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同惠：仙臺的另一個魯迅
一
魯迅先生曾在日本仙臺留學,當時入讀的學校是仙臺醫(yī)科專門學校,后來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成立,仙臺醫(yī)專并入東北大學。魯迅在仙臺生活、學習的時間不長，從1904年9月到1906年3月，大約一年半。魯迅有《藤野先生》一文，其中有對仙臺的回憶和描述，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有名為《在仙臺》的一篇課文，是對魯迅仙臺歲月的最初了解。
筆者2010年到日本東北大學留學，2011年遭遇“311”東日本大地震。9級地震全家毫發(fā)無損，就此與仙臺這座城市有了共享劫后余生慶的親近感。此后，2017年再到東北大學做訪問學者，旅居于此已近四年，對仙臺和魯迅似乎已經(jīng)習以為常：仙臺，是日本戰(zhàn)國時期東北梟雄伊達政宗所命名千代（せんだい）城的詩意美化，用陳子昂“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和韓翃“仙臺初見五城樓，風物凄凄宿雨收”中的“仙臺”取代了“千代”。魯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脊梁，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靈柩之上蓋一面“民族魂”大旗，骨頭最硬，筆鋒最健，影響最大。
前者是約定俗成，后者已蓋棺定論，仙臺大概只有一個因受到藤野先生并無特別用心卻令其終生難忘之關照的大清留學生魯迅，只有一個因為“幻燈事件”而棄醫(yī)從文投身民族改造的文豪魯迅，“仙臺的另一個魯迅”又從何說起？
“仙臺的另一個魯迅”，有以下幾個意思：第一，以魯迅的成就聲望，在其身后多有研究者自不待言，而因此出現(xiàn)諸如“竹內(nèi)魯迅”“太宰魯迅”“唐韜魯迅”“錢理群魯迅”“汪暉魯迅”等不同對魯迅的認知、刻畫。魯迅的形象，正如他對《紅樓夢》的評價——“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一樣，見仁見智且多姿多彩。第二，魯迅身后的研究，多關注作為文學家—文豪的魯迅，對求學仙臺多以“棄醫(yī)從文”處理，但其仙臺歲月中隱含的東西，并不簡單。第三，仙臺時期的魯迅，未必能展露出一個萬世流芳者的才情氣度，但“三歲看老”，舉手投足間自然會留下可做引申的種種跡象。所謂另一個魯迅，不過試圖從細微處著手，管中窺豹，在詩史互證的語境中重拾一段逝去歲月，而將眼光往前，把魯迅的意義增添給那個或許仍然需要擴建的意義空間。
二
“仙臺是一個市鎮(zhèn)，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這是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對仙臺的初次描述。為了不與把辮子盤在帽子里形成一座富士山的清朝留學生廝混，魯迅設法來到仙臺，而仙臺相對于櫻花爛漫的東京，確實是一個市鎮(zhèn)。太宰治在《惜別》中對仙臺的描述也大致如此，“把仙臺稱作大都會，也許會被東京人笑話”，但秉承自藩祖伊達政宗以來時髦的城市傳統(tǒng)，也足以使太宰治這個“從沒去過東京小川町、淺草或銀座的鄉(xiāng)下人感到驚訝”。魯迅的描述和太宰治的描述（太宰治或是從文學創(chuàng)作角度最能還原1900年代仙臺城的創(chuàng)作者）還是存在明顯的不同，這種不同在于為了躲避不思進取的中國留學生而尋求某種獨立性存在的魯迅，等到真的到了仙臺，還是頗感失落，求仁得仁的選擇無可奈何地催生出孤獨二字。這種孤獨，一半是源自東京到仙臺的城市變化，一半源自身邊的同學和老師。前者是客觀所致，后者是主觀構建，對于后者，魯迅用遮蔽和彰顯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處理。
魯迅遮蔽的是兩位應該在《藤野先生》中出現(xiàn)的人物，一位是魯迅的老師，一位是魯迅的同學。
這位老師，是與魯迅的恩師藤野嚴九郎年齡相仿過從甚密的一位教授，名為敷波重次郎。這位老師不僅能用流利的德語授課，還有“雙手持粉筆同時畫解剖圖和講義”的絕技，是一位學歷高、水平高、收入高的明星式教員，且此后這位敷波教授從東北帝國大學轉(zhuǎn)投崗山醫(yī)科大學成為創(chuàng)校教授，開日本胚胎發(fā)生學之先河，享年九十三歲，可稱完美（吳真：《被魯迅記憶抹去的敷波先生》）。相對于在魯迅離開仙臺之后不久也因為學歷不夠而被迫從東北大學辭職的藤野先生，實在想不出忘記敷波而銘記藤野的原因，如果有，也或許只能是所謂“弱者的同感”——敷波之光彩照人，恰好對應著藤野之黯然無光，但同為彼時彼刻的弱者，正是這黯然無光卻是魯迅難以忘懷的關鍵。此外，眾星捧月般的敷波無暇顧及筆記有錯誤的魯迅，受人揶揄的藤野卻因“我很尊敬中國的先賢，同時也感到要愛惜來自這個國家的人們”（藤野嚴九郎：《謹憶周樹人君》）的想法，對魯迅的筆記悉心修改，耳提面命。弱勢的處境加上拙樸無華的作為，幾乎可以相當完美地解釋魯迅為何遮蔽敷波先生而推崇藤野先生了。或者說，基于憫弱，魯迅遮蔽了敷波。
這位同學，是先于魯迅到仙臺的中國留學生施霖。同為浙江同鄉(xiāng)，魯迅不僅認識施霖，合過影，而且二人曾共同在一處借宿，以及他們上學時出入的是同一個大門——大門左右分別懸掛著“仙臺醫(yī)學專門學?！焙汀暗诙叩葘W?！?，魯迅往左，施霖往右。施霖同學在仙臺的學業(yè)，堪稱悲劇，除體操滿分外，其余英文、幾何、代數(shù)等課程都不及格，且兩年都是如此，先是留級，最后退學。對此，魯迅洞若觀火：這位體格強健的中國同學，除了體格強健其他科目均慘不忍睹，不正是與那個所謂“幻燈事件”中被處決的中國間諜如出一轍嗎？對此，董炳月教授在其《“仙臺神話”的背后》一文中有過細致的描述分析，日本人的鄙視，國人同胞的無能，再加上魯迅本就終非池中物的自我期許，施霖同學與東京那些只知道在房間里跳舞燉牛肉的“富士山”們，別無二致。因此，基于要強，魯迅遮蔽了施霖。
與對上述二人的遮蔽形成對照，魯迅先將所謂“試題泄漏事件”彰顯出來。因為解剖學考試得了60分（要知道當時的藤野先生下手極重，日本學生都很難及格），魯迅收到了“你改悔吧”——魯迅注釋說，這句話是日俄戰(zhàn)爭期間托爾斯泰寫給日本天皇和俄國沙皇的信中的文句，出自《新約》——的匿名信。匿名信的意思不難理解,就是指責魯迅之所以能考60分及格,是藤野先生泄漏了試題。與此同時，日本同學召開同級會，“干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shù)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魯迅自認為這些行徑，無非指明“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shù)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魯迅還將“幻燈事件”彰顯出來。在《藤野先生》中，魯迅寫道：“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zhàn)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痹凇秴群啊ぷ孕颉分校斞笇懙溃骸拔以谶@一個講堂中，卻須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據(jù)仙臺當?shù)貓蠹?905年7月28日《河北新報》報道，是四名中國人），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示出麻木的神情。據(jù)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鑒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不管從槍斃改為斬首是出于何種原因（比較可能的原因是魯迅意識到槍決的現(xiàn)場無法近距離圍觀，從而無法描繪出圍觀者麻木的神情），至少兩次提到這一場景，足見魯迅對這一事件的重視，不惜筆墨記錄的意義也被當作是棄醫(yī)從文去拯救國民精神的佐證。
這兩處彰顯，一以貫之地顯示出魯迅的剛強，顯示出他對以一己人生和大眾人世秉持的冷峻。然而，透過以上論及的遮蔽和彰顯，或許還應該有更多的所指。至少，對施霖的遮蔽，有復雜的原因。
就遮蔽施霖而言，在對施霖同學不滿進而故意忘記，對幻燈事件難以釋懷進而成為所謂棄醫(yī)從文的誘因之前，魯迅在日本已經(jīng)有了產(chǎn)生上述忘記和憤懣的經(jīng)歷，而在仙臺的短暫經(jīng)歷加強、加速了魯迅的感覺和判斷。
三
魯迅1904年9月初抵達仙臺，12號參加入學典禮，他以“南京礦路學堂畢業(yè)奏獎五品頂戴”的名分與周作人、郭沫若和郁達夫等人一道，構成了睜眼向洋看世界的留日學生大軍。在東京，魯迅第一個在他所在的班級中剪掉辮子，1904年從東京弘文學院畢業(yè)后他本應升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挖礦、冶金，延續(xù)他在南京礦路學堂的學業(yè)。但是，如果進入東京大學學習，與之相伴的仍然是只知跳舞逛公園在宿舍燉牛肉的大清留學生，魯迅寧愿自我流放式地逃離東京，落腳仙臺。
對同胞大清留學生的躲避，此時的魯迅顯示出某種章太炎提及的“獨”——“小群，大群之賊也，大獨，大群之母也”。成為魯迅老師的章太炎（離開仙臺重返東京后），做出這個判斷的確是見識深遠而獨到，他解讀出的是群體和個體關系。
如果人的獨立性和自由狀態(tài)相對較差，就容易形成小群體，形成代表不同利益追求的小圈子，傾軋其他群體乃至整個民族的利益也不足為奇，所以章太炎說“小群，大群之賊也”；如果人的獨立性和自由狀態(tài)相對較強，則難以形成小群體，而更傾向于為大多數(shù)人考慮，更愿意以民族或國家的利益得失為個體的行為標準。因此，章太炎的洞見展示的是一種頗為悖論的情形，“大獨必群，群必以獨成”。想想此后魯迅為喚醒意識不到滅亡將至還在沉睡的國民而吶喊，就可能會更深刻地理解他不肯留守東京的原因了，不僅僅是有學者提到的“躲避中國人”，更重要的或許在于“群必以獨成”的個體覺悟。此種“大獨”的覺悟，使得奔赴仙臺學醫(yī)這一后來被“幻燈事件”改變?yōu)闂夅t(yī)從文的做法，可能從一開始就是違背了魯迅的稟賦。
原配蟋蟀一對、平地木十株、敗鼓皮丸和經(jīng)霜三年的甘蔗，這些無法救治魯迅父親病痛的中藥材，看似是使魯迅走向成為“支那的杉田玄白”的誘因。但依照太宰治的解讀，是杉田玄白激發(fā)了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初心。以開啟所謂“蘭學”、引領一群“蘭醫(yī)”打開幕府鎖國政策的杉田玄白，實際上是憑借解剖學祛除掉肉體困惑之后，以解放思想、學習西方為最終目標的。試圖成為杉田玄白的魯迅天賦異稟，但這異稟并不體現(xiàn)在讓藤野先生煞費苦心的解剖學上，而是體現(xiàn)在魯迅到達仙臺后對種種見聞本能的反應上。
當時的仙臺，一直沉浸于日軍在日俄戰(zhàn)爭的節(jié)節(jié)勝利中，自明治三十七年(1905年)五月八日九連城（鴨綠江）戰(zhàn)捷開始在川內(nèi)練兵場開慶祝會，先后五次，慶祝日軍在遼陽、旅順、奉天等地對俄的作戰(zhàn)勝利。每次出席人數(shù)至少五千以上，至多則有一萬五千，這在當時只有十萬居民的仙臺來說可算舉城相慶，大家喝酒吃肉，為參戰(zhàn)的仙臺子弟兵慶賀祈福。日俄戰(zhàn)爭中，仙臺出兵1508人，戰(zhàn)死105人，傷病千余人（《仙臺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這是仙臺居民引以為豪之事。魯迅到達仙臺后，趕上了其中四次，耳濡目染置身其中，發(fā)現(xiàn)了在歡慶背后的征兵制度及其與中國的截然不同。與大清甲午之戰(zhàn)以前，日本民眾對強制性的征兵頗有抵抗，逃逸隱匿甚至不惜造反相抗。但經(jīng)歷甲午一戰(zhàn)，以小博大而大獲成功，出征戰(zhàn)死的官兵成為英雄，以致民眾在尚處萌芽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動員下自我定位成“軍國之民”，一舉實現(xiàn)從臣民向國民的轉(zhuǎn)型，與民族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使命感充盈澎湃。反觀當時中國，魯迅看到的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犯人充軍、強征抓捕入伍和賄賂逃避兵役，兩相比對，心中自然感慨。
此外，魯迅在仙臺的一年半趕上東北地方糧食歉收，有軍人家屬餓死事件發(fā)生。此時（1905年）的仙臺民眾，紛紛以“一老兵”“小學生”“夜校學生”的名義為軍屬匿名捐款，仙臺政府則啟動“窮民救濟運動”，以外米輸入為應急策略，商販也盡量以平常價格售米。翌年糧荒加重，仙臺政府發(fā)行“窮民救済事業(yè)の賃金切符”（類似于購物券），用來買米，一石米可優(yōu)惠60錢（阿部兼也：《魯迅の仙臺時代》）。同一時期的中國，因歉收災荒造成官逼民反、以暴抗法的實例則并不鮮見，如1904年五、六月間江蘇丹徒縣因大雨導致歉收，但官府仍照常征稅，造成數(shù)千人暴動，成為中國農(nóng)民在專制時期“抗租抗糧斗爭”中的一環(huán)（野澤豐、田中正俊：《講座中國現(xiàn)代史》）。
魯迅天賦的“大獨”秉性，輔以在仙臺和在中國所經(jīng)歷的種種見聞遭遇——面對危機，官民雙方如此迥異的表現(xiàn)，似乎早已決定了他以批判“國民性”為主旨的此后諸多功業(yè)，是對“大獨必群”的佐證。
就此而言，遮蔽掉施霖，并不僅僅因為他四肢強健頭腦簡單，也不僅僅是他與那些做了俄軍間諜被日軍處決的國人類似，而是因為他所代表的正是那個魯迅已在懵懂中洞察到的糟糕的國民性，而客居仙臺的經(jīng)歷加強了對此種急需批判的國民性的確認?；蛘哒f，同學施霖，事實上是串聯(lián)起上述遮蔽和彰顯的一條主鏈，只是在這條主鏈之下或許還有更為根本的東西值得探究。
四
從東京到仙臺，以一種自我流放的方式躲避同胞的無知無畏，但到頭來無可躲避，因為隱藏在魯迅心中的苦悶不是源于地域之別、語言之別乃至種族之別，而是源自其他東西。會是什么東西呢？
魯迅是懷揣著期望負笈日本的，他的期望現(xiàn)實且堅定。如太宰治所說，是要成為中國的杉田玄白，救治像他父親一樣受庸醫(yī)怪藥所害的病患，懸壺濟世，譽滿杏林。這種期望一度是尼古拉斯·盧曼所論及的“規(guī)范性期望”——一種遭遇失望時不會根據(jù)導致失望的現(xiàn)實進行調(diào)整的期望，一種對導致失望的現(xiàn)實進行堅決抵抗而堅持既有期望的期望。但跳舞吃燉牛肉的“富士山”、只有體育及格的施霖、試題泄漏事件和幻燈事件，接踵而至沖擊著魯迅本不愿做出改變的期望。但最終，他不得不面對自己的期望并有所改變，他的“規(guī)范性期望”變成了因遭遇失望而根據(jù)導致失望的現(xiàn)實進行調(diào)整的另一種期望，一種“認知性期望”。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當不公、不義之事之人反復掣肘之際，人總產(chǎn)生反躬自省的傾向，因為這些消極因素會對人的情感產(chǎn)生無可避免的影響，造成注意力的轉(zhuǎn)向，并最終導致期望的改變。不管身處中國還是日本，總有些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是人們能夠以社會化形式共處的條件，人們的行動在這些預設的規(guī)則中展開。依照杜威的實用心理學，如果那些本可以成功的行為因為遇到了不期而遇的障礙而不能成功，此種情形可被稱為技術錯亂；如果那些依照規(guī)則可以成功但因規(guī)則本身受到破壞而無法成功，則此種情形可被稱為道德沖突。道德沖突導致的不成功又可以做二次細分，如果是自己的過錯破壞了規(guī)則，自我將具有負罪感；如果是互動伙伴——同胞、同學、同事等等——破壞了規(guī)則，自我將產(chǎn)生道德激憤感并因此在行動上受阻受挫。在杜威看來，這些負罪感和受挫感是一種道德知識，而所謂的對自我期望的反省則正是在這些道德知識中受挫的行為所產(chǎn)生的對道德知識的再次認知。同時這些道德知識一旦具有了開放性——即具有了某種感同身受的非個人性色彩，這種道德知識就是羞恥。羞恥的功用即在于降低自我的價值，將自我視為是比預設的社會價值更低的價值，無論這種受挫行為是由自我還是由互動伙伴引發(fā)。換言之，正是作為串聯(lián)起遮蔽和彰顯主鏈的施霖，使得魯迅感受到了上升到道德層次的羞恥感，一種使人無法動彈的被蔑視感。
這似乎也與川村湊對太宰治及其刻畫之魯迅的批評相吻合，“既未能為國盡忠，也未能對友盡義，因而《惜別》中的魯迅不外乎太宰治的自我。這正與大東亞最終不過是日本自身的同義詞這一歷史事實相對應”（川村湊：《〈惜別〉論——“大東亞之和睦”的幻影》）。但無論是出于造物弄人還是機緣所致，天賦異稟的魯迅逃離東京偏安仙臺最后重返東京，此番經(jīng)歷卻使他在自我期望的窠臼中掙脫出來，向著那個戰(zhàn)士魯迅邁進。也似乎可以判斷，為了擺脫蔑視（它首先針對民族，而最終落實在個人），那些遭受蔑視的經(jīng)驗就必須被當作一種重拾信心的原初動力，進而從每個自我開始為扭轉(zhuǎn)遭受蔑視的不利局面去斗爭，為獲得認同而斗爭。
就此而言，太宰治在《惜別》中論及“忠義一元”也未必不是魯迅棄醫(yī)從文的關鍵因素之一：忠義一元論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日本沒有依據(jù)科學的進步來拯救其國民，而是遵從忠義一元，民族國家才能獲得本身的自我認同。所謂忠義一元，不外乎舉國上下忠誠地遵從一個原則或信條，而這一原則或信條又是正確且正義的東西（這與亞里士多德對法治的經(jīng)典定義何其相似）。何為“義”，見仁見智，但何為“忠”，卻不難定義和理解。但對于魯迅那個時代的中國及其國民來說，忠于規(guī)則（無論公私）卻是太難了。對于彼時的魯迅，已經(jīng)意識到，恰恰是無法像日本人那樣認真地遵守規(guī)則干好每一件事（無論大?。?，才使得諸如同胞、同事、同學之類互動伙伴的屢次違規(guī)成為使個體和群體蒙羞的原因。亦由此，魯迅開始了從蔑視尋求解放原初動力的漫漫征程。
五
仙臺至少有三處魯迅雕塑，東北大學片平校區(qū)一座,東北大學川內(nèi)校區(qū)一座,仙臺博物館前一座。在東北大學片平校區(qū)里面有封存著的魯迅當年上課的階梯教室，據(jù)此不遠是廣大中國游客必定要去拍照留念的故居，門牌地址是仙臺市青葉區(qū)米ケ袋1-1-11。它們紀念的都是魯迅。
有些出人意料，2019年3月左右仙臺市政府在魯迅故居發(fā)布告示，說此處并非魯迅借宿的那棟房子，而只是在這處地產(chǎn)之上，經(jīng)歷2011年東日本311大地震之后雖未倒塌卻已嚴重傾斜。為此，當局將在本年5月拆除此物并在原址建造廣場——魯迅紀念廣場。
但無論如何，有關魯迅在仙臺的描述，終究不過是對那個名為周樹人的青年在此地短暫停留的想象和回憶。雖然魯迅已經(jīng)成了一個近乎永恒的符號，終生荷戟，夜不卸甲，“一個也不寬恕”——當青年周樹人帶著修改后的期望離開仙臺城的時候，恐怕也未曾想到有這樣的人生。
至此，應該對題目中所謂“另一個”魯迅有所交代了。這另一個魯迅是從東京來到仙臺謀求獨立的魯迅，一個目睹日俄戰(zhàn)爭中日本軍民休戚與共而反省自己家國的魯迅，一個為了擺脫蔑視而走向抗爭的魯迅。但事實上，他們還都是青年周樹人因融入并創(chuàng)造了某段歷史而造就的偉岸投影，盡管在仙臺沒有多少日本人知道誰是周樹人。
對此懵懂無知者，也包括不少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