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全集》編注史上的“征求意見本”
摘要：在通常意義上，《魯迅全集》注釋“征求意見本”是指產生于1975—197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先行排印專供征求意見使用的版本，俗稱“紅皮本”。實際上，廣義的“征求意見本”除“紅皮本”之外，還有各注釋組自行印制的未定稿注釋“白皮本”、輔助《魯迅全集》注釋定稿“油印本”兩種?！鞍灼け尽笔恰凹t皮本”的前身，“油印本”則可以看作“紅皮本”的延續(xù)。三種版本在“征求意見”的組織方式、范圍、對象、數(shù)量及功能方面各不相同。從不同版本的注釋“征求意見本”的撰寫、?？薄⒂懻?、修改、定稿過程，我們可以窺見《魯迅全集》注釋話語體系的建構歷史。圍繞“征求意見本”的注釋版本，也可洞見編注《魯迅全集》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時代印記與歷史軌跡。
“征求意見”是20世紀50至70年代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與出版中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在此過程中產生的“征求意見本”也成為文學作品出版不可或缺的版本。與其他文學作品在征求意見時的反響有所不同，魯迅著作注釋的“征求意見本”是在毛澤東“讀點魯迅”倡議的影響下，“學習魯迅、宣傳魯迅、研究魯迅”的產物，群眾學習與提供意見的興趣濃厚、情緒高漲。魯迅著作注釋的“征求意見本”始于1975年，直到1979年才全部完成出版。目前，與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編撰相關的“征求意見本”主要有兩種版本，分別是魯迅著作單行本注釋“征求意見本”與《魯迅全集》注釋單行本“征求意見本”。前者俗稱“紅皮本”，其前身“白皮本”與之相似性極高，故不另作分析；后者俗稱“油印本”，可以看作“紅皮本”的延續(xù)，也是輔助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定稿的重要版本之一。二者雖時間相近，但差異較大。追溯不同版本的歷史境遇與命運，又可洞見不同歷史語境下注釋編撰所依據的話語體系與中國當代文學集體性學術活動的組織運行方式?！罢髑笠庖姳尽痹凇遏斞溉肪幾⑹飞嫌兄鯓拥臍v史軌跡？它是如何輔助完成《魯迅全集》注釋定稿的？通過探究“征求意見本”不同版本的編注方式，本文意在探討《魯迅全集》注釋編撰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集體意見與個人編撰經驗的關系，把握不同版本編纂背后指導思想的歷史沿革。
一、魯迅著作注釋“征求意見本”的源起
魯迅著作注釋“征求意見本”即“紅皮本”的編撰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其編寫有著極其復雜的歷史語境。此前，周揚主持文化工作時，馮雪峰等編注的1958年版《魯迅全集》問題較多，如魯迅的日記未收入，書信收入僅占當時已搜集到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且注釋基礎薄弱，《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均無注釋等，因此不再出版發(fā)行。[1]1973年出版的20卷本《魯迅全集》與24種全集單行本[2]又因為幾乎沒有注釋，成為廣大工農兵學習魯迅的巨大障礙。1975年，周海嬰就魯迅書信、魯迅著作的注釋等問題給毛澤東同志寫信，請求幫助，并于三日內得到“立即實行”的批示。由此，人民文學出版社“魯編室”與各高等院校建立聯(lián)系，計劃編撰《魯迅全集》和魯迅著作單行本的注釋，將魯迅著作注釋的工作分配給不同院校，并根據當時流行的“三結合”創(chuàng)作模式，由各個高校聯(lián)絡工農兵理論小組，組建陣容龐大的注釋隊伍，編纂“紅皮本”。實際上，早在1974年3、4月間，人民文學出版社依據當時流行的“三結合”方式，就已經約請中國人民解放軍51101部隊理論組、北京電子管廠理論小組共同完成《且介亭雜文末編》《吶喊》的單行本注釋，并分別于1975年8月、1976年1月出版。作為嘗試和探索，僅在內部發(fā)行，專供征求意見使用。“紅皮本”既是魯迅著作單行本注釋的雛形，也為《魯迅全集》注釋單行本奠定基礎，預計出版26種。
《魯迅全集》單行本注釋“征求意見本”的編寫，幾乎是與“紅皮本”同時進行的。為了編寫適應廣大工農兵閱讀的《魯迅全集》注釋的單行本，并于1981年魯迅誕辰100周年之際完成新版《魯迅全集》編注工作，國家出版事業(yè)管理局、人民文學出版社擬先完成“紅皮本”，在此基礎上再校對、修訂完成《魯迅全集》注釋。為此，1976年4月，“魯迅著作注釋工作座談會”在濟南召開，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邀請來自全國各地的工廠、部隊和高等院校等20多個單位的有關人員參會，魯迅著作注釋工作正式啟動。這是一次動用全國力量編注《魯迅全集》的“國家工程”，無論其規(guī)模、編輯隊伍，還是涉及范圍，都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可以從參加注釋座談會的人員名單以及執(zhí)行單位窺見一二。
魯迅著作注釋“征求意見本”即“紅皮本”的編撰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其編寫有著極其復雜的歷史語境。此前，周揚主持文化工作時，馮雪峰等編注的1958年版《魯迅全集》問題較多，如魯迅的日記未收入，書信收入僅占當時已搜集到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且注釋基礎薄弱，《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均無注釋等，因此不再出版發(fā)行。[1]1973年出版的20卷本《魯迅全集》與24種全集單行本[2]又因為幾乎沒有注釋，成為廣大工農兵學習魯迅的巨大障礙。1975年，周海嬰就魯迅書信、魯迅著作的注釋等問題給毛澤東同志寫信，請求幫助，并于三日內得到“立即實行”的批示。由此，人民文學出版社“魯編室”與各高等院校建立聯(lián)系，計劃編撰《魯迅全集》和魯迅著作單行本的注釋，將魯迅著作注釋的工作分配給不同院校，并根據當時流行的“三結合”創(chuàng)作模式，由各個高校聯(lián)絡工農兵理論小組，組建陣容龐大的注釋隊伍，編纂“紅皮本”。實際上，早在1974年3、4月間，人民文學出版社依據當時流行的“三結合”方式，就已經約請中國人民解放軍51101部隊理論組、北京電子管廠理論小組共同完成《且介亭雜文末編》《吶喊》的單行本注釋，并分別于1975年8月、1976年1月出版。作為嘗試和探索，僅在內部發(fā)行，專供征求意見使用?！凹t皮本”既是魯迅著作單行本注釋的雛形，也為《魯迅全集》注釋單行本奠定基礎，預計出版26種。
《魯迅全集》單行本注釋“征求意見本”的編寫，幾乎是與“紅皮本”同時進行的。為了編寫適應廣大工農兵閱讀的《魯迅全集》注釋的單行本，并于1981年魯迅誕辰100周年之際完成新版《魯迅全集》編注工作，國家出版事業(yè)管理局、人民文學出版社擬先完成“紅皮本”，在此基礎上再校對、修訂完成《魯迅全集》注釋。為此，1976年4月，“魯迅著作注釋工作座談會”在濟南召開，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邀請來自全國各地的工廠、部隊和高等院校等20多個單位的有關人員參會，魯迅著作注釋工作正式啟動。這是一次動用全國力量編注《魯迅全集》的“國家工程”，無論其規(guī)模、編輯隊伍，還是涉及范圍，都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可以從參加注釋座談會的人員名單以及執(zhí)行單位窺見一二。
魯迅著作注釋工作座談會代表名單[3]
北京
曹子西 北京市委宣傳組負責人
王瑤 北京大學教授
董兆初 北京大學學員
郭志剛 北京師范大學教師
郭士杰 北京廣播器材廠工人
李紀周 51101部隊政治處書記
王長收 51101部隊政治處干事
李清 北京電子管廠工人
唐淑環(huán)(女) 北京電子管廠工人
魯榮華 北京汽車制造廠技術員
俞圣祺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上海
陳冀德(女) 上海市委寫作組文藝組組長
陳孝全 上海魯迅傳組(石一歌)
劉崇義 上海魯迅傳組(石一歌)
湯逸中 上海師范大學教師
周鳳寶(女) 上海師范大學學員
劉達臨 上海自動化儀表一廠工人
趙景琛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
陸樹侖 上海復旦大學教師
天津
江海 天津市委宣傳部領導小組成員
張學植 南開大學教師
張菊香（女）南開大學教師
姚躍（女） 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總支書記
王錦泉 天津師范學院教師
遼寧
劉德秀 遼寧省委宣傳組副組長
蔣秀英 （女）遼寧大學中文系教師、年級教育革命小組副組長
高擎洲 遼寧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吉林
尹元玄 吉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李長慶 吉林省委宣傳部干部
劉中樹 吉林大學中文系教研組副主任李鳳吾 吉林大學中文系教師
陳瓊芝（女） 延邊人民大學教師
章新民 延邊人民大學教師
河北
陳茂儀 河北省委宣傳部理論研究室主任
黃建國 河北大學中文系教師
袁瑞良 河北大學中文系學員
山東
徐杰 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童辛 山東省出版局局長
孫昌熙 山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張伯海 山東大學中文系教師
韓之友 山東師范學院教師
榮太之 山東師范學院教師
江蘇
李文 江蘇省出版局副局長
周惜晨（女） 江蘇省出版局編輯
陳瘦竹 南京大學教授
鄒恬 南京大學講師
吉明學 揚州師范學院教研組長
曾華鵬 揚州師范學院講師浙江
于冠西 浙江省委宣傳部負責人
錢文斌 杭州大學教師
沈紹鏞 杭州大學教師福建
王仲莘 福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溫祖蔭 福建師范大學教師
李萬軍 福建師范大學教師
莊鐘慶 廈門大學中文系教師、海軍
何建華 廈門大學中文系教師
蘇景昭 廈門大學中文系教師
廣東
陳迅之 廣東省文化局副局長
吳宏聰 中山大學中文系系領導小組副組長
金欽俊 中山大學教師
廣西
陳澤然 廣西大學黨委副書記
王士菁 廣西大學教育革命組副組長
陳大廣 廣西大學中文系學員
湖北
陳扶生 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徐揚杰 湖北省委宣傳部寫作組負責人
易竹賢 武漢大學中文系副主任
孫黨伯 武漢大學現(xiàn)代教研室副主任
陳安湖 華中師范學院現(xiàn)代教研室副主任
李逸濤 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教師
有關單位代表
李何林 魯迅博物館館長、魯迅研究室主任
曹靖華 北京大學教授、魯迅研究室顧問
戈寶權 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魯迅研究室顧問
林辰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魯迅研究室顧問
王德厚 魯迅研究室研究員
徐莊 版本圖書館干部
李澤洪（女） 新華社山東分社記者
王昭杰 光明日報駐山東記者
由上面這份名單可以看出，出席會議的代表主要由各個省、市宣傳、文化或出版部門的主要黨政領導、各高校中文系教師代表以及魯迅研究專家等組成，工農兵代表相對較少。會議確定了13個省市22個單位參加注釋工作，舉全國之力編注《魯迅全集》。與此同時制定的魯迅著作單行本注釋出版規(guī)劃表[4]、《魯迅全集》注釋出版規(guī)劃表[5]，則完整地呈現(xiàn)了“征求意見本”的注釋單位、修改、印出、定稿和正式出版時間。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廣西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等21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51101部隊、揚州鋼鐵廠工人理論組、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理論組等近30個工農兵理論組，共同參與了“征求意見本”注釋編撰工作。其中，工農兵理論隊伍尤為壯大，盛況空前，主要負責查找資料、參與注釋撰稿討論等。對于“三結合”形式下的注釋編撰盛況，旅大市注釋組注釋的《集外集拾遺補編（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七年）》編寫說明中作了相關介紹：“在市委直接領導下，成立了注釋辦公室，組成中心注釋組，并發(fā)動全市五十多個縣團級的局、縣區(qū)、廠礦、大專院校及其所屬單位，組織了五百六十余個‘三結合’注釋小組，有三萬余人參加了討論和注釋工作?！盵6]當然，并非所有的注釋單位都是如此龐大，也有涉及范圍較小的注釋團隊，如山東師院注釋組僅有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師院的幾位教師、濟南部隊與新華印刷廠的三位成員參加。這樣單薄的注釋隊伍，在以“三結合”為主要形式的“征求意見本”注釋編撰工作中相對較少。
二、“征求意見本”的組織方式及其他
作為服務于《魯迅全集》注釋編撰不同階段的“征求意見本”，因征求意見的對象、方式方法以及排版印刷方式存在差異，其產生的樣式也不盡相同，但均印有“征求意見”字樣。本文所涉及的《魯迅全集》“征求意見本”，既有在版本扉頁上標注為“征求意見本”的“紅皮本”，也包括在封皮上印有“征求意見稿”“注釋討論稿”“供討論、修改用”，或在內頁說明中標注為“供討論修改”“征求意見”的“油印本”?！凹t皮本”作為注釋“征求意見本”最典型的版本，其組織方式、征求意見的對象與范圍、所依據的政治理念等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就組織方式而言，各地的注釋單位以“三結合”為主要組織形式，高校教師、工人理論組中水平較高的學員是注釋撰寫的主力軍，承擔注文執(zhí)筆工作。工農兵則充當防止注釋撰寫發(fā)生偏誤的“安全檢查員”，并承擔改造知識分子“臭老九”[7]的任務。他們以提意見為主，意見多數(shù)被吸收到“注釋送審稿”（“白皮本”）中。在“三結合”的編撰方式中，雖然工廠工人、部隊士兵人數(shù)眾多，但最初參加注釋工作座談會的人員實則以宣傳部門的工作人員和知識分子占多數(shù)。據現(xiàn)有資料顯示，“紅皮本”所發(fā)放的征求意見對象，多數(shù)也是魯迅研究專家。黃源在其日記中有對收到“紅皮本”以及審閱、撰寫修改意見的相關記載：1976年7月6日“收到《彷徨》征求意見本二冊”[8]；1977年7月19日“收到《花邊文學》征求意見本”；7月24日收到“《花邊文學》征求意見本，下午六時半閱完”[9]；1979年1月29日“得《小說史略》意見本一冊”[10]等。從日記中可見，黃源先后收到“紅皮本”共計20余種，而且?guī)缀趺勘径紝懹袑徃逡庖姟Ｋ谥峦跹龀?、樓適夷、包子衍等人的書信中，也多次提及“紅皮本”及審稿意見?？梢钥闯?，從“白皮本”向“紅皮本”轉變的過程中，征求意見的對象已悄然發(fā)生改變，由工農兵轉為專家學者。據王仰晨回憶：“‘征求意見本’的分發(fā)范圍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和有關的學術單位、專家、學者等，開始收回的意見比較多，后來則逐步下降，以至很難收到幾份意見了?！盵11]
事實上，“征求意見本”最大范圍地起到了征求意見的作用。不僅工農兵在撰寫初稿、“注釋送審稿”中參與討論，而且先后印出的“紅皮本”更是廣泛征求了諸多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與魯迅同時代的作家、批評家，如茅盾、巴金、葉圣陶、艾青、戈寶權、唐弢、樓適夷、孫用、趙家璧、鐘敬文、李何林、丁景唐、王瑤、秦牧、王映霞等人的意見。這些老一輩學者通過與王仰晨、“魯編室”的通信，表露了對“征求意見本”的評價與修改意見。83歲高齡的葉圣陶，“對送給他的本子都認真審讀提出意見?！瓕Α兑安荨返淖⑨專〒P州鋼鐵廠工人理論組、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注釋）的內容做了好評”，甚至還為閱讀“題解”而累得“眼底出血了”[12]。像葉圣陶這樣，認真為“紅皮本”提出修改意見的專家、學者較多：“收到的單位和同志對這項工作十分重視，幾乎對每本都認真仔細地提了意見?！盵13]正因如此，諸多為“紅皮本”寫過“意見”的學者，后來成為《魯迅全集》注文執(zhí)筆的主要人選，如朱正、徐斯年等。但遺憾的是，專家就“紅皮本”注釋所提出的寶貴意見，因編注方針等變化，收回的意見越來越少，且至今仍未見相關資料呈現(xiàn)，有待發(fā)掘。
對于征求意見這樣一種普遍存在而又極其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其功能也不盡相同。魯迅著作注釋“征求意見本”的主要目的在于“普及魯迅”，為廣大工農兵充分學習魯迅精神掃清障礙。事實上，對主要以工農兵為服務對象的魯迅著作注釋來說，向工農兵大規(guī)模征求意見的現(xiàn)象僅發(fā)生在“紅皮本”早期撰稿階段，工農兵的意見大都被吸收在“注釋送審稿”，也就是“白皮本”中。在此基礎上，由“魯編室”派專家或專門編輯人員到各地注釋單位參與討論，完成“紅皮本”定稿。此種“征求意見本”，其目的不僅是要防止廣大工農兵在學習魯迅思想、宣傳魯迅精神方面發(fā)生偏誤，更是為了吸取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希冀通過注釋《魯迅全集》來改造知識分子、魯迅研究工作者的世界觀。時任國家出版事業(yè)管理局局長的石西民曾在座談會上指出，注釋魯迅著作使“工農兵登上了上層建筑的舞臺，粉碎了‘大老粗搞不了理論’的資產階級偏見，突破了注釋魯迅著作這個以往工農兵不能涉足的‘禁區(qū)’。同時，專業(yè)工作者在注釋魯迅著作的工作中進一步同工農兵相結合，改造世界觀”[14]。因此，“三結合”方式編撰魯迅著作注釋的現(xiàn)象，不單是為魯迅文章作注解，更重要的是對魯迅戰(zhàn)斗思想的解讀與提煉。確切地說，“紅皮本”的注釋是將魯迅的戰(zhàn)斗精神凝結到“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豐富經驗”中，為工農兵學習魯迅而服務?；诖朔N需求，“紅皮本”的征求意見不但體現(xiàn)在注釋條目的撰寫中，而且凸顯于每篇文章主旨和寫作背景概述的“題解”。其中，1975年至1977年間的“紅皮本”中的“題解”含有大量階級斗爭話語表述，諸如“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tǒng)治”“根據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迫切需要”“總結了革命文學運動中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著重批判了當時革命文學運動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15]等，此類當時廣為流行的話語表述是早期“紅皮本”注釋中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事實上，“題解”所依據的是注釋者對文章的理解，不僅主觀色彩較濃、撰寫難度較大，而且也是征求意見環(huán)節(jié)最難定稿的部分。王仰晨曾評價：“‘題解’既要力求準確，行文又必須極度凝煉，這是難于寫注釋稿無數(shù)倍的工作，參與注釋工作的同志在這方面不知耗去了多少腦汁?！盵16]此外，胡喬木、林默涵等定稿組專家也認為“題解”的主觀性太強，有礙于全面理解魯迅精神，主張刪除“題解”，組織“一支對魯迅生平和思想研究有素的、高水平的編輯隊伍”[17]。在此背景下，《魯迅全集》注釋編撰隊伍正式棄用“三結合”的組織方式，由專家組負責定稿，且征求意見的范圍也縮小為專家、學者、“魯編室”編輯及定稿組內部成員。
作為轟動一時的“征求意見本”，“紅皮本”及其“題解”是最能體現(xiàn)“三結合”注釋組成果的部分。今天再讀這些文字，雖然從文學性、專業(yè)性上看枯燥乏味，有些內容早已過時，但它卻是特定時代背景下學習魯迅、研究魯迅較有代表性的闡述。而“三結合”組織方式也是《魯迅全集》編注史上前所未有的注釋模式。
三、“油印本”：“征求意見”的多重變奏
由于魯迅著作單行本注釋與《魯迅全集》注釋分頭進行，所以最初并未印刷《魯迅全集》注釋單行本，直到1977年1月《魯迅全集》單行本注釋的“征求意見本”才開始印刷，在專家范圍內征求意見、討論、修改所用，被稱為“油印本”“討論稿”或“打印稿”（因“油印本”是其中最為常見、使用廣泛且?guī)в忻黠@時代印記的一種名稱，所以本文統(tǒng)一采用此名稱）?！坝陀”尽笔恰笆止た虒懴灱堄〕傻谋咀印保灿杏孟灱垺霸诖蜃謾C上打印成版”的樣式，俗稱打字油印，是“介乎于機械印刷與人力抄寫之間”[18]的版本。與“征求意見本”相似，“油印本”也是20世紀50至70年代文藝創(chuàng)作中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盡管“油印本”是1981年版《魯迅全集》編撰過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但目前學界對其版本類型及功能方面的研究卻鮮有關注。
《魯迅全集》注釋“油印本”是手寫刻在蠟紙上或打字油印的版本，紙張單薄，雙層或折疊印制的方式較為普遍。因院校不同，“油印本”封面顏色不一，但多數(shù)是土黃色、藍色，字跡較為清晰。不同于“紅皮本”“白皮本”以版本封面色彩定義版本名稱，“油印本”是以版本的印刷方式來命名的，主要用于注釋討論、修改討論、修改定稿的版本，仍由原各個注釋組負責提供“討論稿”，且形式不做統(tǒng)一要求?！坝陀”尽狈N類較多，主要用于小范圍或定稿組成員征求意見、討論與修改，往往在內頁“說明”中標注“同志們能及時把意見告訴我們”等字樣。與“紅皮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統(tǒng)一印刷的方式不同，“油印本”的印刷是由各個注釋單位或人民文學出版社印刷完成，魯迅作品的正文部分被省略，僅存注文內容。此外，“油印本”與“白皮本”“紅皮本”最顯著的區(qū)別在于“題解”，“油印本”幾乎將“題解”全部刪除，其保留內容也基本上以“注釋1”的形式出現(xiàn)。目前筆者所收集的“油印本”種類有《且介亭雜文末編》（征求意見稿）[19] 、《〈魯迅日記〉（上）（下）注釋》（供討論修正稿）[20]、《魯迅日記（1927.10—1936.10）》（注釋討論稿）[21] 、《魯迅書信注釋（1934.1—1936.10）》（供討論、修改用）[22] 、《〈二心集〉注釋稿》[23] 、《魯迅〈古籍譯文序跋集〉（注釋討論稿）》上冊古籍序跋部分[24] 、《魯迅書信注釋（1904.10—1928.12）》（供討論、修改用）、《魯迅書信注釋（1929.1—1933.12）》（供討論、修改用）[25]、《魯迅書信集（1904年—1936年）》上冊[26]《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注釋（一九二八—一九三六）》[27]。“油印本”不易保存，因此現(xiàn)存版本并不多見。雖然每冊所印數(shù)量遠不如“紅皮本”多，名氣也未及“紅皮本”大，但其在《魯迅全集》編注史上卻有著重要的意義。
其一，責編負責制?！坝陀”尽敝饕轻槍＜业恼髑笠庖姸伞棒斁幨摇苯M織專門人員編撰而成。事實上，“紅皮本”的定稿主要采取“魯編室”組織專家分別趕赴各個“三結合”注釋組處，共同完成定稿事宜。如林辰曾專門奔赴中山大學，開展《而已集》的定稿工作；王仰晨、李文兵則專門趕赴山東師院，負責《集外集拾遺補編》下卷的定稿工作。一方面，通過征求意見，“紅皮本”的編注工作如火如荼地開展；另一方面，《魯迅全集》“油印本”也在吸收“紅皮本”部分成果的基礎上，經過艱難的討論、征求意見、修改后由各注釋單位組織排版印刷。因魯迅著作注釋仍然存在單行本與《魯迅全集》本兩種，所以進度十分緩慢。而隨著出版局新領導的出任以及胡喬木主持《魯迅全集》出版工作的開始，從注釋方針、注釋體例到注釋隊伍、定稿人員都進行了大調整。
王仰晨對此過程有詳細闡述：“五月間, 我們決定將二者合而為一, 不作‘兩步走’了”，并“明確提出《全集》 的注釋工作統(tǒng)一由我們承擔, 在定稿討論時, 將邀請各有關注釋單位派主要成員來京參加?！盵28]1977年的這項決定，實際上是對“三結合”注釋方式的廢止。由此開始，“魯編室”將《魯迅全集》注釋編注權力集中起來，并將原來“三結合”注釋隊伍中的主要撰寫注釋人員從全國各地注釋組陸續(xù)調配至“魯編室”，擔任每本《魯迅全集》單行本的責編。在“油印本”的基礎上，通過內部征求意見、討論、修改、再討論、再修改的過程，形成《魯迅全集》注釋最終定稿?！坝陀”尽睘椤遏斞溉纷⑨尪ǜ灏姹镜於藞詫嵉淖⑽氖妨匣A。至于那些已經分派給許多學校、工廠注釋的單行本，則采取“不動算了”[29]的措施，任其自行處理。
《魯迅全集》注釋本實行責編負責制，也意味著《魯迅全集》注釋正式由“工農兵”注釋人員轉為專家組審定。林辰、秦牧、周振甫、蔣錫金等魯迅研究專家，連同“魯編室”的王仰晨、李文兵、陳早春等共同負責審定注釋定稿，而曾經轟動一時的“紅皮本”僅以“吸收好的成果”[30]的形式參與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歷史，大多數(shù)“油印本”則成為定稿環(huán)節(jié)中內部討論、修改的重要依據版本，完成了其由外到內的征求意見過程，在《魯迅全集》編注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響。
其二，層層審核，雙重把關?！坝陀”尽蔽盏摹凹t皮本”注釋以及不同種類的“油印本”是注釋審核的主要部分。負責審核的人員則包括每種注釋單行本的責任編輯、各個定稿組的成員、“主心骨”“魯編室”成員以及林默涵?！遏斞溉纷⑨尡揪幾嗔κ諝w“魯編室”后，《魯迅全集》注釋單行本前五卷注釋的“油印本”開始陸續(xù)發(fā)行。因《魯迅全集》前五卷注釋基礎較好，所以定稿較快，后直接將《魯迅全集》單行本出版，封面全部采用綠色，被稱為“綠皮本”[31]，共出版16種。隨著各地原注釋組主要負責人員匯集到“魯編室”，“魯編室”定稿組也由一個擴充為四個：“三種《且介亭雜文》及《譯文序跋集》為一組，《日記》《書信》為一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為一組，三種《集外集》為一組。”[32] 稍加注意就會發(fā)現(xiàn)，這四個定稿組主要針對1958年版《魯迅全集》注釋基礎薄弱或未有注釋基礎的集子而設的。鑒于《書信》《日記》未出“紅皮本”，因此，定稿組在對這些集子的注釋進行定稿時，主要依據“油印本”，而《譯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集外集拾遺補編》《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則注重吸收“紅皮本”的成果，由責任編輯編撰出“油印本”，供定稿討論專用。對這些注釋本的把關相對較為嚴格，不僅討論修改是家常便飯，而且難以得到“‘好’字評語”。[33]
“油印本”與“紅皮本”的差異較大，除刪去“題解”，主要集中在每篇注釋條目的刪減與注文內容上，尤其是在注文增加新注內容和話語表述方面。鑒于篇幅原因，僅舉幾例。新增注文如《文壇貳臣傳》，“紅皮本”標示為“待查”，而“油印本”直接注出：“《文壇貳臣傳》 即《文壇上的貳臣傳——魯迅》，一九三0年五月七日《民國日報》轉載了此文，原出處待查。文章污蔑魯迅‘有怯于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攻擊’，‘屈服了在共產黨麾下’，‘昔日百煉鋼，今為繞指柔’，是文壇上的貳臣?！盵34]“紅皮本”關于“日俄戰(zhàn)爭”的注文為：“一九0四至一九0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和沙皇俄國因為重新瓜分中國東北和朝鮮而進行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盵35]而“油印本”則為：“日俄戰(zhàn)爭 一九0四至一九0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國因為重新瓜分中國東北和朝鮮而進行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36]“油印本”將“日本帝國主義”改為“日本”，更符合注文簡潔、客觀性的要求。從中可見，較“紅皮本”注文內容，“油印本”注釋不但補充了“待查”條目，而且在語言表述方面也較“紅皮本”更為客觀準確。這一進步得益于胡喬木、林默涵所要求的注釋力求“準確、簡明、扼要和通俗易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tài)度”[37]。也就是說，“油印本”的修改除刪去大量繁冗的語言簡單的注釋之外，還要對語言表述和注文內容加以修改。對比兩種“征求意見本”諸多變化中的細微處，胡喬木、林默涵所要求的注釋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正是在這些細枝末節(jié)的注文內容修改中實現(xiàn)的，增強了注釋語言的客觀性、科學性。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不同類型的“油印本”之間差異也很大。以《書信》“油印本”為例，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魯迅書信注釋組印出的版本（簡稱“師院版”），與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簡稱“人文社版”）的注釋差別顯著，單是1904年10月至1928年12月的注釋條目就增加近百條，刪減60余條，而改動較大的注釋也有30余條。如魯迅《致蔣抑卮》一信中，“師院版”共有注釋31條，“人文社版”則減至28條，分別刪除了“爾來”“樹人”“余晷”。注文方面，“素民”條目下，“師院版”注釋為：“即汪希，字素民，又作叔明。當時《杭州白話報》的創(chuàng)辦人。一九0二年十一月到日本留學?！盵38]“人文社版”注釋為：“即汪希，字素民，又作叔明。浙江杭州人。一九0二年自費留學日本，旋回國。一九0四年秋，又以浙江紳士資格選送日本，學習政法。當時是《杭州白話報》創(chuàng)辦人?！盵39]二者在內容呈現(xiàn)的先后順序上有較大調整，“人文社版”增加了人物籍貫、學習經歷等信息，已初具1981年版《魯迅全集》“素民”注釋定稿模版樣式。可見，越接近《魯迅全集》出版時間的“油印本”，其注釋內容的條理性越強，信息越豐富，這也是專家、定稿組等對“油印本”層層把關的結果。
其三，注釋修改是國家、集體與個人合力作用下，集體性討論研究的產物。《魯迅全集》注釋“征求意見本”，從一開始“紅皮本”遵循的“三結合”組織方式到后來“油印本”采取的專家組定稿，注釋撰寫所依據的理念也由“階級斗爭”轉為尊重歷史事實與科學，而這一歷史性轉折促使注文在征求意見環(huán)節(jié)更加趨向于構建科學嚴謹?shù)淖⑨屧捳Z體系。諸如“左聯(lián)”“創(chuàng)造社”“魯迅發(fā)展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間”“‘革命文學’論爭”等問題，通過廣泛征求意見，反復討論、修改后，注文內容既觸及到問題的實質，又說明了問題的基本事實，最終形成相對可靠的解釋。事實上，早在1976年濟南座談會時就已經開始討論，并專門印制了“魯迅著作單行本注釋中一些問題的不同提法”[40] 的參考資料，提供參會人員討論。而各種“紅皮本”因“三結合”注釋編寫組不同，相關注釋亦是五花八門，大有“百花齊放”之勢，如單是“左聯(lián)”注釋便不下9種。1977年，“魯編室”曾印出一本專供“內部使用”的資料叢編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資料組：《魯迅著作注釋有關資料叢編》（內部使用），1977年。，專門討論“‘革命文學’論爭”“左聯(lián)”等問題。類似這些注釋，被定稿組稱為“攔路虎”[41]，一直未能完成定稿。注釋理念轉變后，在廣泛征求定稿組專家、責編主要成員意見基礎上，林默涵、王仰晨、李文兵等定稿核心成員開會討論、修改，由李文兵綜合吸收意見及各類注釋材料，擬出注釋初稿，最后上報胡喬木而修訂完成。[42]對于注釋的“把關”問題，有學者指出：“在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的時代背景下，意識形態(tài)領導有其開明的一面，而知識分子也更具主動性?！盵43]徐斯年曾概括《魯迅全集》注釋編撰的工作程序分四步走：一是“征求意見本”定稿、加工；二是責編負責制的專家范圍或內部征求意見、討論、修改；三是將注釋討論稿形成定稿，送林默涵審閱；四是責編根據批示意見再作修訂，由王仰晨對最終校樣再作印前審讀。[44]
就上述注釋編撰程序來說，如果從出版第一本《且介亭雜文末編》“紅皮本”開始算起，到最后一批“紅皮本”出版，歷時四年之久。在這一過程中，圍繞“征求意見本”的征求意見與“討論稿”的討論修改成果而開展的工作更是程序繁瑣，耗時耗力。征求意見的過程伴隨著注文成稿、定稿的過程，而胡喬木、林默涵、魯編室相關人員在定稿過程中的政治把關、專業(yè)把關，將國家意識形態(tài)、集體意見與個人編撰經驗有機融合在一起。而“油印本”的注釋擬定完全是由責任編輯負責，從“油印本”注釋到最后定稿本注釋，期間修改也需要三到四次，定稿組集體討論之下，注文的修改仍由責任編輯完成。這種注釋編撰方式也是促成2005年版《魯迅全集》個人負責制修訂注釋的重要因素之一。借助魯迅書信注釋[45]主要包括：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魯迅書信注釋組編撰的《魯迅書信注釋（1904.10—1928.12）》（供討論、修改用）標注日期為1978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注《魯迅書信集（1904年—1936年）》（上），標注日期為1979年4月10日；《魯迅日記（上）注釋》（供討論、修正稿）上，北京魯迅研究室《魯迅日記》注釋組、吉林師范大學《魯迅日記》注釋組。兩種“油印本”以及1981年版《魯迅全集》書信部分的遣詞造句、選用與棄用等細節(jié)對比，我們可以窺見《魯迅全集》注釋編撰的不同理念，把握其發(fā)展的歷史脈絡。
四、“征求意見本”的外在表征與內在張力
“征求意見本”是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編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其“征求意見”的成果不僅繁雜，而且需層層審核，多次討論，反復推敲。但歷經千錘百煉后，“紅皮本”卻黯然退場，僅以被“注意吸收”的方式參與建構《魯迅全集》注釋編撰的歷史。而同樣作為征求意見使用的“油印本”卻是《魯迅全集》注釋編撰史上輔助定稿的重要版本之一，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三結合”組織方式編撰的“征求意見本”到每本《魯迅全集》單行本的責任編輯加工形成的“油印本”，再到正式出版的《魯迅全集》單行本，從外在表征上看，這一過程僅是注釋體例、格式的變化，實則凸顯出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處于轉折時期的魯迅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轉型。下文以《集外集拾遺補編》為例[46]，結合“紅皮本”“油印本”兩種“征求意見本”完整的編撰過程，探查注釋編寫進程中被凸顯或遮蔽的真實，借以探究《魯迅全集》編寫的史學意識。
具體來看，“征求意見本”的編撰過程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四處尋訪，積累注釋資料?！叭Y合”注釋組為搜集資料往往要多方查詢、發(fā)信函或借助公安局、派出所查找，在具體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全國各地的公安局、文化局、宣傳部、出版社、中小學、各地報社、甚至諸多的勞改農場等，都留下了注釋組的足跡。有學者列出了注釋組搜集注釋材料過程中部分人物求證的往來信函，而這些外調材料僅是全集注釋調查研究中“四處采訪、八方去函，為求注釋條目的盡量準確而奔波”[47]現(xiàn)象的冰山一角，可謂“踏破鐵鞋”[48]。第二階段，撰寫注釋。從各地征求意見所得的書面資料龐雜且各說不一，不僅需要甄別真?zhèn)?，核對每一條注文所依據的刊發(fā)時的原始資料，而且需要對注文進行取舍，完成“注釋送審稿”?！白⑨屗蛯徃濉笔怯筛鱾€“三結合”注釋組在廣泛討論基礎上自行印刷而成，大小不一，多數(shù)是32開紙張大小，鉛字印刷，書稿正文部分無魯迅文章內容，僅有“題解”與注釋?！都饧斑z補編（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七年）》《集外集拾遺補編（下卷）》的“注釋送審稿”分別完成于1977年3月、7月。第三階段，“紅皮本”定稿，向與魯迅同時期的專家、魯迅研究者等廣泛征求意見。參加注釋工作的曾華鵬回憶：“八十三歲高齡的葉圣陶同志，用了四天的時間審閱我們注釋的征求意見稿，并寫來一封幾張紙的長信，對注釋稿提出非常具體的意見，甚至連注文的語法、標點都認真加以推敲。孫用同志向我們展示他歷年用心搜集、珍藏的《野草》的各種版本。楊晦同志當時正患眼疾，也熱情地抱病接待我們的訪問，并向我們介紹了關于沉鐘社的珍貴史實。任繼愈同志親自審閱并修改《野草》集中有關佛學方面的注文。此外，還有許多前輩專家都對征求意見稿提出十分具體的意見。這一切，都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并且留下永遠不會磨滅的印象。”[49]從專家們的參與、意見回執(zhí)，足以看出征求意見力度之大、范圍之廣。第四階段，“油印本”討論。雖然相關文件及主持注釋編撰工作的領導都明確了基本棄用“紅皮本”的觀點，但實際上，“魯編室”組織的定稿人員中，從“三結合”注釋隊伍挑選的注釋撰寫者不在少數(shù)，如陳瓊芝、湯逸中、莊鐘慶、曾華鵬、韓之友、溫祖蔭等，因此“油印本”的注文內容難免留有“紅皮本”的印跡。除《書信》《日記》與三種《且介亭雜文》定稿組外，其他組均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紅皮本”的注文內容編印出“油印本”。第五階段，將“油印本”修改定稿報送林默涵，若遇到爭議較大的注釋，則上報胡喬木審定。
不同“征求意見本”的編注、修改與定稿幾乎完整地呈現(xiàn)了《魯迅全集》注釋編撰的過程與細節(jié)，而透過《魯迅全集》注釋的編撰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文學歷史現(xiàn)象，從其外部表征到內在張力，勾勒出20世紀70年代前后的魯迅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軌跡與發(fā)展脈絡。
其一，與時代共振，構建以史實為基礎、科學嚴謹?shù)膶W術話語體系。“征求意見本”的出現(xiàn)、組織方式等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叭Y合”組織方式下，注釋魯迅著作必然受工農兵的文化水平、知識能力以及思想認識高度的局限，而無法構建科學嚴謹?shù)脑捳Z體系。正如李文兵所說：“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而摻入水分的注釋幾乎都是短命的?！盵50]胡喬木主持注釋編纂工作后，大刀闊斧地對注釋話語進行改革，明確對注釋工作提出要求：“力求準確、簡明，避免繁瑣，并努力做到通俗易懂! 主要提供有關歷史背景、人物、社團、事件等等的資料，不發(fā)議論!”[51]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定稿組成員充分吸收“紅皮本”“油印本”等“征求意見本”的成果，歷經無數(shù)次討論、修改，構建簡潔、科學嚴謹?shù)淖⑨屧捳Z體系，為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權威性奠定基礎。歷經淘洗的“油印本”在兼顧主流意識形態(tài)、集體智慧與個人經驗的原則上，努力為其注釋構建基于史實的文學表述的獨立話語系統(tǒng)，并最終成為《魯迅全集》編注史上的佳話。因此，建構符合學術研究的話語體系是文學或文藝作品能夠影響深遠的必然要求。就注釋而言，從“三結合”組織形式到依靠專家定稿的過程卻在有意或無意間將馮雪峰那一輩人致力于魯迅研究事業(yè)的初衷承續(xù)下來，實現(xiàn)了“此種全集本主要的是為了保存和供給研究者之用，印數(shù)不要多，只夠全國圖書館、大學和高等學校及個人研究者之具備就是了，但裝幀和校對都必須講究，以便保存長久并能作為查考之根據”[52]
事實上，無論是魯迅研究，還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化過程，都無法避免時代因素對其作用與影響，這與堅持學術話語的獨立性并不沖突。同樣是“征求意見本”，對照1981年版、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從使用價值、利用率等方面來看，“油印本”相較“紅皮本”更為實用。究其原因，在其條件與標準一致的前提下，話語體系的表述方式顯得尤為重要和突出。
其二，稱贊與詬病同行，典范與局限同在。1981年版《魯迅全集》因其多于1958年版3倍的注釋量使其在編注史上具有重要價值，但也因注釋中仍然存有意識形態(tài)話語而備受質疑與詬病，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在通常意義上，注釋被視為文藝作品的“副文本”或“輔文本”[53]而依附于文本存在。長期以來，學界對《魯迅全集》注釋“征求意見本”的關注較少，相關研究也并不多見，在僅有的只言片語中對其評價也是褒貶不一。[54]林默涵曾對“紅皮本”的歸屬有所指示：“要把各省市注釋的征求意見本中好的成果，包括新增的條目和新寫的注文，都吸收過來。他們的努力不是白費，而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是，不能以這些本子為基礎，因為這些本子質量參差不齊，體例也很不一致，它們只能作為重要的參考本，而不能作為基礎。這絲毫沒有輕視這些本子的意思?？傊⑨尮ぷ魇且环N科學工作，在科學工作上不應有偏見，凡是真理，凡是正確的、好的東西，我們都應該吸收。因此，各省市、各地方凡是沒有完成的單行本注釋，都請他們繼續(xù)完成，特別是過去未注釋過的，如《小說史略》、‘書信’、‘佚文’、‘序、跋’等等。各地分工擔任的全集本的注釋，已經完成的，可作我們的參考，已開始做的，希望他們做完，還沒有做的，可以停止。對這件工作的善后問題，擬另外提出一個方案來討論解決?！盵55]林默涵客觀公正、詳細全面地評價了“紅皮本”在《魯迅全集》編注史上的價值與地位。但曲終人散，“方案”終究抵不住不可預知的現(xiàn)實的力量，最終未能合理“善后”，使“紅皮本”留下遺憾。
無論是“紅皮本”“白皮本”，還是“油印本”“綠皮本”，這些版本都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并在《魯迅全集》編注史上發(fā)揮著不同功能。實際上，注釋本身也是時代的“發(fā)聲”。工農兵理論隊伍注釋的“紅皮本”中大量的生僻字詞、句意、“題解”等都達到了“普及魯迅”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實踐了毛澤東“讀點魯迅”的號召?！凹t皮本”之后，再無如此通俗易懂、全面詳細的注釋版本。從這個角度看，確實是難得的版本。各種供定稿組討論、征求意見、修改、定稿的“油印本”則見證了編撰《魯迅全集》權威性版本的歷史過程，而不同版本中所留下的修改意見，也實屬難得。就影響注釋編撰的因素看，如果將魯迅（作品)研究視為外力，時代因素、國家意志、集體意見與編撰者個人知識素養(yǎng)等均是促成注釋由繁到簡、由粗到細、由主觀到客觀的內在動力，從而完成注釋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性的轉型。由此來看，與其說注釋轉型是時代因素的推動，不如說是諸多因素合力的結果。
“白皮本”“紅皮本”與“油印本”是在1981年版《魯迅全集》編注過程中因注釋出現(xiàn)的不同版本，見證了歷史轉折時期注釋魯迅其人其文的變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魯迅”的作用?！罢髑笠庖姳尽钡木幾加凇捌占棒斞浮钡某踔?，卻實現(xiàn)了供個人研究之用的目標。通過征求意見的形式，為注釋編撰積累素材，為定稿提供討論、修改意見，促使注釋撰寫日漸趨向簡潔、嚴謹與科學，在構建了相對簡潔科學的注釋話語體系的同時，也引導著魯迅研究科學話語體系的建構。不同注釋版本的修改、討論、定稿過程，折射出國家意識、集體意見與個人編撰經驗的融合統(tǒng)一，而老一輩學者不懼繁瑣、不為名利、不辭辛苦的學術態(tài)度與學術精神堪稱典范。當下，林辰等老一輩學者所期許的編纂一套穩(wěn)定的“照耀百世”[56]的《魯迅全集》愿景仍未實現(xiàn)，因而1981年版《魯迅全集》定稿流程中產生的各種注釋版本仍可為今后《魯迅全集》的編纂提供不可或缺的史鑒。
注釋：
[1] 夏杏珍：《關于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背景資料》，《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4期。
[2] 24種全集單行本分別是：《墳》《熱風》《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漢文學史綱要》《中國小說史略》《兩地書》。此版也被稱為“白皮本”，但無注釋。
[3] 該注釋名單文件為未刊文稿，由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韓之友教授珍藏，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黃海飛老師分享給筆者；本文所使用的“紅皮本”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蔣心煥教授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4] 《附表（一）魯迅著作單行本注釋出版規(guī)劃表》1976年4月15日。
[5] 《附表（二）〈魯迅全集〉注釋出版規(guī)劃表》1976年4月15日。
[6] 旅大市《集外集拾遺補編》注釋辦公室：《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七年）》（注釋送審稿），1977年。
[7] 榮太之：《〈魯迅全集〉的注釋出版及其他》，《魯迅研究動態(tài)》1981年第5期。
[8] 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黃源文集》（第8卷 日記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256頁。
[9] 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黃源文集》（第8卷 日記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303頁。
[10] 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黃源文集》（第8卷 日記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370頁。
[11] 王仰晨：《魯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
[12] 方厚樞：《為文學書籍編輯工作做出重要貢獻的王仰晨》，《出版工作七十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422頁。
[13] 方厚樞：《默默奉獻的編輯人生——懷念遠去的師友王仰晨》，《中國出版史話新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51頁。
[14] 袁亮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第14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第315頁。
[15] 魯迅：《二心集》（征求意見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第65、69、110頁。
[16] 丁錫根等：《魯迅研究百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頁。
[17] 程中原：《胡喬木與1981年版〈魯迅全集〉》，《縱橫》2004年第6期。
[18] 薛冰：《版本雜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19] 北京市儀表工業(yè)局、中央民族學院漢語文系注釋組：《且介亭雜文末編》（征求意見稿），油印本，1977年。
[20] 北京魯迅研究室《魯迅日記》注釋組、吉林師范大學《魯迅日記》注釋組：《〈魯迅日記〉（上）（下）注釋》（供討論修正稿），油印本，1979年。
[21] 復旦大學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魯迅日記（1927.10—1936.10）》（注釋討論稿），油印本，1978年。
[22] 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魯迅書信注釋組：《魯迅書信注釋（1934.1—1936.10）》（供討論、修改用），油印本，1978年。
[23] （全集本）吉林省哲里木盟魯迅二心集注釋組：《〈二心集〉注釋稿》（全集本），油印本，1977年，第37頁。
[24] 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福建省三明鋼鐵廠工人理論組：《魯迅〈古籍譯文序跋集〉（注釋討論稿）》（上冊古籍序跋部分），油印本，1977年。
[25] 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魯迅書信注釋組：《魯迅書信注釋（1904.10—1928.12）》（供討論、修改用）、《魯迅書信注釋（1929.1—1933.12）》（供討論、修改用），油印本，1978年4月。
[26] 魯迅書信（1904年—1936年）》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油印本，1979年。
[27] 山東新華印刷廠、山東師范學院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注釋組：《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注釋（一九二八—一九三六）》，油印本，1977年。
[28] 王仰晨：《魯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
[29] 林辰：《林辰文集》（第4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6頁。
[30] 林默涵：《林默涵文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年，第280頁。
[31] 16種“綠皮本”單行本分別是：《吶喊》《彷徨》《野草》《墳》《熱風》《朝花夕拾》《故事新編》《華蓋集》《三閑集》《準風月談》《二心集》《花邊文學》《偽自由書》《華蓋集續(xù)編》《而已集》《南腔北調集》。
[32] 徐斯年：《我在魯編室》，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4頁。
[33] 徐斯年：《我在魯編室》，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4頁。
[34] 吉林省哲里木盟魯迅二心集注釋組：《〈二心集〉注釋稿》（全集本），油印本，1977年，第4頁。
[35] 魯迅：《二心集》（征求意見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第83頁。
[36] 吉林省哲里木盟魯迅二心集注釋組：《〈二心集〉注釋稿》（全集本），油印本，1977年，第37頁。
[37] 林默涵：《關于新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人民日報》1981年9月23日。
[38] 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魯迅書信注釋組：《魯迅書信注釋（1904.10—1928.12）》（供討論、修改用），油印本，1978年，第2頁。
[39] 《魯迅書信注釋（1904.1—1936.10）》（供討論修改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頁。
[40] 人民文學出版社魯編室：《〈魯迅著作單行本注釋中一些問題的不同提法〉參考資料》，內部資料，1976年。
[41] 王仰晨：《魯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魯迅研究月刊》1999 年第 11 期。
[42] 關于“左聯(lián)”注釋的定稿，可參見程中原：《胡喬木與1981年版〈魯迅全集〉》，《縱橫》2004年第6期。
[43] 黃海飛：《如何把關？——林默涵批校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六卷清樣初探》，《文藝爭鳴》2019年第6期。
[44] 徐斯年：《我在魯編室》，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頁。
[45] 《書信》《日記》部分因注釋體例龐大，所以并未出版“紅皮本”，筆者所得“油印本”共6種。
[46] 選《集外集拾遺補編》為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補編》為筆者收集相對最全的版本，包括“白皮本”“送審稿”“紅皮本”及其資料匯編“紫皮本”等；二是筆者所在的山東師范大學正是自1976年開始參加注釋編注工作的山東師院，《集外集拾遺補編（下卷）》注釋編撰的主要參加者韓之友先生，完整地參與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整個注釋過程，為筆者提供了大量原始的注釋資料，尤其是“油印本”的相關信息。遺憾的是，因年代久遠，韓之友編注的《集外集拾遺補編（下卷）》的“油印本”并未全部搜集到，而相關網站也未能檢索到。
[47] 李輝：《〈魯迅全集〉背后的尋找》，《書城》2009年第12期。
[48] 徐斯年：《我在魯編室》，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頁。
[49] 丁錫根等：《魯迅研究百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頁。
[50] 丁錫根等：《魯迅研究百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頁。
[51] 程中原：《胡喬木與1981年版〈魯迅全集〉》，《縱橫》2004年第6期。
[52] 馮雪峰：《魯迅著作編校和注釋的工作方針和計劃草案》，《文藝報》1951年第3卷第9期。的愿景。
[53] 金宏宇：《文本周邊：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副文本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頁。
[54] 相關論述見李何林：《李何林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林辰：《林辰文集》（第4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榮太之：《〈魯迅全集〉的注釋出版及其他》，《魯迅研究動態(tài)》1981年第5期；朱正：《朱正書話》（上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等。
[55] 林默涵：《林默涵文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年，第280頁。
[56] 林辰：《寫在新編〈魯迅全集〉出版的時候》，《人民日報》1981年9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