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教鶴然：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作重要講話，為新時代文藝發(fā)展指明前進方向。今年正值《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fā)表七周年，回望七年間中國文藝事業(yè)繁榮發(fā)展的歷程，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呈現出了怎樣的整體面貌？

何向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離不開文學藝術的發(fā)展繁榮。七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充滿激情地說：“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笨倳浾劦?，“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文化都能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fā)時代之先聲，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鼓與呼。中華文化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使中華民族保持了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這些論斷極大調動了中國作家的積極性，推動了中國新時代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

張頤武：《講話》發(fā)表七年來，文學藝術發(fā)展的整體面貌與時代和國家的發(fā)展進程相適應。當代文藝活躍豐富的樣態(tài)投射出中華民族崛起進程在這一階段的歷史形態(tài)，是大時代的文化成果，也為中國的奮斗留下了面向未來的文化積淀。這一階段的文學藝術成就斐然，特別是在助力國家發(fā)展、弘揚中國精神、彰顯中國價值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滕貞甫：回顧七年來文學事業(yè)波瀾壯闊的生動實踐和取得的驕人成就，愈發(fā)覺得《講話》在方向性和戰(zhàn)略性上的指導作用至關重要。沒有《講話》的科學指導，新時代文學就不會有如此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七年來，文壇至少有四個方面的變化可圈可點。一是整體上更加注重民族精神的塑造，“四謳歌”成為創(chuàng)作的主流，“立心”“鑄魂”的使命感得到強化；二是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兩個效益”實現有機統(tǒng)一，令人厭惡的“三俗”傾向得到基本遏制，文壇變得日益清朗起來；三是“四個堅持”更加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作家、文學工作者走出書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社會實踐中去捕捉靈感、獲取營養(yǎng)；四是涌現出一大批優(yōu)秀作品，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為時代畫像、立傳、明德，切準時代脈搏，抒發(fā)時代強音，忠實地記錄了時代。

顏同林：《講話》是當下中國文藝發(fā)展的主要原點，發(fā)表七周年來，整個中國當代文藝內外環(huán)境發(fā)生了新的歷史變遷，也有普遍性的一些規(guī)律常態(tài)性存在，處于常與變的二元對立之中。在新時代的文藝政策指引下，中國文藝事業(yè)普遍呈現不斷發(fā)展繁榮的趨勢，正能量的文藝地位得到加強，優(yōu)秀作家與作品大量涌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理念得到普遍接受，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力量不斷得到強化。文藝為誰服務，文藝在社會中的位置，文藝如何發(fā)展、引導并最終向何處去等重大問題，都有了清晰的定位和方向。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需要的土壤，肥沃、平坦、多樣的土壤，為當前文藝的快速發(fā)展與持續(xù)繁榮提供了保證。

張屏瑾：這七年以來，我國的文藝創(chuàng)作在數量和質量上呈現總體向好的面貌，最大特點是生力軍的更新換代，一批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80后”“90后”作家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的寫作必須與20世紀中國歷史，也就是他們的祖輩、父輩展開對話。與此同時，他們的祖輩、父輩文藝工作者也沒有離開歷史舞臺，有許多老作者也出版了厚重的新作品。

趙 坤：從“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的譜系來看，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與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隔了70余年。隨著社會歷史變遷，作為創(chuàng)作導向中心的“人民”在文化水平、審美需求和心理結構等方面都發(fā)生了變化。但在基本文藝觀方面，兩個講話都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核心精神，強調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及文藝作品要反映時代變革、扎根現實生活、明確人民主體的路線。

教鶴然：請結合具體實例，談一談七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繼承和發(fā)展講話精神，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文藝成就與成績？

呂 進：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曾指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作為詩歌研究者，我認為，七年來新詩的發(fā)展證明了總書記的預言。文藝工作座談會以來，新詩在四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第一，新詩加強了和時代的聯系。這七年，對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每一個重大的歷史風云，新詩總是能快捷地進入響應性狀態(tài)，推出許多優(yōu)秀的詩篇。第二，互聯網興起、詩歌的網絡生存使得成為邊緣化的新詩重現突圍的希望，不但給詩人創(chuàng)造了展現自己的平臺，而且提供了作者和讀者直接互動的條件，變革了詩歌的傳播方式。第三，民刊的繁榮。公開刊物、網刊、民刊的互生互動，形成了中國新詩的合理生態(tài)。第四，漢語新詩的外國群落的興旺。隨著國力的日益強大，漢語新詩也走出國界，形成世界范圍內的詩歌現象。外國詩人在自己祖國的文化語境中，在漢語詩學的熏陶下，也寫出了一些優(yōu)秀的詩篇，構成漢語新詩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毫無疑義，漢語新詩的主體在中國，對全世界的漢語新詩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和穿透力，它的基本文體特征和審美理想、語言理想，它的探索與變革，直接地在全世界的漢語詩歌中得到表達。

何向陽：遠的不說，就說去年，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組織實施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zhàn)，消除絕對貧困和區(qū)域性整體貧困，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發(fā)生在當代中國的奇跡，更是人類發(fā)展史上的壯舉。在這場偉大實踐中，中國作家以編撰“地方志”式的熱切關注與傾情書寫加入到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工程”中，采訪足跡遍及吉林延邊、河北阜平、陜西周至、甘肅定西、寧夏永寧、新疆伊犁、湖南湘西、貴州貴陽、四川昭覺、江西井岡山、安徽金寨、福建寧德、云南魯甸、內蒙古赤峰、山西岢嵐、山東章丘、江西贛州、河南蘭考、河北張北等地，創(chuàng)作出包括《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山海閩東》等一大批優(yōu)秀作品,展現黨的十八大以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歷史進程中的黨的根本宗旨和人民的不懈奮斗。

張頤武：一方面，七年間出現了很多重要的佳作，這些作品足以反映時代走向、應和歷史進程，為大時代樹碑立傳，表現了中國形象的生動的不同側面，感染了全世界關注中國的很多受眾。如脫貧扶貧等重大題材領域內，就出現了許多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另一方面，文學藝術也有了許多新的平臺、新的增長點和可能性，將傳統(tǒng)和當代的文化相結合，取得了很多成就。網絡文化的高速發(fā)展所衍生的諸多新形態(tài)的發(fā)展引人注目，如現在已經和紙質文學雙峰并置的網絡文學在這些年中得到了大發(fā)展，網絡文學的正面積極的意義得到了更多的凸顯，對于年輕一代有了更為積極的影響，可以說中國網絡文學的發(fā)展在世界范圍內居于領先位置。同時，許多傳統(tǒng)藝術形式的傳承和新的探索，都給當下社會帶來更多文化上的開拓。

劉大先：在文學組織機構的有力引導下，主流的嚴肅文學創(chuàng)作、出版和傳播，聚焦時代重大主題，比如脫貧攻堅、生態(tài)文明、鄉(xiāng)村振興等題材，都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塑造時代精神和人物形象以及文學手法的現實主義回歸，令人印象深刻，體現出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fā)現和創(chuàng)造的接地氣的趨勢。網絡文藝的發(fā)展尤其令人矚目，僅以數字閱讀行業(yè)的市場規(guī)模看，2020年就達到了351億元，網文出海覆蓋了四十余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近1.5億的海外用戶數量。繪畫、雕塑、建筑、音樂、文學、舞蹈、戲劇、電影以及作為“第九藝術”的游戲，都有著長足的發(fā)展。值得一提的是，各種文藝門類之間彼此相互影響交融，出現了融合敘事的現象。主旋律大片如《流浪地球》《長津湖》與現象級電視劇如《山海情》《覺醒年代》等，在票房、收視率與口碑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不僅在影視工業(yè)、文化產業(yè)和藝術探討上有所創(chuàng)獲，同時也起到了傳承歷史、反映現實、陶冶凈化、教育熏陶的社會效益。這一切說明建構本土文藝話語已經成為一種文化自覺。

張屏瑾：《講話》指出文藝的一切要義都基于中國精神、人民立場和民族共同體的利益，要在文藝工作者的群體中達成這樣的共識。在我看來，強調文藝的性質和功用，首要在于喚起文藝創(chuàng)作者的責任感、使命感以及對社會和人生的關懷。文藝創(chuàng)作是幾代人在共同進行的，有新鮮血液是文藝大發(fā)展的一個契機，而且這新鮮血液本身就是中國道路的階段性成果，從他們身上，可以找到屬于新時代的問題意識，也可以對走過的路再作考察與省思，他們的創(chuàng)作已經產生了一定的氣場，尤其是在青年讀者和學生當中有影響力。不但文學領域，在電影、音樂和當代藝術等領域同樣如此。

傅逸塵：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無論是小說還是影視劇，戰(zhàn)爭敘事題材的文藝作品中大量充斥著西方式的人性觀念和好萊塢式的英雄模式，這樣的文藝作品可能會誤導年輕一代讀者、觀眾的歷史認知，是缺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表現?？上驳氖牵衲辍捌咭弧鼻跋ι嫌车碾娪啊妒貚u人》將主人公愛國奉獻的價值追求貫穿影片始終，對于各行各業(yè)堅守平凡、創(chuàng)造非凡的人們深具心靈觀照和精神滋養(yǎng)，彰顯集體英雄主義精神。在新近上映的電影《長津湖》里，除了個體生命的遭際以外，在這場戰(zhàn)爭中的志愿軍是在戰(zhàn)斗力、意志力、人格與人性、精神純度等層面高于美軍的存在。中國軍隊是有道德感的人民的軍隊，這種本質屬性和政治優(yōu)勢在電影敘事中重新得到珍視和強調，指導員的作用、黨組織的力量，乃至于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也都在此基礎上得以彰顯。

趙 坤：對于社會主義文藝發(fā)展來說，《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無疑為文藝創(chuàng)作、批評與研究指明了方向。比如莫言最新的小說集《晚熟的人》，作者圍繞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情境中不同的人，贊美勇敢、推崇良善、擁護美好，不忽略人生之苦，也不嘲諷人性之短；再比如陳濤的非虛構作品《在群山之間》，以中央選派的首批“第一書記”的視角，展開持續(xù)在場的觀察，深入基層生活，將個體經驗嵌入脫貧攻堅的國家記憶之中。類似這種在情感的共振里書寫人民生活與時代巨變的作品，還有李洱的《應物兄》、劉亮程的《捎話》、王安憶的《一把刀，千個字》、葛亮的《北鳶》、石一楓的《借命而生》、劉汀的《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等等。通過這些優(yōu)秀的文本，當代文學寫作開始嘗試建立一種與人民、時代和世界血脈相連的共同體情感，也逐漸形成了社會主義文藝所倡導的“中國精神”。

滕貞甫：七年來，遼寧作協(xié)堅持以《講話》精神為指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引導全省作家自覺堅守文學理想，不斷提高學養(yǎng)、涵養(yǎng)、修養(yǎng)，以精品標準來講好中國故事、遼寧故事，書寫中國精神、遼寧精神，為遼寧老工業(yè)基地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凝聚人心，展示形象。從遼寧省情出發(fā)，先后組織創(chuàng)作并出版了脫貧攻堅系列作品，英雄楷模系列作品和東北振興系列作品，這些作品均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

顏同林：七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踐行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許多新的文藝現象產生了，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優(yōu)秀作品也不斷問世。比如這幾年脫貧攻堅的文藝主題創(chuàng)作，便是一個以人民為中心，來自人民服務人民的文藝現象，思想精深、藝術精湛的作品也層出不窮，如何建明的《時代大決戰(zhàn)：貴州畢節(jié)精準扶貧紀實》《山神》、蔣巍的《這里沒有地平線》、王宏甲的《塘約道路》《走向鄉(xiāng)村振興》、紀紅建的《鄉(xiāng)村國是》、歐陽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嬌》、王華的《海雀，海雀》《在路上》、戴時昌的《姜世坤》、肖勤的《迎香記》、彭芳蓉的《新黔邊行》等。此外，許多報刊也為此類作品開辟的專題專欄，有組織、有目標、有步驟，引導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作家進行主題寫作，優(yōu)秀作品一定會在當代文藝史上存留下來。

教鶴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碑斚拢袊洑v著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進行著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chuàng)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應該如何理解新時代文學的價值體系與精神內涵？

張頤武：新時代的中國文學藝術已經開始具有了新的面貌、新的格局?？梢哉f，七年的成就使得中國文藝中的精神正氣得到更多的傳播，文化血脈得到更好的傳承，社會進步也得到更為充分的傳頌，國家認同得到更深刻的傳遞。人們對于文藝在社會中必須起到的積極的作用，以及對于社會的主流的貢獻有了深入的認知。當下的中國文藝所需要的是一種深刻地投射大時代的變化，彰顯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突出當代中國的發(fā)展中所展現的中國人的當下面貌的追求，也需要用更豐富的形態(tài)來滿足社會的多方面的對于文化的需求。

何向陽：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國作家的精氣神被調動了起來，中國文學的號角作用得到了強勁發(fā)揮，文學的創(chuàng)作視野得到了極大拓展，與偉大時代相匹配的史詩性作品正在呼之欲出。這些文學現象有力證明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上的判斷的準確性和前瞻性。同時也在激勵我們以高質量的文學作品肩負起新時代文學的歷史使命：為中華民族提供豐厚滋養(yǎng)，為世界文明貢獻華彩篇章。

張屏瑾：新時代文學的價值體系與精神內涵，是建立在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百年歷史基礎上，建立在“文學救國”“改造精神”等源頭理想和實踐基礎上的。新時代文藝創(chuàng)作的主流仍然表現出了這種歷史氣質和血脈的賡續(xù)，無論是紙媒文學還是網絡文學，都離不開幾代人的現實生活，離不開漢語書寫的傳統(tǒng)與現代國家的世界坐標。我認為，要引導人們對文藝的理解和感受，文藝評論的工作必不可少，當前日益豐富起來的文藝作品與現象，對評論工作而言，在評論對象的選擇范圍、方法論運用和評判標準等方面，都必定會產生進一步充實與提高的要求。

顏同林：我認為，新時代文學的價值體系和精神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以審美的藝術的方式融會貫通。從新時代的社會萬象中發(fā)現一代新人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變遷以及這一變遷背后豐富的人性之光。第二，主要強化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虛實與明暗之間有所取舍、輕重分明。譬如脫貧攻堅題材的文藝作品，不論是影視、小說、詩歌，還是較為流行的報告文學，都抓住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時代變革，抓住全國脫貧攻堅所帶來的歷史性變遷，寫變化、道變化，在變化中看到億萬民眾人心的起伏，感受到他們意志、情感等精神的譜系。第三，書寫各條戰(zhàn)線上的新時代新人物，比如脫貧攻堅一線有擔當有作為的基層干部黨員，比如全社會勤勞致富的領頭人和創(chuàng)業(yè)者，比如在幸福感與獲得感雙重激蕩下的普通民眾，這些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的本質要求，是新時代文學要面對的必然對象。

傅逸塵：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文藝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對文藝的時代性、人民性和英雄性等重要問題反復強調，著重指出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chuàng)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這種對歷史總體性的強調，為新時代軍旅文學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進入新時代，軍旅文學尤其是戰(zhàn)爭敘事亟待重樹中國式的人性與英雄性，重新接續(xù)中國本土的優(yōu)秀美學和精神傳統(tǒng)。除了個人英雄主義之外，還有另一種英雄主義，這是追求崇高、不懼犧牲、敬畏使命職責的英雄主義，是無數人共同協(xié)作的英雄情懷。

教鶴然：請結合個人對文學現場的觀察經驗，談一談新時代文學具備怎樣的特質與新質，目前還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未來又應該向什么方向努力？

劉大先：這七年來，新時代中國文藝呈現出融合的特點，即傳統(tǒng)文學與網絡文學的融合，傳統(tǒng)文學領域中文類與體裁的融合，網絡文學的內部發(fā)展與外部“走出去”的融合，文學向“泛文藝”的發(fā)展以及與文旅產業(yè)的融合等等。這關聯著經濟、文化、科技整體性的融合大趨勢，也就是所謂的從“后文學”到“新人文”的生態(tài)大轉型。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國內文學界對歐美之外的世界文學還缺乏關注。作為一個有著開闊心胸的文化大國，未來我們不僅對英語、西班牙語等強勢文化持續(xù)了解與研究，同時也要關注那些更廣闊更多樣的文化形態(tài)，博采眾長，美美與共。

張頤武：從文學的角度上看，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非?；钴S，傳統(tǒng)的文學形態(tài)得到了社會和國家的更多支持，也不斷在出現一些有意義的作品，重要的作家仍然不斷推出新作，尤其對于20世紀中國歷史的表現方面有許多新的貢獻。而網絡文學的新類型、新形態(tài)不斷涌現。文學的讀者群也在年輕人和中等收入群體中不斷擴大。當然，文學在如何更深入地和當下的歷史進程連接，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和中國的發(fā)展中間展現自身對于時代的回應方面，還是存在著挑戰(zhàn)，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呂 進：只有百年的新詩還在成長的路上，沒有像唐詩宋詞那樣化為民族文化傳統(tǒng)。新時代新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迄今沒有形成公認的審美標準，作為中國詩歌的現代形態(tài)，新詩同樣需要確立詩之為詩的藝術規(guī)范，反對確立這個標準是沒有說服力的。同時，新詩的詩體建設遇阻，進展緩慢，詩壇出現了“詩體建設是個偽問題”的說法，自由體新詩和格律體新詩自身的詩體建設還有待探索，自由體新詩和格律體新詩的雙軌發(fā)展還有待突破。但是這些問題，在新詩的未來發(fā)展中一定是會逐步解決的。對此，我們要有信心，詩人大有可為。

張屏瑾：文藝小可以娛己，大可以度人，事實證明，新時代的文藝創(chuàng)作所呈現的新質與社會需要是一致的。近年來，“非虛構”文學生長旺盛，尤其是以網絡為載體，閱讀量、傳播量都超越了文學作品的常規(guī)狀態(tài)，這說明人民大眾需要文學，尤其需要《講話》中所強調的那些與群眾的日常生活、冷暖疾苦更加貼近的文學。“非虛構”作品無論是紙媒還是網媒上的，多與社會民生、人情時事有關，與普通人的生存體驗有關，哪怕是虛構的、“純文學”的作品從中也能得到很多啟示?？梢钥吹?，這些年以來的小說等敘事作品普遍地采取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立足于寫實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與這樣一種傳播與接受的基礎風氣是密切相關的。

傅逸塵：對于21世紀的中國而言，與其說“現代”是需要追逐的目標，不如說更重要的是反思現代性本身的西方特性，進而在一種真正的文明史與全球史視野中重新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需要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視域和當代性立場上，調動全部的中國經驗，也包括對世界經驗的汲取，以尋求新的歷史可能性。新時代軍旅文學對紅色經典敘事經驗和精神傳統(tǒng)的承繼，一個重要的向度便在于讓后來的受眾知曉曾經有那樣一群人、一代人，是如此執(zhí)著地信仰著、熱愛著、奮斗著、犧牲著。這樣的存在和價值不應被疏離和遺忘，而應被強調與銘記，不僅僅是在思想精神的層面，在接受美學和敘事策略的層面，也應該重新得到深切的理解和尊重、充分的彰顯與弘揚。

趙 坤：我認為，一定程度上還是存在文藝理念與藝術表達之間的轉換障礙問題。比如“文藝為人民服務”中的“人民”，既是明確的統(tǒng)一歷史主體身份，又指向無數心跳頻率不同的個體。因此，如何在意義史中避免抽象表達，怎樣在行為史中呈現具體書寫，這些細節(jié)問題就構成了文藝創(chuàng)作在具體的展開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種種立體距離?？傊?，在實際生活中理解講話，并將講話的精神真正作用于民生福祉，是當代文學擺脫“杯水風波”或私人化寫作、追求富于總體性意識結構過程中必須要有的自我警示。因為說到底，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文學的優(yōu)越性，需要具備一種既能為個人托底、成全個體，又能包容不同差異、追求多元的共同體美學的特征。

顏同林：新時代文學的特質是小康敘事、創(chuàng)業(yè)敘事、家國敘事的結合，建立在新時代之上的文藝題材、現象、風尚等都在此匯聚，是新時代文學確立的標志之一。整體而言，文藝主流是風清氣正的，不足之處是精品不多，數量與質量不相匹配，文藝工作者對作品費心打磨、精益求精的精神有所欠缺，跟風、浮躁現象還經常存在。當前正處于百年未遇之時代大變局中，文藝工作者需要崇尚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需要具有求新、求變、求實的開拓精神，在文藝的不同門類發(fā)力，釋放自己的性格、才情與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