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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山》2021年第4期 | 李潔非:品宋錄
來源:《鐘山》2021年第4期 | 李潔非  2021年08月17日08:39

小編說

“畫雖小技,頗足鑒世?!蔽恼聫目涤袨橹型猸h(huán)游后所著《萬木草堂藏畫目》中一句“故論大地萬國之畫,當西十五紀前,無有我中國”的論斷生發(fā)而出,在比較視野中對宋代繪畫與其同時期的西畫(歐洲中世紀繪畫)展開了詳盡且生動的分述。作者從中西繪畫題材的分野論及相關(guān)技術(shù)文明的差距,再從宋世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畫說開去,例證“風景畫”、“嬰戲圖”、“人物畫”等題材門類亦是佳作迭出。這些生意盎然地反映著俗世百態(tài)的傳世名畫無一不是宋世(無論是現(xiàn)實緯度抑或是精神疆域)闊達繁盛的絕佳例證。

李潔非,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F(xiàn)居北京。1990年代以來,在本刊發(fā)表有多篇文章,主要撰寫“鐘山記憶”欄目文章(2008-2012)、“文學史微觀察”專欄(2013)、“太平天國筆札”專欄(2017年4期-2018年6期)、“古史六案”專欄(2019)等。首發(fā)于2009年第5期的《胡風案中人與事》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自今年始,撰寫“品宋錄”專欄。

 

丹青寄世

文/李潔非

畫雖小技,頗足鑒世。

1917年,康有為“中外環(huán)游后”,著《萬木草堂藏畫目》,序文首句悲惜“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后再嘆“中國畫學,至國朝而衰弊極矣”?!皣比灾盖宄湟赃z老自居,故云。當談到何以振疲,則說:“郎世寧乃出西法,他日當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講之,當以郎世寧為太祖矣。如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保?)儼然視郎世寧為有清一代畫之翹楚,指中國畫希望惟在“合中西而成大家”。

郎世寧,米蘭人氏,天主教耶穌會修士,以畫藝供奉清廷?!肚迨犯濉酚袀鳎?/p>

郎世寧,西洋人??滴蹰g入直,高宗尤賞異。凡名馬、珍禽、琪花、異草,輒命圖之,無不奕奕如生。(2)

彼本僧侶,繪事實其余技。是時,歐洲畫壇已次第誕生過達·芬奇、拉斐爾、丟勒、魯本斯、倫勃朗、委拉斯凱茲諸巨人,郎氏焉堪一提?然一旦入華,其技迥出,驚為天人。乾隆帝《題畫》詩曰“寫真世寧擅”,并自注:“郎世寧西洋人,寫真無過其右者?!保?)郎氏引起的眙愕,更可借年希堯知之。希堯,年羹堯兄,曾任安徽布政使、署廣東巡撫等,有藝術(shù)天賦,工畫,精于制瓷。他結(jié)識郎世寧后從之學透視法,所著《視學》為中國首部研究透視畫法專著。雍正己酉年(1729),述與郎世寧交往經(jīng)過:

余曩歲即留心視學,率嘗任智殫思,究未得其端緒。迨后獲與泰西郎學士數(shù)相晤對,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繪事,始以定點引線之法貽余,能盡物類之變態(tài)。(4)

六年后(1735)再談?wù)J識:

予究心于此者三十年矣,嘗謂中土工繪事者,或千巖萬壑,或深林密箐,意匠經(jīng)營,得心應手,因可縱橫自如,淋漓盡致,而相賞于尺度風裁之外。至于樓閣、器物之類,欲其出入規(guī)矩,毫發(fā)無差,非取則于泰西之法,萬不能窮其理而造其極。(5)

當時年希堯雖稱繪事若欲真確,不用西法“萬不能窮其理而造其極”,猶未對中國畫優(yōu)長盡失信心。將近二百年后,到康南海那里,中國畫已然只存糟粕,“群盲同室,呶呶論日”,“摹寫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筆數(shù)筆,味同嚼蠟,豈復能傳后,以與今歐美、日本競勝哉!”(6)其說當時或顯過激,愈往后愈無奇,而為普遍論調(diào)。中國畫惟有走中西結(jié)合之路,不單是共識,更主宰著百年來繪畫實踐。迄至于今,純粹的中國畫實不可見,無論從精神、從意識、從技法、從取材、從構(gòu)圖、從形象等方面,都或明或暗借師西畫(含蘇聯(lián)),浸染其風。

康氏警言我們已不新鮮,中國畫相對西畫之沒落,也可謂彰彰明甚。然而康文還有一些話,頗不尋常卻不易被注意。本文實以此引出。

他先提出一個見解:“今歐美之畫與六朝、唐宋之法同?!鄙院缶唧w論道:

畫至于五代,有唐之樸厚,而新開精深華妙之作。至宋人出而集其成,無體不備,無美不臻;且其時院體爭奇競新,甚至以之試士,此則令歐、美之重物質(zhì)尚未之及。吾遍游歐美各國,頻觀于其畫院,考其十五紀前之畫,皆為神畫,無少變化。若印度、突厥、波斯之畫,尤板滯無味,自檜以下矣。故論大地萬國之畫,當西十五紀前,無有我中國(7)……鄙意以為中國之畫,亦至宋而后變化至極,非六朝后所能及。如周之又監(jiān)二代,而郁郁非夏殷所能比也。故敢謂宋人畫為西十五紀前大地萬國之最,后有知者當能證明之。(8)

提其要,蓋謂十五世紀以前世界繪畫皆不足與中國媲美,而宋畫尤稱巔峰。

有比較才有鑒別??涤袨椴⒎侵袊钤鐝闹形鞅容^角度談畫者,但大概是首位大量直擊西畫原作的中國行家。其人雖無擅畫之名,門下卻有徐悲鴻、劉海粟等,稱之“行家”不為過。其次,他是在“遍游歐美各國,頻觀于其畫院”基礎(chǔ)上,談其“宋人畫為西十五紀前大地萬國之最”觀感。由這樣的人提出如上鑒斷,自非泛泛可比。

我又油然想起二十歲左右所讀一本當時“內(nèi)部發(fā)行”的費正清博士著《美國與中國》。這主題為政治的書,從文化比較入手,讓人耳目一新。它在開篇不久談及中西繪畫,指出宋代山水畫里人物都非常渺小,微如豆芥,淹沒在巨大的自然背景之下;反觀“意大利古畫”,卻“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作者認為,這說明了“人”或個體在中國的不重要。(9)

彼時,這像指點迷津,令我對文化之別初有所悟。然多年后,閱識漸不貧乏,始知費博士實有所誤。雖然從現(xiàn)代的意義上,中國文化對“人”或個體重視不比西方,這觀點仍可成立,但他用“意大利古畫”與宋畫比較為依據(jù),則問題頗多。其籠絡(luò)所稱“意大利古畫”,只能是文藝復興時期作品,對應中國,應為元明而非宋代。若以宋代所處的十至十三世紀論,意大利繪畫根本談不上“人”居于“中心地位”或“以人物為中心”。最早露此跡象的喬托,1266-1337年在世,其作為畫家的活躍年代約當中國元朝中期,且即便喬托筆下,“人的覺醒”亦止初萌而已。美術(shù)史家稱:“喬托作品中的人物的感受,范圍是相當有限的。人還只是剛剛開始取得自己的尊嚴,他還沒有驕傲的自我意識和人文主義的個性理想。”(10)費正清所談的那種作品,真正相符者當以波提切利為標志,而《維納斯的誕生》約繪于1485年,此時中國已是明朝成化年間。故費正清以晚出西畫之“有”,證中國所“無”,未免有“關(guān)公戰(zhàn)秦瓊”之嫌。他的不當又在于,單單用山水畫指證中國文化忽視“人”。實際上,宋畫題材極廣,符合大寫的“人”或?qū)⑷宋镏糜凇爸行摹钡漠嬜?,宋代不但有,山水畫以外還可謂信手拈來。

費氏之誤,盡在康有為“皆為神畫”四字。對于“神畫”,讀者勿錯會其意,以為是“畫技如神”?!敖詾樯癞嫛弊g作白話,即“清一色宗教題材繪畫”??涤袨閾?jù)其“遍游”和“頻觀”強調(diào),十五世紀前歐洲只有此類畫作,而“無少變化”。此一事實,費正清作為哈佛教授并非不知,他的“失誤”應是為牽就自己論點有意含糊所致。

至于“皆為神畫”意味如何,則說來話長。

因地理與文化遙遠隔膜,國人對歐洲史認知每有粗忽。比如,既睹《斷臂維納斯》美輪美奐,遂推想整個歐洲的藝術(shù)都具此水準,通常又將古希臘羅馬認作歐洲文化一脈相承之祖。然這兩點并誤。在《斷臂維納斯》時代,希臘-羅馬文明或所謂“希臘化”,基本限于歐洲東南一隅。當時,它對日后歐洲心臟地帶的影響,還不如對北非與西亞的影響。過后,希臘-羅馬文明還從羅馬以西完全失落,一直到文藝復興才重新找回、接續(xù)。整個歐洲與希臘-羅馬文明之間,真正談得上以等號相連,大致得到十四、十五世紀。

這是因為,四世紀時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改宗基督教,扭轉(zhuǎn)了文明方向。而歐洲大部嗣后才逐漸開化,其中包含如今最稱繁盛的英、法、德、西及北歐諸國等,以上現(xiàn)在歐洲主體部分,基本皆啜基督教乳汁以長成?!霸谂c羅馬帝國發(fā)生接觸之前,這些民族都目不識丁”(11),而他們接觸的并非希臘化之古羅馬,而是已經(jīng)皈依了基督教的羅馬帝國。改宗所以造成歐洲文化斷層,系因基督教有強烈的思想排他性。設(shè)若基督教有儒佛之中庸、平和,事情或猶別樣,而它一旦立為官方宗教,即視過往文化為“異教”加以排禁。不覺間,“希臘文明大多已失落了”(12),待至東西羅馬帝國分裂,與古代分割更徹底,形同陌路。在此所謂“中世紀”,除與土耳其相鄰的一小塊地方,全歐對希臘-羅馬文明所知,或不及遠東的中國人(畢竟中國史籍猶見一些相關(guān)記載)。他們終于“重新發(fā)現(xiàn)”古典,要再過好幾百年,有俟十字軍東征的開展。(13)那時,千辛萬苦的“西方人”,跋涉至小亞細亞一帶,意外尋獲久違的希臘文典籍,由此鉤沉出煙波縹緲的往事。但這過程自亦不能一蹴而就,從迻為拉丁文,到加以閱讀、領(lǐng)悟和傳播,都頗需些時間??傊?,歐洲自廢絕古典到迎其“復興”,前前后后耗掉了千年之久。

在此斷層中,不單《斷臂維納斯》那樣的杰作完全絕跡,而且歐洲文化從所有領(lǐng)域倒退。幅度之大,堪比飽學蛻于文盲。中世紀前期,學術(shù)、文學和美術(shù)竟然皆乏制作。晚期漸有所甦,然質(zhì)地甚粗。以近世歐洲矜傲的畫藝論,幾可謂一無是處。題材單調(diào)、感情空洞、技法低幼,甚至比例失調(diào)。日后世界拜其腳下的透視畫法,根本沒有蹤影。

我們往往以為透視法,西方古已有之。此亦一誤。1983年,中意政府合辦《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shù)與文明》展覽舉于北京展覽館,筆者往觀而將配展說明書珍藏至今。冊內(nèi)第二文,題《文藝復興時期的一項革新——透視畫法、一系列情景繪畫的偉大作品》,其言如下:

文藝復興時期的透視法,有史以來,最高地,最革命地肯定了在歷史和可見空間中人是第一性的道理。1424-1429年馬沙綽在卡爾米內(nèi)教堂作的壁畫被視為透視法初期繪畫實踐之一,這些作品進一步證明了人的實質(zhì)性作用,即人是歷史的主角。(14)

明指透視法為文藝復興造物,前此歐洲人并未識之。而其發(fā)明,恰以掙脫神學、將人和人性擺到首位為前提,若仍取神的視點則將永無透視法。

可見文藝復興以前,對應于宋代時期的意大利古畫,費正清謂之“人……居于中心地位”(15),必屬沒影子的事。文藝復興的醞釀,時間線索大致如下:1095年,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發(fā)布遠征令,號召騎士們背起十字架,去拯救遙遠的耶路撒冷。首次東征翌年成行,卻相當慘淡,“有的人還沒趕到君士坦丁堡就死了,大多數(shù)人在到達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也死了”。第二次(1147-1148)和第三次(1189-1193)略有起色,但仍是“出發(fā)時士氣高漲,回來時損兵折將”。第四次(1201-1204)終于達到高潮,十字軍占得上風,攻克君士坦丁堡,“大多數(shù)將士都滿載而去,回到歐洲。他們從這座拜占庭大都市搶去了數(shù)不清的珠寶黃金”,更重要的是“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就相當于為歐洲打開了一扇能夠接觸到希臘和拜占庭文明的大門。”(16)此時中國已至南宋中期,文藝復興卻只端倪始露,離真正睹其風景還有十萬八千里。

歐洲文化因基督教所受禁錮,關(guān)鍵在思維方式?;浇虒⒂钪娣指顬椤按税丁迸c“彼岸”,置之對立和相互否定的關(guān)系。馬克思說“謬誤在天國的申辯一經(jīng)駁倒,它在人間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17),又說“如果想在天國的幻想的現(xiàn)實中尋找一種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卻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18)。品透這兩句,可抉基督教思維根柢?;浇滩⒎菫榉穸ㄈ硕穸ㄈ耍蛉四擞邢蕖按税丁币粌?nèi)容給予否定。進以言之,凡現(xiàn)實或有形、具象存在皆屬“此岸”,以此判為不真、不善、不美。舉如心之所感、目之所視、耳之所聆、鼻之所嗅、舌之所嘗、膚之所觸……都不潔不純、滿是謬誤,甚至有罪?;诖?,基督教否定人及其肉體、感官,進而否定本乎感官知覺的藝術(shù)。

中世紀曾有著名的“圣像之爭”。按基督教觀點,“神是脫離一切凡間事物的”(19),不可能采取或表現(xiàn)于任何“有限”的形式,故若假雕塑繪畫賦予神圣以人形,不惟無稽,也是公然褻瀆。在《舊約》《新約》中,“偶像崇拜”為“異教”的典型特征?!读_馬書》指出神是“眼不能見”的,將“神的榮耀變?yōu)榕枷瘛?,是以神仿諸“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而拜偶罪孽在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20)出于敵視“偶像崇拜”,八世紀拜占庭帝國發(fā)動了大規(guī)?!芭枷衿茐摹边\動。利奧三世(717-741)以后幾代皇帝,禁用圣像,將所有圣像砸毀。但西部的羅馬教皇對此不認同。大抵當時西歐頗為整體文化狀況所窘,尚需借圣像布教,“不僅是不識字的人習得基督教信仰的途徑,而且因為圣像就代表了圣人,所以也能夠激起非常強烈的宗教精神”(21),東西教會為此爭執(zhí)愈演愈烈,最后竟至在1054年,羅馬教皇與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互相開除對方教籍,發(fā)生大分裂。我們透此事件,重在了解基督教對具象有形事物的排斥。這是根本。拜占庭禁,羅馬教皇不禁,僅關(guān)“信仰的輔助物”(22)有無必要,而無涉藝術(shù)之容留、提倡、保護與喜愛?!白诮膛枷駨膩頉]有被描述成藝術(shù)作品”(23)。即便羅馬以西,宗教形象得以寄諸教堂壁間,也極其呆板僵硬,絕難視為審美對象。

意大利中部小城阿西西,有一座圣方濟各教堂,建在1228-1253年間。其彌足珍貴,尤仰后所增繪的壁畫,喬托與奇馬布埃并為兩位主要作者。時已中世紀晚期,而文藝復興之光晨熹微露。整個壁畫規(guī)模壯闊、宏富絢麗,顯現(xiàn)歐洲文采開始走出中前期的寂寥黯淡,煥發(fā)血色與活力??v使如此,也明顯不敵早上好幾百年的敦煌。同為壁畫,同為摹寫宗教,后者靈動、自由之遠勝,從線條、構(gòu)圖、造型、姿態(tài)、氣韻、色彩各方面一目了然。圣方濟各教堂壁畫中奇馬布埃所繪,筆觸頗精,畫技已工,較以往進步巨大,然若欲捕捉繪者心靈悸動,仍為難事。喬托筆下有別,人物眉宇間及肢體姿態(tài)已有“情態(tài)”流露,是奇馬布埃明顯不及,惟猶拘謹,竭力克己不逾矩,雖“情動于中”而不敢放其手腳。費正清講“在意大利的古畫里,自然景物只是后來添上去的背景”(24),借圣方濟各教堂壁間觀之,確如其言,但原因卻非對“人”的重視超過“自然”,相反,是當時歐洲對“自然”仍漠然無感,不具表現(xiàn)能力。歐洲方從惟知仰視“神”稍稍注目于“人”,對“自然”則仍索然不知味。圣方濟各教堂數(shù)十幅畫面,除開神、天使、圣徒形象,以外景物極少,且單調(diào),多為樓宇等人間造物,純自然景象只有山坡、樹木、鳥禽、馬匹,寥寥無幾而又形態(tài)呆拙、比例怪異、了無生意,全非躍然其上、栩栩欲活,確似硬貼上去的贅物。喬托《泉水的奇跡》《向小鳥布道》兩幅有對山、樹和飛鳥的描繪,已很難得,然而山形猥陋、樹不成樣、鳥雖飛而其狀僵死?!度钠孥E》兩棵樹長在山崖,依形應為成材大樹,但與旁邊匍匐于地的人物相比竟小似盆景,比例匪夷所思?!断蛐▲B布道》有樹被畫在人物頭上,仿佛自其后腦長出,觀感不可名狀。(25)須知,這已是中世紀末期的制作,卻猶然如此。歐洲“愛自然”的情懷遠在“人的覺醒”之后。他們懂得精細觀察描繪動植物,遲至十六世紀;至于美術(shù)教學設(shè)靜物為基礎(chǔ)及風景畫單獨為一畫種,還要略晚。

曹雪芹寫“劉老老醉臥怡紅院”,“西洋景”晃瞎了中國鄉(xiāng)間老嫗的眼,“就像到了天宮似的”(26)。倒推五百年,這故事得反過來。彼時,若有歐洲遠客赴臨安造訪皇家畫院,眼花繚亂必有甚于劉老老。如今法國盧浮宮為畫藏勝地,一千年前,這種去處非兩宋皇家畫院莫屬。繪事在人間美不勝收、風姿綽約,惟此可見。只是這樣的事實,中國人很少意識到。

古代美術(shù),以雕塑與繪畫為兩大領(lǐng)域。雕塑多鑿石以成,中國不擅。古文明中埃及人能此,次則希臘人挾為長技,繼經(jīng)羅馬人傳諸印度,西元后隨佛教東來,造像始行中國。繪畫則不同??涤袨橘澦萎嫛凹涑?,無體不備,無美不臻”,是說它將中國畫藝推諸頂峰,而這之前,全球繪畫就已經(jīng)可說“于斯為盛”。

古時中國引領(lǐng)繪畫風騷,不在于早。從較嚴格意義上,中國今存最早的畫作出諸四世紀顧愷之,如著名的《女史箴圖》。再予前推,有年代約二、三世紀的漢磚畫(波士頓美術(shù)館藏),毛筆施繪,彩色,畫上兩名男性作交談狀而背景空白,線條與構(gòu)圖已具中國畫骨架,列諸繪畫史絕不牽強。長沙出土的前三世紀帛畫,亦可視為中國畫較確切的始祖,以后絹本蓋啟于是。如談濫觴,則早至新石器時代半坡彩陶紋繪。起初,中國繪畫應即如此寄于各種物體,如壁間、柱梁、漆器、織物等。先秦“畫棟”之風已盛,葉公“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是其寫照。惟此類物體多易朽圯,后世不能見,難以依其確考繪畫史足跡。而從全球講,其他古文明繪畫肇興時間基本相當,中國不得謂之占有先機。

但中國后有三項發(fā)明至關(guān)重要,令繪畫的發(fā)展得天獨厚,從而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其一毛筆,其二絲絹,其三紙。毛筆塑造了中國繪畫藝術(shù)的基本面貌。絹易于藏存,質(zhì)高者歷久不舊,至今故宮所藏趙佶絹本《聽琴圖》,雖千年仍光鮮如新。紙則在絹的基礎(chǔ)上,具其優(yōu)點同時更為廉價,可以大量制造、使用,損棄不足惜,大大拓展了創(chuàng)作的容錯性與嘗試空間。再者,絹紙畫極大好處是輕便、可隨意攜覽。湯顯祖《牡丹亭》有“拾畫”“玩真”數(shù)折。畫作路途可拾,且不受限制掛覽賞玩——此等情形,歐洲很晚才可體驗,中國卻早已捷足先登。

內(nèi)中甘苦,惟身體力行者知。在環(huán)地中海地區(qū),繪畫發(fā)生雖不晚于中國,以古埃及之早熟,更有可能拔得頭籌;然而他們卻因材質(zhì)制約,備嘗限辛。早期創(chuàng)作多依托木板,以顏料結(jié)合膠質(zhì)施繪其上。現(xiàn)知埃及法老時代古畫至六世紀基督教圣像,率為木板畫。這種作品想要久存,蓋屬萬里挑一。除了抗拒時間、空氣與水分的侵蝕,還得祈求白蟻一類蠹蟲嘴下留情。當中國已以絹紙為媒脫離羈絆,他們?nèi)允譄o策。后來壁畫所以是主要畫種,即有此無奈在內(nèi)。但壁畫克服了木板畫難以久存的缺憾后,創(chuàng)作難度卻又倍增。以運用較廣的“濕壁畫”為例,其法以石灰混合沙漿抹墻,趁半干,迅速以水溶顏料施繪,顏料滲入涂層起化學反應,待干燥凝為碳酸鈣,使所繪固諸壁表。這樣的創(chuàng)作必須一次完成,不容出錯、修改,于繪者技能體力均為考驗,同時畫作發(fā)生與存在處都深受限制(一般只有宮廷和教堂)。此法古羅馬已用,降至文藝復興,喬托、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輩仍沿用之。今人觀覽西斯廷教堂《創(chuàng)世紀》、梵蒂岡大教堂《雅典學院》諸濕壁畫名作,嘆其技藝超卓同時,更當知畫者不易。歐洲揮別壁畫、踏上坦途,一直要到十五世紀,尼德蘭的艾克兄弟經(jīng)多次試驗就油畫做出關(guān)鍵性變革,此后歐洲始如中國那般,免其援筆立成急就之窘,得以間歇、從容施繪,及修改、覆蓋,并使繪畫從教堂、宮室等處解放,自由出現(xiàn)在任何空間。(27)

以上,為繪畫所關(guān)“技術(shù)文明”。在此方面中國一時無貳,故獨能精進不已。但技術(shù)文明僅為條件之一,且若認真計較,尚非最重要的條件。中國繪畫繁榮發(fā)展,約一千多年舉世無出其右,真正根基另有所在。

言及是,非得深入繪畫實踐,細察各種具體表現(xiàn)不可。康有為“敢謂宋人畫為西十五紀前大地萬國之最”,冀望“后有知者當能證明之”。筆者不揣猥薄,試予應之。前已就彼時西畫不足觀約略有論,下面轉(zhuǎn)談宋畫自身,看它是否果然堪言“大地萬國之最”。

費正清的比較,只提到宋代山水畫。山水畫確以宋最具代表性,逶迤至元不衰,“宋元山水”遂為中國繪畫一大標簽。而費正清字里行間有貶,意以山水畫來證中國的“人性”自渺于“自然”。其實他說反了。山水畫始于晉,隋唐勢起,至宋蔚然。而放眼以望,則知山水畫放興非惟有繪畫上的原因。東晉時期,中國出現(xiàn)了偉大詩人陶潛,“性本愛山丘”,所作詩文多寄懷自然,以詠天籟之韻。五柳先生外,謝靈運更稱“山水詩之祖”,一生大部分光陰耗于山水漫游,以為最高精神享受,至為之發(fā)明“謝公屐”。到唐代,對陶謝的文化認同達到空前熱度,林泉高致與山川游歷,是士夫文人普遍所尚,山水詩文創(chuàng)作遂為一大潮流。中國諸藝每為詩文之余,山水畫的先河確實也在山水詩文那里,故而我們說此事在中國,與其說是純美術(shù)進展,毋寧謂之一種整體文化追求的折射。

人與自然,是哲學一項人性基本命題。概以言,人對自然的情感非“畏”即“愛”。畏,出于恐懼,因畏生敬,而神秘之、膜拜之,以人自身的渺小,陷于無力、無奈諸感,最后導向宗教,對自然“敬”而“遠”之。愛,則必于恐懼有所克服,不復以自然為人的對立面或異己,轉(zhuǎn)而就中覓見自我,喚起由衷的愉悅,從而物我互洽、泯然,結(jié)為一種美學的關(guān)系。

所以費正清把話說反了。陶謝風顯系自然之“愛”而非“畏”,中國的山水詩、文、畫以此興,豈為“人性”匍匐“自然”之證?其實恰是生命較從容自由的體現(xiàn)。人類總是生存愈從容自由,愈知自然之趣。如今發(fā)達國度,普通民眾喜近自然的意愿,一般高于欠發(fā)達國家;中國古人知慕自然,是同一緣故。以往解釋偏玄奧,從老莊探其源,實際原因可能卻很淺顯——中國社會與生產(chǎn)發(fā)展,使一定規(guī)模人群生存景況相對寬松、略多余裕,而有以致之。雖然現(xiàn)在談唯物史觀較少,但物質(zhì)決定精神之說未可盡廢。例如有個現(xiàn)象,古代很多地方的哲學、道德或宗教,有嚴厲的“禁欲”主張,而中國獨無,儒家至予肯定“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墨家最多講“節(jié)用”,道家最多講“去奢”,均不言之以“禁”。這文化差異背后,是否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呢?中國開發(fā)較充分的農(nóng)工商,實令“禁欲”亡其必要?!坝睙o須禁,恰當、適度即可?;浇虨楹文苡诹_馬帝國勝出?最大原因是社會景狀太壞,人“對現(xiàn)世的興趣漸漸消失,轉(zhuǎn)而關(guān)心來世的生活”(28)。恩格斯談“基督教撥動的琴弦”,言以三點:“時代的敗壞、普遍的物質(zhì)貧乏和道德淪亡”(29)。不妨更明確地講,基督教在其伊始,是因窮苦大眾歡迎而得勢。它的崛起,反映著這種社會物質(zhì)現(xiàn)實。在自然觀方面,基督教將它神秘化,導人敬畏而非審美,也呼應著那里的生產(chǎn)力水平。所謂“憂心忡忡的窮人甚至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么感覺”(30),歐洲對自然去魅,不以神秘之思而以常心知愛有愛,有俟“物質(zhì)貧乏”改善,變得較為寬弛,才能實現(xiàn)。

因此宋山水畫放興,不止是一種繪畫題材走俏,應從中看到當時中國世俗生活,在人與自然關(guān)系這個層面上,達到更和諧更融洽狀態(tài)。此類宋畫,人今多易想到王希孟“承旨”所繪《千里江山圖》。自尺幅千里、氣象萬千、瑰麗壯美言,它確稱扛鼎作,但若欲領(lǐng)略宋人文化氣息,卻要移步另外的作品。

如劉松年《秋窗讀易圖》(遼寧省博物館藏)。畫中半民居半山水。民居乃一院落,掩于巖石、古松、花叢,外則清流、遠山環(huán)繞。院落極精潔,屋舍青瓦白壁,造設(shè)甚工而格調(diào)素雅,堂上一屏風一繡墩稍顯奢意,院圍竟以枯枝為之,門亦柴扉,惟編結(jié)鋪設(shè)甚具美感。人物惟二,童仆立于檐下門側(cè),布衣儒者憑案坐窗前,且確如費正清言皆甚微小,然形象清晰、情狀生動。書作攤開狀,儒者舉頭望窗外。書,應即畫題所指的《易》。窗外,則清風拂過之流水,與淡抹如煙之遠山也。畫中一切細節(jié),都訴說了宋山水畫的精神:人與自然融合,投身山川、草木、清風至美極適的懷抱,而文明(《易》是其象征)與天地萬物和諧相通,表達著從“返樸”(枯枝作墻、柴扉等)體會生命真與美的意識……借山水描繪,寄托了異常鮮明的文化自覺。此種寄意乃至見諸更含蓄、不易覺察的方面,例如色彩?!肚锎白x易圖》并非墨畫,設(shè)色,然著色極吝,惟于人物衣著與屋外楓葉用之。劉松年為孝宗至寧宗間畫家。當此十二世紀,人類繪畫對色彩運用知以節(jié)制而不濫施,十分少見。宋人獨將色彩運用提至哲學層面,底蘊即在自然觀,見素抱樸、恬淡為上。

馬遠《梅石溪鳧圖》(故宮博物院藏)。山角一灣春水,老梅虬枝斜出其上,白花綴于枝頭,一隊群鴨從下方順流浮過。是借冬末春初,寫春回大地、眾生欣愉之意。彼時中國人心靈的柔軟和細嫩,在馬遠筆下淋漓盡致。尤其對群鴨的描繪,與前所提及的喬托《向小鳥布道》中小鳥兩相對比,一生趣盎然,一蒼白干癟,可謂判然有別。鴨凡十只,或前或后或長或幼,排隊廝跟,井然有序。有的偎于長者眷眷相隨,有的相互戲耍追逐。內(nèi)有老鴨翹首回望,神情似甚關(guān)切,視線所及則有一鴨在后方作振翅追趕狀,顯系貪玩掉隊者。兩圖并觀,忽生一念——喬托當日倘若有緣得睹馬遠所繪,會有怎樣感受?我對此很是好奇。

夏珪《雪堂客話圖》(故宮博物院藏)。天色暗晦,山勢沉靜,平灘鋪展,闊水默然。左下水流過灘穿崖處,瓦屋兩間櫛比筑其上。窗前支欞撐起,兩人坐內(nèi)對酌相晤。河上一扁舟,有披蓑頂笠者獨釣。時大雪方已,滿紙素白,萬籟俱寂,高潔清泠之意撲面。繪者欲借雪景,一寫隱者胸臆,二寫故人知己重逢暖意。飲者、釣者三人,復如費正清所說身形渺小,淹沒在巨大自然背景下。然而觀者面此,若不能體會畫家心中分明有大寫的“人”,也讓人徒嘆奈何。畫中人物雖微如豆芥,面目難辨,但他們的人格心靈,早已化于融入大自然本身,斂在山巒、林木、水泊與白雪之中。誠然,洋先生會因文化之隔,錯失某些細節(jié)的領(lǐng)悟,例如瓦舍后那片茂密多姿的竹林是何情懷,例如“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典出于柳宗元……盡管如此,整個畫面極力突顯的大雪覆裹下屋內(nèi)臨軒對飲的那番人情暖意,理應一眼可以捕捉。無論如何,十三世紀初世界繪畫,如此富于人性之光的作品世間難覓。而夏珪畫藝之偉大亦足與其人性深度匹配,漫山遍野雪意竟純以水墨寫之,除山間、枝頭稍施白色數(shù)點狀其晶瑩,以外悉用墨筆襯出,而雪原質(zhì)感如觸,神筆也!

小其人而廣其天地,將心靈外化、托諸自然的意識及視點,在宋山水畫里很普遍。作為藝術(shù)手法,源頭是詩文“比興”傳統(tǒng);而精神底蘊則為中國已達成這樣的人性觀、人性論:大自然絕非人性的壓抑者、摧戕者,相反,是人的自我的觀照物,甚至是人性升華、解脫途徑。蘇子游赤壁,言其感悟曰“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即此。費正清面對宋山水畫,體會不到人在自然中的大欣慰、大放脫,體會不到天人合一、物我泯然之意,反將二者割裂開、論以自然的壓抑,不足謂“知畫”。我們不妨更挑明了說:宋山水畫不但絕非人匍匐于自然的產(chǎn)物,相反,一草一木、一石一流莫非人性之表達與刻畫。夏珪《梧竹溪堂圖》(故宮博物院藏)寫竹木簇擁下,一人兀坐于敞軒茅屋,獨對淡抹如煙的山影。山影之淡,實是獨坐者心境“沖和”之象。馬麟《郊原曳杖圖》(上海博物院藏),一袍服者攜童仆行至山前水岸,揚臉遠看,而左近山巒線條極平寧,以至舒緩如水,無疑又是“內(nèi)心敘事”。畫中出彩處又在于,袍服者揚臉遠看,童仆卻垂首隨于其后,似對周遭景色“無動于衷”,其于人心世相精細如此,乃至略有“階級意識”。馬麟另一《樓臺夜月圖》(上海博物院藏)甚至徹底“無人”,空山?jīng)_曠,清輝放灑,無風無拂,高柳垂絲,極力營造至靜極寂的自然意境;然近景處造工甚精的樓亭步廊,終使“無人之境”并非真正“無人”。畫家擯卻人形,只以人類精美造物與空山默默相對,意在表現(xiàn)人工與自然兩種美相諧共融、合二而一,貌似“無人之境”,其實卻把“人”之存在,借比興轉(zhuǎn)為一種含蓄的詩意形式。從一開始,中國山水畫即已注重詩意、意境的開發(fā)。歐洲后雖漸知留心自然之美,而有風景畫種,但偏寫實與客觀,其于詩意、意境有所悟,直至印象派稍始求之。而我們從宋人筆下卻看見,這追求竟已臻于極致。樸庵《煙江欲雨圖》(上海博物院藏)寫雨前二漁夫棄舟登岸歸家,水汽迷漫,云霧低垂,群林漸隱,山巒若現(xiàn)。畫家不特明顯以審美眼光,凝神于大自然這朦朧瞬間,更兼具表現(xiàn)其詩意的卓越技巧,僅以濕墨暈染使云遮霧鎖躍然紙上,繪出有如玻璃呵氣的朦朧虛離。歐洲繪畫具此筆意,尚待十九世紀末之莫奈。我們當然不以為這只是技巧而已,惟有深刻感知到自然的美感,心胸為之浸解,才能轉(zhuǎn)化于畫技的神妙,那無疑是馬克思所說人的“豐富性”、人的“本質(zhì)力量”之證。

前因《美國與中國》之故,我們一直只談山水畫,其間但以“宋畫題材極廣”一語微示“草蛇灰線”。以下就此展開。

首先接續(xù)宋山水畫話題中未竟之處。有部分作品,過去籠統(tǒng)歸在山水畫范圍,但我個人覺得格調(diào)有別,宜單獨列為一類,姑名之“風景畫”。這類作品仍是寫景,但明顯提升了人間世相的比例,甚至置為重心。如無款《柳塘泛月圖》(故宮博物院藏),鉤月下,岸上古柳垂拂,一對夫婦隔著果盤對坐舟中,船頭一仆持篙撐船,船尾又一仆侍于書匣后。水面蓮葉如蓋,蓬蓬勃勃,閑適生活氣息甚濃。又一無款《柳閣風帆圖》(故宮博物院藏),右側(cè)萬柳長絲如披,一樓閣為其簇擁,聳出群綠之上,內(nèi)有人影似為游客憑窗觀景,下方有拱形木橋與林中小徑相通,二三行人穿行焉,而畫面上方及左側(cè),水天一色、寬闊無邊,惟兩艘大船鼓滿風帆,凌波而行。此二圖,稱“風景畫”較適宜,稱“山水畫”已稍勉強。中國將文化、習俗簡稱“風”,如風氣、風物、風尚等,搜集民情亦謂之“采風”。故“風景”一詞有生活情態(tài)嵌于內(nèi),以此別于“山水”。中國文學對“風”的重視由來已久,周天子置官振木鐸采詩、《漢書》藝文志就小說引孔子“雖小道,必有可觀焉”之語,皆基于此,反映出借文學以觀民間“風景”的意識。繪畫有同樣意識則相對遲晚。以往繪畫屬于象牙塔藝術(shù),要么供奉宮廷,要么作為繪者自我心性載體,與社會普通生活幾乎無關(guān)。它開始具有類乎小說那種“街談巷語”的“稗官”視角,即自宋代始。那是因為,市人社會此時有了一個空前大發(fā)展。故而宋代山水畫登峰造極之余,漸有少量畫家作品,情不自禁在山水筆觸里添加人間世相元素,使自然山水或多或少夾雜日常人煙之跡。在此必須提及一幅無款《山店風簾圖》(故宮博物院藏)。作者雖佚而不知何人,然借所繪山、石、樹筆力以觀,厥為山水畫一流高手。但此畫令人印象最深刻處尚不在此,而在畫家從山水畫外觀下,對世俗的諳熟描摹。山窐處幾間屋,顯系客棧。屋內(nèi)有人打尖歇腳,外場上,有人正從推車卸貨,還有駱駝臥地,以及車夫芻秣牲畜。棧外巉巖下有崎嶇轉(zhuǎn)角山路,五輛牛曳轎車大小不等、接踵而來,頗顯擁擠繁忙,馭夫皆作奮力揮鞭狀。這是典型的宋世寫照,只有宋代那樣發(fā)達的商貿(mào)流動,才能提供這種圖景。從畫中情緒明顯看出畫家飽含熱切,被一種火熱現(xiàn)實深深觸動。

我們自未遺忘《清明上河圖》。這件北宋季代杰作,甚至將“風景畫”的界域完全打破,成為純粹的生活景狀“記錄畫”。張氏命筆立意明確在“記錄”,原原本本地將汴京市井一日之情形,照寫于丹青,意識與新聞記者無異?,F(xiàn)代電影有“記錄片”品種,我們也覺得《清明上河圖》惟名之“記錄畫”,才反映其特色。其間汴城眾生相,既包羅萬象又纖毫畢呈,對此后人咸為顛倒嘆絕。但更重要的一點,其實是它背后的歷史或時間概念。張擇端身跨兩宋,時約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中葉。我們可循此范圍遍搜世界畫苑,看中國以外可還有類似作品?結(jié)果必茫無所獲。這不足怪。方其時也,論生產(chǎn)的開發(fā)、商品交換的活躍、社會組織的緊密與生活幅度的寬廣,舉世再無一地可如宋朝一般。費正清僅自山水畫一隅,遂言“人”如何被淹沒、消失于“自然”,而獨忘乎《清明上河圖》是怎樣一幅人流涌動、人聲鼎沸的情景!

《清明上河圖》固甚珍稀,我們卻勿以之為宋畫中的偶然。即我所知,就還有一例相同屬性的作品,熙寧間鄭俠《流民圖》。此畫“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31),寫王安石變法殃民現(xiàn)實,當時影響巨大,徑致介甫第一次罷相。它的創(chuàng)作意識與《清明上河圖》無異,都是“記錄畫”,且年代無疑早于后者,惜未傳世,不然必以人類最早的民生寫實畫卷,為美術(shù)史之瑰寶。

宋代繪畫又一宜當矚目處,是對動植物的細致觀察、廣泛描摹,和杰出的寫實能力。舉如獵犬、雞雛、枇杷、白薔薇、竹雀、桔、鴛鴦、野鴨、瓦雀、蝶、猿、魚、蜻蜓、合歡花、水仙、碧桃、鵪鶉、荷花、豆莢、秋蘭、蜀葵、海棠、錦雉、黃鸝、蜂、蝸牛、蜥蜴、蘆雁、孔雀等靡所不具,大千世界、萬類生靈紛呈于圖,且狀物極準,細節(jié)一絲不茍、歷歷可識,堪比后世動植物科學圖譜。

這一切意義何在?我們知道十八世紀法蘭西有“百科全書派”,抨擊迷信、愚昧、無知,力倡客觀、理性認知與博識,是為啟蒙運動。在這之后,“多識于鳥獸草木”才在歐洲蔚然成風,博物學的趣尚及對植物、昆蟲、鳥類等觀察、科考、歸類、譜志之舉接踵而至,終有達爾文那樣的碩果。而當中世紀,生靈萬物在彼等眼中,卻如喬托所繪“小鳥”雖飛而其狀僵死,自然界一片沉寂、了無生理。知此,乃可體會宋畫里的欣欣向榮、萬類霜天競自由,是何等生機勃勃!宋人的精神視野,是何等開闊自由!仰以觀天,俯以察地,無論空中之猛禽、草間之螻蟻,盡收眼底而繪諸丹青,尺幅間滿是生意生趣。觀此類畫,最撥動心弦的是宋人心靈質(zhì)地的柔軟,處處留情,無不抱以憐惜。對草木鳥獸,不特觀察狀寫精細準確,更能深入各種生命的內(nèi)部,捕捉、傳達其神魄。故而吳炳《竹雀圖》(上海博物館藏)里的竹雀,非呆立竹枝,而寫側(cè)首喙梳羽毛之狀,甚是欣怡乖巧。無款《蛛網(wǎng)攫猿圖》(故宮博物院藏),一猿攀在枝頭,探其長臂,伸向遠處樹梢正在結(jié)網(wǎng)的蜘蛛,顯是蜘蛛的悸動挑起了猿猴的玩心,大自然生命氣息瞬間躍然紙上,而高超的暈染筆觸則將猿猴毛色繪得茸茸可觸。無款《疏荷沙鳥圖》(故宮博物院藏),蓮蓬彎枝自荷塘探出,有鳥抓立其上,側(cè)首回頭,目光極銳、聚精會神,只見一只飛蟲掠過,鳥兒正待出擊,那種千鈞一發(fā)被畫得充滿張力,鳥兒姿態(tài)及全身緊繃感、稍縱即逝的飛蟲、纖細但又彎曲似可助鳥兒彈起的蓮枝,三者間構(gòu)成一種力的美學,細品妙不可言。無款《群魚戲藻圖》(故宮博物院藏),未施絲毫筆墨畫水,而水流之狀卻極分明,悉借游魚與水藻姿態(tài)寫出,尤其魚之身形,溜長優(yōu)美,畫家對于何謂“流線型”知之深矣,作者傳為劉寀,以善畫魚著稱,我們從此圖可想見,他所下的功夫,僅睇魚一事就得用去多少時間,而那又絕非多花時間就可辦到,必全身心浸在“魚水之歡”,以知“魚之樂”。

對萬千生靈情真意摯的同時,宋人還有一種突出情懷,是極度喜愛兒童,于童稚、童心、童趣情不能抑。宋代人物畫里,“嬰戲圖”占有顯著位置,純真天籟的孩童,似最引起畫家摹繪的熱忱。李嵩《貨郎圖》(美國克里夫蘭博物館藏),游走鄉(xiāng)間的貨郎甫至,即被一群光著屁股和身子的頑童團團圍住,尤其在琳瑯滿目的貨架之側(cè),一童露出半個身子和臉龐,吮著手指,面對架上各種新奇玩藝兒滿臉癡迷,稚子之氣濃郁醉人。蘇漢臣《嬰戲圖》(天津市藝術(shù)博物館藏),兩髫齡小兒撲蝶,一童躡足趨近花尖上的落蝶作捕捉狀,右側(cè)之童則以團扇遮地,顯已撲住一蝶,同時回首注視,似對同伴能否成功不勝關(guān)切。陳宗訓《秋庭戲嬰圖》(故宮博物院藏),三男孩兒使槍弄棍,做著“騎馬打仗”游戲,其中兩童雙雙握住一矛奮力爭奪,似乎“戰(zhàn)斗”正處于不知鹿死誰手的關(guān)鍵時刻。無款《小庭嬰戲圖》(故宮博物院藏)情形相仿,卻非假扮對手兩將互搏,而是日常最多見的小孩子家“玩惱了”那一刻,一童似剛從別人手里搶走玩具,被搶者徑撲上前、不依不饒,另兩童卻含笑睇視,一副作壁上觀神態(tài)。無款《蕉蔭擊球圖》(故宮博物院藏),兩個男孩兒在地面擊球比試技藝,年輕母親則攜著他們的姐姐,從旁邊桌案后靜靜觀看。無款《蕉石嬰戲圖》(故宮博物院藏)竟同時描繪了十幾位男童女童,環(huán)繞假山和炎炎芭蕉,盡情玩耍,其樂融融,整個庭院充溢著天真爛漫。

宋人對兒童世界情有獨鐘,不僅出自對新鮮生命的感動與禮贊,亦含有其他感悟。這在李嵩《骷髏幻戲圖》(故宮博物院藏)中表現(xiàn)最充分。畫中,年輕的母親伸手作欲扶護之狀,地上一男童正以奔跑姿態(tài)急切向前,在前方,有衣冠骷髏席地而坐,其手中還以線繩操控著另外一具小骷髏,而骷髏身后又坐著一位豐腴少婦,半敞胸懷哺其嬰兒。這場景本身應系某種木偶類幻術(shù)表演,但畫家卻利用它,來演繹對生死的抽象表達。啜吮母親乳汁的嬰兒、剛剛能跑的幼童,連同尚具青春豐采的女人,距離枯骨都不過咫尺之遙,生命如此短暫,鮮嫩的肉體轉(zhuǎn)瞬即逝,怎不令人憐惜!初睹《骷髏幻戲圖》一剎那,我即為之一震?,F(xiàn)代象征派繪畫不過如此,而身處十二至十三世紀的宋畫院待詔李嵩,竟已實啟其迪。

順以談?wù)勊未谌宋锂嫹矫娴谋憩F(xiàn)。所謂山水畫人物皆小,是“人”居微弱地位的表征,此說我們業(yè)以多種分析給予否定,同時討論了此種情形有其文化、哲學、美學和藝術(shù)上的特定原因?,F(xiàn)在我們進而強調(diào),在專門的人物畫領(lǐng)域,宋人有無數(shù)直接突出描繪“人”、以“人”為中心的作品,“嬰戲圖”即為一例。其次,宋代人物畫水平如何,也是應談的話題。歷來世界對中國畫的興趣,都在山水畫,抑或“富于詩意”的那一面,于人物畫不甚留意,似不值一提。相對講,中國確不以人物畫見長,中國畫最知名的是山水、花鳥,人物畫雖有仕女為一代表種類,然形式雷同、感情蒼白、缺乏個性。但這印象,多以明清時代為基準,以與世界繪畫相比較,沒有考慮和引入時間概念。我們一再提到,宋之世代當西元十至十三世紀;談宋代人物畫必須以此時間軸,在世界范圍來考其情形和水準。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將不憚于指出,宋人物畫水準不在當時任何地方之下,甚至拔迥其上。我曾見今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畢世長像》,純肖像畫,純寫實,人物面相、表情、姿態(tài)至其衣袂線條,無不栩栩欲活,足稱“這一個”。有此為證,即使在一般通認中國所不重視的“寫真”方面,宋人物畫功力也是領(lǐng)先當時世界的。另外,《畢世長像》并非孤件,它是仁宗間所繪《睢陽五老像卷》一部分,此外還有杜衍、王渙、朱貫與馮平四像,拆散后流于美國,分藏三家博物館,我只見到《畢世長像》,其余四像既出同一畫家之手,可想水準無差。此作年代明確,仁宗至和三年(1056,是年九月之后改元嘉祐)翰林學士錢明逸為之序,是其時圖已繪就無疑。這是什么時間概念?若有人不以為然,乞為指出當時世上比它更為美妙的人物畫例證。誠然,文藝復興后的歐洲人物畫,中國望塵莫及,但幸勿以此混淆了元以前情形??涤袨檎f宋為中國畫的“集成”時代,“無美不臻”,明清以降則“枯筆數(shù)筆,味同嚼蠟”;他眼中的這種反差,其他方面不好說,就人物畫而言我完全抱同感。宋代人物畫,還未滑至徒以“形意”為標榜,畫家仍普遍在寫真寫實方面展現(xiàn)出色能力,線條仍極精確細致,而非以借虛墨漫漶攝其所謂神意。這些特點,從故宮博物院現(xiàn)藏無款《槐蔭消夏圖》《雜劇打花鼓圖》《雜劇賣眼藥圖》等,均可鑒之。而且寫實寫真造詣僅為宋人物畫技藝層面,若論對人性、生活的覆蓋,彼時世界更無從相提并論。宋人筆下,午后小憩可入畫,藝人做場可入畫,推銷賣貨可入畫,婦人妝梳可入畫,馴馬師可入畫,郎中出診可入畫,古人古事更可入畫……世間百態(tài),無所不摹,摹必生氣盎然。十至十三世紀人物畫,這樣繁花似錦、自由活潑,“惟宋有之”四字是我不怯于出唇的。

法國學者謝和耐就宋代寫道:“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做蠻夷之邦?!保?2)我們不必在意或沉迷“蠻夷”字眼的含義,但當時中國社會及文化的先進性,毋庸置疑。宋畫登頂為康氏所謂“大地萬國之最”,原動力在宋世。本文雖只談畫,宋世精神風貌卻能睹其犖犖,擬題“丹青寄世”此之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