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基層社會的深情凝視與深刻剖析 ——看趙冬苓編劇的《警察榮譽》與《幸福到萬家》
《幸福到萬家》收官，而同樣由趙冬苓編劇的《警察榮譽》則以8.6分位列今年迄今豆瓣國產(chǎn)劇口碑榜第二。從《警察榮譽》到《幸福到萬家》，都聚焦了對基層中國的透視與剖析，成為今年電視劇市場不能不提的“現(xiàn)象劇”。
《警察榮譽》的“主角”是一個基層派出所，故事發(fā)生地在城鄉(xiāng)結合部。這一回《幸福到萬家》，故事發(fā)生地“萬家莊”則是一個農(nóng)村。無論是城鄉(xiāng)結合部還是農(nóng)村，都是基層社會的核心部分；與這兩個區(qū)域相對應的，則是如今影視劇里扎堆出現(xiàn)的豪華大都市。此前國產(chǎn)劇備受詬病的一點是：主人公非富即貴、都是“精英”的化身。精英敘事固然有講述的價值，但如果目之所及都不見基層、沒有普通人，也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遮蔽。
《警察榮譽》以基層民警的“職場劇”為外殼，經(jīng)由民警對老百姓糾紛的調(diào)解，讓觀眾窺見基層中國的深刻復雜性。而《幸福到萬家》則借助了導演、編劇和趙麗穎的IP效應，刻畫了女主角何幸福進城學習最終成長的“大女主”線。
在敘事策略上，《警察榮譽》與《幸福到萬家》也是高度相似。一則呈現(xiàn)基層中國的復雜性，尤其是“人情”與“法治”之間的博弈；二則在“法”“理”“情”三者之間達到平衡，既尊重法治精神，也與中國的基層社會相適應，奔赴更文明的前景。
法學家梅因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進步社會的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置換到中國基層社會，“身份”相當于“人情”，“契約”相當于“法治”。一個發(fā)展中的中國，也是從“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的過渡過程。在傳統(tǒng)的人情社會里，人與人之間講求的不是契約與法治，而是依照血緣、地緣關系而建立起來的親疏遠近以及規(guī)矩禮俗。
《警察榮譽》中，城鄉(xiāng)結合部是“人情”與“法治”碰撞的激烈地帶。劇中最讓民警焦頭爛額的，往往是那些剛“上樓”的農(nóng)民之間的糾紛。比如丟了一只雞，都能變成兩個村落之間的聚眾糾紛；老人遛狗不牽狗繩，把路過的小孩嚇壞了，警察勸說老人得牽狗繩，老人頂嘴：我在農(nóng)村活了大半輩子，就沒牽過狗繩……
《幸福到萬家》中，萬家莊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nóng)村，雖然萬家莊是一個十里八鄉(xiāng)最富裕的農(nóng)村，但這里的法治觀念依然非常落后，萬家莊仍然是在“人情”的基礎上運轉的。村支書萬善堂（劉威 飾）是帶著全村脫貧致富的功臣，是村集團萬家集團的董事長，也是村里最具話語權、最受尊重的“長老”。萬善堂維持、協(xié)調(diào)著“人情”的運轉，很多時候他也是通情達理的。比如當何幸福（趙麗穎 飾）早產(chǎn)時大出血，亟需輸血，萬善堂還是“不計前嫌”，第一時間通過喇叭號召全村人去獻血，挽救了何幸福的命。但人情社會存在的一個嚴重弊端的是，它嚴重依賴于“長老”的個人素質(zhì)，并且“長老”的權威不可挑戰(zhàn)。一旦“長老”不懂法，那么他對很多事情的處理就只能是憑借個人意志，可一旦有人挑戰(zhàn)他的權威，還會遭到全村人的排擠和打壓。
《幸福到萬家》在前半段的核心戲劇沖突，就是何幸福一而再地向萬善堂要說法、一而再地挑戰(zhàn)他的權威。從萬善堂兒子萬傳家（曹征 飾）以鬧婚名義對何幸福的妹妹何幸運（張可盈 飾）進行猥褻的風波，到村里的征地風波，再到萬善堂踢傷何幸福的丈夫王慶來（唐曾 飾）風波，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勸何幸?！跋⑹聦幦恕保涡腋＞褪且直娉鰝€是非對錯。萬善堂、萬傳家則對何幸福一家進行各種打壓。他們畏懼“法治”，本質(zhì)上是畏懼他們在村里的地位受到威脅——如果村里的人都講“法”了，自然也就不需要他們依靠“人情”去處理各種利益糾紛了。
作為有著豐富基層生活經(jīng)驗的資深編劇，趙冬苓知道在一個僵化的環(huán)境里“改變”的困難，不避諱地呈現(xiàn)了法、理、情之間的妥協(xié)，但也正因如此，網(wǎng)上對劇情發(fā)展的爭議也在聚集，比如《警察榮譽》中，一對年輕的夫婦最終放棄起訴刁蠻無理的騷擾者。從警察的角度看，起訴過程耗費很長時間，年輕夫婦的生活也就沒有很快恢復到平靜，所以務實一點的辦法是選擇和解。但從公眾的角度看，如果選擇和解了，不就是對惡人的一種縱容？趙冬苓對這個爭議做出的解釋是：“社會就是在這種反復拉扯中不斷進步的。如果只看到妥協(xié)和忍讓，看不到在這過程中社會的進步，那是一葉障目。但如果只希望看到正義的實現(xiàn)而不希望其中存在著任何的妥協(xié)與綜合考量，那也是不切實際的?！?/p>
回到《幸福到萬家》，法、理、情又該如何平衡？當何幸福一路上告時，鎮(zhèn)里的公安、縣里的法官都過來“勸和”，這讓何幸福的代理律師關濤（羅晉 飾）很吃驚，他嚴肅痛斥這種和稀泥的做法。但退一步說，法官的說法并非全無道理：在征地風波中，村里要建保健品廠和污水處理廠，這關系到萬家莊乃至整個縣的發(fā)展，工期不能跟著官司一直耗下去，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應該找到一個均衡點。
無論如何，對這個時候的萬家莊來說，當務之急是打破“人治”，讓“法治”取代“人情”；農(nóng)村的富裕不僅僅指涉的是物質(zhì)上的富裕，還包括精神文明的煥然一新。在被“趕出”萬家莊后，何幸福到城里學習法律，之后又回到萬家莊，不僅開辦了民宿，更給萬家莊帶來“法治”之風。一個農(nóng)村新女性的成長背后，也是基層中國的變化縮影，《幸福到萬家》由此實現(xiàn)以小見大的現(xiàn)實主義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