說家，藝術學博士，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副研究員，北京大學曹雪芹美學藝術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出版有小說集《化城喻》《問津變》《白頭吟》《帥旦》》等，曾獲人民文學獎、杜甫文學獎、郁達夫小說獎等，出版有《紅樓夢》研究專著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