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據(jù)說這個城市有一千萬人口，有的住在大廈，有的住在鄙陋的小樓；可是我們沒有一席之地，親愛的，我們沒有一席之地。

——《逃亡藍調》 W.H.奧登作 查良錚譯

災難與瘟疫與人類演進的歷史密切相關，新冠疫情的蔓延與變異再次印證了這組相伴關系。NHK于2020年、2021年推出的幾部關涉疫情的紀錄片，展現(xiàn)了人類共同體，尤其是女性群體在災難面前脆弱無助的一面。

同樣居家工作，女人比男人更累

《女性的控訴：收入減少與影子工作》一片提到，在日本，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員工流失最為嚴重的領域是住宿餐飲業(yè)、零售批發(fā)業(yè)和建筑業(yè)。前兩個行業(yè)中女性從業(yè)者占比較高，高達85.2%和68.7%，且大部分都是臨時工。不同于2008年雷曼危機時派遣合同終止的問題主要由男性承擔，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女性臨時雇用首次成為社會問題。自日本泡沫經濟危機之后，勞動市場放寬管制，經濟結構調整（制造業(yè)轉向服務業(yè)），女性臨時工成為日本勞動群體的中堅力量。

雖然在服務經濟占重頭的日本經濟中女性是絕對主力軍，但是在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下，男性才會被視為勞動者，而女性只會被視為輔助的勞動者，因此女性平均薪資普遍低于男性。不僅如此，維持工作和日常生活之間的平衡也是橫亙在她們面前的一座大山。影片采訪了愛女士，一位在疫情來臨后感覺被社會排斥在外的職場母親。2015年日本頒布《日本女性活躍推進法》，同年愛女士進入公司工作，本以為能夠得到保障從而實現(xiàn)撫養(yǎng)孩子與職場工作的平衡，但是這個美好期待被疫情瓦解了。

失去工作的女性苦不堪言，未失去工作的女性也壓力重重。田山仁美女士就職于風投公司，雖然可以居家辦公，但是疫情增加了更多生活障礙——每天要完成工作、接送孩子、準備全家的餐食，這些重擔已經壓得她喘不過氣來，還要輔導孩子的功課。田山不僅是員工，還得是母親、妻子、女傭、教師，于她而言是體力與智力上的雙重壓榨。

雖然丈夫每周有一半的時間也居家辦公，但是并未為她減輕負擔。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在《太多的歡樂》中寫道：“要牢牢記住，男人走出房門的時候，他就把一切都丟到了腦后……而女人走出去的時候，卻把房間中發(fā)生的一切都帶在了身邊?！蹦敲?，如果男人和女人都被關在房間里會是什么樣的情形呢？透過田山女士的生活可以看到，男人即便在家中也把一切家庭事務拋之腦后，只需要照顧自己的工作，而女人則必須進化為超級賽亞人，內外兼顧，無一遺漏。每天孩子睡著后，田山女士還必須熬夜加班、推進工作進度，長期的過度勞累與睡眠不足讓止痛藥成為她的生活必需品。

節(jié)目組提供的“向停課孩子的父母進行的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認為在家辦公增加了工作難度的男性和女性人數(shù)差不多，但認為家務育兒增加工作難度的人數(shù)，女性是男性的三倍。既然絕大部分男性絕大多數(shù)時候都不參與家務育兒，那么何來困難之說呢？這高于男性三倍的壓力由女性全數(shù)承擔，這當然顯示出社會結構的不平等，也透露出性別觀念的滯后與單一。新生活方式必須由夫妻雙方共同探索，由社會和企業(yè)共同承擔，而不是將所有的壓力轉嫁于女性身上。

這樣的情況并非僅存在于日本，英國社會學家安·奧克利在《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一書中指出：“女性在家庭內外被予以分配的家庭活動，以及女性自身對家庭生活的偏愛，是目前工業(yè)化社會中女性總體狀況的一種結構性特征?！眾W克利進一步指出，要解決這一困境，得從理論分析、制度平等實踐、消除偏見三方面入手。當然，限制人們做出改變的其實是想象力，如果人們能夠對女性境遇的悲慘與苦痛多一點點想象，或許她們的生活就會有改觀的可能。

風俗店，失業(yè)女性的最后稻草

有工作的女性尚且過得如此艱難，遑論沒有能力找到工作的女性。《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擴大的性被害與生活苦》便展現(xiàn)了這一群體的殘酷生活境遇。紀錄片從風俗店開始，受疫情沖擊不少女性找不到或失去工作，陷入絕境的她們只得進入色情行業(yè)，以出賣肉體換取生存可能，更為可悲的是其中不乏單親母親。她們依靠一款名為“爸爸活”的軟件獲取工作機會，軟件名稱背后的父權壓迫意味不言自明，可是只能低頭。作家石井光太指出，從“援助交際”一詞轉化為輕飄飄的“爸爸活”使得行為個人失去了店家庇護，暴露于危險中。

2017年NHK推出《女性貧困》一書，其中提到色情行業(yè)是女性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很多風俗店甚至為單親媽媽配備了托兒所，殘酷又譏諷。此書將女性貧困視為“看不見的貧困”，并揭示了這一社會現(xiàn)實下女性的貧困會具有代際傳遞效應，疫情無疑加劇了這一狀況，而且最后一根稻草也日益微薄，疫情導致客流減少，營業(yè)額也隨之下滑。沒有前路之路，路途更為黯淡，難以設想生活的底究竟要低到何處。

影片中采訪的幾位女性，有上大學時母親便自殺，為了償還獎學金只能進入風俗店的學生；有遭受丈夫暴力，得不到生活費的家庭主婦，她們只能依靠危險與暴力相伴的“爸爸活”活下去，雖然站在苦難的血泊中，但她們只得繼續(xù)站下去。疫情迫使這些存在已久的結構性問題徹底浮出水面，日本女性的弱勢地位進一步加劇。危險不僅降臨在已經進入風俗行業(yè)的女性身上，還有即將進入的人群，疫情致使那些承受家庭暴力的青春期少女無家可歸、無處可去，有極大的可能投入風俗業(yè)。娜拉走后如何？少女離家后如何？不忍深想。

或許會有人義正詞嚴地斥責這些進入風俗業(yè)的女性，以冷漠的態(tài)度居高臨下地認為她們是自作自受。但并非如此，極度缺乏選擇的她們無路可走，深處貧困鏈條中的她們無力掙脫。美國政治學家、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曾親身參與、記錄自己在體驗低薪底層生活時的見聞，從佛羅里達到緬因再到明尼蘇達，種種經驗表明只要你身處底層與貧困，那么無論你如何掙扎都不可能改變現(xiàn)狀。束縛她們的并非是努力的上限，而是生活的下限。

如果你我無法為這些不得不投身風俗業(yè)才能存活的女性提供幫助，至少收起斥責與傲慢。魯迅先生寫《頹敗線的顫動》，講述夢境中一個出賣肉體來養(yǎng)活自己和孩子的母親，在道德凌辱中、在冷笑毒罵中邁步在深夜中走出，“她在深夜中盡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眾人引以為傲的現(xiàn)代文明如何救扶荒野中的女人？道阻且長，道阻且艱。

“社會恢復運轉，好像只有我回不到其中”

生活的重壓使人透不過氣，疫情使之雪上加霜，死亡甚至成了解脫之道。2020年日本自殺人數(shù)增多，與2019年同月相比，男性自殺人數(shù)增加了21.7%，女性增加了82.8%?！秳e讓年輕人選擇死亡》一片針對這一現(xiàn)象展開。紀錄片伊始，NPO（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不斷回復有自殺傾向的消息，試圖挽救；大學醫(yī)院的急救中心接連不斷地接收疫情中選擇自殺的年輕人。雖然專家組并未給出自殺原因的準確解釋，但是疫情所帶來的壓抑與孤獨成為其中的一個關鍵詞。對未來的茫然與失望也是導火索，自從女兒自殺后，惠利子一直將女兒的遺書帶在身邊，其中一句是：“我不想就這樣長成大人。”

精神空虛無力，生活難以為繼，21歲的奈砂小姐也處在這樣的狀態(tài)中，她因“緊急事態(tài)宣言”失業(yè)，但宣言解除之后她也并未找到工作，陷入絕望，“我曾以為社會運轉了，我也就可以跟著一起運轉吧，但卻發(fā)現(xiàn)好像只有自己回不到社會中了?！?/p>

德國哲學家哈特穆特·羅薩提出“新異化”，他指出由于社會加速，使得人類在空間、物、行動、時間、自我這5個根本的生活方面產生了大規(guī)模的異化，現(xiàn)代人對于不斷加速的生活節(jié)奏困擾不堪。羅薩對加速社會的分析與社會加速批判理論不僅讓他接替老師霍耐特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第四代傳人，更給予我們一份討論當下的理論指引。疫情使得全面加速的現(xiàn)代社會內卷化和撕裂感日益嚴重，奈砂小姐跟不上社會轉速的狀況并非孤例，杏菜小姐死前留下的遺書中有這樣一句：“希望來世的人生中，可以不用說我想死這句話?！蹦陜H21歲的她即將畢業(yè)，做任何事都拼盡全力，卻一直找不到工作，她也被社會的轉速甩開了。

專家組用AI對自殺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中的30萬人進行解析，自我認同感低、孤獨煎熬、生活窒息是不同世代人群自殺的主要原因。針對自殺所做出的干預措施總是為時已晚，如何改變青年人處于痛苦中的嚴峻現(xiàn)狀？羅薩的“共鳴”理論是一條路徑，即建立共鳴軸，在多種維度上建立個體與周遭人際世界、自然世界甚至超自然世界之間的聯(lián)系。日本已經開始多方嘗試，致力于研究兒童問題的非營利組織開展面向監(jiān)護人的培訓，幫助家長們盡早關注到孩子們的求救信號；搜索引擎巨頭雅虎也根據(jù)自殺人群生前的搜索記錄分析置頂了咨詢網頁，并試圖從技術上減少新聞播報中具有煽動性的自殺新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搶菜”“拼團”成為熱詞的當下，何種努力可以防患于未然，何樣心態(tài)可以應對疫情傾軋，日本的記錄與經驗是一組重要參考，也是一則觸目警示。《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一書第五章聚焦工人新村基層家庭的婦女，研究發(fā)現(xiàn)疫情對基層家庭的影響呈現(xiàn)出性別化和階層化的特征，女性不僅成為社區(qū)工作的絕對主力，還承擔了疫情前的家庭任務，日常采購帶來的物質壓力與照料工作帶來的情感勞動負擔過重。如果說疫情為中產的生活增添了不穩(wěn)定性，那么于底層而言就是超級不穩(wěn)定性，然而就是在這種不穩(wěn)定中，工人新村的婦女不僅照顧家務，而且積極參與社區(qū)的志愿活動，在居委會的支持下形成了互助互惠的婦女關系網。這無疑為嚴峻的形勢帶來了一份欣慰，但后續(xù)如何仍需持續(xù)關注和討論，不要再馴養(yǎng)房間中的大象，要為婦女勞動賦值，也要兜住那些被生活遺漏的人。

引書中一筆：“我們需要極大地肯定這種勞動的價值和貢獻，同時也應制定相應的政策去回應貧困婦女因照顧和情感勞動產生的特別需要，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社會再生產成本等，關注疫情的階層化和性別化的影響，并支持和保障婦女在后疫情時期的生計和發(fā)展?！?/p>

希望所有肩負生活重壓的人都能尋到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