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作家孫甘露的最新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出版以來，在全國文學評論界引起諸多反響，而關于孫甘露的寫作探索以及這部紅色歷史題材新作的文學闡釋仍有著廣闊的空間。近日，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和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共同舉辦了《千里江山圖》的筆談活動，評論家、中文系教授與研究生共同從小說多重元素、時代精神再現(xiàn)、歷史書寫技藝、藝術新變、敘事特征等不同角度對這部小說進行了評析。

主持人：徐兆壽

參與人：李生濱、孫強、趙勇、林恒、陳錦榮、高國靖、馮樹賢、金新輝、牛鶴軒、任智峰、趙永輝、張欣、張睿聰

徐兆壽：孫甘露是新時期以來在先鋒小說領域卓有成就的作家，我對他的閱讀都定格在那些先鋒小說里，多少已經有些陳舊了。因此，《千里江山圖》的出現(xiàn)，對我本人乃至對整個文壇都是一件大事。他與李洱有共同的特征，即這部小說與《應物兄》一樣寫得很漫長，且名聲在外，就是遲遲不見真顏。我想，這種漫長的寫作是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心理現(xiàn)象，它可能是先鋒作家在時代的洪流里如何重新確定自我、如何進一步面對當下和未來的一種心理過程。猶豫、徘徊、痛苦、不確定、重新構建自我等等，這些特征不僅僅出現(xiàn)在他們兩個人身上，我想也是整個一代創(chuàng)作者的顯征，也不僅僅在文學方面，還包括音樂、繪畫、話劇、電影等方面。在我看來，在時代洪流轉彎處，他們就是旋渦里的大石。他們面對的不再是西方這個文學外來母體，而且還有中國傳統(tǒng)自身的文學母體，當然還有更多復雜的時代問題。所以我認為，《應物兄》與《千里江山圖》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兩個重要文本，但各自走的路不一樣。如果將來有機會，可以把這兩個文本再重新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進行討論。

一、多重元素與時代精神的彌合

李生濱：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每一個十年都有作品承續(xù)敘事類型和故事結構的轉向和再發(fā)展，1930年代《子夜》《家》《生死場》等長篇小說顯現(xiàn)了啟蒙批判的寫實路向和藝術探索，1940年代《圍城》《寒夜》《財主的兒女們》等作品確證了華夏兒女直面民族命運的道義擔當和情感力量。延安文藝和十七年文學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學傳統(tǒng)，而1980年代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構成聲勢浩大的文學熱潮，也引發(fā)了尋根文學思潮和先鋒小說敘事的實驗，確立當代小說多元開放的敘事形態(tài)。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現(xiàn)代主義思潮，深遠地影響了后來所有作家的敘事追求和語言修辭。這樣的文學史背景里，孫甘露是繞不過去的個性鮮明的小說家，特別是《我是少年酒壇子》內在情懷的蕩漾和語言的奔放恣肆，《信使之函》顯現(xiàn)了舉重若輕的能力和宛轉細致的風致。1990年代之后，先鋒小說作家多有轉向。孫甘露在生活的積淀和歷史的閱讀中，深入近代民族憂患的觸摸和想象，以日常化的敘事捕捉個體的英雄情懷和民族情懷。小說《千里江山圖》因與北宋王希孟傳世名畫《千里江山圖》形成了共構關系，深化了小說英雄情結的內在主旨和民族主義的悲劇蘊意。小說從生活細節(jié)與場景細節(jié)的描繪中浮現(xiàn)了一個藝術和生活雙重真實的世界。而附錄使得虛構與真實之間的故事被強化，被鍍上一層氤氳歷史氣息的文本質感。革命年代的悲壯故事的個性化敘事，再次引發(fā)我們對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和犧牲精神的心靈滌蕩。

孫強：作為一個先鋒小說作家，孫甘露在沉潛多年之后，完成了自己的蛻變，小說的題材、人物塑造、敘事方式都呈現(xiàn)了很大的變化，從撲朔迷離的先鋒敘事轉向了樸實平整的現(xiàn)實敘事，為革命歷史敘述提供了新的藝術可能?！肚Ю锝綀D》末尾的附錄材料和一封烈士的遺書在提醒讀者，小說和一段真實的歷史有關，這些材料和小說正文部分構成了互文性，檔案材料里對陳千里的采訪可謂乏善可陳，對“我”而言，疑點重重，無論是人物的糾葛和歷史細節(jié)都留下了很多的空白，這些空白和疑惑則在小說部分得到了重現(xiàn)和還原，當然是以想象和虛構的文學方式。這種互文性與其說是一種小說修辭的需要，還不如說表達了作家的歷史意識，尤其是對革命歷史的理解和虔敬。對歷史的好奇和革命主題的理解無疑構成了小說內在的敘事動力。在21世紀如何面對現(xiàn)代中國歷史，如何敘述革命傳統(tǒng)，既是一個小說家要著手處理的藝術問題，又是一個現(xiàn)實問題和時代問題。從十七年的紅色經典到八九十年代的新歷史主義，再到近年來的“諜戰(zhàn)風潮”，從《紅巖》《紅高粱》到麥家的《解密》《暗算》系列等等，我們看到歷史和時代變化之間的互動關系，也看到了一代一代作家對藝術創(chuàng)造的追求。“烈士的遺書”告訴讀者，“我”與“你”同在，“我在望著你，在這世界上，在任何地方，一直望著你，望著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因此，小說體現(xiàn)了明顯的重訪、重申歷史的愿望和意識，不僅在給大家講述一段驚心動魄的革命歷史故事，也在現(xiàn)實和歷史之間建立了一種精神聯(lián)系。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進一步說，小說對革命歷史的重述，也是在新的時代試圖重建我們自己的主體性、時代的主體性，尤其在一個網絡技術極度發(fā)達、消費主義充斥的多元文化語境中。

趙勇：小說《千里江山圖》涉及的元素眾多，最重要的元素有三個，諜戰(zhàn)、紅色敘事、傳統(tǒng)文化。其中諜戰(zhàn)故事是其基本骨架，紅色敘事構成小說的內在肌理，而小說中的“千里江山圖”作為傳統(tǒng)文化符號式的敘事裝置則構成對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傳承，同時也形塑了小說的外在精神氣質。自2008年由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潛伏》熱播之后，諜戰(zhàn)成為文學影視的熱門題材，無論在嚴肅文學界還是網絡文學領域，諜戰(zhàn)題材都深受作者和受眾喜愛，尤其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后很容易成為“爆款”，今年來更是連古裝劇也開始“蹭”諜戰(zhàn)題材的熱度，比如熱播的電視劇《風起隴西》就是以“諜戰(zhàn)三國”的噱頭制造了一波吸睛效果?？梢哉f，諜戰(zhàn)這一題材有著充分的大眾接受基礎。紅色敘事在我國也有著扎實的社會文化基礎，無論在主流話語角度，還是普通受眾層面，紅色敘事自有其通行的一套法則，無數(shù)“紅色經典”在新的時代被不斷地改編以至于形成“再經典化”，就充分證明了紅色敘事的價值和魅力所在?！肚Ю锝綀D》結合了諜戰(zhàn)的骨架和紅色敘事的肌理，又以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其賦予獨特的精神氣質，是一部試圖彌合嚴肅文學、影視文化和新媒體輕逸化書寫的優(yōu)秀作品，它代表了當下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方向，那就是將主旋律價值、大眾接受以及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創(chuàng)新巧妙地銜接起來，從而創(chuàng)作出符合時代精神的、渾然天成的作品。

二、歷史書寫的多種可能

任智峰：小說《千里江山圖》敘述發(fā)生在歷史現(xiàn)場的真實故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之上，他以小說的虛構藝術力圖還原歷史面貌?！肚Ю锝綀D》中的歷史書寫帶有典型的“風物志”特性，通過揭示隱藏在歷史褶皺中的細節(jié)來圖繪時代肖像，而孫甘露正是打撈出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歷史“細節(jié)”，以風物志的藝術創(chuàng)作手法表現(xiàn)出來。小說描寫了各式各樣的“物”，這些“物”不是冰冷的物理性存在，而是歷史的肌理。《千里江山圖》中的風物志書寫首先表現(xiàn)在對故事發(fā)生環(huán)境的細致描摹，比如在“骰子”一節(jié)中，隨著趕赴會議地點人物視角的變化，上海的風物開始逐一出現(xiàn)，小說家以攝影師式的冷峻手法描寫環(huán)境。孫甘露在對上海的歷史以小說的方式進行還原時，著重對事件發(fā)生時的風物進行詩學鍛造，這種歷史書寫便具有了打造歷史和重返歷史現(xiàn)場的能力。其次，孫甘露在《千里江山圖》中，還對歷史事實加以有效“挪用”和融合。作為一部以潛伏和斗爭為主線的諜戰(zhàn)小說，小說家取材于歷史事實，但他并沒有囿于史料，也沒有在小說中堆砌史料，而是進行適當?shù)奶摌嫼筒眉?。在《千里江山圖》中，對風物的描摹既是歷史書寫的手段，其自身也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潛在目的。對歷史的書寫必然離不開對歷史細節(jié)的重現(xiàn)，孫甘露在小說中如此青睞以風物所構建的歷史細節(jié)，其原因在于小說要在一個高度還原的現(xiàn)場講述歷史，塑造業(yè)已逝去的人物?！肚Ю锝綀D》以歷史書寫的風物志創(chuàng)作手法旨在從時間的流逝中凝固具有意味的瞬間，并由這個瞬間打開進入歷史的門徑，這是孫甘露創(chuàng)作《千里江山圖》時的匠心所在。

馮樹賢：小說《千里江山圖》是近年來諜戰(zhàn)小說、諜戰(zhàn)影視劇熱潮持續(xù)的又一高峰。在這之前，諜戰(zhàn)小說的數(shù)量和質量都在不斷提升，產生了一批頗有分量及影響力的優(yōu)秀小說作品，比如龍一的《潛伏》、王小槍的《面具》、麥家的《風聲》、肖錨的《風箏》，以及網絡文學諜戰(zhàn)題材類小說如烏鴉與麻雀的《孤島風云》、尋青藤的《諜影風云》、可大可小的《交鋒》、只愛煞英雄的《驚雷》、如水意的《間諜的戰(zhàn)爭》等，這些作品有很多已被改編為影視劇，從另一個方面促進著諜戰(zhàn)文學向新的高峰邁進。并且在諜戰(zhàn)小說中，作家們將之前高大偉岸的英雄形象逐漸落實于普羅大眾的身上，將之前二元對立的觀念打破，形成多維側面展示，使得文學作品散發(fā)出了更強的生命力與更為持續(xù)的影響力。

趙永輝：《千里江山圖》中呈現(xiàn)出強烈的時間縱向敘述觀念，將時間設置為線性時間，伴隨著時間的推移，串聯(lián)起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線索，進而建構起整個故事，在個人化的歷史敘事中著重描寫小人物的愛恨情仇。孫甘露將看似龐大難以觸及的歷史風云落實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賦予歷史肉身更為具體和感知的審美形式，以小人物寫大時代，在歷史敘事中摹畫出時代的背影以及生活在歷史現(xiàn)場的人的多樣情狀，以寫實手法營造出具有洗去浮華而細膩真實的歷史敘事。小說敘事節(jié)奏緊湊，情節(jié)推動迅速，對于文學與歷史的結合與呈現(xiàn)可謂相得益彰。孫甘露對歷史保持尊重和審慎的態(tài)度，關注歷史中的人和事，在縱向時間內的書寫之中寄寓自己的褒貶態(tài)度，以小人物的成長道路與命運糾葛反映出了歷史敘事之下的細微光芒。他返回傳統(tǒng)，堅守歷史，在精巧含蓄的敘事論調中形成小說的緊張基調，顯現(xiàn)出別開生面的藝術審美風格。

三、藝術新變和精神重聚

林恒：小說《千里江山圖》以北宋傳世名畫為名，不僅其作為組織接頭暗語，預示計劃一旦啟動便不可撤銷，同時也隱喻表面繁華的十里洋場，一切來自地上與地下的暗流涌動。小說以拼圖式敘事對事件和群像展開描寫，不僅在情節(jié)架構方面驚心動魄、引人入勝，同時也勾勒出一個充滿悲劇時代下的人性凋敝。小說由一場地下秘密會議而展開，雖然經過詳細而周密的部署，卻因為“內奸”而使整個計劃與布局撲朔迷離、險象環(huán)生。他們當中有人為了革命理想慷慨赴死，為了保護同志英雄犧牲，也有人為了金條放棄信念，為了私利沾滿鮮血。從上海到瑞金的三千多公里，不僅是“千里江山圖”計劃的轉移路線，更交織著種種人性的生與死、愛與憎、善與惡、血與淚，“三千多公里”既是當時瘡痍滿目的祖國山河，同時也飽含將革命理想火種灑向全國的歷史宏愿。小說以簡潔、冷峻、克制的筆觸勾勒復雜、矛盾的人物關系，以拼接式的場景描述將懸疑、沖突元素融入類型題材之中，在小說敘事層面將“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推向了嶄新的藝術高度，而在立意方面將個體與群像、事件與歷史、人性與時代進行有機結合，超越以往諜戰(zhàn)題材的格局限制，使整部作品充滿英雄史詩氣質。

陳錦榮：從主題上看，《千里江山圖》確實是符合“主旋律”敘事的，這也是新時期以來“紅色敘事”的一大特點。在小說中，《千里江山圖》是地下黨人的接頭暗號，孫甘露以此為題，講述在1933年的上海，中共地下黨圍繞一次秘密任務與敵特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由此小說的主題也逐漸明晰：共產黨的忠誠戰(zhàn)士為了人民的江山而犧牲了年輕的生命，只是為了天下太平、人民幸福的理想。這群理想主義者用生命照亮了一段歷史的暗夜，展現(xiàn)了對崇高的革命理想的致敬?！肚Ю锝綀D》除了塑造陳千里這一英雄人物之外，還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如林石、凌汶、梁士超……此外，反面角色葉啟年也塑造的十分傳神。孫甘露讓每個人物在行動中展現(xiàn)自己的性格，同時也不回避他們身上的缺點，在緊湊的故事情節(jié)中，塑造出了一批鮮活的人物形象。《千里江山圖》洗去了先鋒小說的絢麗華美，在優(yōu)雅簡潔的講述中，呈現(xiàn)出一段民族秘史。

張睿聰：《千里江山圖》故事的開篇，便呈現(xiàn)出蒙太奇般的剪輯視角。以菜場為中心，迅速呈現(xiàn)不同人物所觀察到的畫面。衛(wèi)達夫站在浙江大戲院門前，觀察到原本擁擠不堪的浙江路異常的秩序井然。黃包車上的乘客剛一下車，師傅便拉著車立刻匆匆而去。異常與緊張的氣氛便已渲染起來。隨后視角轉到易君年，他站在花園的一角，以電影鏡頭中的窺視視角，觀察對面的大樓與下兩層的菜場。以秦傳安的視角，將菜場的側門寫出來，秦傳安走到排練廳，管弦樂隊的音樂正緩緩流淌，與衛(wèi)達夫畫面的緊張和易君年畫面的窺視形成了對比的張力感。田非在同春坊弄堂附近來回踱步，并不時地摸一摸口袋中的鑰匙和骨牌。田非不斷踱步與摸鑰匙骨牌顯示出的緊張和不安，進一步渲染了氣氛。崔文泰的畫面呈現(xiàn)出菜場二樓的面檔飯鋪，內心緊張的崔文泰正通過吃來緩和緊張。而與地下組織即將秘密聚會所呈現(xiàn)的緊張感不同的是國民黨特務的輕松感。在菜場斜對面的街角，在一輛車內，游天嘯與姚探長“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因為安排組織內部的奸細，他們已提前得知密會的時間與地點。通過對地下組織不同成員畫面的快速剪輯所呈現(xiàn)出的緊與松以及地下組織整體的緊張感與國民黨特務的輕松感的對比，故事整體的敘事節(jié)奏已呈現(xiàn)出來。這種文字層層渲染和敘述極為清晰的畫面感，顯現(xiàn)了作者高超的語言駕馭能力。小說《千里江山圖》是當時中國青年群體的真實而復雜的寫照。故事所發(fā)生的不過是上海一個地方，但暗喻的卻是中國的千里江山。歷史的洪流裹挾著每一個渺小的生命，但文學的力量，或許就是在正史之外，去發(fā)現(xiàn)、去記錄、去書寫宏大歷史潮流中的那些微小的生命以及他們綻放出的璀璨的光華。

四、敘事特征的多維變易

高國靖：“諜戰(zhàn)文學”的選材注定更加注重于人物描繪與對立，需要將暗處的驚心動魄暴露在陽光下，這些隱藏在陰暗中的忠誠與背叛、溫情與殘酷都在《千里江山圖》中有著精彩的體現(xiàn)，孫甘露對于人物塑造的把握以及對劇情設計的構思，都讓這部以真實歷史改編的故事有了更深層面的升華。而其對人物描繪中有著一種獨特的氣息，概括為——隱秘而偉大。比如故事開篇，由于內奸事先走漏消息，會議還沒開始就被迫中斷，在場的同志由于桌上的錢財數(shù)量遠不夠賭金的標準卻又無法脫身而鋃鐺入獄。此時，一名不知姓名的同志不惜選擇用跳樓這種極端的方式發(fā)出預警信號，讓還沒趕到會場的同志幸免于難。他的生命之光如此之微弱而短暫，卻讓這無邊黑夜轉瞬被點亮，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用性命換來革命主體之保全。接下來包括老方那樣為掩護陳千里脫身而自蹈死地，還是在“黃雀”易君年手中屈死如凌汶的凋謝，都是為了其革命信念“義無反顧”?！肚Ю锝綀D》破開了那些隱秘而偉大革命者表象的堅硬如鐵，帶我們感受到了彼時那份無盡黑暗中的孤寂、隱忍，滾燙的理想與不屈的靈魂。孫甘露很好地保留了其精準、優(yōu)雅的小說敘事手法，在分別由三十四個人物或者地點環(huán)境構成的章節(jié)中，如電影中的平行蒙太奇手法一樣，分別推進卻也相互聯(lián)系堆疊，形成一種特色美學敘事的動態(tài)結構。

張欣：小說《千里江山圖》借一幅傳世名畫形成了“敘事麥格芬”，創(chuàng)設了一幅連接廣州、南京與上海的地下革命斗爭空間，以冷靜的筆調書寫地下革命斗士們的信仰與犧牲、暗戰(zhàn)中的殘酷與懸疑。作者力求對革命歷史逆向補充的同時，也以再現(xiàn)革命與歷史的姿態(tài)將先鋒派文學與諜戰(zhàn)類型小說巧妙嫁接，利用敘事視點的多維與轉化營造一種動態(tài)化的分形敘事“迷宮”，形成小說獨特的文學性。

《千里江山圖》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限制性“視點”的轉換形成了對故事的非限制性敘事。小說不僅聚焦陳千里、凌汶、衛(wèi)達夫為代表的地下黨人，也以易君年、葉啟年、游天嘯等視點“操控”著呈現(xiàn)給讀者的“圖像”。作者巧妙地借陳千里與葉啟年敵對雙方的固有矛盾，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動態(tài)視點的反復轉換，以讀者難以察覺的方式對上海、南京與廣州等具有特殊意義的歷史空間進行細致描寫，也通過不同人物對同一事件進行多方地認知、回憶與推測。然而，作者也利用“內聚焦”限制性在需要揭開懸念的某些信息上選擇暫時沉默，多次曝光尋找“內鬼”等一系列迷霧重重的故事情節(jié)是作者為讀者精心準備的敘事圈套。這種圈套造成了讀者與人物的“不知道”，因而作者便可同讀者一起多層次、多側面地對事件進行透視，從而在小說創(chuàng)作層面與讀者接受層面形成一種立體化、動態(tài)化效果。由于“內聚焦”敘事視點不得不依附在特定人物身上，因此《千里江山圖》在敘事過程中形成了眾多“盲點”。面對這一問題，作者以“零聚焦”與“外聚焦”集中對小說事件與人物心理等“盲點”進行多方面地補充與驗證。一方面，作者借“外聚焦”視點，客觀地“記錄”事件的原貌，對街道、房屋甚至食物進行細節(jié)的補充，這加深了小說的歷史性與真實性；另一方面，當小說中后段真相大白時，作者又不動聲色地轉為全知全能式的“零聚焦”視點，對陳千里的計謀、衛(wèi)達夫的“叛變”與易君年（后為盧忠德）的陰謀等展開明暗兩線的雙重敘事，并最終跟隨讀者一起，從層層迷霧中揭露出一個明朗的世界。

牛鶴軒：《千里江山圖》里的“千里江山圖”計劃既是革命先輩們在革命低潮期的樂觀主義精神彰示，同時也是他們奮發(fā)開拓如“千里江山”一般壯闊的地下交通線之隱喻。小說對于革命先輩們精神的贊揚離不開相關懸疑敘事元素所構成的危險迭生的內容，整篇小說的故事全然透露著驚心動魄、步步危機的懸疑風味，而懸疑特點的營造亦離不開各個懸念段落的巧妙配置?！肚Ю锝綀D》中的懸念設置充分體現(xiàn)著中西結合的獨有特征?？梢哉f，該部作品是一部典型兼具中西方懸念特點的文學佳作。小說《千里江山圖》開篇就懸念迭起，不論是開會小組的成員被捕、老方被懷疑、林石被懷疑等等懸念的安排和設置，都產生了一種別樣的“情節(jié)搖擺”效果，在這樣的效果中沒有一個明確、清晰的突破點，也沒有將答案直接呈現(xiàn)給讀者，但是卻總能令其產生一種特定的期待視野，這即是西方式懸念設置的特點所在。隨后，對于出賣大家的奸細，作者在對讀者充分“折磨”之后，將崔文泰是臥底的真相進行了直接地告知，讓人們將期待方向轉為這個臥底該如何被大家識別。而這種直接告知的方式則是中國懸念設置的特有手法。

金新輝：《千里江山圖》是兼具趣味性與歷史感的一部長篇小說，因為它具有以下兩個特征。第一特征是懸念性。可以說作者做到了處處有懸念、時時有懸疑。作為一部諜戰(zhàn)長篇小說，懸念性必定是其本質特征，但作者的筆觸卻能一以貫之地在通篇都保持這種懸念性是非常難得的。尤其在小說的開頭，以年輕的地下革命黨人在集會中被抓為開端，被抓時還有冒死從樓上跳下通風報信的無名氏，有率先逃跑的衛(wèi)達夫和崔文泰，還有掏出骰子的易君年。很好地為讀者留下了集會被泄密、內部有敵人以及內部的敵人是誰等疑局，開頭設置懸念的方式能夠使讀者產生極大的閱讀興趣，而讀者內心的疑惑，作者在后面的描述中，一環(huán)扣著一環(huán)地將這些疑問一一為讀者做出了解答。這部長篇小說的第二特征是精確性。作者將人物形象與性格特征刻畫得入木三分，每個人物都有其鮮明而準確的性格特征和形象特征，而準確的人物刻畫使人物在行動中的表現(xiàn)和劇情的轉向變得順理成章而不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