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青哥》：在日朝鮮人的家與恨
這是一個關于家的故事，亦是一曲悲嘆人間差別與冷漠的歌。
楔子：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聲不響
初識“在日朝鮮人”（筆者按：“在日朝鮮人”是指在二戰(zhàn)前移居日本的朝鮮半島出身之人及其子孫，關于這一群體還存在“在日”“在日韓國人”“在日韓國·朝鮮人”“朝鮮半島系居民”等多種稱呼，本文以“在日朝鮮人”統(tǒng)稱）這一群體，是在2013年赴韓讀博之后。當時，我在高麗大學韓國史學系師從鄭泰憲教授學習日據(jù)時期的歷史，課上時常會涉及近代朝鮮半島海外移民的話題。鄭先生不斷用“????（日語‘在日ざいにち’）”、“???（日語‘朝鮮人ちょうせんじん’）來指稱這一在日朝鮮半島移民群體。后來得知，鄭先生赴日訪學時，曾特意選擇前往在日朝鮮人的高等教育機構——朝鮮大學。而當我又進一步從同門口中得知導師年輕時曾因參與民主化運動而一度入獄的經(jīng)歷后，我也便逐漸明白了這位左派進步導師緣何對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有密切關聯(lián)的日本朝鮮大學懷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2019年7月，博士畢業(yè)后，我來到中山大學韓語系工作。巧的是，當時系里有一位特聘研究員竟然也是在日朝鮮人。有一次，我請他吃飯，他和我聊了不少家里的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在日朝鮮人身世的復雜性。這位在日朝鮮人第三代，先后在日本、韓國求學。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優(yōu)秀、刻苦、真誠的學者。但說實話，他的韓語并不好，且?guī)в忻黠@的日本口音?，F(xiàn)在細細想來，或許比起韓語，日語才是他的母語，為何強求他要說一口流利標準的韓語呢？
我常認為，朝鮮半島的近現(xiàn)代史是悲情與厚重的?？嚯y壓彎了這片土地，卻也將人間世相的風云變幻與善惡妍媸演繹到了極致。而在日朝鮮人的歷史，無疑被迫地承載與延續(xù)了這片土地的眼淚與怨恨。
何以為家？
最近Apple TV+ 熱映劇《柏青哥》（又名《彈子球游戲》）是一部基于美籍韓裔作家李敏金的同名小說拍攝的電視劇，講述了1910年至1989年一個在日朝鮮人家庭四代人在歷史洪流中掙扎前行的故事。作家李敏金坦言，作品是一個關于“家”的故事，更確切地說，是一個關于“失去了家的人們”的故事。作為一位7歲時移居美國的美籍韓裔移民，李敏金本人也是一個失去家的人。而在20多歲時，她聽說了一位在日僑胞中學生因為是韓國人而飽受折磨，最后自殺的故事。這使李敏金大為震撼，并成為其創(chuàng)作小說《柏青哥》的契機。
小說《柏青哥》
主人公順子是殖民地朝鮮釜山影島上一對經(jīng)營民宿的夫婦的女兒。這對夫婦雖然并不富裕，卻也能基本維持溫飽。不幸的是，父親在順子13歲時因肺結核病逝，而對順子的命運產(chǎn)生更直接影響的是16歲那年（1932年）與漁市掮客高漢秀的相遇。這個36歲的中年男人，在大阪娶有日本黑幫（やくざ）千金，并已育有三個女兒。他在隱瞞婚育事實的情況下，與順子發(fā)生關系，并使其懷孕。順子得知事實后，毅然與其斷絕關系，并嫁給了憐憫自身處境的牧師白以撒，此后撇下母親，隨白以撒前往大阪，投奔兄嫂白約瑟和慶熙。在大阪，順子生下高漢秀的兒子以諾，此后又和白以撒生下了摩西。
電視劇《柏青哥》海報
日本與中國的戰(zhàn)爭爆發(fā)后，1939年，白以撒因為卷入教會拒絕神社參拜的事件而被捕入獄，在兩年后去世。順子為了撫養(yǎng)兩個兒子，毅然跳入了生活的洪流。而此時原本以為和順子的人生早已絕緣的高漢秀又重新登場。原來高漢秀憑借自己黑社會頭目的地位，一直在暗中幫助順子一家，包括將順子和慶熙安排在自己經(jīng)營的餐廳腌制泡菜，以及在戰(zhàn)爭末期送順子全家到后方的農(nóng)場避難。
戰(zhàn)爭結束后，順子一家在日本迎來了新的生活。諾亞在高漢秀的資助下進入早稻田大學英文系求學，而不愛讀書的摩西則在15歲輟學后進入了柏青哥（“柏青哥パチンコ”，即彈珠機）行業(yè)。高漢秀的黑社會頭目地位，再加上摩西日后大獲成功的柏青哥行業(yè)具有的不雅標簽，讓這個家庭的后代愈發(fā)被“在日朝鮮人”這一身份性原罪壓得無法喘氣。事實上，順子一家的經(jīng)濟狀況越來越好。到了1970年代末，這個家庭在財力上已儼然躋身上流社會，而其生活的舞臺也隨著第三代——摩西兒子所羅門的赴美留學，拓寬至太平洋的彼岸。然而，物質的豐裕并不能完全消解精神的缺失，各代人對于身份認同的危機和焦慮日益凸顯，伴隨著代際隔閡和家族成員價值觀念的異質性，這個飽受風霜的家庭，又不幸地陷入了內部的撕裂與糾葛。
“歷史辜負了我們，但沒有關系”
在日朝鮮人的歷史至今已有百余年。1910年8月，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殖民當局在朝鮮實行“土地調查事業(yè)”、“產(chǎn)米增殖計劃”，導致大批朝鮮農(nóng)民流離失所、生活困苦，被迫移居海外，以求生路。一戰(zhàn)后，日本面臨工業(yè)化造成的勞動力不足，這也為朝鮮人渡日提供了工作機遇。不過，日本政府并不歡迎朝鮮人無限制的入境。雖然朝鮮人名義上已是日本帝國的臣民，但是與日本人可以自由往返朝、日不同，朝鮮人渡航赴日時常受到旅行證明制度的限制。這一方面是憂慮朝鮮勞動力無節(jié)制的涌入會沖擊日本國內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也是緣于對朝鮮人造成治安和社會問題的警惕。而其根源無疑是對朝鮮人的不信任與排斥，這在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爆發(fā)后的朝鮮人大屠殺事件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地震發(fā)生后，軍方和官府故意散布朝鮮人縱火和井中投毒的謠言，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約有6500名在日朝鮮人被日本軍警和維持治安的平民“自警團”屠殺，釀成了在日朝鮮人歷史上的重大慘案。
然而，即便如此，朝鮮經(jīng)濟的疲敝和日本國內煤炭、土木、紡織等行業(yè)對于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依然驅使大批朝鮮人涌入日本。如下圖所示，殖民地時期，在日朝鮮人的數(shù)量一直呈增長趨勢，并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期間因日本當局所實行的勞務動員政策而迅速增加。截至1945年8月日本戰(zhàn)敗之際，約有210萬朝鮮人滯留日本，多達朝鮮半島人口的十分之一。1945年8月，日本戰(zhàn)敗，大批在日朝鮮人踏上了歸國的路程。然而，由于戰(zhàn)爭造成交通設施的破壞和朝鮮半島解放初期局勢的混亂，以及日本政府與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部（GHQ）對于回國攜帶財產(chǎn)的限制和再入境的禁止等原因，回國之路并不順暢。到1946年3月，仍有60萬人留在了日本。隨著冷戰(zhàn)的開始、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與對峙，在日朝鮮人再次被卷入了時代洪流的漩渦，他們的回家之路也變得愈發(fā)遙遠。
GHQ最初將在日朝鮮人視為“解放民族”，支持送他們回國。然而，隨著東西方冷戰(zhàn)格局的形成，其態(tài)度發(fā)生了轉變。1946年10月10日，GHQ發(fā)布指示，要求在同年12月15日之前完成遣送朝鮮人回國。而對于拒絕回國的人員，則暫時保留其日本國籍，不再視為解放民族。同時，在GHQ的許可下，日本政府于同年12月中止了戰(zhàn)前在日朝鮮人名義上所享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其列入沒有國民權利的“特殊范疇”。這是意識到在冷戰(zhàn)形勢日益嚴峻之際，當時在僑民社會頗有影響力的“在日朝鮮人聯(lián)盟”偏向社會主義，為此在事前采取防止在日朝鮮人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舉措。其后，1947年5月，GHQ又頒布“外國人登記令”，規(guī)定在朝鮮半島成立正當政府之前，在日朝鮮人登記的國籍暫定為“朝鮮”。此處的“朝鮮”和其后1948年9月成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無關，并非實存的國家，而是單純指稱作為出生地的朝鮮半島。因此，在日朝鮮人便從日本國籍轉為了事實上不屬于任何國家的“無國籍”民。這一“朝鮮籍”身份，一直保留到了今天。1952年4月，美日之間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生效后，在日朝鮮人徹底失去日本國籍，成了日本境內的外國人。
1948年朝鮮半島南北政權的分立和冷戰(zhàn)局勢，給在日朝鮮人的身份塑造帶來了新的變數(shù)。大韓民國成立后，在日朝鮮人的外國人登陸證國籍一欄可以依照本人意愿由“朝鮮”變更為“韓國”。換言之，他們可以選擇加入韓國籍，但不能同等地選擇朝鮮國籍。這種偏頗性的國籍政策，在1965年日韓邦交正?；蟮玫竭M一步強化。根據(jù)1965年6月日韓簽訂的《基本條約》及其附屬的《關于在日僑胞法律定位和待遇的協(xié)定》，大韓民國被規(guī)定為朝鮮半島唯一的合法政府，擁有“韓國”籍的在日朝鮮人視為大韓民國國民，日本政府針對此類申請者可以賦予永住權。而與此相對，“朝鮮籍”只是一個符號，選擇繼續(xù)維持“朝鮮籍”的人被視為無國籍者。這種區(qū)分“韓國籍”和“朝鮮籍”的做法，不僅促使大量原“朝鮮籍”的人選擇加入韓國籍，也助長了在日朝鮮人社會內部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與對立。
確切地說，意識形態(tài)的選擇和沖突并非是自然天成的。1945年9月，各地成立的僑民團體曾聯(lián)合發(fā)起成立全國統(tǒng)一性組織——“在日朝鮮人聯(lián)盟”（1949年被GHQ作為“暴力團體”強行解散，1955年改組為“在日朝鮮人總聯(lián)合會”，簡稱“朝總聯(lián)”）。但是由于解放之初，更多人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在日朝鮮人聯(lián)盟也選擇支持北朝鮮人民委員會，因此，傾向支持資本主義和反共的人士從中脫離，并于1946年11月，組建了在日朝鮮居留民團（1948年改稱“在日大韓民國居留民團”，1994年更名為“在日大韓民國民團”，簡稱“民團”）。1948年南北獨自建國以及1950年6月爆發(fā)的朝鮮戰(zhàn)爭，使得在日朝鮮人圍繞政權的選擇陷入了更為激烈的對立。民團和朝總聯(lián)分別與韓國、朝鮮政府建立聯(lián)系，兩者逐漸成為南北政權在日本僑民社會進行角力的“代理人”。
朝鮮政府將爭取在日朝鮮人視為顯示體制優(yōu)越性的重要手段，因此十分注重通過朝總聯(lián)針對僑民開展民族教育和歸國運動的宣傳與動員。1954年8月，朝鮮外相南日發(fā)表聲明，宣稱“在日朝鮮人是共和國公民”，承諾負擔他們回國所需的一切費用，并保證將為其提供穩(wěn)定的生活條件。這一通過兩國紅十字會開展的在日朝鮮人的歸國運動，從1959年正式啟動，一直持續(xù)到1984年，其間約有9萬3千人從日本回到了北朝鮮。然而，由于過程中的一些不當處理，該運動也遭到不少詬病。而因與朝鮮政府關系過于密切而失去自主性的朝總聯(lián)，其社會形象也漸趨負面。不過，親韓國政權的民團也并不單純。尤其是樸正熙和全斗煥時期，韓國當局為了牽制朝總聯(lián)，積極扶植民團勢力。不僅如此，民團和日本黑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使其在日本社會的評價也偏于消極。
由于日本政府一直未將朝鮮視為正常國家，為了在日本能夠更好地生活，戰(zhàn)前移居日本的在日朝鮮人（Old Comer）不少選擇加入了韓國籍。再加上通過朝鮮歸國運動回國的人，以及1965年日韓關系正常化后從韓國前來的新移民（New Comer），在日朝鮮人的身份構成發(fā)生了顯著變化。據(jù)日本政府統(tǒng)計，截至2021年，在日朝鮮人中持韓國籍者為43萬名（94.3%），而保留原“朝鮮籍”者僅為2萬6千名（5.7%）。此外，從1952年到2021年，共有38萬余人加入了日本國籍。隨著朝韓國力對比的扭轉、世代交替，以及身份構成的變化，在日朝鮮人社會最初偏向左翼的性質也發(fā)生了轉變。1990年，經(jīng)日本政府和韓國政府協(xié)議，“朝鮮籍”也被同樣賦予了“特別永住權”，而冷戰(zhàn)時期朝總聯(lián)和民團之間的對立狀態(tài)也有所緩和。然而，即便如此，歷史本身帶給他們的傷痕卻久久難以愈合。
“做朝鮮人，就這么可怕嗎？”
對于任何一個海外移民來說，身份認同永遠都是一道難以繞過的坎，這也正是《柏青哥》要發(fā)出的另一個拷問。女主人公順子曾問她的兒子諾亞說：“做朝鮮人，就這么可怕嗎？”諾亞毫不遲疑地回答道：“對我來說很可怕?！边@個從小就希望成為日本人而奮發(fā)向上的孩子，在得知自己的生父高漢秀竟然是一個黑幫頭目時，整個人都崩潰了，最終選擇和母親及家人永遠決裂。不僅是諾亞，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擾著作品中的每個人，包括介入這一家人生活的日本人。
關于在日朝鮮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學界大體存在兩種觀點。一者主張在日朝鮮人有著較強的作為朝鮮半島族裔的民族認同，一者則認為隨著世代交替和國際局勢的變化，其民族和自我認同已漸趨多元化。筆者認為，兩種觀點均抓住了在日朝鮮人社會的某方面特征，但身份認同最終取決于個體的選擇，恐怕難以輕易化約。
首先，不可否認的是，如今在日朝鮮人已經(jīng)歷了明顯的代際交替。殖民地時期和解放初期渡日的第一代，即《柏青哥》中順子那一代人（80歲以上），如今只占5%，而像以諾、以撒以及所羅門等在日本出生、成長的第二（50~79歲）、第三代（20~49歲），則分別占41%和45%，此外還有占9%的第四代——青少年群體（10~19歲）。幾代人所經(jīng)歷的世事沉浮和人生體驗顯然是迥異不同的。
順子那一代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前時期，日本政府的同化和差別政策是并存的，他們一方面希望朝鮮人成為日本帝國的順民，乃至對天皇盡忠、獻身，一方面卻又慘無人道地進行差別和奴役，將朝鮮人視為二等公民。然而，對于被殖民統(tǒng)治這一時代性苦難壓彎了腰的第一代來說，他們唯一的愿望就是生存和養(yǎng)家糊口。他們蝸居在人畜雜居、屎尿橫流的朝鮮人聚居區(qū)，在礦山、工廠揮汗流血，在街頭巷尾日曬雨淋，與其說是為了尊嚴，毋寧說是為了活路。在困苦難耐的歲月里，對解放和回家的憧憬無疑是支撐許多人活著的精神信念之一。
而到了以諾和以撒為代表的第二代，情況已經(jīng)大相徑庭。這一代人經(jīng)歷了戰(zhàn)后日本的經(jīng)濟復興，雖然由于資本的局限以及進出公職的制度限制，他們的職業(yè)選擇余地十分有限，但是憑借在柏青哥、燒肉屋、土木建筑、消費金融等行業(yè)的長期摸爬滾打，也有不少人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地位的上升。與此同時，1960年代后，隨著經(jīng)濟的增長，日本社會視在日朝鮮人為熱衷于黑市交易、拉幫結派的擾亂治安者的認識逐漸退潮，與此相反，開始將在日朝鮮人等社會弱者、被歧視民眾納入社會福利政策的適用對象。從1970年代開始，伴隨著在日朝鮮人廢除歧視運動的開展，基于國籍的制度性歧視陸續(xù)廢除，在日朝鮮人進入民間企業(yè)和考取公務員的門路不斷擴大。自1980年代末以后，隨著外國人的涌入和西方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普及，在構建“多元文化共生”社會的導向下，日本社會對于在日朝鮮人的態(tài)度總體上漸趨溫和。與此同時，入籍、通婚、取得日韓雙重國籍的人數(shù)也日益增加。上述一系列變化使得很多在日朝鮮人第二、三代很難再將自己限定為朝鮮人或韓國人，畢竟日本才是他們出生、成長乃至成功的舞臺。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日朝鮮人已經(jīng)完全融入日本社會。即便他們已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作為少數(shù)族裔，尤其是作為殖民地朝鮮人的后裔，依然會受日本人的歧視?！绑a臟的朝鮮人”，這一殖民地時期延續(xù)下來的種族偏見式的暴力性言辭，仍不時無情地提醒在日朝鮮人，他們或許注定了是一群難以被完全接納的“他者”。事實上，近年來隨著日本經(jīng)濟的低迷和日韓之間歷史、領土問題的發(fā)酵，日本掀起了反韓熱潮，而其中就包括了對在日朝鮮人的排斥。
面對這一現(xiàn)實，很多在日朝鮮人選擇了隱瞞或者逃避，例如加入日本國籍，或使用“通名”（日本名）代替“本名”（韓文名）。不過，也有一些人頂著學費負擔、升學壓力和社會偏見，通過接受朝鮮學校的教育，學習朝鮮半島的語言、歷史、地理和文化，堅守朝鮮民族的認同。雖然這些朝鮮學校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資助，且被質疑在為領袖崇拜背書，但是朝鮮學校所提供的民族文化教育，在客觀上無疑為這群異鄉(xiāng)的他者尋找超越民族國家分野、構筑作為少數(shù)族裔的身份認同提供了一種難得的路徑。
“我始終認為一個人不應該隱藏或否定自己的民族，也不應該被剝奪學習母語和本族文化的權利。這對少數(shù)民族來說也是一樣重要的?！币晃恍W和初中就讀于朝鮮學校，卻對其間所受的教條式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感冒的在日朝鮮人如是說道。
一個沒有差別、認可差異的社會，或許才是能夠讓他們真正釋懷的家。
（作者系中山大學國際翻譯學院韓語系副教授、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