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社會與趙樹理創(chuàng)作的“古代性”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中，與民間秘密社會發(fā)生關聯(lián)的作家應不在少數(shù)，趙樹理便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趙樹理深刻地認識到秘密社會是“民間”的重要存在方式，對秘密社會的深刻了解，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文學立場和文學選擇，而他的獨特性、其作品的大放光芒，也與這種深切把握直接相關。趙樹理根據(jù)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篤信文藝即日常生活，文藝之改造就是生活方式之改造。這種認知使他既不能徹底拋棄“老中國”，也無法離開深受“老中國”熏染的普通民眾。于是，趙樹理堅定地以充滿“古代性”的方式進行文藝創(chuàng)作，并與那些留在“老中國”的父老鄉(xiāng)親站在一起，且始終不放棄拼合“老”與“新”的嘗試。如果說“救救孩子”是魯迅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那么“救救父兄”則是趙樹理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
1949年后，趙樹理曾多次對自己的文學歷程進行反思和總結，在這些由“反思表述”和“總結陳詞”所形成的自我建構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回避甚至隱匿自己1937年之前的社會活動和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對這種“避”和“匿”的解析，是理解趙樹理的一個重要入口。而“避”“匿”所指向的，其實是趙樹理與民間秘密社會的密切關系。這種關系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組織意義上的，即趙樹理曾加入秘密社會組織，是其中的成員，這種關系在1937年后即告終結；其二是文化意義上的，即趙樹理深刻地認識到秘密社會就是“民間”的重要存在方式，這種認識伴隨著他的整個創(chuàng)作生涯且終生未輟。
一
董大中曾敏銳地注意到，趙樹理“生平資料也很少，特別是早期，所能找到的，僅有一些干部登記表，而那上邊往往只有干巴巴的幾條。如一張表上說到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七年多，只有‘在故鄉(xiāng)和太原流浪或教書’十一個字，至于各在什么時候，起訖時間如何，一概不提。更有甚者，趙樹理自己談到他的過去時，常常有意無意給人們留下一筆糊涂賬。如在太谷北洸村教書，就有1933、1934、1936年等幾個說法。我問趙廣建：‘怎么搞的，你爸爸說到過去時，事實倒有，卻總把時間說錯，不是提前，便是拉后?！w廣建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那是他故意的，他怕人調(diào)查！’她一連說了幾次”[1]。
結合趙樹理自己的表述，這種“一概不提”和“糊涂賬”的確名副其實，在其多次自我表述中都能很輕易地發(fā)現(xiàn)這一點。如1952年5月24日，趙樹理在《決心到群眾中去》中明確宣稱自己1949年以前寫作的“全部養(yǎng)料”來自“農(nóng)村中長大”“抗戰(zhàn)中的工作”和“一九四八年搜集到的故鄉(xiāng)情況”，而對讀長治第四師范學校之后直至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前（大致為1925—1937年）的文學活動避而不言。在這篇文章中，47歲的趙樹理有意地將自己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抗戰(zhàn)—解放—新中國”階段鋪排敘述為一個獨立整體，而“參加抗戰(zhàn)”“投身革命”，則被明確定義為自己的文學起源：“回憶一下我所寫的東西，其中新的部分，大半是從當區(qū)長（1938年——引者注）和作土地改革工作中取得原料的?！盵2]不僅在1952年是如此，其后的若干年里，趙樹理反復、持續(xù)地強化了這一說法。如在1957年9月寫給女兒趙廣建（后又公開發(fā)表）的信中，趙樹理自陳“我是從二十多歲起就愛好文藝，而且也練習過，但認真地寫還是三十八歲以后的事”[3]。趙樹理生于1906年，“三十八歲以后”當指1943年以后。這封信對自己1952年的說法稍有修正，將其1937—1943年的寫作定義為并非認真的“練習”。的確，趙樹理1943年5月寫出了《小二黑結婚》、10月調(diào)華北新華書店擔任編輯后，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寫作上來，同月寫出《李有才板話》，其后又陸續(xù)完成了《地板》《李家莊的變遷》等重要作品。所謂1943年以后是“認真地寫”，從其職業(yè)變化與文學成就的角度來說有一定道理（也不能排除，“家信”這一特殊的書寫情境使趙樹理在修辭上有所夸大）。52歲的趙樹理把文學創(chuàng)作的起點向后移了六年，但仍然對自己1925—1937年的寫作不著一字。
而到了約1966年，61歲的趙樹理在《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中，對自己近乎一生的文學經(jīng)歷進行檢討。他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分成“專業(yè)化之前”（1937—1942）、“入京以前”（1943—1949）、“在京時期”（1949—1955）、“公社化前后”（1956—1964）四個階段，并延續(xù)1957年的說法，繼續(xù)把文學創(chuàng)作的“專業(yè)化”錨定于“寫了《小二黑結婚》被人稱為作家后”的1943年，但又稱自己1939—1940年間“三次辦小報的過程中，也寫了幾十萬字的小鼓詞、小小說、小雜文，有些也自以為值得保留下來”[4]。而1937年之前的創(chuàng)作則被省略為“是一個愛好者及有一點質(zhì)樸的大眾化觀念”[5]。從這三次自述和總結陳詞可見，趙樹理對1937年之前文學經(jīng)歷的有意回避是自始至終的。
從趙樹理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實際來看，他1937年之前的文學和人生歷程并非不值一提。事實上，他最重要的、也是秉承一生的文學理念——使用大眾形式為大眾寫作——就確立于這一時期。他于1934年明確地“發(fā)下洪誓大愿，要為百分之九十的群眾寫點東西”[6]。1935年，他對亞馬說：“大家應搞點唱本、蹦蹦，群眾花一兩個銅板，就可以聽書、看戲，得到娛樂，我們要做藝人，到民眾中滾去?！盵7]甚至趙樹理人生中的重大轉折、生死大關也都發(fā)生在這一時段，如他1928年逃離長治第四師范學校開始流浪，1934年在太原投湖自殺未果，這些都很難說沒有對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較大影響。有關趙樹理1937年之前的文學選擇與人生經(jīng)歷，在其1947年與杰克·貝爾登的談話中有一定的記載，但1949年后，在公開發(fā)表的文章中，這些信息卻罕有詳細流露。如1956年，趙樹理在《自傳》中就模模糊糊地稱自己1930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主觀上雖是革命，實質(zhì)上是流浪——一不升學，二不找事，三不回家”[8]，對自己當時已經(jīng)確立的“洪誓大愿”毫不觸及，這種始終試圖隱瞞1937年之前的經(jīng)歷的做法，顯然意味非常。
若如其女趙廣建所說“他故意的，他怕人調(diào)查”，那么所涉之事必然關系重大。關于這一點，趙樹理1934年在太原投湖自殺未遂而又遭挾持一事很值得注意，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為神秘的事件。貝爾登在《中國震撼世界》中對該事進行了記述：從河南返歸山西途中，趙樹理遇到“四個人在說只有會門中才用的黑話。這引動了他的好奇心，仔細一聽，大吃一驚，只聽一人說，從開封來了個漢子，身上有四塊大洋。他斷定這幫人是土匪”，“他的行動還是引起了那四個人的懷疑，他們尾隨他回到太原”，“趙樹理開始給朋友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突然，與鄰屋隔開的墻上響起了重重的、嚴厲的敲擊聲……他想，準是那幫人覺得他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一些秘密”，趙樹理“很不愿連累朋友，于是決定跑去自殺”。其后，趙樹理投湖后獲救，產(chǎn)生了“迫害狂”癥狀，“趙樹理覺得自己在劫難逃……幫會派了一個人告訴趙樹理的朋友，有個地方可以給趙樹理治病，趙樹理便順從地跟那人走了”。“土匪把趙樹理安置在一個饅頭師傅的家里……專給趙樹理做了饅頭和烙餅……很好吃，可是有股怪味。沒有幾天，趙樹理的牙床就出血了，他斷定人家給他下了砒霜”，“有一天，當他們轉移巢穴的時候，就把他放了”[9]。
貝爾登的記述前后多有模糊和混亂之處，跟蹤趙樹理的人被稱為“土匪”（bandits），敲墻威脅之人被稱為“團伙”（clique，此處中文譯文未能譯出），帶其去“治病”的人被稱為“幫會”（an agent of secret society），在趙樹理“治病”的地方既有“土匪”又有“幫會”。對趙樹理所受迫害到底由誰主使則語焉不詳[10]。其中所謂“幫會派了一個人”，“幫會”的出現(xiàn)也極其突兀。而對趙樹理加以跟蹤者、施加迫害者又確實存在，而且顯然是指秘密社會組織。董大中曾就此事專訪過當時救助趙樹理并與其同住的史紀言，證實跟蹤的四個人、脅迫者甚至趙樹理牙床出血都是事實[11]。而事件中，千里迢迢、既跟蹤又脅迫的行為又顯然與土匪行徑不符。對此，董大中指出，“趙樹理自己在另一處說過，一九三四年，他‘曾一度被土匪監(jiān)視……后靠著在幫的人加入青幫’”[12]，“那伙‘土匪’和青幫可能是一回事，即‘土匪’中有人是青幫，或者那幫‘土匪’就是青幫”，“他的師傅是夏縣人馬甲鼎”[13]。
馬甲鼎身份極為復雜，他在20世紀30年代頗有影響，曾任山西省參議會議長，又熱心國術，1934年一度擔任山西國術體育社社長，1935年任山西省第一監(jiān)獄代理典獄長，同時他也是太原著名的藏書家。而他另一重要身份，則是青幫“通”字輩首領[14]。太原市公安局1965年編纂了《日寇山西省陸軍特務機關資料》，其中記載了馬甲鼎的簡歷，稱其為“青幫通字班，洪幫大哥”“山西省安清同義委員會會長”[15]，而“安清同義委員會”，就是“山西安清幫組織‘三義堂’在日偽時期的公開名稱”[16]。
青幫主要“講究‘家禮’，也就是說家庭的禮節(jié)，參加了安清道拜了師父就和師父是一家人……認師要經(jīng)過定期擺設的香堂上叩拜”[17]，這也與《趙樹理年譜》所記載的于1934年加入青幫，“曾磕頭一次”相符[18]。如此一來，趙樹理很有可能屬“悟（無）”字輩，其回避和隱匿，自然就不難理解。此事從河南糾纏到山西，反復多日，也說明趙樹理當時必然有值得受到這種糾纏的巨大價值，趙樹理與青幫的牽連也必然不是貝爾登所記載的這冰山一角。只是囿于材料的匱乏，尚難以進一步揭示。而對這一層關系，的確知之者甚少，這就從側面說明，這一身份確實很難深入調(diào)查，“避”與“匿”是有效的。
當然，與青幫的關系可能并非趙樹理這筆“糊涂賬”的唯一原因，或許尚有其他緣由有待進一步查考。但在其“避”“匿”之中，卻包含了一個值得進一步發(fā)掘的問題，即趙樹理和民間秘密社會的關聯(lián)。而這又可以引申出一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可能，即在權力分散、空間分裂、制度分立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中，民間秘密社會或許是一個穩(wěn)定的秩序供應者，其影響不應小覷，那些活躍于“現(xiàn)代時期”的作家恐怕也很難避免與之發(fā)生種種關系，可供發(fā)掘之處，或許還有很多。
二
目前，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中，對“民間文化”的一些比較普遍的認知和價值判斷通常集中在：它是“權力體系之外的種種成分”[19]，具有自由自在的審美風格、藏污納垢的存在形態(tài)[20]以及“情真而不可廢也”的情感模式[21]等。但總體來說，上述認知、判斷、闡釋主要還是基于民間文化“顯”的那部分，對其“秘”的部分卻缺乏較為深入的辨析。作為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民間”本身的復雜性常常遭到忽略。而若是從“秘”的角度來看，民間文化未必在“權力體系之外”，而是歸屬于形形色色的秘密結社和秘密信仰；其審美風格也未必“自由自在”，而是神秘、混沌且可怖；其情感也未必真誠純一，而是蘊含了各式各樣的利益訴求。另外，在“民間”的內(nèi)部通常是“顯”“秘”并生、互通轉化的，莊戶農(nóng)民可能是八卦教分子，漕運水手也可以是青幫骨干，在民間社會，這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日常狀態(tài)。大體上，“中國歷史上的秘密社會按照其組織形態(tài)和行為方式，分為秘密會黨和秘密教門兩大系統(tǒng)。前者是用結拜異性兄弟的方式建立組織，以江湖義氣、幫規(guī)家法和其他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來維系內(nèi)部團結；后者是用師徒傳承的方式建立組織，以被曲解、改造的儒、釋、道三教教義、學說作為維系內(nèi)部團結的工具”[22]。而對這兩大系統(tǒng)，趙樹理都不陌生，甚至很有可能非常了解。
根據(jù)貝爾登的記載，趙樹理能聽懂“只有會門中才用的黑話”，其理解的準確程度達到了能聽明白“身上有四塊大洋”的程度。而能否通曉幫會暗語，是民間“秘密”與“非秘密”的一個重要門檻，也是最重要的辨別幫內(nèi)外身份的憑據(jù)。在洪門有“海底互詢”，在青幫則有“家禮問答”，兩者類似?！啊[語’之為用，能使會中之人，暢談于大庭廣眾之中，而他人茫然不解，我則風氣互通，意見互換，機密不洩，使人既不知我之所云，且亦無法冒沖（充）刺探也。是以‘隱語’‘手勢’，為‘洪門’精萃之髓液，而為會中同仁所不可稍有忽略者?！盵23]可見，對于秘密會黨，趙樹理的認知和理解應是極深的。而對“教門”這一秘密系統(tǒng)，趙樹理更是自幼即浸潤其中。他自承“我祖父母是三教圣道會的信徒，我舅父信的是清茶教，我老丈人信的太陽教”[24]。1925年，趙樹理20歲時和前妻一起加入太陽教，“不吃肉，敬惜字紙”，“二十一歲才開齋吃肉，當時還怕犯咒語”[25]。從17歲到20歲，他還篤信儒佛混合、偽托神童江希張之名的《四書白話解說》，“每日早起，我都向著書面上的小孩子照片稽首為禮”，“共三年，對這部書的禮讀沒有間斷過”[26]。因此，對于秘密教門，趙樹理的認知也應是極深的。
實際上，秘密教門與古代小說、戲曲的關聯(lián)極深，宣教儀式、教義創(chuàng)造、宗教經(jīng)卷與講唱表演、文藝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之間的界限并不分明。清嘉慶時人黃育楩研讀白蓮教經(jīng)卷后即指出：“凡讀書人心有明機，斷不肯出此言。凡不讀書人胸無一物，亦不能出此言。然則造邪經(jīng)者系何等人？嘗觀民間演戲，有昆腔班戲，多用《清江引》《駐云飛》《黃鶯兒》《白蓮詞》等種種曲名，今邪經(jīng)亦用此等曲名，按拍合版，便于歌唱，全與昆腔班戲文相似。又觀梆子腔戲多用三字兩句、四字一句，名為十字亂談，今邪經(jīng)亦三字兩句，四字一句，重三復四，雜亂無章，全與梆子腔戲文相似……邪經(jīng)中《哭五更曲》卷卷皆有，粗俗更甚，又似民間打拾不閑、打蓮花樂者所唱之語。至于邪經(jīng)人物，凡古來實有其人而為戲中所常唱者，即為經(jīng)中所常有，戲中所罕見者，即為經(jīng)中所不錄……即知捏造邪經(jīng)者……先會演戲，而后習邪教之人也。以演戲手段捏造邪經(jīng)?！盵27]而至21世紀，山西介休地區(qū)仍有此類宣唱，如《空王佛寶卷》“卷本內(nèi)容由散說（以‘話說’開頭）、唱詞（七字句、十字句）和俗曲循環(huán)往復而組成”，“保留的俗曲曲牌有【桂枝香】【一枝蓮】【皂羅袍】【紅蓮兒】【哭五更】”，其宣唱目的，則“一是為了勸善、作功德，二是作為民間故事來給當?shù)氐拿癖娊鈵灐盵28]。也就是說，這種藝術功能和社會功能并存的文藝形態(tài)數(shù)百年來始終富有生機。
所以，趙樹理童稚和少年時代的文藝經(jīng)驗也必然來自這種混合形態(tài)，直到進入師范學校、遇到王春后，他才破除迷信、拋棄江神童理論，轉信科學道理。但是，這種“教門/文藝”經(jīng)驗（包括對教門信仰、話語、邏輯的深切認識）不能不說對趙樹理后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觀念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這尤其表現(xiàn)在趙樹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創(chuàng)作中。
有研究者指出：“秘密教門的倡立者，大多出身于下層民眾。他們生活在農(nóng)村中，多在鄉(xiāng)村的‘社學’‘義學’（即‘義塾’）和‘私學’（‘私塾’）中接受過三四年‘蒙學教育’。所學內(nèi)容，無非是《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一類識字讀本，或《幼學瓊林》《龍文鞭影》一類介紹自然知識、歷史典故、倫理常識的讀本，及《孝經(jīng)》《女四書》《弟子規(guī)》《小兒語》等進行封建倫理教育的讀本，或《明賢集》《增廣賢文》一類宣揚處世哲學方面的書籍?！薄俺藭局R外，他們還從當時流傳深廣的戲曲、小說中，獲得不少有關歷朝興替的歷史知識與傳說故事。秘密教門的許多倡立者，如羅教的羅夢鴻、黃天道的李賓、聞香教的王森等，皆是這類人物?！盵29]可以看出，秘密教門往往與那些不能“進學”而又接受過一定的基礎教育、受民間文化熏陶的人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是民間社會秩序建構的核心之一，而他們宣揚之“教”，也是他們所受教育和文化熏陶的產(chǎn)物。一旦占據(jù)了教門倡立者的文化位置，就具有了對廣大民眾的牽引力。
民間會門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一種獨特的“自組織”，顯示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自發(fā)秩序”，而“蒙學-常識-戲曲”這一系統(tǒng)則囊括了“自組織”和“自發(fā)秩序”構建的大部分知識、思想和信仰。再來查考趙樹理1934年發(fā)下“洪誓大愿”之后的創(chuàng)作即可發(fā)現(xiàn)，他所謂“專業(yè)化之前”（1937—1942）的創(chuàng)作選擇，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對該系統(tǒng)的重視——如《抗日三字經(jīng)》（1940）、《抗日千字文》（1940）、《咱更能好好干（三字經(jīng)）》（1941）等“蒙學類作品”；《去瘧疾歌》（1940）、《民主歌》（1941）、《不受騙歌》（1941）、《四言雜字》（1941）等“常識類作品”；《慈云觀》（1939）、《韓玉娘》（1939）、《鄴宮圖》（1939）、《萬象樓》（1942）等“戲曲類作品”。這是對民間世界的情感模式和認知邏輯深有了解之后做出的藝術選擇，這種了解顯然不僅是針對民間“顯”的那部分，更是針對“秘”的那部分。他有針對性地在太行山解放區(qū)辦《中國人》等小報，“農(nóng)民不識字，看不懂書報，只能讓別人念給他們聽。所以，辦小報主要是給農(nóng)村干部看的，通過干部再向群眾宣傳”[30]。在趙樹理的設想中，他的努力方向是通過編輯報刊、從事創(chuàng)作來占據(jù)此前各種蒙學、常識、戲曲的文化位置，支持“干部”替換鄉(xiāng)村文化資本占有者（既包括“顯”的士紳，也包括“秘”的“教首”，但主要還是后者）的社會位置。
而當時在根據(jù)地文藝界，趙樹理的這一選擇雖有知音，卻屬于少數(shù)。直至后來黎城“離卦道暴動事件”發(fā)生，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與理念顯示出某種與實際需要相契合之處，才又更進一步地得到了上級的重視。黎城縣是“太行山的腹心地區(qū)之一”[31]，自1937年底，八路軍115師、129師便開始在此開辟根據(jù)地且收效顯著，“在抗日戰(zhàn)爭中，被共產(chǎn)黨、八路軍開辟為太行抗日根據(jù)地內(nèi)完整縣份之一”[32]?！耙痪湃拍臧嗽氯哲姟诙尉怕穱ァ_始后，太行抗日革命根據(jù)地僅剩黎城、涉縣、平順幾個縣全縣境內(nèi)沒有敵人的政權?！薄爸泄脖狈骄趾蜁x冀魯豫邊區(qū)政府、八路軍總部、一二九師、太行區(qū)黨委等黨政軍首腦機關都住在黎城、涉縣、武鄉(xiāng)、左權幾個相鄰的縣內(nèi)?！盵33]黎城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安全穩(wěn)固的“首善之區(qū)”，然而恰恰在這里卻生長著諸多教門，甚至直接發(fā)生了暴動[34]。黎城“全縣的會道門主要有離卦道、佛祖龍花會、長毛道、孔子道、九宮道、一心堂、東亞大佛道、還香道、麗山老母會、紅槍會、天門會等29個。1939年（民國28年）底，全縣各種道徒多達13500人，占當時全縣總人口的20%”[35]；“黎城30歲以上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參與某一宗教團體的活動”[36]，而離卦道1940年開始迅速成長，至1941年，道徒已發(fā)展至3321人[37]。同時，離卦道還表現(xiàn)出了較強的組織性，1941年10月12日夜，兩百余名離卦道道徒突然在道首李永相帶領下，執(zhí)刀劍等武器，攻打區(qū)公所和縣政府。暴亂中李永相被炸死，老百姓和干部七人遇害，軍民九人受傷，殘余道徒投靠潞城縣日偽政權。
離卦道暴動給了太行區(qū)領導機關巨大的刺激，該事件暴露出根據(jù)地政權地方性知識的匱乏以及與民眾的隔膜，使之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思和檢討沖動，而文化工作者則被認為應該首先承擔這一責任。據(jù)當事人回憶，“八路軍前方總部、北方局、129師師部和區(qū)黨委……深感在根據(jù)地中加強宣傳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有必要召開一次文化人座談會，解決文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38]。很快，晉冀豫區(qū)文化人座談會（亦稱“太行山文化人座談會”）于1942年1月16—19日召開，趙樹理得以在太行區(qū)領導面前展示了他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識”和所認知的“華北文化”現(xiàn)狀。18日，趙樹理發(fā)言，他在會議現(xiàn)場高聲念誦“觀音老母坐蓮臺，一朵祥云降下來，楊柳枝兒灑甘露，搭救世人免禍災”，拿出一大堆代表“華北文化”的“《太陽經(jīng)》《玉匣記》《秦雪梅吊孝唱本》《增刪卜易》《推背圖》”，并舉出現(xiàn)場到會的勤務員熱衷于借閱《五女興唐傳》，而且此書“家家都有”、輕易可以借到的事例[39]，雄辯地說明：第一，知識分子對華北老百姓的認知極為淺陋；第二，“華北文化”的真正掌控權目前并不在根據(jù)地政權手里。
此后，趙樹理愈加受到重視，尤其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的肯定。1942年5月，受太行區(qū)黨委宣傳部指示，趙樹理據(jù)離卦道事件寫出了反封建劇本《萬象樓》，還寫了反迷信劇本《神仙世界》（未完成）。至年底（或1943年初），他又被調(diào)入北方局黨校調(diào)查研究室，隨后寫出了成名作《小二黑結婚》，這部小說亦由楊獻珍直接交送北方局代理書記彭德懷，并獲彭德懷題詞。趙樹理大光其名，《小二黑結婚》亦廣獲傳播。
可見，趙樹理的獨特性、其作品的大放光芒，就在于他對中國民間社會的深切把握。1941年8月，中共晉冀豫區(qū)黨委宣傳部對此前一年的對敵宣傳斗爭開展總結，稱“在宣傳斗爭上，我們是處于劣勢的、被動的、應付的以及無計劃的”[40]。而總結中幾乎唯一的亮點，就是趙樹理“一人包寫”的《中國人》周刊，被認為“起了相當大的宣傳教育作用?，F(xiàn)在敵占區(qū)人民不僅愛好看，而且有許多會訂，并自愿在敵占區(qū)秘密散發(fā)傳送”[41]。其后，經(jīng)過晉冀豫區(qū)文化人座談會，趙樹理進一步嶄露頭角；后來，趙樹理更是被樹立為整個解放區(qū)文學的“方向”。1941年后，趙樹理地位的不斷上升與其 “對敵價值”被發(fā)掘顯然有著密切的相關性。
但是，正是知之深而不忍責之切，對“老中國”和民間“顯”“秘”的熟稔與同情，也令趙樹理在處理“老中國”問題時無法簡單粗暴，而只能春風化雨，甚至是對“老中國”頗多眷顧，只能改造之而不能舍棄之。
三
趙樹理是一位稀見的既接受過“五四”新文化熏陶，又對民間“顯”“秘”皆通的現(xiàn)代作家。他與同時代作家的最大區(qū)別就在于對中國民間自組織、民間自發(fā)秩序的了解、把握與同情，他的特殊與孤獨也皆源于此——趙樹理的反對者對“群眾性文藝”的理解，僅僅是對一種“文藝”的理解，而趙樹理對“群眾性文藝”的理解，則是對一種“生活方式”的理解。以趙樹理的經(jīng)驗和觀點，文藝即日常生活，文藝之改造就是生活方式之改造。而民間之日常生活，又必然包含元明以來即持續(xù)自發(fā)生成、連綿不絕的秘密結社和信仰，這種自發(fā)性組織在某些時候甚至能夠成為民間社會的主導性力量，是民間不可小覷的組成部分，也是五六百年來中國民間最深層、最本質(zhì)的構造，更是趙樹理必須面對的“老中國”。
當然，趙樹理的確吸收了“西來”的“現(xiàn)代”知識并服膺之，以此為前提，判定趙樹理具有“現(xiàn)代性”當無異議，可以說，趙樹理的“現(xiàn)代性”是時代大潮沖擊下“與時俱進”的自然反應。但更需注意的是，他長期浸潤于中國的“古代”知識之中——那些勸善行好的行為指引、義結金蘭的倫理路徑、講唱戲曲的藝術形式都對趙樹理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而且他在接受了“現(xiàn)代”知識后也并未徹底地破舊立新。正相反，基于這種深刻的影響和理解，趙樹理始終獨立地進行判斷和抉擇，在生活和創(chuàng)作方面往往都是同喜樂、共患難式地“留滯”于民間大眾。這種選擇與其說是以肯定個人價值為基礎的“啟蒙”[42]，莫若說更近乎于中國古代傳統(tǒng)中的“向善”“行好”與“舍身”“度人”。
如果承認在時間序列中存在著某種轉折，并據(jù)此將時間區(qū)分為兩個差異巨大的時段，時序靠前者為“古代”、靠后者為“現(xiàn)代”，那么人們對于“古代”的緬懷、認同及相關實踐，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的情感、觀念、行為、習慣，可稱為“古代性”。對“古代性”的認同又可進一步分成“大傳統(tǒng)”“小傳統(tǒng)”兩個層次，前者意味著對社會上層精英的認同，后者意味著對社會下層平民的回歸。以此觀之，趙樹理身上“小傳統(tǒng)”層次的古代性就非常明顯，這從其自幼的道德訓練、秉性愛好、人生歷練中都可以有所發(fā)現(xiàn)。
趙樹理“從六歲起，由祖父教念三字經(jīng)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身體力行……拜佛、敬惜字紙……吃素等”，學來了“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敬師尊”，“不履斜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于物”[43]?！摆w樹理有一種善惡之行的記錄，做了好事就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壞事就放黑豆……趙樹理的白豆總是比黑豆多?！盵44]這種道德要求和計算個人功過的實踐方法并非趙樹理家的獨創(chuàng)，而是來自北宋時即已出現(xiàn)的《太上感應篇》，以及與之一起大盛于明清的《文昌帝君陰鷙文》、各類《功過格》等讀物（《文昌帝君功過格》中計算“功過”的方法，與趙樹理所為并無區(qū)別）。此類讀物的核心內(nèi)容是“因果報應，勸善行好”，更通過民間講唱而廣行流布，傅增湘就曾說，“中國演說的事，也時常有之，即如我家四川地方，此風尤盛。但所說者，如《感應篇》《陰騭文》《帝君寶訓》《玉歷鈔傳》之類”[45]。而趙樹理之所以畢生對講唱文學十分重視，顯然與這種“道德/藝術”形式的訓誡有關。
趙樹理從少年時就酷愛唱戲、學戲，心目中的偶像是張飛、羅成一類的舞臺人物，尤其對羅成的喜愛幾乎貫穿他的一生。而在每一個民間偶像背后，又有一系列民間倫理，張飛、羅成不僅是“勇武”“英俊”的符號，更是“桃園三結義”和“賈家樓共拜金蘭”等民間倫理的象征。此等倫理，又恰恰是民間秘密結社的基礎和重要內(nèi)容。趙樹理對這些英雄形象的傾慕，顯然也意味著認同和理解。趙樹理大約寫于1934年、并被視為其藝術成熟標志的小說殘篇《盤龍峪》第一章，即是12個農(nóng)村青年歃血為盟：“維某年八月中秋，弟子某某等同心結拜。自結拜后大家如同親弟兄一般，有了災難，互相幫助，不許推諉。有關老爺為證?！盵46]這段誓詞顯然是趙樹理思想觀念中一個很重要的構成部分。
從人生歷練的角度來看，“民間”對于趙樹理也并非總是愚頑貧病，在他漂泊不定、生活無著的時期，恰恰是來自民間的某些信念和精神給予他支持。1930年9月，他剛剛擺脫“自新院”13個月的牢獄生活，漂泊困頓。正是一位“換帖弟兄”王廣鐸在此危難時刻予以照顧收留，讓趙樹理任代課教員，而且“工資花是王廣鐸的錢，王廣鐸每月十六元，給趙樹理八元”[47]，反過來到1935年，王廣鐸又怕遭不測而來投奔太原的趙樹理，趙樹理也同樣收留其同住十幾天，并為其找到工作?！敖鹛m之誼”在青年趙樹理的人生中既是經(jīng)驗、又是選擇。而反觀趙樹理的一生，“對得住朋友”可以說是他生死遵行的信條——1928年好友王春面臨危險時，趙樹理本無風險，卻慨然同意一起逃亡；王春1951年去世后，“每月資助王春遺屬三十元生活費，連續(xù)多年，從未間斷”[48]。1970年9月，趙樹理距逝世僅半個月，與女兒趙廣建最后一次見面，談話數(shù)小時回顧一生，仍然強調(diào)“自己是對得住朋友的”[49]。
趙樹理的幼功家傳、秉性喜好、人生經(jīng)歷以及他平生信奉的為人原則，是可以相互說明、彼此印證的，這種“勸善行好”的道德觀、“把臂之英，金蘭之友”式的信仰認同，顯然更多地隸屬于“古代性”而非“現(xiàn)代性”。趙樹理在新文學中的特別之處，恐怕就在于對這種“古代性”的保留。而“古代性”又不可分割地與“老中國”緊密相連。實際上，在趙樹理的少、青、壯年，各種改造“老中國”的企圖可謂層出不窮，而其收效則參差不齊，尤以失敗案例居多，與趙樹理同為晉人的劉大鵬所著《退想齋日記》對此有過非常鮮活的記述：
1927年6月5日，“晉祠今日唱戲，國民黨登臺演說，攔阻唱戲?？磻蛘咴谂_下唾罵不能聽觀”[50]。
1929年2月10日，“國民政府勒令人民實行國歷（即陽歷），嚴禁人民再行陰歷，乃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官界皆行陽歷，民界皆仍為行陰歷……蓋陰歷之行數(shù)千年矣，民國初年即改行陽歷……而民皆不應，可見民心之不以陽歷為是也”[51]。
1931年2月10日，“里巷人民仍舊送神上天，僉謂今夜南天門大開，人間之神均入南天門朝見上帝，習俗已久，終莫能改”[52]。
1942年2月15日，“人民之生活程度危險已到極點，有岌岌乎不可終日之勢矣”“本村好唱秧歌之人不知世局之危險，一味行其所快樂……未知己為亡國奴”[53]。
對此，趙樹理遵循了自己于落魄流浪時期所發(fā)下的“洪誓大愿”——進入“老中國”、改造民間。他身體力行數(shù)十年，對劉大鵬記述的種種問題一一予以化解：民間頌拜神佛，他就編演《打灶王》；民間不知自己已為亡國奴，他就編寫《抗日三字經(jīng)》《抗日千字文》；民間遵行陰歷，他就在1951、1952連續(xù)兩年擔任寶文堂歷書編委會委員，親自編寫歷書；民間崇愛戲曲，他就“生于《萬象樓》，死于《十里店》”[54]。這是一種近乎“空地獄、度眾生”[55]的姿態(tài)。在晉冀豫區(qū)文化人座談會上，趙樹理有一句影響巨大的話：“群眾再落后，總是大多數(shù)。離了大多數(shù)就沒有偉大的抗戰(zhàn)也就沒有偉大的文藝！”[56]這個“大多數(shù)”是如此重要，以至抗戰(zhàn)結束后趙樹理仍然保持了一種“不拋棄”的在場感和責任感。1957年，他宣布堅決反對那種“不承認群眾的傳統(tǒng)能產(chǎn)生藝術，而要以新文藝的傳統(tǒng)來代替”的做法，也對“他們對廣大群眾不能接受并不著急，而以為只是個時間問題。他們說現(xiàn)在的群眾沒有進過學校，沒有足夠接受這種藝術的文化基礎，等到下一代教育普及了自然就接受了”[57]的邏輯嗤之以鼻。在趙樹理看來，這種選擇就是對那個“大多數(shù)”的拋棄，而他決不會放下自己1934年于大難中的大悲憫。到1963年，他又明確地說出了自己的文學“勸世渡人”觀：“俗話常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說老實話：要不是為了勸人，我們的小說就可以不寫?！盵58]
“說書唱戲是勸人”的說法是“老中國”一貫的傳統(tǒng)——宣教贊圣、秘密結社都不乏“勸善行好”的規(guī)條，小說、戲曲也往往充滿了“勸人”的書寫，各類“善書”“善書局”亦是層出不窮。趙樹理自己對舅舅信清茶教的評價也是“不管迷信不迷信，人家還是行善的”[59]。言語之中，對這條古老的“勸善”之途可謂頗多保留。
趙樹理不同意給自己建立起一個自外于“老中國”的、“他者”的身份，選擇以“眾生渡盡，方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60]的態(tài)度奔走于民間，既篤志篤行，又努力貼合時勢。在那番“說書唱戲是勸人”的觀點后，他緊接著就試圖斡旋，表示“也有勸錯了的時候……由于舊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舊影響還沒有消滅，因此人們對人對事的認識，就不一定完全符合于最大多數(shù)人最長遠的利益。要用那種不正確的認識去勸人聽從……便是勸錯了”，“想叫自己勸人勸得不出錯，就得先端正自己的認識……簡截地說來，就叫做政治修養(yǎng)”[61]。
“政治修養(yǎng)”之說顯然來自“新中國”，而趙樹理十分粗暴地試圖斬斷所有后來者與“老中國”之間可能的聯(lián)系——“同志們趕不上那個社會，趕不上體驗那種生活，只好不體驗，也不需要體驗”，“我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就是這樣一種宗教的迷信的環(huán)境，只好在那里活下來了，沒有那種生活的人，不要體驗它”[62]。但是，他又堅定不移地與那些留在“老中國”的父老鄉(xiāng)親站在一起，始終不放棄拼合“老”與“新”的可能。如果說“救救孩子”是魯迅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那么“救救父兄”就是趙樹理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
1904年，傅增湘談起“老中國”，對《太上感應篇》《陰騭文》之類的評價是“雖是勸人為善，然虛誕的話太多，或反轉添出許多迷惑狂謬的思想”[63]。這種“迷惑狂謬”的判斷在此后二十年中逐漸成為常識，1925年《京報副刊》征集“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1918年文學革命中的著名符號“王敬軒”再度粉墨登場，以前朝遺民的姿態(tài)推薦了《陰鷙文》和《太上感應篇》。然而應者寥寥，“王敬軒”幾乎無人理睬，“五四”新文化經(jīng)過數(shù)年傳播，已經(jīng)不需要“王敬軒”再出場扮演雙簧，《太上感應篇》也已無市場。但正如趙樹理后來意識到的和《京報副刊》當時所明確聲明的，這一征求的對象是“全國能夠讀書的青年”和“海內(nèi)外名流學者”，那些不能讀書的“中年”“老年”以及篤信《太上感應篇》之類的“中年”“老年”并不在其中，而這些人恰恰就是趙樹理的父祖長兄。趙樹理后來宣稱“五四以來的新小說和新詩一樣，在農(nóng)村中根本沒有培活”[64]，所指就是“五四”新文學沒有滿足“中年”“老年”的文化需求。如果不是有“抗戰(zhàn)”這一席卷中國十四年的重大事件，這些“中年”和“老年”可能就終老戶牗，不為人知。但等到1939年，艾蕪卻不由得感嘆新文化傳播之失誤：“新制的愛國影片……到湖北新縣的一個農(nóng)村去放演時，農(nóng)民不但感不到興趣，反而把電影里面穿西裝的人物，認成外國人……這廣大的農(nóng)村、無數(shù)的小市鎮(zhèn)，抗戰(zhàn)一起，既為兵員補充的來源……又必須成為游擊隊的根據(jù)地了。故我們不得不深切地明白，到底內(nèi)地的老中國人和舊社會……是不是潛藏有抗戰(zhàn)的偉大力量，流行在民間的信仰、風俗、制度到底哪些對抗戰(zhàn)有益，哪些又有妨礙的?！盵65]
趙樹理的說法和做法正顯示了他直面“老中國”與“新中國”、并行“古代性”與“現(xiàn)代性”的堅定努力——對“老中國”的去者，不可放棄，只能勸之渡之；對“新中國”的來者，則要堅決關上通往“老中國”的大門。于是，他與“迷信”切割、對“行善”保留，但這種選擇卻讓他屢屢受挫、日趨邊緣。他既無法接受雷霆霹靂式地消滅“老中國”，也不能接受任其無聲無息地自生自滅，而且他也并不相信能夠輕而易舉鏟除種種（甚至寄生于他自己身上的）“古代性”，一旦面對民間“真問題”就不免要篤誠到底。而趙樹理的獨特與孤獨大概就都在這“匿”“避”“顯”“秘”之中吧。
注釋：
[1] 董大中：《在北圖“打撈”趙樹理》，楊占平、趙魁元編：《新世紀趙樹理研究：專欄·綜述》，北岳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頁。
[2] 趙樹理：《決心到群眾中去》，《趙樹理全集》第4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頁。
[3] 趙樹理：《愿你決心做一個勞動者》，《趙樹理全集》第5卷，第47頁。
[4][5] 趙樹理：《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趙樹理全集》第6卷，第464—474頁，第464頁。
[6] 榮安：《人民作家趙樹理》，黃修己編：《趙樹理研究資料》，知識產(chǎn)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頁。
[7] 李士德：《一兵一役的關系——亞馬同志憶趙樹理》，《趙樹理憶念錄》，長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頁。
[8][43] 趙樹理：《自傳》，《趙樹理全集》第4卷，第408頁，第404頁。
[9][44] 杰克·貝爾登：《趙樹理》，《趙樹理研究資料》，第31—32頁，第29頁。
[10] 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pp. 92-93.
[11][12][13] 董大中：《趙樹理被劫持始末——附：訪問史紀言紀實》，《你不知道的趙樹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176頁，第176頁，第172頁。
[14] 青幫清末以后的輩分排列為“大、通、悟（無）、學（覺）”。
[15] 太原市公安局編：《日寇山西省陸軍特務機關資料》下，1965年內(nèi)部資料，第393—394頁。
[16] 史法根、許來明、董維民：《安清同義委員會》，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民國時期山西省各種組織機構簡編》，1983年內(nèi)部資料，第325頁。
[17] 關海昌：《我對安清道的一知半解》，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陽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陽泉文史資料》第9輯，1992年內(nèi)部資料，第169頁。
[18][26][47][48] 董大中：《趙樹理年譜》，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頁，第36頁，第77頁，第386頁。
[19] 南帆：《民間的意義》，《文藝爭鳴》1999年第2期。
[20] 陳思和：《民間的沉浮》，《上海文學》1994年第1期。
[21] 張清華：《民間理念的流變與當代文學中的三種民間美學形態(tài)》，《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
[22][29] 秦寶琦、譚松林：《中國秘密社會》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第31—32頁。
[23] 李子峰：《海底》，《民國叢書》第1編，上海書店1989年版，第239頁。
[24][25][59][62] 趙樹理：《運用傳統(tǒng)形式寫現(xiàn)代戲的幾點體會》，《趙樹理全集》第6卷，第189頁，第190頁，第190頁，第189—190頁。
[27] 黃育楩：《破邪詳辯》，《清史資料》第三輯，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9頁。
[28] 李豫、劉娟、尚麗新、李雪梅、劉佳：《山西介休寶卷說唱文學調(diào)查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113頁。
[30] 楊百鑄：《憶老作家趙樹理》，許邦編：《書苑一秀——五十年代的通俗讀物出版社》，自印本，第204—205頁。
[31] 中共黎城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chǎn)黨黎城縣簡史》，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頁。
[32][35] 黎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黎城縣志》，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頁，第415頁。
[33] 黎城考察團：《黎城縣離卦道暴亂》，郭俊芳編：《黎城八年抗戰(zhàn)史料匯編》，2005年內(nèi)部資料，第91頁。
[34] 暴亂事件平息后，太行區(qū)黨委、北方局黨委派出黎城考察團進行了兩個月的調(diào)查，并形成了詳細的《黎城離卦道事件調(diào)查報告》（1942年4月），這一報告成為研究該事件的主要依據(jù)。古德曼（David Goodman）、黃東蘭、孫江都根據(jù)這一文獻進行了不同的研究和釋讀。一般認為，當時的確發(fā)生了道徒與公安人員之間的暴力沖突。但孫江在《文本中的虛構——關于〈黎城離卦道事件調(diào)查報告〉之閱讀》中對該報告的真實性提出了質(zhì)疑，認為該報告中存在虛構成分，所謂“暴亂”可能并不存在。盡管如此，民間教門和共產(chǎn)黨基層政權之間彼此爭勝是確定無疑的。
[36] 古德曼：《1941年的黎城離卦道暴動：抗戰(zhàn)、革命與宗教》，馮崇義、古德曼編：《華北抗日根據(jù)地與社會生態(tài)》，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頁。
[37] 王志道、劉書友：《黎城縣粉碎離卦道暴亂記》，《山西文史資料》（內(nèi)部資料），1986年第1輯。
[38] 《李雪峰回憶錄》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頁。
[39] 王春：《繼續(xù)向封建文化奪取陣地》，山西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lián)合會編：《山西文藝史料》第3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頁。
[40][41] 《中共晉冀豫區(qū)黨委宣傳部關于晉冀豫區(qū)一年來對敵宣傳斗爭工作報告》，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匯編》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4頁，第631頁。
[42] 趙樹理對個人主義的態(tài)度頗有保留。梅娘回憶，1952年趙樹理阻止她“合情合理合法”地幫助女房東夏景離婚（夏景的丈夫參軍七年毫無消息），因為夏景的離開會拆散這個由公婆和媳婦組成的家。由此可見其對“個人”的態(tài)度（梅娘：《一段往事——回憶趙樹理同志》，《梅娘：懷人與紀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105頁）。
[45][63] 傅增湘：《〈敝帚千金〉第二集序》，《敝帚千金》1904年第2期。
[46] 趙樹理：《盤龍峪》，《趙樹理全集》第1卷，第121頁。
[49]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趙樹理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頁。
[50][51][52][5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頁，第382頁，第420頁，第577—578頁。
[54] 董大中：《趙樹理研究述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年第1期。
[55] 參見蘇樹華：《悟心歸元》，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頁。
[56] 華山：《趙樹理在華北新華日報》，高捷編：《回憶趙樹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頁。
[57] 趙樹理：《“普及”工作舊話重提》，《趙樹理全集》第5卷，第34頁。
[58][61] 趙樹理：《隨〈下鄉(xiāng)集〉寄給農(nóng)村讀者》，《趙樹理全集》第6卷，第164頁，第164—165頁。
[60] 參見李明權：《佛學典故匯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頁。
[64] 趙樹理：《藝術與農(nóng)村》，《趙樹理全集》第3卷，第231頁。
[65] 艾蕪：《認識老中國——〈湖南雜記〉序言》，《艾蕪全集》第13卷，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