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郭沫若
今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先生誕辰130周年紀念日。郭沫若是我國杰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文字學家、社會活動家，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lián)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等。他在新詩創(chuàng)作、歷史學、考古學等領域均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他自己描述過的“球形天才”。在我看來，對文學的熱愛和探索是他一生追求的最堅實的基礎，文學性的感知方式和表達方式是我們解讀和認識郭沫若其他學術貢獻與社會貢獻的一把鑰匙。因此，總結郭沫若之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一切認知的起點。在這里，“球形天才”的意義首先在文學領域中充分展現(xiàn)：他可以說活躍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每一個領域，從新詩、戲劇、小說到散文，每有涉獵，皆創(chuàng)意十足。他是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并不多見的同時兼具多重身份的寫作人——創(chuàng)作者、翻譯者、評論者、學者，被史家稱之為“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巨匠。此外，他還以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視野介入到文學的思想運動之中，推動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一系列至關重要的歷史轉折，從而產生了更大范圍的社會影響，發(fā)揮了一般專業(yè)作家難以替代的歷史作用。
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的“球形天才”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他是繼魯迅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文化戰(zhàn)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在郭沫若同志追悼會上的悼詞》，原載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報》）雖然此前包括周恩來等革命領袖也都曾發(fā)出很高的贊譽，但是作為一種歷史地位的至高定位，還是以這份悼詞為標志。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奠基于新中國之初，成熟于新時期的建設與推進，郭沫若以僅次于魯迅的歷史地位，成為百余年中國新文學的重要標志、引領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與發(fā)展的一面旗幟。當然，隨著現(xiàn)代文學歷史進程的持續(xù)推進，各種新的藝術動向紛至沓來，令人眼花繚亂，當下的思潮挑戰(zhàn)著“經典”的穩(wěn)定性，而發(fā)掘出土的歷史文獻也層出不窮，不斷刷新我們的認知，改變著我們的文學史景觀，在這個時候，重新檢視和辨析郭沫若之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歷史價值，也就顯得必不可少了。
郭沫若首先是詩人，在中國詩歌古今轉換的歷史進程中，他以自己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開疆拓土，帶給世人全新的驚喜。聞一多第一個真正讀懂了郭沫若詩歌的價值：“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保ā丁磁瘛抵畷r代精神》，原載1923年6月3日《創(chuàng)造周報》第4號）
當然，在文學史發(fā)展的時間脈絡中，《女神》并不是第一部新詩集。今天公認的事實是：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號出現(xiàn)的9首新詩，包括胡適的《一念》《鴿子》等4首、沈尹默的《月夜》等3首、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等2首，屬于白話新詩在媒體的第一次公開亮相，1918是中國新詩的誕生之年；1920年1月《新詩集》出版，收入54位詩人的新詩作品，這部集體合集是中國新詩的第一部結集；1920年3月，《嘗試集》出版，這是中國新詩史上的第一部個人詩集，胡適由此被稱作新詩嘗試第一人；兩個月后的1920年5月，葉伯和《詩歌集》出版，這是中國新詩史上的第二部個人詩集，葉伯和的歷史地位目前已經得到了學界的發(fā)掘和肯定。在這樣的時間順序中，郭沫若并不能獨占鰲頭，他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fā)表新詩是1919年9月，此前康白情已經在“學燈”副刊上發(fā)表了新詩，該詩讓郭沫若深受觸動：“我看了也委實吃了一驚。那樣就是白話詩嗎？”（郭沫若：《我的作詩的經過》，《郭沫若全集》文學編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214頁）《女神》的結集出版則是1921年8月。那么，郭沫若還是不是新詩的開創(chuàng)人呢？
我覺得這個無需懷疑，因為一個新的文學樣式的出現(xiàn)絕對不是個別人和極少數人天賜靈感的結果，而是某種歷史“共感”的裂變和新生，它可能在一開始由少數人石破天驚般的提出和嘗試，但根本上還是道出了某種潛在的普遍性的可能。事實也證明，最早嘗試“新詩”的并不是胡適一人，而是一批人，是一個一個雖然聲名尚不夠顯赫但是卻能夠相互影響、相互激發(fā)的“嘗試小圈子”，包括胡適的留美同學（梅光迪、任叔永、趙元任等）的文學改良討論圈、《嘗試集》改詩圈，也包括葉伯和的成都朋友圈。葉伯和說，他的《詩歌集》“出版后，就有許多人和我表同情的，現(xiàn)在交給我看，要和我研究的，將近百人；他們的詩，很有些比我的詩還好”（葉伯和：《詩歌集·再序》，華東印刷所1920年5月初版），也包括激發(fā)郭沫若新詩創(chuàng)作的四川早期新詩創(chuàng)作圈，包括康白情、少年中國學會同人、創(chuàng)造社同人等等。據文學史家考證，郭沫若的詩興誕生于1916年夏秋之交與安娜戀愛期間，他理所當然屬于歷史過渡期中國新詩的最早的嘗試者。
總之，郭沫若之于中國新詩的創(chuàng)立之功毫無疑問。問題僅僅在于，這個“第一”根本不必在時間上錙銖必較，我們也完全不必以抹除他人的痕跡來顯示郭沫若的意義，恰恰相反，郭沫若新詩創(chuàng)作的巨大價值是在文學史的縱橫比較中真正確立起來的。今天，文學史研究的大量史實已經證明，中國新詩的嘗試曾經是多位晚清民初的詩人在不同的地域以各自不同的心態(tài)和追求各自展開的，走出古代詩歌的創(chuàng)作路徑、開辟新的文學表達方式本身就是歷史的“共情”，這個事實十分正常，根本勿需大驚小怪，未來的考證也還可能繼續(xù)為我們提供探求摸索的其他例證。但是，無論歷史的細節(jié)還可能被怎樣深耕，中國詩歌藝術在近現(xiàn)代歷史轉換的道路卻已然十分清晰了：所有這些初期白話新詩的探索，最終都僅僅是在某一局部——主題、題材、意象或者語言——體現(xiàn)出了變更、創(chuàng)新，中國的初期白話詩人大都未脫古典詩詞的束縛，胡適就也曾經斷言：“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里脫胎出來的?！保êm：《談新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第300頁）有意思的是，一部《嘗試集》，其中的大多數篇什都還是舊體詩作，完全的白話新詩僅僅占少數，作為新詩嘗試第一人的胡適的確未能為讀者展示出令人信服的詩歌才華，不僅黃侃這樣熟讀詩書的知識分子發(fā)出了輕蔑之語，稍晚的新詩作者也有諸多不滿，甚至直呼“中國的新詩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穆木天：《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原載1926年3月《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第1期）作為精神的高級的藝術，詩歌體式的創(chuàng)立和展開當然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占位問題，而是《浴?！分袑θ松澜绲男迈r感受、《天狗》般不可思議的內在情緒、《鳳凰涅槃》那樣的想象的奔騰與馳騁。作為一位真正懂詩、也對新詩未來充滿期待的現(xiàn)代詩人，聞一多對郭沫若詩歌獨創(chuàng)性的高度肯定十分說明問題，他不愧是第一個真正讀懂了郭沫若詩歌價值的人：“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边@樣準確的比較視野，才真正道出了郭沫若詩歌的歷史地位。作為新詩歷史的精神演進，郭沫若詩歌的出現(xiàn)才真正翻開了獨創(chuàng)性的一頁，具有當之無愧的“第一”之謂。在這里，“第一”就是“首創(chuàng)”，就是精神世界的獨立開拓，也是語言形態(tài)的全新建構。后來有人以“詩貴含蓄”、“音韻節(jié)奏”之類的標準來批評《女神》，其實問題倒不在什么“酷評”和“苛責”，而是這樣的批評與藝術作為精神探險的本質在根本上就是十分隔膜的，當我們用后來的種種藝術趣味來匡正這位五四的詩歌“異端”，能夠證明的恰恰不是郭沫若的簡陋而是我們自身藝術勇氣的嚴重失落。
郭沫若不僅是中國新詩的名副其實的開拓者，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一系列文體的大膽的嘗試者和建設者。這里的大膽指的是在新文學諸種文體的創(chuàng)立過程中，都活躍著郭沫若的身影，他的開創(chuàng)往往打破成規(guī)、不拘一格，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革命。除了新詩，郭沫若還是著名的現(xiàn)代戲劇大家，早年的詩劇、抗戰(zhàn)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的歷史劇，都融現(xiàn)實的諷喻與浪漫的想象于一爐，“史學家是發(fā)掘歷史的精神，史劇家是發(fā)展歷史的精神”（郭沫若：《歷史·史劇·現(xiàn)實》，《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296頁）郭沫若所表達的文史對話的思想極具當代意識，也開啟了現(xiàn)代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嶄新思路，這就是“失事求似”，以現(xiàn)代人的價值觀重識歷史史實，構織意味深長的歷史敘述的倫理，探索出一條歷史與現(xiàn)實對話的藝術新路。《棠棣之花》《屈原》《高漸離》《孔雀膽》等等都堪稱現(xiàn)代歷史劇公認的典范，至今一直是學界研討的重要對象。作為詩人，郭沫若融詩入劇，作為小說家，他也寓當代的史識于歷史的故事之中，為我們帶來了富有沖擊性的思想啟示，同時又將敘事與抒情相互結合，和郁達夫等創(chuàng)造社同人一起致力于現(xiàn)代自敘傳小說的創(chuàng)作，這都是對傳統(tǒng)文體邊界的一種挑戰(zhàn)。
作為散文家的郭沫若有時很容易被人忽略，其實郭沫若的散文創(chuàng)作幾乎與新詩同步，而且伴隨了他的一生。從留日時期、五四與大革命時期、流亡時期、抗戰(zhàn)時期、新中國成立到新時期到來，涉及小品文、日記、通訊、通信、雜文、散文詩、回憶錄、文學批評等各種體式，包括1978年那一篇久久傳頌的《科學的春天》。郭沫若的散文也是感情激蕩、思想飛揚，在一些現(xiàn)代散文家接受西方純文學意識、鐘情于個人趣味的“藝術小品”之時，郭沫若卻另辟蹊徑，將個人的獨特思想與傳統(tǒng)散文的“大”與“雜”結合起來，創(chuàng)作出了獨特的現(xiàn)代書信與自傳文學。在《三葉集》中，留學日本的郭沫若與田漢和宗白華就人生和文學率性而談，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書信體述志文學。自傳則是郭沫若散文中規(guī)模最大、影響也最深遠的部分，從《我的童年》《少年時代》《學生時代》《反正前后》《黑描》《初出夔門》到《革命春秋》《洪波曲》《北伐途次》《水平線下》《蘇聯(lián)紀行》等等，總字數達100多萬。郭沫若的自傳既是近現(xiàn)代中國史的記錄，也達成了個人體驗與時代洪流的深度結合。作為文學藝術，這些作品“純然是一種自敘傳的性質，沒有一事一語是加了一點意想化的”。（郭沫若：《我的童年·后話》，《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159頁）兒童的幻想、青春的叛逆，求索與迷茫、沖動與挫折，個人隱私、人際齟齬，都一一道來，毫不掩飾。這種對個人深層心理過程的真誠展示在中國現(xiàn)代散文史上并不多見。從現(xiàn)代思想史的角度觀察，正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將這個時代的思潮稱作“最后之覺悟”（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新青年》1916年1卷6號），即思想倫理的全新塑造，其中所體現(xiàn)的就是五四一代人所主張的倫理重建的真誠。郭沫若的散文完成了中國文學所欠缺的個人精神史的書寫，值得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深入挖掘。對此，中外文學史家早已經發(fā)現(xiàn)。王哲甫1933年就指出：“那樣坦白的詳細的寫個人的幼年時代，在中國還許是特創(chuàng)，即比之俄國高爾基的《我的兒童時代》等作亦無遜色?！保ㄍ跽芨Γ骸吨袊挛膶W運動史》，北京杰成印書局1933年，第153頁）日本學者丸山升也曾經指出，“自傳和歷史劇”就是郭沫若作品里“兩根最重要的支柱”。（見呂元明：《戰(zhàn)后日本開展郭沫若研究概況》，《郭沫若研究》1985年第1輯）
總之，郭沫若幾乎踏足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每一個領域，所到之處，皆有創(chuàng)意，或突圍于傳統(tǒng)，或傲視于時代，獨樹一幟、別出心裁，引領潮流、開疆拓土，在歷史的進程中留下自己重重的筆鋒。由此，他也成為了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并不多見的同時兼具多重身份的寫作人——創(chuàng)作者、翻譯者、評論者、學者，展示了他所向往的“球形天才”的形象，也被史家描述為“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巨匠。
以廣闊的社會歷史視野介入到文學的思想運動之中
行走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歷史進程中的郭沫若，不僅直接投身于文學創(chuàng)造過程，而且以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視野介入到文學的思想運動之中，推動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一系列至關重要的歷史轉折，從而產生了更大范圍的社會影響，發(fā)揮了一般專業(yè)作家難以替代的歷史作用。
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動中國文學完成了現(xiàn)代意義的歷史轉折，郭沫若雖然不是這一運動最初的倡導者，卻以狂飆突進的姿態(tài)異軍突起，率創(chuàng)造社同人努力開創(chuàng)“文學革命第二期”，推動五四文學從“重在向舊文學的進攻”邁向“重在向新文學的建設”。（郭沫若：《文學革命之回顧》，《郭沫若全集》文學編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98頁）的確，就是在郭沫若等創(chuàng)造社同人出現(xiàn)在文壇的1921年下半年以后，中國新文學才逐漸實績彰顯，這固然不是郭沫若等人獨有的成就，但是郭沫若和創(chuàng)造社作家的積極參與卻無疑是其中的亮麗風景。此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史上第一次歷史性的思想轉折發(fā)生在1920年代中后期，是所謂從五四的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折。雖然“革命文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1920年代的中國已經如星星之火一般點燃，但郭沫若及創(chuàng)造社的倡導卻真正地掀起了巨大的波瀾。郭沫若1926年5月發(fā)表的名文《革命與文學》正式宣告了對“浪漫主義的文藝”的“徹底反抗”，提出“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郭沫若：《革命與文學》，原載1926年5月16日《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第3期）一個月之后，成仿吾發(fā)表《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表明了贊同“革命文學”的主張。這是創(chuàng)造社轉向，繼而中國現(xiàn)代文學左轉的重要標志。從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左翼文學成為攪動文壇的最重要的存在，左右博弈、階級革命成為中國新文學第二個十年最重要的主題。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7月27日郭沫若從日本歸來，投入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成為中國新文學從階級對抗走向全民族抗敵救國、再塑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象征。當然，作為左翼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郭沫若并沒有停止思考，從抗戰(zhàn)后期的歷史劇創(chuàng)作到抗戰(zhàn)勝利以后的大量文論，對于國家、民族與人民關系的再思考成為了郭沫若文學思想的新動向，反抗專制，為人民吶喊，倡導“人民至上主義的文藝”：“人民是社會的主人，是文化生活的創(chuàng)造者。本質的文藝本來就是人民文藝，這在任何民族都是文藝的本流，而且站著極高的地位。脫離了人民本位的文藝，雖然借政治的力量可以博得一時性的月桂冠，但其實那是墮落?！保ü簦骸度嗣裰辽现髁x的文藝》，原載1947年3月3日上?！段膮R報》）這是郭沫若迎接新時代的強勁的呼聲，他再一次成為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邁進新中國大門的思想旗幟之一，具有無可替代的引領作用。
跳出二元對立思維處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的關系
今天，在紀念郭沫若誕辰130周年的今天，回顧他之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貢獻，我們一再描述了郭沫若之于文學傳統(tǒng)的開拓和創(chuàng)新意義，那么，如何看待他之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傳統(tǒng)文學的意義呢？在中華文化復興已成時代共情的今天，這個問題可能特別引人注目。
郭沫若的一生，從文學創(chuàng)作到學術研究，其實到處都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密切聯(lián)系：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起步于少年時代的舊體詩作，《女神》開辟了一代新詩寫作之風，但《女神》時期的郭沫若同樣毫不吝惜他對中國古典文化的公開贊美，抗戰(zhàn)以后，舊體詩詞又重新復活在了詩人的筆下，至新中國成立后，也是新詩與舊詩并行。至于學術研究，則更是主要立足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總結、考辨和分析，諸如古代文學研究、古文字研究、考古研究、歷史研究等等。所以，在“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時代主潮的今天，提及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如何“繼承”自己的古代傳統(tǒng)，郭沫若也常常成為理所當然的代表。
這里，關鍵在于我們必須看到一個根本性的立場，即郭沫若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贊美與他對外來文化的熱情擁抱并不矛盾、對立，而是相互補充、彼此激發(fā)。也就是說，他沒有像某些保守主義者那樣陷入以古抗今、懷舊拒新的思想邏輯之中，在作繭自縛的二元對立思維中抱殘守缺，阻擋歷史的發(fā)展。郭沫若的文學觀念，在一系列的思想文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就是這樣。例如五四詩論中涉及的諸多概念——直覺、靈感、真等，也是中外文明并舉，而且首先就是中國古代的屈原、蔡文姬、李杜、王維等等，國外詩家則有但丁、彌爾頓、歌德及日本詩人等等；再如現(xiàn)代知識分子經常談論的“個性”與“人格”，郭沫若特別強調詩人的人格鑄造，謂“人格比較圓滿的人才成為真正的詩人”，甚至還提出：“個性發(fā)展得比較完全的詩人，表示他的個性愈徹底，便愈能滿足讀者的要求”。（郭沫若：《文藝論集·論詩三札》，《郭沫若全集》文學編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338頁）這顯然是接受了西方浪漫主義的觀念，但與此同時，詩人又將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等中國古典詩人視作“人格圓滿”、“個性完全”的典型。古今貫通的認知還包括“白話文”、“五四運動”等重要問題：“屈原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騷體和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白話文，在二千年前的那個時代，也是有過一次‘五四運動’的，屈原是‘五四’運動的健將?！保ü簦骸稓v史人物·屈原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頁）
豁然而貫通，這是郭沫若在古今中外文化接受中采取的基本態(tài)度。所以，一部《女神》，既有《天狗》異樣反叛，又有《雨中望湖》《晚步》這樣寧靜和諧的古典風韻，詩人的一生，同樣新舊體并舉，保留多重探索。在郭沫若那里，不同的美學傾向并無不妥。這種跳脫出二元對立思維的多方位文化追求大約可以反映出傳統(tǒng)文化在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存在方式：不是被外來文化否定了、驅逐了，相反，倒似乎是被“激活”了。郭沫若與一般五四知識分子的激進姿態(tài)大為不同。例如今天人們常常論及的他對孔子和儒家文化的態(tài)度。他對孔子的推崇幾乎貫穿一生。1920年代初期，面對新文化思潮對傳統(tǒng)的洶涌質疑，他就提出：“現(xiàn)在的人大抵以孔子為忠孝之宣傳者，一部分人敬他，一部分人咒他。更極端的每罵孔子為盜名欺世之徒，把中華民族的墮落全歸咎于孔子。唱這種暴論的新人，在我們中國實在不少。誣枉古人的人們喲！你們的冥蒙終究是非啟發(fā)不可的！”（郭沫若：《中國文化之傳統(tǒng)精神》，《郭沫若全集》歷史編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9頁）郭沫若一生，反復地、有系統(tǒng)地贊揚了儒家文化的宗師孔子，說他是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是“人中的至人”，孔子思想也被視為中國先秦文化“澎湃城”中最優(yōu)秀的寶藏。
“激活”的傳統(tǒng)文化當然不等于是僵化保守，而是一種對固有文化的重新認知，對歷史文化內在潛力的發(fā)掘和利用。這就可以回答一個問題：推崇孔子與儒家文化的郭沫若從來也不會被人列為保守主義的陣營。郭沫若的追求至少啟發(fā)我們：對現(xiàn)代/傳統(tǒng)關系的理解早應該跨出二元對立的邏輯陷阱，在更廣闊的空間中思考問題。
郭沫若也不是毫無原則地肯定和贊美所有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他多次充滿深情和想象地提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本傳統(tǒng)”、“根本精神”。歸納起來，這一精神可以作這樣的解讀：個性、自由、富有創(chuàng)造力。可以說，這就是郭沫若當時文化關注的“焦點”，他是以此為標準在傳統(tǒng)的中國，同時也在世界各地尋覓樣本、自我激勵，是從時代需要出發(fā)對這一已經失落了的傳統(tǒng)的深情呼喚：“我們要把動的文化精神恢復轉來，以謀積極的人生之圓滿?！薄肮逃械奈幕檬苊杀?，民族的精神已經沉潛了幾千年，要救我們幾千年來貪懶好閑的沉疴，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我們要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歐西的純粹科學的甘乳。我們生在這再生時代的青年，責任是多么沉重呀！我們要在我們這個新時代里制造一個普遍的明了的意識：我們要秉著個動的進取的同時是超然物外的堅決精神，一直向真理猛進！”（郭沫若：《論中德文化書》，《郭沫若全集》文學篇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155、157頁）“三代以前”是郭沫若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它自由自在、個性張揚、充滿創(chuàng)造，“三代”則是郭沫若反思、批判的第一段歷史，而秦及秦以后的專制歷史更是郭沫若尖銳批判的對象。面對開啟了千年帝制的秦始皇，郭沫若的批判十分猛烈：“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郭沫若：《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郭沫若全集》歷史編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5頁）針對漫長的專制主義文化，郭沫若不僅予以批判，而且特別抨擊了這種文化氛圍所造成的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扭曲。
無論是傳統(tǒng)文化還是外來文化，郭沫若都能夠牢牢地將它們維系在時代精神的發(fā)展方向之上，為我所用，而外來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互動共生、交相闡釋，也成了中外文化傳統(tǒng)彼此砥礪激發(fā)的有效方式。正是在這些方面，郭沫若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提醒我們，弘揚傳統(tǒng)文化不是為了對抗外來文化，更不是閉關鎖國，也不能對傳統(tǒng)文化不加分析，糟粕精華不分，汲取它的積極面，剔除其陰暗面，是理所當然的任務。繼承傳統(tǒng)與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創(chuàng)造不是對立的、矛盾的，傳統(tǒng)的存在從根本上講是一種“激活”，所以它不會也絕不會是保守的代名詞，沒有創(chuàng)造也就沒有了傳統(tǒng)。
（作者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