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生在世，同有些人、地、事是會有緣分的。我作為和平解放西藏的參加者，和西藏有緣分，我常說“我把青春獻給了西藏，西藏也給了我永久的青春”；我作為詩歌作者，和藏族詩人也有緣分，其中就包括格桑多杰先生。

2009年4月1日，我在青海西寧參加“格桑多杰詩歌創(chuàng)作研討會”作大會發(fā)言時，曾經這樣說過：“在新中國的第一代詩人中，我認為藏族有四大詩人，他們是丹真貢布、伊丹才讓、饒階巴桑和格桑多杰。值得慶幸的是，我同他們都相識、相知，并且結下了真誠的友誼。”“當代藏族熱烈、真誠、明朗的現實主義詩歌的旗幟，能夠在手中更高地舉起的，只有格桑多杰了。”（見《西部詩報》2009年6月10日第2期）自那以后，這種形勢未變，只是他舉旗的手臂更為健壯有力了。

這本《格桑多杰詩集》明晰地顯示了格桑多杰詩歌藝術成長、成熟、成功的軌跡。在成名之后，他的詩歌的質量并沒有在原有的海拔上平面延伸，而是在前進中不斷隆起，使他詩的山巒增加新的高度，步向高峰。

格桑多杰是一位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的詩人，他視野寬廣、胸襟開闊，詩情立體、博采眾長。從他的詩里，我感受到了貢噶堅參哲思的深邃、倉央嘉措情愛的純凈，也領略到了屈原式的憂思和《天問》的遺風。為了不占篇幅，我就不摘錄他的佳句、點評他的名篇了。如果一定要舉例子，我認為只需提出《燦星夜夜在蒼穹》就夠了。這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近百行的抒情詩，在語言、意象等方面都非常有特色，是能夠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詩歌是語言藝術的頂峰，我們在閱讀、觀察、談論任何詩人的詩作時，都不能不關注它的語言。格桑多杰是用漢語寫作詩歌的第一代藏族詩人之一，他不但熟悉母語，且掌握了豐富的佛教知識。在佛教“小五明”中，有一“明”叫“藻飾”，它是專門講辭藻的修飾的。其中的一項就是，在許多的同義詞中，你要學會選擇使用最為典雅、最富有詩意的一種。比如，據藏學家王堯先生的說法，僅“太陽”一詞在藏語中就有約60種不同的藻飾詞。它們肯定都非常美麗且有想象力。漢語也是講究“雅言”的，比如“月亮”，我查了一下，竟然有玉兔、冰輪、嬋娟等一百種以上的別稱。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對于語言的藝術追求精神，在很多當代詩人的心中失去了應有的分量。而格桑多杰的可貴之處、成功之路的重要一點，就在于他對語言創(chuàng)造性詩化的重視。他五歲就進入寺院學習藏語文，我想他至少是涉獵過“大小五明”的，是懂得“藻飾”之道的。所以他的詩里的許多“藏漢合璧的語詞”和“佛俗合璧的語詞”，常使我們感到陌生而新奇。例如，彎溪、香開、擁摟、仙卉、艷蓮、債蛇、駿騎、叩覓、掘找、雪筑等等，以及用這種“合璧式”的思維構成的詩句，例如“冰封的面孔”“春如孔雀”“窮得如風吹水洗”“揭開世界屋脊的頂蓋”等等，這正是他在語言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其他詩人筆下所稀有的。的確，他不像別人，別人也不可能像他。

我覺得，他不善于表現政治題材。詩集中的這類篇章，往往是敘述替代了感悟，敬意淹沒了詩意，語言也變得相對概念化、抽象化，說輕了是“瑕疵”，說重了是“軟肋”。

格桑多杰有著藏族詩人的典型性格，豪爽開朗，熱情真誠，珍視友誼，同時又柔情似水，體貼入微。我非常喜愛并尊重這位將詩性、人性、佛性集于一身的朋友。他在三江源頭高高地擎起純詩的經幡，為中國當代新詩的發(fā)展注入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