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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21年法語文學: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交織
來源:文藝報 | 李琦  2022年02月14日08:44
關(guān)鍵詞:法語文學

《第一滴血》

對于法國文學界而言,2021年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年份:拉封丹誕辰400周年,波德萊爾誕辰200周年,福樓拜誕辰200周年,普魯斯特誕辰150周年等等?!独獾ぴ⒀浴芬讶怀蔀榉▏行W生的必讀書目,法國國家圖書館布置了一場題為“波德萊爾,憂郁的現(xiàn)代性”的展覽,“大書店”節(jié)目推出了《追尋福樓拜的足跡》特集,巴黎卡納瓦雷博物館的“馬塞爾·普魯斯特,一部巴黎小說”特展也在年底拉開了序幕……種種例子都可以看出法蘭西這個國家對于文學藝術(shù)的重視。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并沒有散去,但重振和回歸無疑成為文藝活動的主旋律,實體書店保持開放,各大文化場所恢復接待訪客。8月中旬,“文學回歸季”如約而至,據(jù)統(tǒng)計,其間約有521部小說出版,其中379部是法語小說,75部作品是處女作。去年受疫情影響采取線上頒獎的龔古爾文學獎也于今年回歸線下,11月3日在特魯昂大飯店揭曉結(jié)果。2021年法語文學呈現(xiàn)出來的勃勃生機讓人短暫地忘卻了疫情的存在,生活似乎多了一些步入正軌的模樣。

有人在追憶

說起“文學回歸季”的“??汀?,自然要提到作家阿梅麗·諾冬(Amélie Nothomb),從1992年《殺手保健》(Hygiène de l'assassin)開始,諾冬幾乎從未缺席過“文學回歸季”。今年,她帶來了新作《第一滴血》(Premier sang)。在書里,阿梅麗·諾冬化身父親帕特里克·諾冬,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了父親前28年的人生經(jīng)歷。帕特里克·諾冬的父親英年早逝,母親沉浸在喪夫之痛中,無心照顧唯一的兒子。年幼的帕特里克·諾冬跟著外公外婆生活,性格柔弱。為了讓他變得更加勇敢,6歲那年,他被送到爺爺奶奶家,那里完美踐行著“強者生存”的“達爾文法則”。面對艱苦的生活,帕特里克·諾冬不僅沒有服輸,反而學會了生存之道。正是這種“活下去”(suivivre)的本領(lǐng)塑造了他今后的品格。成年后的帕特里克·諾冬成為了一名外交官,他的首任駐外地點是剛果(金)。赴任后不久,在1964年夏天,克里斯托弗·格本耶發(fā)起叛亂,帕特里克·諾冬成為被扣押的人質(zhì)之一。從8月初到11月,他作為談判代表與對方斡旋,以期在等待救援的過程中阻止叛軍殺害人質(zhì)。小說的最后一段是帕特里克·諾冬和叛軍首領(lǐng)格本耶的對話,不僅刻畫出帕特里克·諾冬憑借幽默和樂觀贏得了活下去的可能,也以一種迂回的方式預示了阿梅麗·諾冬的誕生。

《第一滴血》是阿梅麗·諾冬獻給父親的肖像畫,后者于2020年3月17日去世,享年83歲。當時正值全法封禁的第一天,阿梅麗·諾冬被困在巴黎,沒有辦法前去參加父親的葬禮。直到7月底,當她站在父親的墓前,她意識到一切都遲了,這種感覺愈發(fā)強烈,她決定通過寫作讓父親“復活”。這也是她選擇使用第一人稱寫這本小說的原因。當然,這并不是阿梅麗·諾冬第一次以“我”的口吻講述他人的故事,兩年前,她在《饑渴》(Soif)中就曾化身耶穌。對于這個共同點,阿梅麗·諾冬表示她并非刻意為之,但是父親應該會喜歡這個巧合。在作家心中,父親在當年人質(zhì)事件中的表現(xiàn)猶如“一個神秘的基督教人物”,以他的方式竭盡所能,拯救了同胞和自己的命運?!兜谝坏窝肥前⒚符悺ぶZ冬出版的第30部小說,據(jù)作家稱,這也是她的第100部手稿作品,“100”這個數(shù)字獻給父親真是再好不過了。正如封底的文字:“不要低估活下去的巨大力量”。父親在面對困境時展現(xiàn)出來的堅毅和樂觀深深影響了阿梅麗·諾冬,對于作家而言,《第一滴血》是對父親的回憶和致敬,也是對內(nèi)心傷痛的驅(qū)魔和療愈,作品當之無愧地獲得2021年勒諾多文學獎。

克拉拉·杜本-莫諾(Clara Dupont-Monod)的《適應》(S'adapter)同時獲得2021年費米娜獎和龔古爾中學生獎??死ざ疟?莫諾身兼數(shù)職,作家、記者、編輯、媒體人,新作《適應》圍繞一個家庭迎來了一個殘疾嬰兒的故事展開。嬰兒生下來就看不見任何東西,醫(yī)生早早就斷言他的生命不過只有幾年的時間。他的出現(xiàn)改變了家庭本來的樣子。老大哥哥對他關(guān)懷備至,甚至近乎瘋狂地照看他,然而老二姐姐不喜歡這個身患殘疾的嬰兒,認為他奪走了父母和哥哥對自己的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態(tài)度也在改變。殘疾嬰兒去世后,父母又生下了一個孩子,老三弟弟一直活在去世的孩子的陰影之下,他常常思考:如果那個嬰兒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自己還會不會出生?

故事中的人物都沒有具體的名字,只是簡單地用“老大”“老二”“老三”代替,對于去世的殘疾嬰兒,作者沒有使用“殘疾”二字,而是選擇了“不適應者”(inadapté)這個稱謂,也和書名中的“適應”相呼應。小說中的三個人物分別以自己的方式適應“不適應者”,作家借此探討了適應者和不適應者的關(guān)系,書寫了一曲關(guān)于家庭的愛的頌歌。故事發(fā)生在具有悠久歷史的塞文地區(qū),置身在山脈之中的房子往往是用石頭建造而成,而小說的敘述者正是院子里的石頭。石頭無聲地見證了這個家庭的故事,它們做的只是講述,沒有評價,仿佛要把一切都交由讀者去思考、去想象。事實上,克拉拉·杜本-莫諾在接受訪談時表示,小說中的內(nèi)容并非完全杜撰,她曾經(jīng)有過一個天生殘疾的弟弟,他在10歲的時候去世,但是作家慢慢明白,曾經(jīng)擁有帶來的喜悅遠大于失去的痛苦。

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也在3月出版的作品《青春》(Jeunesse)中追憶往昔。這位主編巨著《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的大師將這部帶有自傳性色彩的作品視為一種“記憶之場”和“自我歷史”的融合,類似于“成長小說”(roman d’apprentissage)。諾拉將個人故事和宏大歷史交疊在一起,悉數(shù)過往經(jīng)歷中對自己影響巨大的重要事件,其中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他在書中刻畫了自己第一次意識到猶太人身份時的心路歷程。無獨有偶,在法國小說家、劇作家雅絲米娜·雷札(Yasmina Reza)的新作《塞爾吉》(Serge)中,兄弟姐妹三人作為匈牙利籍猶太家族的后代,在母親的葬禮后決定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以劇本擅長,創(chuàng)作了《藝術(shù)》《殺戮之神》等作品的雷札,自然懂得如何發(fā)揮語言的力量。整本書由很多對話和獨白構(gòu)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不重要的、精確的、模糊的、詳盡的、瑣碎的內(nèi)容都糾纏在一起,賦予了這本書以獨特的語言力量。這是一本關(guān)于家庭的敘事,也是一本關(guān)于身份和歷史的敘事。時間不斷流逝,歷史逐漸被忘卻,如今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夾在胳膊下的自拍桿,是瘋狂打卡的游客。雅絲米娜·雷札用她擅長的黑色幽默追問記憶的責任和義務(wù)。

有人在尋找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的新書《舍夫勒斯》(Chevreuse)于2021年10月出版。距離上一本《隱形墨水》(Encre sympathique)已經(jīng)過去兩年了,等待的過程讓人心焦。然而只要翻開新書第一頁,就會發(fā)現(xiàn)一股熟悉的氣息撲面而來。小說的內(nèi)容和風格都延續(xù)了之前的作品,依然是“無盡的尋找”,這一次,故事背景穿梭在巴黎、舍夫勒斯、尼斯等幾個地方,主人公希望找到一位名叫羅絲-瑪麗·克拉維勒的女士,然而幾經(jīng)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依舊未果。在敘述上,《舍夫勒斯》分成了童年時期(5歲左右)、剛成年時期(20歲前后)、成人時期(50歲前后)三個階段,不同時空相互交織,宛若一張巨大的蛛網(wǎng),深陷其中的讀者帶著想要解密的迫切心情讀到最后,依然遍尋不得出口的方向。

其實,每次閱讀莫迪亞諾的作品時,我們都會產(chǎn)生一陣恍惚,對于書中的情節(jié)和故事,我們常常會有一種自己經(jīng)歷過或者夢到過的錯覺。似曾相識的地名、人名躍然于紙上。《舍夫勒斯》被稱作是一本“重逢之書”,它將那些分散在舊作中的線索聚到了一起。比如,小說里提到的茹伊昂若薩區(qū)曾出現(xiàn)在《如此勇敢的男孩》《緩刑》《家譜》等作品中,只不過《緩刑》里虛構(gòu)的多爾代恩醫(yī)生街在《舍夫勒斯》里變成了更為精準的庫爾澤納醫(yī)生街,讓敘述愈發(fā)趨近真實。而《舍夫勒斯》的主人公讓·博斯曼斯帶有鮮明的作家自身的影子,這一點不用多說,讓(Jean)可是作家最開始的名字。莫迪亞諾的作品幾乎都擺脫不掉某種自傳色彩。莫迪亞諾用自己獨特的寫作手法追憶逝水年華,用寫作對抗遺忘,開啟一次又一次的“尋我之旅”。書名“舍夫勒斯”既回應了主人公熱衷的床頭讀物,也代表了其尋找之旅的其中一站,而且《舍夫勒斯》是作家在封城期間完成的,其中有一段時間,莫迪亞諾一家就是在舍夫勒斯山谷的圣福爾熱小鎮(zhèn)度過的。

年輕的塞內(nèi)加爾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的新作也關(guān)乎尋找。薩爾憑借《人類最秘密的記憶》(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2021年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桂冠。早前這部作品就是入圍秋季各大文學獎項最多的作品,包括費米娜獎、勒諾多文學獎、法蘭西學院大獎等八大文學獎項。薩爾1990年出生于塞內(nèi)加爾,2009年,他來到法國,先是在貢比涅小城學習大學預科,而后進入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繼續(xù)深造,其研究方向是非洲文學,特別是塞內(nèi)加爾詩人桑戈爾。作為一名年輕的、極具潛力的“90后”作家,在《人類最秘密的記憶》之前,他已經(jīng)出版了三部作品,并且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和反響:《圍困之地》(Terre ceinte,2015)、《合唱團的沉默》(Silence du choeur,2017)、《純潔的人》(De purs hommes,2018)分別涉及非洲薩赫勒地區(qū)的恐怖主義、西西里島的非洲難民、塞內(nèi)加爾的性少數(shù)群體話題,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

在小說《人類最秘密的記憶》中,薩爾化身虛構(gòu)的作家迪干那·拉提爾·法耶,多年來致力于尋找另一位名叫T.C.埃利曼的作家。據(jù)稱T.C.埃利曼一生只出版了一部作品,然而,他始終隱藏在作品的背后,從未公開露面。沒過多久,有人聲稱這部作品抄襲了非洲民間故事,對此埃利曼不僅沒有現(xiàn)身自證清白,反而徹底銷聲匿跡。神秘的埃利曼并沒有留下太多信息,迪干那不得不根據(jù)僅有的線索抽絲剝繭。在尋找的過程中,迪干那遇到了在不同時間段接觸過埃利曼的人,由此拼湊出埃利曼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側(cè)面肖像。讀者也一路跟隨迪干那,穿越塞內(nèi)加爾、法國、阿根廷、荷蘭等不同國家,回溯了20世紀各個重大歷史階段。尋找的對象可以是某一個具體的人,某一段真實的歷史,也可以是某一個抽象的概念。在訪談中,當被問及為何寫作時,薩爾表示:為了尋找更好的問題。作家在《人類最秘密的記憶》中探尋文學的意義,道出了不少“金句”,而這本書在體裁上表現(xiàn)出的豐富性和敘述視角的多元化也完美地呈現(xiàn)了文學寫作的藝術(shù)。

有人在調(diào)查

安妮·貝列斯特(Anne Berest)《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榮獲2021年勒諾多高中生獎。一天,安妮家收到了一張匿名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加尼埃歌劇院,背面寫著四個名字:埃弗萊姆、艾瑪、諾埃米和雅克。在私家偵探和犯罪學家的幫助下,安妮以這張明信片為線索開啟了調(diào)查。事實上,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張明信片的的確確存在,作者一邊著手調(diào)查,一邊進行記錄,持續(xù)了4年之久,其間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夠成功解開謎團。隨著一層層抽絲剝繭,安妮得知自己的祖先于1929年離開俄羅斯,輾轉(zhuǎn)拉脫維亞、巴勒斯坦,最后到達巴黎。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只有外祖母一人躲掉了被驅(qū)逐出境的悲慘命運,而明信片上提到的4個人都在1942年死于奧斯威辛集中營。《明信片》出版后,文學界的評價褒貶參半。龔古爾文學獎評委卡米爾·勞倫斯(Camille Laurens)在《世界報》文學副刊上發(fā)文抨擊這本書。有人猜測這是因為《明信片》和卡米爾·勞倫斯的男友弗朗索瓦·努德爾曼(Fran?ois Noudelmann)的作品《凱迪拉克的孩子們》(Les Enfants de Cadillac)題材相似,且兩本書都入圍了龔古爾文學獎的第一輪評選。由于這場前所未有的激烈論戰(zhàn),10月5日,龔古爾學院院士一致決定修改規(guī)則,明確了評委會委員的配偶、伴侶或近親的作品不能獲評龔古爾文學獎。此外還規(guī)定,在媒體平臺擁有文學專欄的評委會委員不得對入圍作品進行評論。

如果說安妮·貝列斯特通過調(diào)查將讀者帶回到20世紀上半頁,那么菲利普·賈納達(Philippe Jaenada)的《獸之春》(Au printemps des monstres)則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以一樁社會謀殺案件呈現(xiàn)了昔日法國社會的圖景和面貌。1964年5月,一個孩子在樹林遇害,名叫呂西安·萊熱的人給受害者父母寫信,自稱是兇手,對罪行供認不諱。被捕入獄后,他開始翻供,力證自己的清白,卻沒有得到回應。他在獄中度過了41年,最后于2008年去世。為了調(diào)查事件的真相,菲利普·賈納達查閱了當時的所有報紙,還前往國家檔案館、巴黎檔案館、伊夫林省檔案館等地尋找相關(guān)信息。據(jù)作者自己稱,有些檔案不允許拍照,他不得不當場小聲地對著自己的錄音機念誦,僅收集到的資料就多達7000個音頻和3萬多頁文字。菲利普·賈納達用了4年時間進行調(diào)查,而后又花了兩年用文字把整個事情寫下來,終于在2021年出版了這本內(nèi)容獨特、信息詳實的作品。圖書封面的照片是呂西安·萊熱的妻子索朗·萊熱,優(yōu)雅又帶著一絲冷酷,在這本厚達750多頁作品的結(jié)尾,作家對她進行了介紹,相對于整本書的內(nèi)容和基調(diào),這段文字猶如穿越黑暗幽深的森林后看見的一抹光亮。

有人在叩問

2021年伊始,卡米耶·庫什內(nèi)(Camille Kouchner)的《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宛若一枚重磅炸彈,震驚了法國文壇和政治學界。在這本書中,作家揭露了少年時期繼父對雙胞胎弟弟進行性侵的亂倫丑聞,其繼父奧利維·杜阿梅爾可是政治圈的耀眼人物,早先在高校擔任憲法學教授,曾擔任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主席,去年年初,被任命為世紀俱樂部主席,該俱樂部聚集了法國金融、政治和媒體界的精英。因此,無論是亂倫這一話題的敏感度,還是其涉及人物的社會影響力,都足以讓這本書成為今年法國社會繞不開的話題之一。庫什內(nèi)表示,她希望可以為無數(shù)因為害怕、恐懼、內(nèi)疚、負罪而沉默的受害者發(fā)聲。

勇敢打破禁忌的還有作家克莉絲汀·安戈(Christine Angot)。她在13歲至16歲之間多次遭到父親性侵,先后以此為主題出版了《亂倫》(L’Inceste,1999)和《不可能的愛》(Un amour impossible,2005),開了此類文學作品的先河。2021年,新作《東方旅行》(Le Voyage dans l'Est)獲得美第奇獎,被評委譽為作家最好的一部作品。這一次,安戈再一次回溯過往,內(nèi)容依然是圍繞亂倫展開敘述,但是并不會給讀者一種“已經(jīng)讀過”的感覺。在安戈看來,不乏一些性侵受害者想發(fā)聲,卻苦于找不到途徑,而文學能夠?qū)⑦@些情況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引發(fā)社會的關(guān)注。文學和現(xiàn)實的邊界變得模糊,文學的現(xiàn)實意義愈發(fā)凸顯,也使得非虛構(gòu)文學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青睞。

現(xiàn)實中的矛盾不止上述種種。社會階級差異、校園暴力矛盾、性少數(shù)群體歧視等問題都出現(xiàn)在愛德華·路易(édouard Louis)的新書《改變:方法》(Changer:méthode)中。這位出生于1992年的年輕作家歷時4年時間完成了這部作品,以自傳的形式回顧了自己的成長故事,用文字對過去進行了一場“復仇”。其實早前他的作品《艾迪的告別》和《艾迪的自白》就以自傳的形式講述了自己的過往,只不過這一次更加細致,也更加振聾發(fā)聵。愛德華·路易深受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回歸故里》(Retour à Reims)的作者迪迪埃·埃里邦(Didier Eribon)的影響,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的諸多共同點,他們都是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離開了原生家庭,作為“階級叛逃者”實現(xiàn)了社會躍遷。他們用寫作叩問底層民眾成長困境,探討階級屬性對個體成長的影響,從個人經(jīng)歷切入,反思當前社會現(xiàn)狀,完美地演繹了何謂“把自己作為方法”。

除此之外,在2021年法語文學作品中,愛與激情依然不可或缺。弗朗索瓦-亨利·戴澤哈布勒(Fran?ois-Henri Désérable)的《我的主人和我的征服者》(Mon ma?tre et mon vainqueur)圍繞主人公蒂娜和瓦斯科的愛情故事展開,榮獲2021年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書名取自詩人魏爾倫的詩句,行文也提及了魏爾倫和蘭波之間的故事。瑪麗亞·波歇(Maria Pourchet)的《火》(Feu)講述了中年人勞爾和克雷蒙之間充滿激情的故事。顯然,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講述這個故事。小說在勞爾的第二人稱視角“你”和克雷蒙的第一人稱視角“我”之間交替進行。敘述視角之外,章節(jié)的標題命名也很有意思。勞爾的敘述章節(jié)是沒有標題的,而克雷蒙的敘述章節(jié)標題是由他的健康數(shù)據(jù)報告構(gòu)成,包括日期、時間、體溫、心率、血壓。語言簡潔有力,如同標題一般,雖然只有3個字母,卻抓人眼球。

2021年也被稱作“非洲文學之年”,涌現(xiàn)出不少優(yōu)秀的非洲作家作品,極大地豐富了文學的多樣性和世界性。無論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籍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還是榮獲2021年布克獎的南非作家達蒙·加爾格特(Damon Galgut),抑或是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獲得者薩爾。此前,法國非裔作家達維德·迪奧普(David Diop)的《靈魂兄弟》(Frère d’ame)獲得2018年龔古爾中學生獎,其英譯本獲得2021年國際布克獎,故事刻畫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一戰(zhàn)戰(zhàn)場上為法國作戰(zhàn)的塞內(nèi)加爾步兵團。2021年,迪奧普推出的新作《不歸路之門》(La Porte du voyage sans retour)依然把目光聚焦在非洲,描繪了18世紀法國植物學家米歇爾·阿丹森在塞內(nèi)加爾的冒險經(jīng)歷。18世紀不僅是啟蒙運動時期,也是奴隸貿(mào)易的高峰時期。擁有法國和塞內(nèi)加爾雙重文化背景,迪奧普自然對這兩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及其產(chǎn)生的碰撞了然于胸。作為一部“外撰小說”(exofiction),作家在阿丹森真實經(jīng)歷的基礎(chǔ)上進行了想象和虛構(gòu),描繪了一段動人的愛情故事。阿丹森追隨一名塞內(nèi)加爾女性瑪拉姆的足跡,從北向南,來到了號稱“不歸路之門”的戈雷島,當時的塞內(nèi)加爾作為法國的租界,數(shù)百萬非洲人在戈雷島登上奴隸船。起初阿丹森想通過在塞內(nèi)加爾的游歷完成一本關(guān)于生物的百科全書,在探索的過程中,他尋找的對象拓寬至一個女人、一門語言、一個民族甚至是一段奴隸貿(mào)易史。

縱觀2021年法語文學,主題依舊是歷史與現(xiàn)實相互交織,女性作家作品占據(jù)重要分量,非洲作家作品獲得更多關(guān)注,新生代年輕力量開始崛起,基于現(xiàn)實素材或新聞進行的創(chuàng)作日益涌現(xiàn)?;赝?021年,有人追憶,有人尋找,有人調(diào)查,有人叩問,有人書寫愛與激情,不同的主題和內(nèi)容極大地豐富了文學的多樣性,在對歷史的回溯和對現(xiàn)實的觀照之下,勾勒出2021年法語文學的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