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福樓拜200年
【編者按】
2021年是法國作家古斯塔夫·福樓拜誕辰200周年。
1984年，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出版代表作《福樓拜的鸚鵡》，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追尋了“靈魂導師”福樓拜。福樓拜誕辰200周年之際，巴恩斯在12月16日的《倫敦書評》上撰文紀念這位偉大的法國文體家，并回憶了他的福樓拜閱讀史。本文譯自該篇，標題為編者所擬。
古斯塔夫·福樓拜（1821年12月12日-1880年5月8日）
初識
1960年代早期，我的外祖父母在比肯斯菲爾德郡的郊區(qū)安家。那是一棟房產(chǎn)經(jīng)紀人稱之為“木屋別墅”的房子，房齡很新，建在一片傾斜的樹林里，占地半英畝。祖父為人尤其務實，他砍平了坡下的一片樹林，鋪上水泥地基，建起了一間夏屋，房子刷成淺藍色。我印象中，屋里不曾置辦什么家具，只有一張日用床，到了夏天，外祖母偶爾會躺下睡會兒午覺。因為長期不用，床上一股霉味兒?？删驮谶@里，在這張床上，在這應景的郊區(qū)環(huán)境中，我第一次翻開《包法利夫人》。那時我大概十五六歲。
這本書并非我個人的選擇。有一位剛從劍橋畢業(yè)的英文老師不循傳統(tǒng)，出人意料地給我們布置了一份包含外國作家的書單。我對《包法利夫人》期望很高。小說聲名在外，畢竟當年首次在《巴黎雜志》上連載，就以“冒犯公眾道德”的罪名被提起公訴。法國，已婚少婦，通奸：當時大家雖未明說，可豈有不喜歡之理？我讀的是企鵝出版社的譯本。那個年代，企鵝出版社的經(jīng)典系列都是通過書皮的顏色區(qū)分：法國文學是綠色，俄國文學是紅色，德國文學是橄欖綠，古典文學是紫色和棕色，諸如此類。對那時的我來說，故事當然太隱晦，當中的情欲我根本無法察覺。我懷疑自己根本沒有看懂出租車里的這一幕，更別提故事高潮時白色的小紙條從窗戶上飛起所代表的隱喻。不過，這次讀書作業(yè)還是留下了點東西，在未來某個時刻，又讓我重拾福樓拜。
癡迷
比起其他作家，福樓拜更能激發(fā)出讀者全身心的癡迷。其中一例當屬福樓拜學界最晦澀的論著，由法國作家安布羅斯·佩蘭編纂的《包法利夫人詞列》（Madame Bovary dans l'ordre，2012）。佩蘭是寫作團體“烏力波”的一員，他的作品也符合“烏力波”打破文本界限的思維方式。《詞列》選取了1837年由夏旁蒂埃（Charpentier）出版社發(fā)行的這版《包法利夫人》，按照字母順序，列出了文中出現(xiàn)的所有單詞、數(shù)字和標點。
《詞列》書如其名：全書每頁包含6個縱列，一個詞在《包法利夫人》中出現(xiàn)多少次，這里就印多少次。因此，法語單詞et在小說中出現(xiàn)了2812次，在《詞列》一書中也就被印刷2812次，足足占了9頁。其它例子還有：法語單詞陰性定冠詞la，出現(xiàn)3585次，陽性定冠詞le，出現(xiàn)2366次，復數(shù)冠詞les，出現(xiàn)2276次，陰性人稱代詞elle，出現(xiàn)了2129次，陽性人稱代詞lui出現(xiàn)相對較少，僅806次。從這份列表中，讀者或許可以推斷出小說的性別傾向。同樣，檢索小說女主愛瑪?shù)膬晌磺槿说拿帧_多爾夫和萊昂，讀者就會發(fā)現(xiàn)，萊昂的名字出現(xiàn)了140次，羅多爾夫則僅少出現(xiàn)10次。
如此致敬福樓拜，風趣有余，實則無用。例如，我們從這《詞列》中得知“ecchymoses”（淤青）這個詞和“1835”這個日期都僅在《包法利夫人》中出現(xiàn)過一次，但出現(xiàn)的語境卻不得而知。想要一探究竟，還是得再去福樓拜的網(wǎng)站搜索。
記憶偏差（1）
在數(shù)字化時代之前，人們很難記清一本書中某個詞出現(xiàn)的頻率。我們對書籍的記憶和我們對生活的記憶一樣，難免出現(xiàn)偏差。例如，多年以來我都認為，福樓拜在寫《包法利夫人》時，一直很注意對“adultère（通奸）”一詞的使用——或者說他是始終“避免使用”。起初，我堅信這個詞從未出現(xiàn)過，可隨后，adultère作為詞根卻出現(xiàn)在一些沒有性含義的描寫中，例如摻假（adulteration）。我手邊這本購于1967年的版本中，對于“l(fā)e souvenir de ses adultères et de ses calamités”這句的注釋是“牛奶不純”。我記錯了，只好自我辯解說我這是在重寫小說，意在為福樓拜的才華增色，讓小說原文更加微妙。但現(xiàn)實很殘酷，佩蘭的《包法利夫人詞列》中清楚地列出，adultère以單數(shù)形式出現(xiàn)了8次，復數(shù)形式出現(xiàn)了3次，每次的用法都很直白，沒有什么隱晦。福樓拜并沒有遮遮掩掩，這個詞每次都在性場景中出現(xiàn)，從未有過任何隱喻，和牛奶或任何其它食物都沒有關系。
記憶偏差（2）
如果說讀者會有記錯的時候，那么作家也不例外。1886年，法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伊波利特·丹納正在為《論智力》一書做調研。他要搜索一些案例，用來證明想象力發(fā)揮的作用。他的研究對象包括藝術家古斯塔夫·多雷，一位不看棋盤就能出棋的國際象棋選手，和一位能在頭腦中進行演算的數(shù)學家。對于福樓拜，丹納想了解的是，作家是否會混淆想象中和現(xiàn)實中的人物；經(jīng)作家豐富構思過的角色是否也會產(chǎn)生變化，如幻覺一般；當作家看到某一堵墻時、某棵樹或某張臉之后，會不會產(chǎn)生印象；作家在壁爐前打盹時，或是在入睡前產(chǎn)生的沉思和圖像，在本質上是否就是作家的直覺和想象。
福樓拜回應道，對他而言想象和客觀存在一樣真實。他還說，“我所創(chuàng)造的角色快要將我逼瘋，我們相互折磨：我和他們形影不離?！彼€引用了愛瑪服毒的經(jīng)典一幕：“我明顯嘗到了砷的味道，毒性很快在我身上發(fā)作，以至于我吐掉了午飯?！彼€進一步解釋道，“很多細節(jié)我都沒有寫下。例如，我看到的郝麥先生臉上帶點麻子。在我寫下這段的同時，我看到一整套家具，還看到幾件家具上的污漬，可這些我都沒有寫進小說中。”
然而在這里，福樓拜的記憶出現(xiàn)了偏差。在《包法利夫人中》，對郝麥的描寫正是“臉上帶著一點麻子”。
《包法利夫人》手稿
改變一切的單詞
在佩蘭的《包法利夫人詞列》中，所有格冠詞son（他的）出現(xiàn)了834次，部分冠詞du出現(xiàn)了817次。在小說第三部第六章中，福樓拜寫出了全文最凄涼的幾句。愛瑪和萊昂的感情已經(jīng)走到盡頭，“她有多令他厭倦，他就有多令她厭惡。愛瑪在婚外情中再次看到了婚姻的陳詞濫調?！边@犀利的觀察，讓不忠者錯愕，讓忠誠的伴侶震驚。越是像愛瑪一樣浪漫的人，卻是在意識到這一點后時措手不及。1857年，福樓拜和《巴黎雜志》一起接受審判，當時的檢察官厄內斯特·匹納德不禁感嘆：“婚姻的陳詞濫調和通奸的詩意！婚姻的正面是沃土，反面是陳詞濫調，然而通奸的詩意卻永存！諸位，這便是福樓拜先生樂于描繪的情景，不幸的是，他寫得太好了?！?/p>
同年晚期，當小說正式出版時，福樓拜不得不削弱語氣，將原文改為“她的婚姻中的一切陳詞濫調”。Du變成了son，“婚姻”被縮小到“她的婚姻”，只有愛瑪一人的處境是凄涼的。循規(guī)守矩的已婚人士得以自我安慰：這位奸婦理應為自己的罪孽感到懊悔，不論在婚姻中，還是在婚外情中，她都是有罪的一方。因此，世界得以繼續(xù)運行，通奸這種有傷風化的事受到遏制。1862年，福樓拜試圖恢復原文，但友人路易斯·布勒卻提醒他不可草率：“你這是在抨擊最基本的社會結構?！庇谑牵?869年的版本中，“她的婚姻”暫時得以保留。直到1873年，福樓拜又固執(zhí)地改回原文，再一次讓愛瑪?shù)睦Ь尘哂衅帐佬浴?/p>
加深了解
我繼續(xù)閱讀福樓拜，還在大學畢業(yè)時專門寫過一篇關于《三故事》的文章。原本我在普魯斯特和象征主義詩歌之間猶豫不決，然而這兩個主題我都無法勝任。理想情況下，只有先熟讀了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進而摸清這位作家的性格，并熟悉了作家所處的時代和他的生平，才有可能與之發(fā)生高質量的互動。但現(xiàn)實中，這樣的情況不多。就我而言，我真正對福樓拜產(chǎn)生興趣是在1972年，弗蘭西斯·斯蒂穆勒出版了《福樓拜在埃及》，這是一本書信隨筆集，記錄了1849-1850年期間福樓拜和友人馬爾西姆·杜·坎普游歷中東的見聞。斯蒂穆勒將這本書稱之為“情感之旅”，通過這本書，我才第一次感受到一個真實的福樓拜。異域風情和平庸日常，滑稽和荒謬，夢境和令人錯愕的現(xiàn)實，所有元素都以一種喧鬧的方式重疊。在這本文集中，福樓拜展現(xiàn)出超乎尋常的觀察力，他生性邋遢，迷戀娼妓，又沉醉于沙漠的色彩、氣味，和寂靜的落日。福樓拜身上的種種矛盾，讓我感到如此現(xiàn)代。當我在閱讀福樓拜的書信時——斯蒂穆勒精彩的組合與編輯，讓這本書迄今為止仍稱得上是福樓拜最好的傳記——我發(fā)現(xiàn)他的文字超越了時間的界限，就好像昨天才從某個郵局寄出。
福樓拜如果知道我們這樣閱讀他的信件，定會表示不屑。他堅信，唯有作品有意義，生活不能夠也不應該搶占作品的光芒?？蛇@些信件既然得以保存，讀者豈有不看之理？而且這些信件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豐富的文本類型：或真實或粗魯，或優(yōu)雅或淫蕩，風趣而熱切，憂郁又絕望，卻總是犀利，總是睿智。沒有任何一本關于福樓拜的傳記，可以比得上他自己的光芒與魅力。薩特在他研究福樓拜的三大卷《家庭的白癡》中，幾乎從未直接引用福樓拜的原文。或許是因為他想要自己掌控，又或許是因為他害怕只要福樓拜一開口，就會火光四射。薩特曾告訴波伏娃，他憎恨“好的文筆”，因此他在寫關于福樓拜的三部曲時“力求平庸”。他做到了，薩特的文筆的確平庸。
心存感激
小說家有可能對自己的作品心存感激嗎，這種感激合適嗎？現(xiàn)在的我與寫出小說的那個自我相差了四十年，現(xiàn)在心懷這樣的感激之情，是否有些令人發(fā)怵，是否太過自滿？我可以假裝我感激福樓拜，因為沒有他，我的小說《福樓拜的鸚鵡》就不可能存在。然而事實是，我真正感謝的是我自己的小說。這本書對我的事業(yè)和人生有兩點幫助。第一，這是我首部被翻譯成外語的小說，為我迎來了外國出版商的合作及外國讀者的肯定。（我和大多數(shù)作家并無二致，每當聽到自己的小說在遙遠的國度也有讀者，就欣喜不已。）第二，這本書緩解了我父母的焦慮，他們雖從未明說，卻一直對我是否算得上一位作家心存疑慮。
在《福樓拜的鸚鵡》之前，我已經(jīng)出版了兩部小說，還用匿名發(fā)表了兩本驚悚小說。其中只有第一本還算入得了我父母的眼（即便如此，我父親還是認為我的語言“有點低級”）。我強烈反對父母讀我的第二本小說《她遇見我之前》，為此兩年都沒有打開廣播，直到后來一個文學評論員在評論《福樓拜的鸚鵡》時提到了那本書。這位評論員完全搞錯了故事的結尾，不知為何，他的失誤在我家被提起，我母親忽然來了一句：“我當然是沒有看過你那本書?！蔽覍Υ吮硎緫岩?。她說：“好吧，我是看了一點，勉強看了一些，然后直接跳到結尾，最后看見那個家伙自己割喉了。我當時想，他早就該這么做了?！?/p>
男性作家的母親對兒子都是這樣的不滿，不是嗎？最極端的要屬喬治·西默農(nóng)的母親，她在西默農(nóng)的名聲和財富到達頂峰之時，將兒子四十年來寄給她的錢悉數(shù)歸還。她還會在西默農(nóng)氣派的家中攔住女傭，懷疑地問她們：“這一切都付過錢了嗎？”當西默農(nóng)的弟弟克里斯蒂安·西默農(nóng)在印度支那去世時，老西默農(nóng)夫人傷心地說：“太可憐了，喬治，死得偏偏是克里斯蒂安?！眱鹤涌偸且敕ㄔO法取悅母親。在我的個人和職業(yè)生涯中，沒有什么事比《福樓拜的鸚鵡》提名了布克獎更讓我的母親滿意了。尤其當她看到我的照片，和其他五位候選人一起，出現(xiàn)在《泰晤士報》的頭版上。我的父母都是法語教師，盡管我父親遠比我母親懂法國文學，但那天接電話的卻是我母親，她說了一些我從沒想過她會說的話，然后告訴我，“換你父親接電話?！蔽覞M懷期待，希望他能表達一些對我的作品的喜愛和興趣，然而，父親卻僅僅說了句“基本贊同”。這是他的開場白，也是他對我的小說唯一的評價。我感到悲傷：不是因為沒得到贊賞，而是因為我的父親無法就兒子的作品直接地表達情緒。
小說家談自己的作品
小說家在評價自己的作品時，出名地不可靠。評論界的反應和作家自己的任性都會影響他們的判斷。他們最喜歡的作品往往是最不受外界重視的。因此，伊夫林·沃才會說《海倫娜》是他最喜歡的小說。盡管《薩朗波》在經(jīng)濟上和社會地位上都為福樓拜帶來了更大的成就，然而當時世人都認為《包法利夫人》才是他最好的作品，地位不可撼動。當年，福樓拜對此無比怨念，甚至一度表示，他愿意買下每一本《包法利夫人》，燒個精光。
不同的讀者
多年以前，在一個喧鬧的聚會上。同為小說家和《倫敦書評》撰稿人的斐迪南·芒特告訴我，他每年都會重讀《包法利夫人》，既是出于一種文學義務，也是因為樂在其中。我欽佩不已，他讀過的次數(shù)肯定遠超于我。當然，我也心生嫉妒，我一向以福樓拜迷自居，一時間竟對自己很不滿。我為什么不能和他一樣？每隔幾年，我都會碰見芒特，他的自在總是讓我心生不安。終于，我在十五年后向他坦白了我的不安，而他看上去無比困惑。我肯定是聽錯了，他并沒有年年重讀福樓拜。事實上，他都記不得上次讀《包法利夫人》是什么時候。
出版商
對于作家和出版商的關系，福樓拜持一種傲慢的態(tài)度。他認為出版商的職責不過就是支付稿費、負責印刷。一想到他的出版商真的要讀他的手稿，他就驚恐萬分。這還不算最糟糕的冒犯，他的出版商竟然還想要對內容指手畫腳。因此，《薩朗波》出版的前提，就是出版商米歇爾·列維事先不看福樓拜的手稿。
在那個時代，作家和出版商的關系不同于今日。知識產(chǎn)權法還不存在，作家只收一筆稿費就賣掉了作品。只有當一本書銷量特別得好，出版商才會發(fā)發(fā)善心，再支給作家一筆額外的稿費。1856年12月，米歇爾·列維出價800法郎買下《包法利夫人》的版權。十年之后，福樓拜寫道：“我的出版商因為良心不安，在我并未開口的情況下，又給我了500法郎。”要知道，1862年，列維是以1萬法郎的高價購得《薩朗波》。所以福樓拜所說的“良心不安”更像是列維大手一揮，給了福樓拜一筆小費。福樓拜唯有以傲慢回敬，才算禮尚往來。
福樓拜談報紙采訪
“向公眾透露個人信息這種事太布爾喬亞，我一直都在克制這種沖動?！?/p>
福樓拜談自傳體小說
“人無足輕重，藝術作品才是一切……我的確可以暢所欲言，直抒胸臆，將古斯塔夫·福樓拜先生的感情宣泄一番，可是這位說話的先生又算什么重要的人物呢？”
認識福樓拜
數(shù)十年反復閱讀經(jīng)典小說有一個好處，你的看法也會隨著時間發(fā)生改變。你會認為這種改變是閱世的象征，你變得更加包容了，你的生活經(jīng)歷也逐漸能夠代入閱讀中（就算你初次閱讀時沒能開個好頭）。福樓拜最重要的小說有五部，《包法利夫人》是永遠的經(jīng)典，《圣安東尼的誘惑》則遜色很多。
不慢，不緊
福樓拜以注重細節(jié)而聞名，他漫長的準備，他日復一日對文字的推敲，他的刪修重寫，還有他的高聲朗讀只為確保句子通達。有人認為他走火入魔，過分講究，有人認為他過度追求文體，因此影響了文字本身所含的生命律動。在《布瓦爾和佩庫歇》的創(chuàng)作初期，福樓拜曾與和他惺惺相惜的屠格涅夫交流，1874年7月，屠格涅夫用俄語寫信致福樓拜：“我越想越覺得，對這個主題的處理應如急板（presto），像斯威夫特，或伏爾泰。你知道，這一直是我的看法。從你的描述，故事構思幽默風趣、充滿魅力。但如果你下筆過重，加入了過多的見地的話……”不用說，福樓拜最終選擇堅持自我。這本書出版后，有人評價它不僅和急板相差甚遠，還因信息過量而顯得冗長。但這正是福樓拜的初衷?！恫纪郀柡团鍘煨诽接懙恼沁^多的學識的無用、笨拙和迷思。輕快如急板一般的喜劇，那是屠格涅夫的風格。這本書很大程度上依舊是一部喜劇，但更黑色幽默，嘲弄著人類對知識和啟蒙時的不屑追求。
福樓拜的文學建議
“你無法憑借好意創(chuàng)造藝術?！?/p>
“藝術中的一切都取決于作家怎么寫：在故事中，一只虱子也可以像亞歷山大大帝一樣偉大?！?/p>
“無文體何談思想，無思想何談文體。“
“藝術家之于作品應該像上帝之于宇宙——無處不在?！?/p>
“一句散文應該像一句詩一樣，無可刪減，恰到好處。“
“如果你碰巧文筆很好，人們便會批評你缺乏思想?！?/p>
福樓拜的情感建議
福樓拜對情感這個主題并不擅長。他的傳記作家費德里克·布朗指出，福樓拜“喜愛有距離的親密感”。他曾告訴情人露易絲·柯蕾，兩個相愛的人就算分離十年，也不會感到難以忍受。鑒于柯蕾和福樓拜只有一程車的距離，她并未將他的話放在心上。并且，柯蕾還在福樓拜的建議下和哲學家維克多·庫贊（“為藝術而藝術”這句話就是他的原創(chuàng)）成婚。然而，福樓拜給予自己摯愛的侄女卡羅琳的情感建議才是真正的災難。當時，卡羅琳和自己的美術老師相愛，兩人原本要進行一場波西米亞式的結合，福樓拜卻和老福樓拜夫人從中阻撓，說服卡羅琳嫁給了一個典型的中產(chǎn)階級木材商人厄內斯特·康曼維爾。這段婚姻很快就走向不幸。后來，康曼維爾又因為草率的投機行為，不僅自毀前程，還連累了福樓拜一家。龔古爾稱康曼維爾是一個十足的騙子，他在福樓拜死后的行為更是令人不齒。龔古爾寫道：“康曼維爾一門心思想著賺錢，想著如何利用福樓拜的文學遺產(chǎn)獲利。福樓拜下葬當晚，康曼維爾動作優(yōu)雅地給自己切了七片火腿?！?nbsp;
法國文學界可比英國文學界的政治風氣濃厚得多，關于作家的政治記憶也留存得更久。我初次去巴黎參加文學活動時，就驚訝于這里常以政治傾向歸類作家，而非作品的質量。當提到我最喜歡的20世紀法國作家是弗朗索瓦·莫里亞克，這里總有人大失所望地說：“他可是個戴高樂主義者！”就因為這樣，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就顯得二流了。在這里，參與政治是一切，但是要選對政黨。
我初次閱讀福樓拜的那個年代，或許是他死后聲名的最低谷。這就好比1960年代法國的新浪潮導演紛紛起身反對他們口中的“電影的爸爸”，新一屆的法國作家也向“小說的爸爸”發(fā)起挑戰(zhàn)。政治更是讓福樓拜的聲譽雪上加霜。薩特說：“我認為福樓拜和龔古爾需要對巴黎公社受到鎮(zhèn)壓負責，因為他們沒有寫一句話，來阻止這件事的發(fā)生?！彼_特的言論實在愚蠢，事實上，福樓拜一生從未公開發(fā)表過政治言論，也從不認為為政治發(fā)聲是作家的責任。福樓拜最根本的文學信仰則是：“你無法改變人性，只能了解他?！?/p>
了解人性不是易事，過程甚至令人壓抑，但也只有了解了人性，描述出真相，才有可能改變世人對人性的認知。
尾聲
“當你老去，心也凋敝，如樹葉凋零。有些風你無法抵御，風每日吹散幾片樹葉。直到有一天，風暴襲來，又一下打掉幾根樹枝?？v然自然輪回，春季又生心芽，人心卻不復?！?852年，年僅30歲的福樓拜寫下這些句子。他描寫的正是自己。是暮氣沉沉，還是睿智成熟?；蛟S兩者都有。在福樓拜的晚年，他的支持者每年都會為他舉行盛宴。有一次，人們?yōu)樗I上一頂月桂花環(huán)，花環(huán)卻因為太大，從他的頭頂滑落到脖子上，怪誕正如福樓拜一生所寫的故事?！拔腋杏X自己像一塊紀念碑?！备前菡f道。在他聲名的最后一年，福樓拜還感覺到自己像是一塊“正在融化的卡門貝干酪”。
“既然這世上不可能有幸福，我們則必須尋求平靜。”1872年，福樓拜致信伊莉莎·施萊辛格時寫道。他還不斷地提醒自己，或在通信中告訴友人：“我定要通達。”面對死亡，他還向斯多葛學派尋求慰藉。然而，斯多葛學派并不符合福樓拜的性格，平靜也不是求得的。“我的情緒從暴躁到衰竭，又從毀滅走向憤怒，因此我的情緒總是暴躁?！备前菡J為自己愚蠢又敏感，因此很難相處。當一位服侍了他十年、頗令他滿意的仆人“宣布他不想再繼續(xù)為我工作，因為我對他不再友好”時，福樓拜顯得那樣無助。福樓拜在58歲這年離世。
2021年12月16日的《倫敦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