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早期編纂史事新探 ——基于《四庫全書館校檔殘本》的研究
《四庫全書》之編纂，始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輯?！队罉反蟮洹穂1]，至嘉慶十一年（1806）各閣續(xù)辦書籍的補函工作結束[2]。在長達數(shù)十年的編纂過程中，《四庫全書》歷經(jīng)分校官甄別、校閱，復校官、總校官校訂，各閣的撤改與復校等，留下大量有關纂修的檔案、史料及館臣校改記錄等，成為研究《四庫全書》最直接的材料。學界所習知的《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四庫底本書籍、《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等皆為四庫修書期間留存，這些材料大大推進了四庫學研究，尤其是四庫館的運作和《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問題，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四庫館校閱書籍的具體細節(jié)，即分校官如何簽改、謄錄官如何繕錄《四庫全書》、復校官如何復校和審核分校官的校簽、各纂修機構之間的復雜關系等，還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近來，筆者發(fā)現(xiàn)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題為《附〈太平廣記〉〈通志〉等書簽訛總檔》[3]的四庫修書檔冊，對研究四庫修書期間復校官職任、“全書處”與“薈要處”的關聯(lián)、《四庫全書考證》的編纂等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一、《四庫全書校檔殘本》的基本面貌
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錄為《附〈太平廣記〉〈通志〉等書簽訛總檔》的文獻，為稿本，15冊，不分卷，計896葉，無撰人姓名，有墨筆涂乙痕跡。系由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寫內(nèi)容匯編而成：一部分內(nèi)容寫于白紙上，無板框、界欄，書寫較為隨意，常于內(nèi)容間增刪（如圖1）；另一部分內(nèi)容寫于朱絲欄紙上，半葉8行、行21字，單魚尾，版心空白，抄寫較為工整，刪改較少（如圖2）。第14冊卷端有題名頁，題“四庫全書館校檔殘本”（見圖3，本文取此題名，以下簡稱該文獻為“《校檔》”），并有上書“十五年六月初二日，辦事堂穆代李老爺振翥借去”字樣的簽條。按，李振翥又名緘庵，字云軒，號醉竹，太湖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生，嘉慶六年（1801）拔貢，同年中舉。七年（1802）進士及第，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任武英殿提調(diào)、國史館纂修。十三年（1808）任浙江鄉(xiāng)試副考官，京察一等，再出河南陳州知府。道光間，歷任廣東、陜西、山東按察使，道光十六年（1836）卒。李振翥雖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出仕則在嘉慶、道光時期，故而猜測此書題名時間可能為嘉慶十五年或道光十五年。
圖1
圖2
圖3
圖4
《校檔》登載21種書籍的復校簽訛記錄，第1冊為《太平廣記》，第2冊為《新唐書》《釋音》，第3冊為《日講四書解義》，第4冊為《孝經(jīng)注疏》，第5冊為《新安志》，第6冊為《佩文韻府》，第7冊為《御制文初集》，第8冊為《雞肋編》《周易述義》《優(yōu)古堂詩話》《左傳補注》（后三種僅錄書名，《左傳補注》簽訛內(nèi)容在第10冊），第9冊為《欽定協(xié)紀辨方書》，第10冊為《左傳補注》，第11冊為《淵鑒類函》《佩文韻府》《佩文齋詠物詩選》《御制文初集》《欽定協(xié)紀辨方書》（后四種僅有書名，除《佩文齋詠物詩選》外，其他三書簽訛內(nèi)容分散在第6、7、9冊），第12冊為《禮記注疏》，第13冊為《通志》《空同集》《新唐書》《毛詩名物解》《太平廣記》《淵鑒類函》（后四種僅錄書名，除《毛詩名物解》外，其他書籍簽訛信息分散在第1、11、14冊），第14冊為《新唐書》《釋音》（與第2冊內(nèi)容有異，說詳下文），第15冊為《爾雅翼》。結合各冊登載書名及簽訛信息，其中《優(yōu)古堂詩話》《周易述義》《佩文齋詠物詩選》《毛詩名物解》四種沒有具體簽訛內(nèi)容，《優(yōu)古堂詩話》書名后有“可進呈”三字；《周易述義》書名后有“內(nèi)《周易述義》無底檔，板心全誤，發(fā)換寫”；《佩文齋詠物詩選》《毛詩名物解》僅有書名而無任何內(nèi)容，可能是稿本殘缺所致[4]。
雖然檔冊的題名時間晚至嘉慶、道光時期，但《校檔》應是四庫館修書期間館臣復校書籍時形成。首先，卷中紙張鈐有“吳正有號”印記，屬于四庫館常用紙張。據(jù)學界研究，類似鈐蓋“吳正有號”“吳正裕號”及“吳正昌號”印記的紙張，為清代內(nèi)府刻書及四庫館抄書的常用紙張[5]。目前所知，乾隆四十三年周永年進呈抄本《冰壑詩集》鈐蓋“吳正有號”，翁方綱《四庫提要稿》《復初齋文稿》、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四庫書目庋藏表》鈐有“吳正裕號”印記，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圖書館藏乾隆間抄本《皇朝通鑒長編紀事本末》鈐蓋“吳正昌號”等。據(jù)此可以初步推斷《校檔》應屬清代宮廷遺留，斷非外間之物。其次，《校檔》中還記有四庫修書的專有詞匯，如《太平廣記》《毛詩名物解》兩書后題寫“全書處”，《佩文韻府》《欽定協(xié)紀辨方書》《淵鑒類函》《佩文齋詠物詩選》《通志》《空同集》《新唐書》《爾雅翼》等書后題寫“薈要處”。如所周知，“全書處”與“薈要處”乃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薈要》所設機構，“全書處”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設立，“薈要處”于乾隆三十八年五月添設，是知此書應為四庫修書期間的留存材料。最后，《校檔》多次出現(xiàn)分校官姓名，如王瑸、張塤、王鐘泰、陳墉、汪錫魁、嚴福等人，均見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永瑢開列的《四庫全書》在館諸臣職名表[6]，皆為四庫館分校官。通過《職名表》可知，王瑸原為內(nèi)閣中書，因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經(jīng)議敘后任吏部員外郎；陳墉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吏部主事。從這些分校官的職銜變化，推測《校檔》是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前完成，館臣正是由于參與“薈要處”和“全書處”分校、復校事宜，才得以議敘并擢升官職。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書中的簽改內(nèi)容以及題署的各書名稱，可以推斷《校檔》為復校官審核分校官和謄錄人員的修改而形成的簽訛記錄。各書名稱一般題署為“某（書名）復校簽訛總記”，如《日講四書解義復校簽訛總記》《禮記注疏復校簽訛總記》等，表明記錄是在四庫館臣復校階段撰成的。其中的簽改內(nèi)容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屬于復校階段審閱分校官的校簽以及核查繕錄稿本（核查合格者即可進呈御覽）的簽訛內(nèi)容：針對分校官校閱底本的校簽，復校官一般直接修改，也有部分書籍核對校簽后重新抄寫，并注明“共簽出刊本訛錯×條”。如《新唐書》卷一百八十六“十頁前五行‘李瓊出耒陽’，刊本‘耒’訛‘來’，據(jù)《湖南省志》改”，后有館臣標注“分?！保弧杜逦捻嵏肪硭闹叭撉捌咝小桓y(tǒng)鷹揚’，刊本‘董’訛‘昔’，今據(jù)《魏書》改”，后有館臣標注“分校簽”；《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三作“四頁前二行‘晦不至’，刊本‘晦’訛‘毅’，今改”，后有館臣標注“此分校誤改”；《禮記注疏復校簽訛總記》卷一“《考證》第二頁前八行，‘九錫’，應依原簽改‘賜’”，卷五“十六頁前四行，缺‘自直’二字，當依原簽補”。“原簽”，即分校粘貼的校簽，這就表明復校官核對分校簽改，并指出分校官校閱書籍的錯誤。針對謄錄官繕寫的稿本，復校官若發(fā)現(xiàn)謄錄人員抄寫有誤，就直接簽出，如《孝經(jīng)注疏簽訛總記》“共簽出刊本六條、繕本二十一條”。第二種是館臣再次復校的簽改：《校檔》中僅《新唐書》《釋音》校改記錄凡兩見，核對兩次簽訛內(nèi)容，并不完全一致，后一次的內(nèi)容較前一次有所調(diào)整，抄寫更加規(guī)范，格式也較為整飭。依據(jù)常理，四庫修書時應先由分校校閱，提出簽改意見，后由復校官或者總校官核對[7]，因而會出現(xiàn)多次簽改，但《新唐書》與《釋音》中出現(xiàn)的兩次簽改，歧互有別，并非分校與復校的關系，而應該屬于復校階段的前后關系（即進行了兩次復校）。
從《校檔》登載的書籍內(nèi)容、題署的“薈要處”“全書處”字樣以及分校官職名來看，《校檔》應為《四庫全書》復校時形成。雖然存在兩種簽訛內(nèi)容，仍可以統(tǒng)稱為四庫館臣校閱書籍的簽改檔冊?！端膸烊珪肥珍洉牡妆?，或因版本沿襲之訛，或是手民之誤，舛錯難免。在抄入《四庫全書》前，分校官逐一校閱，凡底本有誤者，或證之別本，或引據(jù)他書，皆出校簽。若分校官校改有誤，則復校官審核修改，于校簽之上再次圈涂。當然，復校官不僅校改分校官的訛錯，還需要核查謄錄官是否如實據(jù)底本和校簽抄寫。
二、《四庫全書校檔殘本》的成書時間
既然已經(jīng)明了《校檔》為四庫館修書期間留存，那么有必要考辨其具體的形成時間，以便揭橥其于《四庫全書》纂修過程的價值?！缎n》中錄有多種“薈要處”辦理的書籍，并有館臣校改，可知其應為“薈要處”辦理《四庫全書薈要》期間撰成。據(jù)《纂修四庫全書檔案》記載，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四庫館詔開不久即下令繕錄《四庫全書薈要》，“著于《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8]，因而于武英殿設立“薈要處”，并派遣于敏中、王際華負責纂修事宜，至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兩分《四庫全書薈要》繕畢進呈[9]。據(jù)此，《校檔》中屬于“薈要處”的簽改內(nèi)容，應在此機構存在期間形成，即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至四十四年七月之間。
頗為吊詭的是，《校檔》中書名題署為“新唐書復校簽訛總記”的一頁上還題有“（乾?。┧氖辏┲廖逶鲁醢巳珍N訖，送總裁，發(fā)下銷訖，又查存疑簽，辦過一半”（見圖4），據(jù)此可知，《校檔》于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仍在四庫館銷簽，因而纂定時間必當延續(xù)至此。又查《四庫全書薈要》史部正史類收錄《新唐書》，其提要的校上時間為乾隆四十二年正月[10]，是知《新唐書》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前已經(jīng)辦理完竣并繕入《四庫全書薈要》，這便與《校檔》登載的《新唐書》于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八日的銷簽記錄相違伐。《新唐書》雖經(jīng)過分校官校閱，于乾隆四十二年抄入《薈要》，但由于《四庫全書》仍在編纂，《新唐書》又經(jīng)四庫館臣校訂，直至謄抄定本，故而《校檔》中保留了兩次《新唐書》校改記錄?！缎n》中第一次《新唐書》簽改注明“薈要”，應屬于“薈要處”校閱《新唐書》時的復校記錄，而第二次簽改作《新唐書復校簽訛總記》，應該是“全書處”進行的復校，第二次簽訛時書名中增加“復校簽訛總記”六字，題名差異恰能反映兩次簽訛的區(qū)別。再從兩次簽改的具體內(nèi)容來看：第一次作“繕本《考證》一頁三行應加〇，馀無誤?？緹o簽”，第二次作“刊本無訛。三頁后二行‘扂’誤‘居’，八頁六行‘臣’誤‘誠’，以上簽出繕本二條”。對比前后兩次的內(nèi)容，《新唐書》的謄錄者已經(jīng)部分采納了第一次簽改的意見；館臣第二次校簽時，刪去了加〇的內(nèi)容，并補充多條有關繕本《新唐書》的訛誤。再如第一次簽改中卷二百二十二下與卷二百二十三上皆著錄“苻堅誤作符堅”；第二次簽改卷二百二十三上時，四庫館臣用墨筆勾乙刪去此條。由此可知《新唐書》第二次內(nèi)容較第一次有所刪改。據(jù)此，《校檔》中登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新唐書》仍在四庫館銷簽，應屬于全書處復校流程，與薈要處無涉。
《校檔》中既存有薈要處復校內(nèi)容又存有全書處校改，那么其形成時間的下限應該延續(xù)至第一分《四庫全書》辦理完竣之前?！蹲胄匏膸烊珪鴻n案》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四庫全書》第一分，現(xiàn)在辦理完竣，所有總校、分校人員等，著該總裁查明咨部，照例議敘”[11]，文淵閣《四庫全書》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首先完竣，因而館臣復校書籍以及在館銷簽等，皆應在此之前，據(jù)此可以斷定《校檔》的形成時間應早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
另據(jù)《校檔》中登載的其他信息，也能判斷大多內(nèi)容在乾隆四十六年形成。《校檔》錄《禮記注疏》簽訛信息，并注明已銷簽三次，另空白處附注“辛￡”二字，字跡漫漶難辨。此外，《校檔》錄《新安志》簽訛卷末有“七月上旬交”等字、《周易述義》簽訛卷端有“八月十日夜偶筆”、《淵鑒類函》簽訛卷末有“以上九月初六日交”等，皆為注明校簽的呈交時間，唯獨沒有記錄年份信息。如果結合《新唐書復校簽訛總記》中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八日的銷簽記錄，推測《禮記注疏》附注二字為“辛丑”，亦即乾隆四十六年。至于其他未注明年份的校簽呈交時間，皆為乾隆四十六年形成的校簽，這與第一分《四庫全書》于乾隆四十六年辦理完竣是吻合的。
雖然這樣的猜測略顯草率，但似乎各種內(nèi)容皆相暗合，而《校檔》中登載的“程中堂未完簽”亦能提供一些佐證?！缎绿茣鴱托：炗灴倷n》中出現(xiàn)“程中堂四簽 銷訖”“程中堂九簽”“程中堂二十一簽”“程中堂四十三簽”等內(nèi)容，應是程中堂核查校簽后館臣注明以示賞罰。除《新唐書》之外，《孝經(jīng)注疏》中另存一處“程中堂未完簽”。合二者內(nèi)容，“未完簽”三字頗可玩味。一般來說，如果程中堂由于官職調(diào)動，不再核查《四庫全書》的簽訛內(nèi)容，換一館臣注明即可，似不必一定強調(diào)是程中堂尚未完成的簽改。而且，程中堂核查的內(nèi)容并非某一書的某幾卷，而是多部書的體量，既然被稱為“中堂”，猜測應該在四庫館擔任要職?！缎绿茣分猩蟹Q“程中堂四簽 銷訖”，至《孝經(jīng)注疏》已經(jīng)標明“程中堂未完簽”，極有可能是這位程姓館臣（尊為中堂大人）在核查《孝經(jīng)注疏》簽訛的過程中故去，其經(jīng)手之簽尚未完成，故而《校檔》予以登載言明。
在清代，內(nèi)閣大學士、協(xié)辦大學士、軍機章京等皆可稱“中堂”。根據(jù)“中堂”稱謂的變化，可以逐個查驗《四庫全書》職名表中符合條件的四庫館臣。據(jù)乾隆四十七年開列的館臣名單，程姓館臣有“總裁程景伊”“總目協(xié)勘官程晉芳”“繕書處分校官程炎”，其中符合“中堂”之稱謂的只有程景伊一人?！蹲胄匏膸烊珪鴻n案》載“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內(nèi)閣奉上諭：協(xié)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程景伊、兵部尚書嵇璜，俱著充四庫全書處總裁”[12]，其后程景伊多次因校書被罰俸，最晚的一次記載為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程景伊、王杰、曹秀先、周煌、謝墉、竇光鼐俱著罰俸六個月”[13]。同年七月，程景伊卒于四庫館總裁任上[14]，因而由其校改的簽訛內(nèi)容尚未完成，故而在乾隆四十六年匯編的《校檔》中著錄有“程中堂未完簽”。此外，《于文襄手札》中記載總裁閱看校簽一事，亦可為證?！靶z書夾簽，送總裁閱定，即于書內(nèi)改正，此法甚好。可即回明各位總裁酌定而行，即或?qū)⑼恳抑具M呈，亦屬無礙，惟改寫略工，以備呈覽”[15]，由此可見總裁是需要閱看校簽并最終酌定校簽內(nèi)容的，故而《校檔》中多次出現(xiàn)銷簽的“程中堂”，應為總裁之一。
但既然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程景伊已故去，那么為何在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新唐書復校簽訛總記》中仍出現(xiàn)程中堂“四簽”“二十一簽”“四十三簽”的內(nèi)容呢？重新來看《新唐書復校簽訛總記》書前的記載，“（乾?。┧氖辏┲廖逶鲁醢巳珍N訖，送總裁，發(fā)下銷訖，又查存疑簽，辦過一半”，察此內(nèi)容，《新唐書》應是分批送交總裁閱看銷訖，因而書中多處出現(xiàn)程中堂銷簽的記載，程景伊生前應未能將《新唐書》校簽銷訖，故直至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時，程景伊雖已亡故，但《新唐書》仍然繼續(xù)送往總裁處閱看，所以最終銷訖的時間晚于程中堂故去時間。
三、從《校檔》看《四庫全書》的校閱流程
從《校檔》的具體內(nèi)容和性質(zhì)來看，其對四庫館校閱書籍的運作、復校官的職責和《四庫全書考證》的編纂，特別是針對“薈要處”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茲分述如下：
1. 復校官及其職責
乾隆三十八年開館后，四庫館由纂修官和分校官[16]校閱書籍，主要進行版本鑒別、內(nèi)容辨?zhèn)?、訛錯考證，其中最為廣泛和普遍的工作便是訛錯的考證。針對《薈要》與《四庫全書》辦理中分校官事責過重且無人稽核的問題，十月十八日永瑢等奏請?zhí)碇脧托９僖宦?，專門負責核查分校官校書和謄錄官謄錄書籍，其中“《四庫全書》繕本添派復校官十六員，《薈要》繕本添派復校官六員，均于現(xiàn)在分校各員內(nèi)，擇其校書精確者如數(shù)充當”[17]。四庫館初期辦理書籍時規(guī)定，分校、復校簽出的錯誤，皆附在卷末，并說明簽改因由，“如僅系筆畫之訛，僅載某字訛某，今校改；如有關文義考訂者，并略附按語如下。如此則校辦全書更為精當，臣等亦得就其簽改之多少，隨時抽查，以期無誤”[18]。隨著書籍校閱的進行，若每書訛錯皆附卷末，勢必增添館臣事務，故而后期辦理書籍時直接在底本之上校改，并粘簽說明。從現(xiàn)存各四庫底本之上的校簽可知：分校官、復校官校改書籍皆作夾簽，并非附于卷末。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考慮到分校官與復校官彼此相互倚恃，反致掛漏，故而在辦書流程中刪去復校環(huán)節(jié)，不再設置復校官，而是“將《薈要》復校通改為分校，所有謄錄二百人，均勻分派，每員約管六人，則每日僅各收繕書六千字，盡可從容詳?！?，此后分校校畢之書，直接由總?；?，“凡各分校已校之書，匯交提調(diào)登冊”，分發(fā)總校“細加磨勘，分別功過，改正舛誤”[19]。
通過檔案所載各館員的辦書職責及現(xiàn)存四庫底本《晏元獻公類要》中粘貼的校書單可知，采進書及內(nèi)府書的辦理流程為：第一步，提調(diào)官將底本先發(fā)下給分校官校對，分校官對底本作校簽；第二步，由分校再發(fā)下給給謄錄謄抄；第三步，謄抄好后交回給分校，由分校校對；第四步，分校校好后，交復校（總校）重校（也會加簽）；第五步，復校校好后，送交武英殿提調(diào)[20]。
由上述檔案可知，自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后，由于全書處及薈要處皆不再設復校官，復校工作其實由總校官完成。但從校檔中的簽改記錄來看，四庫館的辦書程序可能并非如此，復校官雖不再添設，但復校工作卻由分校官承擔。
《校檔》顯示，《佩文韻府》簽訛內(nèi)容，卷三有“一頁后一行，江至潯陽南合為一，刊本‘潯’作‘尋’，今改。分校簽”；《新唐書》卷一八三有“十三頁后七行，分校改‘挺’，誤，仍當依元本作‘挻’”。以上內(nèi)容皆標注“分?！?，以證明此簽改乃分校官所作，故亦可證《校檔》確系復校核查分校官校書的記錄，但這里負責稽核分校訛錯的究竟是何人？再看《禮記注疏》中的簽訛信息，卷目之下署“校對 王瑸、張塤、王鐘泰、陳墉”等，有些卷末署“分校陳墉、陳墉自校、郭祚熾校、胡予襄校、侍朝?！钡?。由“校對、自?！钡瓤梢钥闯?，以上各員是在承擔復校官的職責，即核查分校官是否簽改有誤。據(jù)《四庫全書職名表》，王瑸、張塤、王鐘泰、陳墉、汪錫魁、嚴福、侍朝等人皆為繕書處分校官，這說明負責復校工作的館臣其實就是分校官自身，除了偶爾出現(xiàn)分校官自己核對自己的校簽外，多數(shù)都是分校官之間互相校對。分校官在復校階段，逐一查驗簽改，并不時做出圈涂，修改的范圍不僅包括糾錯，亦有謄抄格式的換改和增補新的校簽。如對《周易述義》提示“內(nèi)《周易述義》無底檔，板心全誤，發(fā)換寫”，即該書需要全部換寫，無需逐一復校。在分校官復校校簽之后，便交給武英殿再次謄抄以供進呈乾隆帝御覽，《校檔》錄《優(yōu)古堂詩話》一書，只有書題而無簽訛內(nèi)容，且書名后題署“可進呈”三字，由此可知館臣認為毋庸復校此書，可直接進呈御覽。
四庫館在乾隆四十年之后的復校職責乃由分校官來充任，雖無復校官之職，卻有復校之實。據(jù)此，關于《四庫全書》的校書過程，其實可以做一些修正，第四步中“分校校好后，交復校（總校）重校（也會加簽）”，應該是“負責復校工作的館臣其實就是分校官自身，除了偶爾出現(xiàn)分校官自己核對自己的校簽外，多數(shù)都是分校官之間互相校對，當然總校官也需要參與復?！?，分校官核對校簽的過程即是承擔復校之責，增補校簽亦其所為。
2.簽校工作程序
張升在研究永樂大典本的辦理流程時認為，“分校?？睍r，也會簽出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辦書單中‘送?？睆托扪a￡十￡簽’，應是指?？惫傩滦３龅膯栴}。那么，這些新加的簽條，謄錄需要再據(jù)以修正原謄錄本，然后將所有簽條注銷，才表示最終完成”[21]。大典本的辦理流程同樣適用于其他書籍，那么，館臣究竟怎樣修改、增補乃至注銷校簽，這是四庫修書更為細節(jié)的過程，囿于史料，尚未見相關敘述。
如所周知，分校官校閱進呈書籍，于底本上修改，并粘貼校簽，所以底本上的校簽應該是數(shù)量最多的，但部分校簽隨著底本的修改，會在改后去簽、省簽，因而現(xiàn)在留存在四庫底本之上的校簽無法反映其校辦過程中的原貌。在分校階段，粘貼于底本上的校簽會被移錄至專門的檔冊內(nèi)。在復校階段，分校官重新校對底本與謄錄本，形成新的簽改，并增加新的簽訛內(nèi)容，這項工作其實是在檔冊上進行的。比如《校檔》錄《太平廣記》簽訛信息，卷三八九“十頁后四行，渚宮”，復校時，館臣增“分校改‘渚’為‘隋’，別卷多作‘渚’，寫‘渚’似不誤，俟酌”諸字，意即對此條簽改尚有異議，最終仍憑總裁酌定，如于敏中所謂“校對遺書夾簽，送總裁閱定”[22]。《通志》中有多處簽改直接標注“省、省去”，屬于復校時刪去，卷十下“五十七頁后二行，慕容垂追敗溫后軍于襄邑，《晉書》‘追’作‘擊’”，復校圈涂此簽改內(nèi)容，并注明“省”；“五十九頁后四行，出神虎門，《晉書》‘虎’作‘獸’，后同”，復校刪去，并注“省去”。此外，增補的簽訛信息，亦可在《校檔》中找到，如《禮記注疏》的簽訛信息有“卷十六 補簽一條、卷十七 補簽”等內(nèi)容，應屬復校時增補。察其內(nèi)容，凡增補簽改，皆小字寫于各行之間，或于頁中空白處，有些以“?”標于首字之上。分校官粘貼校簽，復校時移錄、刪改、增補校簽，最終的目的不在于校簽本身的重要性，而是謄錄人員以校簽為據(jù)，銷簽完畢（銷訖）后謄抄入《四庫全書》。《校檔》顯示很多書籍都曾銷簽，有些甚至不止一次，如《雞肋編》已銷一次、《左傳補注》已銷一次、《禮記注疏》已銷三次。不管是分校階段還是復校階段，凡經(jīng)銷訖的校簽，即可省去不錄，《校檔》錄《空同集》簽訛信息，有“序一頁后二行，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二‘胡’字擬改‘變’字，俟酌”，其后復校作“改后去簽”。由此看來，校檔詳細記錄了分校官粘貼、復校階段刪改、增補以及最終銷訖的校改內(nèi)容，較為清晰地揭示了四庫館臣纂修書籍的工作程序[23]。
3.《四庫全書考證》的編纂
值得注意的是，校檔還與《四庫全書考證》的編纂密切相關。相關研究表明，《考證》乃是館臣擇取黃簽匯編而成，而黃簽其實就是校簽的一種，只不過由于需要進呈御覽，所以區(qū)別于一般校簽[24]。《校檔》中《新唐書》和《釋音》后有“凡黃簽須明白曉暢，進呈時一覽了然，若重沓支離，均不足取，倘太簡略，又不可以此籍口急索解，人不可得尚其旦暮遇之”，據(jù)此可知，《校檔》是黃簽加工過程中的載體之一，很可能是《四庫全書考證》成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循此路徑，將《考證》與《校檔》的校簽一一核對，發(fā)現(xiàn)二者并不能完全對應。除《考證》所錄《新唐書》與《釋音》的簽改意見均能在《校檔》中找到出處外，其他各書的簽訛內(nèi)容，皆互有異同。由于《校檔》中《新唐書》與《釋音》抄寫工整，且抄紙有界欄，與各書不同，猜測這兩書應是復校核對簽訛記錄后，重新謄抄的較為整飭的內(nèi)容，因此在編纂《考證》時可直接從中選擇黃簽。而且，《四庫全書薈要》中的按語，也與《校檔》或《四庫全書考證》多有不同。筆者認為這三種簽改內(nèi)容，皆由粘貼在底本上的校簽轉(zhuǎn)化而來，在《薈要》與《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有些底本上的校簽作為按語抄入《薈要》，部分內(nèi)容則移錄至校檔。館臣自底本校簽、《薈要》按語、校檔中選擇校簽加工成黃簽，再將黃簽匯編成《四庫全書考證》，具體的流程或如下圖：
四、薈要處與四庫館的纂修“空間”[25]
四庫館[26]規(guī)模龐大，其運作模式也極為復雜。一般而言，四庫館是以翰林院與武英殿以及其他各種纂修機構共同構成。四庫館類似一個以修書為共同目標而構成的“內(nèi)在關聯(lián)”的“空間”，翰林院、武英殿位于“空間”的中心。在《四庫全書》的纂修過程中，并非全然由四庫館編纂所有書籍，諸如清朝會典、方略以及三通之類的典籍，交付會典館、方略館與三通館承辦。那么，各承修機構臨時建立起與四庫館的關系。于此言之，以各機構承修書籍的輕重緩急、與四庫館的聯(lián)結方式及距離四庫館的遠近，構成了“空間”的邊緣。在這個由修書構成的“空間”中，既有統(tǒng)屬關系，又有因承擔臨時修書職任而建立的相對獨立的關聯(lián)。
關于薈要處與四庫館的關系，吳哲夫認為，“薈要處”與四庫館既有從屬，又有相對獨立的關系，薈要處于乾隆四十二年中期以后由武英殿直接承辦，至乾隆四十四年初期，又從武英殿并入四庫館[27]。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將四庫全書處分為翰林院與武英殿兩大機構，而“薈要處”屬于武英殿系統(tǒng)[28]。除薈要處外，武英殿還轄有收掌處、監(jiān)造處、聚珍處、校勘翰林處，由此可知薈要處是隸屬于武英殿四庫館之纂修機構。
《校檔》分別登載薈要處與全書處（翰林院四庫館）纂修《新唐書》的簽改內(nèi)容，通過比較簽改內(nèi)容的異同，并與完竣后收入《四庫全書薈要》和《四庫全書》中的《新唐書》覆核，可以窺探薈要處與翰林院四庫館（全書處）辦理書籍流程的聯(lián)系與區(qū)隔。由于薈要處纂辦《新唐書》僅留存卷一百七十六以后的校改意見，因此只能對此卷之后的內(nèi)容進行比勘，舉數(shù)例，列表1如下：
表1 薈要處、全書處所載《新唐書》校簽異同表（部分）
由表1的內(nèi)容可知，薈要處與全書處的校簽互有異同，館臣在辦理《四庫全書薈要》時校改了《新唐書》的一些內(nèi)容，并未被《四庫全書》采納。同樣，《四庫全書》纂修《新唐書》時，館臣的校改也是薈要處未及措意的，以致形成《四庫全書薈要》和《四庫全書》收錄的《新唐書》各有訛舛，未能整齊劃一。由上述校簽的歧互可以發(fā)現(xiàn)，薈要處與全書處纂辦《新唐書》，前后之間并非借鑒和吸收的關系，反而體現(xiàn)出相對獨立的纂修權限。
此外，從《四庫全書薈要》卷末所載“按語”，亦可看出薈要處辦理書籍與全書處的疏離。逐一比勘《薈要》所附“按語”與《校檔》發(fā)現(xiàn)，雖然“按語”內(nèi)容多數(shù)不見于《校檔》，但“按語”題寫的格式則與《校檔》無異。因此，我們認為“按語”亦是館臣校簽的匯總，只是這部分校簽改完后即被省去，因而大量內(nèi)容并不在《校檔》的登載范圍之內(nèi)。如《新唐書》卷一七八，有按語作“第八頁后八行，‘臣聞堯舜之為君’，刊本‘舜’訛‘禹’，據(jù)下文改”；覆核《薈要》與《四庫全書》，前者作“臣聞堯舜之為君”，后者作“臣聞堯禹之為君”。卷一百八十，有按語“第十三頁前一行，‘無敢馳驅(qū)’，刊本‘無’作‘不’，據(jù)《詩經(jīng)》改”；《薈要》本作“無敢馳驅(qū)”，《四庫全書》本作“不敢馳驅(qū)”。卷一八八，有按語“第一頁后五行，‘陶雅為左衡山將’，刊本‘衡’訛‘衝’，據(jù)毛本改”；《薈要》作“陶雅為左衡山將”，《四庫全書》沿襲底本之訛，作“陶雅為衝左山將”。“按語”中的校改，乃薈要處辦理《新唐書》的?？背晒?，經(jīng)過核查皆校改正確。遺憾的是，這些精善的校勘意見，并未被《四庫全書》吸收，更加表明薈要處與全書處的彼此疏離。
綜上所言，《四庫全書》的纂修，看似是四庫館的整體運作，但各機構之間并非完整的一體。在編修過程中，薈要處與之關系密切且又彼此區(qū)隔，更多的時候具備一種相對獨立的運作模式。四庫館總裁名義上統(tǒng)攝所有纂修機務，由于辦書人員眾多，四庫館的管理機制規(guī)訓不了不同機構的辦書流程，從而造成纂修“空間”上既緊密關聯(lián)又相互疏離的復雜情形。
五、結語
《四庫全書館校檔殘本》為纂修《四庫全書》期間形成的館臣簽訛檔冊，為復校階段核查分校官簽改書籍訛錯及謄錄官謄抄書籍的記錄，涵蓋分校官所粘貼校簽上的內(nèi)容、復校官刪改增補的校改意見以及銷簽記錄，較為完整地展現(xiàn)四庫修書的細節(jié)，有助于更加精細化地了解四庫館的運作程序。同時，《四庫全書館校檔殘本》還分別登載薈要處與全書處的工作信息，較為清晰地勾勒出四庫纂修機構的職任及相互之間的關聯(lián)。
附記：本文使用的材料，為復旦大學陳曉偉兄告知。投稿后，承蒙外審專家提出細致的修改建議。一并致謝。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四庫提要匯輯匯校匯考”（15ZDB075）子課題“通論：四庫提要與清代學術”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關于《四庫全書》的編纂時間，歷來存在爭議，但黃愛平、張升均認為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因輯校《永樂大典》而開設四庫全書館，這應該是四庫修書之始（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01頁。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9頁）。
[2] 文溯閣《四庫全書》最終成帙時間略晚于其他各閣（琚小飛：《文溯閣〈四庫全書〉的撤改與補函——以相關檔案為中心的考察》，《文獻》2020年第2期，第45-54頁）。
[3]國圖善本編號為00951。筆者使用的是“中華古籍資源庫”公布的電子資源。
[4] 《校檔》第15冊登載《爾雅翼》一書，書名后寫有“外有另檔一本，系十七卷之二十四卷”，可證此書僅為部分校檔的匯編。
[5]詳參張寶三：《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臺大中文學報》2012年第39期，第213-246頁；張寶三：《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鑒定之運用》，《國家圖書館館刊》2015年第2期，第35-52頁；宋葉：《傳世古籍中“紙?zhí)枴钡乃鸭驼怼?，天津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第11-25頁。
[6] 紀昀等纂：《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卷首《欽定四庫全書勘閱繕校諸臣職名》，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第89-132頁。
[7] 據(jù)研究，武英殿四庫館中負責校書的總校和復校經(jīng)?；ハ噢D(zhuǎn)換，兩者并無實質(zhì)的區(qū)別（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213頁）。
[8]王重民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諭”，北平圖書館，1934年。
[9]第一分《四庫全書薈要》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完竣，第二分在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將次告竣（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第297頁）。
[10]于敏中纂：《四庫全書薈要》第121冊《新唐書》，世界書局，1988年，第1頁。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諭內(nèi)閣全書第一分完竣所有總校等著總裁查明咨部照例議敘”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46頁。
[12]《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諭內(nèi)閣著程景伊嵇璜充四庫全書處總裁”條，第275頁。
[13]《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諭校書錯誤之總裁程景伊、王杰等著分別罰俸”條，第1172頁。
[14] 馬子木著：《清代大學士傳稿 1636-1795》，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2-353頁。
[15]于敏中撰：《于文襄手札》第19通，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年影印本。
[16] 纂修官隸屬于翰林院四庫館，職責為校閱底本，版本鑒定、內(nèi)容辨?zhèn)蔚龋恍８闹`抄本；分校官隸屬于武英殿四庫館，職責為校對底本和謄抄本，但不包括版本鑒定等前期工作（詳參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44頁）。
[17]《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多羅質(zhì)郡王永瑢等奏議添派復校官及功過處分條例折”條，第168頁。
[18]《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多羅質(zhì)郡王永瑢等奏議添派復校官及功過處分條例折”條，第169頁。
[19]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大學士于敏中等奏請將《薈要》復校改為分校并添設總校二員折”條，第488頁。
[20]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99頁。
[21]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82頁。
[22]于敏中：《于文襄手札》第19通，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年影印本。
[23] 本文所使用的《校檔》，只是同類型文獻極少的遺存。期待今后這樣的校檔還會有更多被發(fā)現(xiàn)，彌補在相關研究領域文獻不足的狀況。
[24]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190頁。
[25] 此處所使用的“空間”一詞，并非僅限于物理意義，故加“”顯示。下同。
[26] 因四庫館由翰林院四庫館（四庫全書處）和武英殿四庫館構成，因此本文所述的四庫館涵蓋二者。
[27]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年，第10頁。
[28]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4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