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動粵港——《燕食記》的歷史、現(xiàn)實與社會互動
在相繼推出《朱雀》《北鳶》等長篇小說并獲得不少好評之后，葛亮常被與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老故事相關聯(lián)，被認為開創(chuàng)了新的“想象文化中國的方法”1，也以優(yōu)美典雅的語言風格和復雜純熟的敘事技巧收獲了“新古典主義”的贊譽。2然而，這些盛贊也多少成為認識和理解葛亮的標簽化束縛。3因此，對新作《燕食記》的閱讀便尤為重要，這是既往葛亮的再一次亮相還是有了突破的葛亮的全新出場？
事實上，《燕食記》采用的寫作手法是葛亮一貫擅長的歷史與現(xiàn)實的雙線交織，且照例帶有一定程度的傳奇色彩。從廣州到香港，葛亮用充滿象征意義的歷史節(jié)點串聯(lián)起粵港地區(qū)的百年歷史，這歷史里有家國、革命，有望族的興衰、存亡，有平民的苦樂、日常，稱得上“結構宏大，氣象萬千”4。單從外部結構上看，這依然是我們熟悉的葛亮，但進入文本內部，我們或可發(fā)現(xiàn)隱藏其中的不一樣的作者與更為細致有趣的問題。
一、“我城”與“我人”：歷史糾纏與現(xiàn)實回應
《燕食記》中，葛亮沒有書寫自己的“家城”南京，而將目光流連在與“我城”香港關系更為密切的廣州。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來說，廣州當之無愧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從孫中山的興中會廣州分會、黃花崗起義到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戰(zhàn)爭，再到中共領導的1927年廣州起義，廣州是個充滿英雄色彩的城市，卻也是個傷痕累累的城市。在小說中，廣州的故事集中于般若庵和太史第，一個是清修之所，一個是簪纓世家。然而，清修之所里是俗家交易，簪纓世家里是鐘鳴鼎食的日漸衰弱，阿響的身世之謎勾連起不相及的兩地，孕育了悠長的時代故事。葛亮借兩個場所的人和事表現(xiàn)了一系列廣州革命事件，或者說，他以“革命廣州”書寫了“革命中國”，展現(xiàn)出為廣州的英雄形象添磚加瓦的拳拳之心，更展現(xiàn)出對嶺南乃至整個中國革命歷史的認知。
另一邊是與廣州一衣帶水的香港，兩地共享同一份歷史與文化，香港卻因為處于港英政府的統(tǒng)治之下，一直有著“飛地”5的性質，也成為重要的中轉場所，不只是小說中提到的陳炯明等下野政要避居香港，后來不少中共革命者也都曾將香港作為緩沖之所：
毛澤東于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革命的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于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chuàng)造紅軍的時期?！泵珴蓶|這里講的三大起義中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參加者，特別是起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們，大部分在起義失敗后陸續(xù)逃到了香港，或在香港暫時潛伏起來，等待時機，東山再起；或經(jīng)香港秘密向內地轉移，有的又回到了廣州，有的去了上海?！油愀鄣挠兄芏鱽怼垏鵂c、李立三、葉挺、賀龍、葉劍英、聶榮臻、劉伯承、周逸群、陳賡、吳玉章、譚平山、林伯渠、彭湃、張?zhí)?、惲代英等…?
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對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者來說，香港特殊的地理與政治位置使得其成為一個危難時可逃生、困窘時可棲息的地方，更承載了他們下一次潮漲時再出發(fā)的希望。到了風平浪靜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依然不失其魅力，小說中輕輕一筆“一九五〇年代，內地移民涌港，人口膨脹”7就將一段往事悄然引出8。這是一段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始、持續(xù)三十多年并掀起多次高潮的群體性移民歷史，這段歷史也形成了與共和國發(fā)展中的多次重要事件相關聯(lián)的時代記憶?！跋愀凼且粋€移民都市，絕大多數(shù)香港人不是移民就是移民的后裔。在香港人口中，大約一半左右的人并非在香港出生?！?然而，葛亮對此的處理卻舉重若輕，他并沒有直面宏大事件，只是將移民浪潮與香港街市中茶樓、酒樓的經(jīng)營方式變化相聯(lián)結，不著痕跡卻引人回味。而作為避居與移民之所，香港也并非世外桃源，身在現(xiàn)代香港多年的葛亮也書寫了香港自身歷史中的諸多重要事件，“天星小輪加價”、經(jīng)濟起飛、填海計劃、左派與港英政府斗爭，等等，筆調卻意外平和沖淡。葛亮以綿密的針腳將百年粵港的大歷史縫合進普通市民的“三茶兩飯”，“看似升平的市景下，仍有一些暗潮，與升斗小民，且近且遠，你不關心，它似乎便不存在，至多影影綽綽”10。這似乎是葛亮的書寫策略，不放過大歷史的恢宏與嚴肅，卻并不甘心只作正面記錄者，而是追求其“影影綽綽”的文學效果，葛亮也正是通過這種“影影綽綽”向讀者緩緩展示自己的美學企圖。
粵港之間百年來的人口流動，使得離散與返歸、在地與外來成為學界關注的論說話語，也呼應著此前幾年關于“華語語系”（sinophone) 11的熱議。所謂“華語語系”更多是一種批評層面的命名策略，即尋求對（泛）華語地區(qū)文學創(chuàng)作中少數(shù)、邊緣、陌生、異質等文學要素存在性與豐富性的承認，而這之間糾纏的政治中國、文化中國、語音方言乃至后殖民等問題其實都是這一核心問題的衍生，即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以往不被認可的文學要素，如何為它們在華語文學的場域中尋找安放的位置。在這樣的意義上，葛亮的愿景顯然不是“華語語系”所追求的為被忽視和埋沒的“少數(shù)”正名，他身在其中多年，覽盡兩地風華，更愿意為之搭建橋梁，愿意將其全部為己所用。敏感的讀者盡可以從《燕食記》中體會到粵港之間千絲萬縷的糾纏，這糾纏里有家國革命、豪言壯語，更有鄉(xiāng)情繾綣、遺恨悠悠。這是葛亮，一個當代的香港移民獻給“故土”內地與“我城”香港的一份隱秘的史書，也是一份公開的情書。
然而，細讀史書與情書，會發(fā)現(xiàn)豐富的褶皺之下，最重要的仍是“食色”二字。在“食”的層面，可能影響歷史的沙場將領貪戀著尼姑庵里的一碗白粥，人聲鼎沸的太史第因金秋蛇宴和素齋讓權貴、市井皆表艷羨，榮貽生以制作蓮蓉月餅的手藝享譽粵港兩地，五舉、鳳行則靠外來本邦菜的技能在香港安身立命；在“色”的層面，妙尼月傅為了情人與孩子舍棄自身，太史第里溫嫻的少奶奶為了愛情邁出了打破倫理的一步，榮貽生沉穩(wěn)半生終究不顧世俗與司徒云重偷偷相守，五舉則為了愛人不惜背叛師門、終生負疚。小說里幾乎每個重要人物命運的轉變都與食、色相關，他們因廚藝獲得愛與罪，因為愛而對廚藝執(zhí)著或舍棄，而每一次的舍與得，又悄然對應著大時代的格局變動——慧生帶著阿響隱姓埋名時，國民革命正走向落潮；太史第里眾人零落由盛而衰時，抗日戰(zhàn)爭愈演愈烈；榮貽生在香港收徒興業(yè)時，粵港兩地正在頻繁互動；五舉幫助戴家艱難求存時，香港正歷經(jīng)社會改造與經(jīng)濟起飛。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國民革命的失敗逼迫慧生與阿響自食其力，太史第里走出的英雄兒女推動了抗日戰(zhàn)爭走向勝利，榮貽生、五舉這樣兢兢業(yè)業(yè)的師徒造就了香港的繁華市井。葛亮的結構設置精巧細致，多條故事線索鋪陳“我城”的波瀾壯闊，終究是為了“我人”的朝朝暮暮。黎民百姓總以“食色”為性，看似無關國家大事，卻是這“食色”二字推進了技藝與情愛的生發(fā)，這技藝里是與過往相關的情感與恩怨，這情愛里是與身體關聯(lián)的味道與欲望，這種與生命相聯(lián)結的生發(fā)推動了風云年代的“情動”（affect) 12，“‘啟蒙’無論如何訴諸理性，需要想象力的無中生有；‘革命’如果沒有撼人心弦的詩情，無以讓千萬人生死相與”13。換句話說，“食色”二字借著千千萬萬的“人”的味蕾與情欲，掀起了驚濤駭浪，豐盈了百年香江。
響哥，我們說好了。等我們都出了師，你做的點心，都要用我阿云畫的彩瓷來裝。14
這是真正的“食”“色”相依。即便“少年子弟江湖老”，青梅竹馬的誓言依然發(fā)揮著余力，牽扯起一對中年男女，共享一間小屋里的一小鍋楊枝甘露。此間的溫情具有的內在力量超越時空，超越一切宏大題旨，默默訴說著可以讓所有人心有戚戚的歲月留痕。2022年恰逢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風雨同舟，迎來了粵港澳大灣區(qū)的全新時代，葛亮在此時以“食色”聯(lián)動粵港，或許也在寄托一種輕盈的期許，“水千條山萬座我們曾走過”，那些時間給予的眼淚終會干涸，而牽連起市井民間的食與色，一粥一飯與一顰一笑，才是香江兩岸共享的不落的太陽。
二、“社會格致學”：物我映照與社會互動
葛亮對“食”的特別關注其實并非始于《燕食記》，在《朱雀》《北鳶》中，他便已經(jīng)顯示出對食物的鐘情?！啊嬍场匀皇潜姸嗟摹v史’之一，且無可替代，是為數(shù)不多的不書寫的，永久的歷史記憶?！?5于是，《朱雀》中，一碗鴨血粉絲湯勾起的是許廷邁的南京記憶，一道腌西瓜皮則展現(xiàn)出物資短缺年代的巧婦之思；《北鳶》中，盧家睦以“爐面”賑災飽含著對苦難流民的同鄉(xiāng)之誼，蘇舍里融合的菜系更是彼時時世的象征。在大歷史的恢宏脈絡之下，葛亮以對諸多細節(jié)的把握來建構自己的“小歷史”。更重要的是，葛亮以細節(jié)建構“小歷史”的動作不只停留于“食”，《燕食記》除了貫穿全篇的對菜肴、點心的描摹，還展現(xiàn)出對瓷器、粵劇的熟稔。在小說集《瓦貓》中，葛亮顯示出對器物、匠人、技藝的關切，如此寬廣的知識面以及事無巨細地呈現(xiàn)行業(yè)細節(jié)的寫法，顯然并非朝夕之功，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對案頭工作乃至田野考察仍然重視，多體現(xiàn)在‘格物’的部分，我要求自己在寫作《北鳶》時，是一個時代的在場者，將對歷史的呈現(xiàn)具體至細節(jié)的部分，一時一事皆具精神”16。
葛亮所說的“格物”概念出自《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這是現(xiàn)代漢語成語“格物致知”的來源，而在中國近代思想界，曾使用“格致”來翻譯science。汪暉曾著長文詳細梳理“格致”與“科學”兩個概念復雜的歷史變遷。汪暉指出，“致知在格物”最初與“明明德”有直接關系，“‘物’即倫理道德行為，‘知’即倫理道德知識”，因而“格物致知”是和“修身”“明德”相并列的，旨歸“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顯然和我們今天在通俗意義上將“格物致知”理解為“探究事物的規(guī)律原理從而獲得知識”有一定的差異?！洞髮W》作為儒家經(jīng)典，經(jīng)由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王夫之實學等長期發(fā)展，“格物致知”的內涵與實現(xiàn)方式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之后與“科學”相聯(lián)結也是其內容與形式不斷走向客觀化的結果，“物”與“知”逐漸向更廣大的自然萬物擴展，“格”“致”也開始有了推理歸納等現(xiàn)代色彩，但這一概念無論怎么變遷，始終帶著原初的底色，即強調主體的作用，強調人心、意志、倫理，“‘格物致知’是由動賓結構組成的短語，含有一種動態(tài)的主客關系。而‘格致’是由‘格物致知’縮略而成的名詞可被視為一個gerund，即動名詞。與此后通行的‘科學’概念相比，這一概念特別注重主體的認知、觀察、體驗的過程”17。因此，將來自西方的science對譯為“格致”，也反映了彼時知識分子看待“科學”的方式。雖然之后這一譯法漸廢，“格致”依然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走進“現(xiàn)代”的步履痕跡，即以帶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色彩的方式認知世界、獲取真理，這種色彩里包含著對個體的倫理與修養(yǎng)要求，也包含著個體與外在世界的交流與互洽。換句話說，“格物致知”是中國知識分子為自我、為自我與外界關系設定的行動準則。
不知道葛亮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格物”的概念，但他要求自己“是一個時代的在場者”，要求“將對歷史的呈現(xiàn)具體至細節(jié)的部分”以便“一時一事皆具精神”，可見至少在他的觀念中，“人”需要“在場”，“物”要至“細節(jié)”，“知”要具“精神”。在《燕食記》中，有這樣的句式：
榮師傅笑一笑，問，毛毛你倒說說，要打好蓮蓉，至重要是哪一步？
我自以為做足功課，便說，挑出蓮心？挑走了才沒有苦味。榮師傅嘆口氣，說，至重要的，其實是個“熬”字。
……
我當年一個年輕人，生生地，把股東們都熬走了。這七十年，同慶樓風里浪里，里頭的，外頭的，多少次要關門的傳聞。我呢，都當它是雨打窗，只管在后廚打我的老蓮蓉。去了蓮衣，少了苦頭，深鍋滾煮，低糖慢火。這再硬皮的湘蓮子，火候到了，時辰到了，就是要熬它一個稔軟沒脾氣。18
……我看，這好的叉燒包，是好在一個“爆”字。
五舉也想一想，問，叉燒包個個爆開了口，不是個個都是好的？
阿爺說，是個個都爆開了口?？墒潜煤貌缓?，全看一個分寸。你瞧這叉燒包，像不像一尊彌勒佛。為什么人人都喜歡彌勒，是因為他愛笑可是呢，這笑要連牙齒都不露出點，總讓人覺得不實誠，收收埋埋。但要笑得太張揚，讓人舌頭根兒都看見，那又太狂妄無顧忌了。所以啊，好的叉燒包，就是要“爆”開了口，恰到好處。這香味出來了，可又沒全出來。讓人入口前，還有個想頭，這才是真的好。
五舉說，爆不爆得好，得面發(fā)得好，還得“蒸”得好。
阿爺哈哈一笑，對嘍。發(fā)面是包子自己的事，“蒸”是別人的事。這蒸還更重要些。不然怎么說，“三分做，七分蒸”呢。所以啊，人一輩子，自己好還不夠，還得環(huán)境時機好，才能成事。古語說，“時勢造英雄”，就是這個道理。19
此類句式出現(xiàn)多次，除了“熬”“爆”“蒸”，還有“煮”“炸”“滑”“慢”“快”等，看似都是與食物烹飪相關，實則都在借食物講述做人的道理，有關個人的修養(yǎng)品格，有關個人存活于世的智慧。葛亮以“物”觀“人”，更是以“物”觀“社會”?！拔铩薄拔摇睆牟皇枪铝⒋嬖诘模m然在某種程度上，“物”的一切意義都是“人”建構并賦予的，但“物”在宏大的歷史邏輯中，也悄然具有了自己的社會結構與歷史流變。太史第里的珍饈不下庶人，榮師傅制作的糕點卻是所有民眾爭相購買，到了戴家的本邦菜館，已然開發(fā)出專供底層工人快捷食用的碟頭飯，“物”與“人”共擔風霜雨雪，“物”也與“人”共同見證了社會生態(tài)的多重嬗變。葛亮對食物、瓷器、粵劇以及書籍修繕、理發(fā)等技藝的廣泛關切與細致打磨成就了獨屬于他個人的“社會格致學”：立足香港，眺望兩地，“格致”的是革命、死亡、新生，卻也是柴米油鹽、詩詞曲賦、癡情兒女。唯有這樣輻射廣闊的“社會格致”才顯現(xiàn)出個人的起落與沉浮，顯現(xiàn)出歷史的殘酷與溫情。
在格致社會的同時，葛亮的創(chuàng)作本身也被置入了社會思潮之中。近年有學者提出“新南方寫作”的概念，首先在地理空間上給予了定義，“我們探討的‘新南方寫作’，在文學地理上是向嶺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粵港澳大灣，乃至東南亞華文文學”20，“將新南方寫作的地理范圍界定為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qū)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國家”21。葛亮對嶺南的書寫無疑扎扎實實落在“新南方寫作”的地理范圍之內，他自己也曾發(fā)表對“文學中的南方”的見解。他在和蘇童的一次對談中表示，“北方是一種‘土’的文化，而南方是一種‘水’的文化”，“（南方）它實際上也有別于北方的中原文化一脈相承的士人傳統(tǒng)，因為在南方，表現(xiàn)出的更多的是一種經(jīng)世致用的作風，或者表現(xiàn)出相對世俗的作風”。22在那次對談中，葛亮表現(xiàn)出明顯的對于南方相對于北方處于“弱勢”地位的焦慮，然而，按照楊慶祥等學者的定義，“新南方寫作”之“新”正在于突破既往的對于“南方”的刻板印象，而在“地理性”之外更著眼于“海洋性”“臨界性”“經(jīng)典性”，脫離陸地寫作的限制，以文化、語言、美學的雜糅性重塑經(jīng)典，尋求“現(xiàn)代漢語寫作版圖的擴大”“超越單一性民族國家的限制”。由此，我們似乎很難將葛亮的風格與“新南方”聯(lián)系起來，不管是“南方”具有的潮濕、躁動的氛圍，還是“在世界文學的歷史中，‘南方’的文學又近乎巧合的，往往是陰郁和悲劇性的”23，葛亮多少都是游離的?！堆嗍秤洝芬詭X南的食物、風情囊括了社會的三教九流，呈現(xiàn)了從貴胄到平民的人間百態(tài)，但行文更多精致典雅，情緒也更為內斂幽深，少有南方的熱烈、躁郁。即便因為粵語方言的加入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雜糅”，文字整體上顯然更多繼承了中國古典美文的傳統(tǒng)，主題意旨也承載著文人知識分子“誨道”的重任。甚至可以說，葛亮是以“反南方”的癥候在“新南方”寫作，身處鮮活的時代地理空間中，保持著主動后撤的姿態(tài)，以中正的“社會格致”堅守著自己的詩學堡壘。葛亮對人物的塑造以及對整個小說的架構，有著康德所說的“先天綜合判斷”的味道，既帶著普世性的對“物”的描摹，又有著對“人”的感覺經(jīng)驗的歷史書寫?！靶履戏健钡母鹆敛⒎窍蠕h激越的代表，倒是有著傳統(tǒng)人文主義者的堅持。這是葛亮以個人之“物”（作品）對時代的直接回應，他在優(yōu)美、細膩的物哀美學之中融入了他個人所認知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并將它們與歷史賦予的革命之義、夫妻之愛、兄弟之情、師徒之恩熔為一爐，通過“食色”傳達，也通過“社會”散發(fā)。
我們不妨經(jīng)由葛亮的創(chuàng)作追求回到小說開篇，回到榮師傅收五舉為徒的契機。那時少年五舉還在茶樓里當企堂，因對鳥雀間的打斗發(fā)表看法而引起榮師傅的注意：
中年人放下了報紙，饒有興趣地笑了，道，細路，那你說說，這斗雀，你喜歡“文的”還是“武的”？
五舉這回想也不想，說，文斗。
中年人正色，問他，嗯，為什么呢？
五舉回頭望一眼，答他，文斗的鳥，多半是自己要唱，是天性，是自愿，輸了也心服口服。武斗，不是鳥自己要拼要打。是捻雀的按照他們的品種和脾性，硬要激將他們。畫眉呢，就爭女。隔籬籠擺只乸，咁佢就打。吱喳呢，就爭地盤。說到底，這番打斗，都是人設計好了的。全是人自己要爭，要看他們打。24
榮師傅因為五舉“要做自己的主張”而心動，決定收他為徒，但多年以后，五舉也因為“要做自己的主張”而“背叛師門”，使得榮師傅半生心血白費。我們也由此終于可以重新回到“格物致知”與“科學”的對譯，回到“格致”的“注重主體的認知、觀察、體驗的過程”。榮師傅、五舉以及《燕食記》中的那些從歷史中走來的人，那些活在當下社會的人，包括葛亮本人，其實都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發(fā)揮著個體的能動性，獻身愛人、獻身革命，也獻身廚房的案板、瓷場的園爐，獻身詩情曲苑、工匠技藝，人生的際遇或悲或喜，但都從無猶疑、從無悔意。葛亮的“社會格致學”跨越歷史時空，回應著“格致”最初的內涵，由己及人、由物及人，以“物我”的映照窺探歷史浪潮中個人的生存以及個人與社會的互動。
三、黏稠的“現(xiàn)實感”：小說家的執(zhí)念與得失
從歷史寫到現(xiàn)實，從物寫到我，葛亮穿越時空的跋涉終究旨歸何處？讓葛亮最初獲得聲譽的，是短篇小說《謎鴉》《無岸之河》《私人島嶼》等，在這些作品中，葛亮展現(xiàn)出先鋒的探索，“有謎樣的宿命作祟，也有來自都會精神癥候群的虛耗，頗能讓我們想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如施蟄存的《梅雨之夕》《魔道》一類作品”25。但同時，葛亮并未只在這一條道路上開掘，緊隨的作品如《阿霞》《老陶》等，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向厚重深邃行走的人文主義關懷。在之后的創(chuàng)作歷程中，葛亮從未局限于某種單一路徑，而他的長遠抱負終究還是要在體量更大的長篇小說中實現(xiàn)。
葛亮此前飽受好評的《朱雀》（2009年）、《北鳶》（2015年）與這部《燕食記》合稱為“中國三部曲”，光從名字便可見其創(chuàng)作雄心。細讀這三部作品，也不難發(fā)現(xiàn)，葛亮確實在書寫“中國”，而且是在反復書寫二十世紀前半葉的革命中國。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這三部小說中，葛亮的故事設定大多是要和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發(fā)生關聯(lián)，也大多采用雙線或多線結構，小說情節(jié)的推進常常建立于各式各樣的偶然和巧合。這些偶然和巧合有歷史史實作為依據(jù)，但它們多次出現(xiàn)在同一文本中，這是又一次的巧合還是葛亮本人在表達對歷史進程的一種認識？《朱雀》寫了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越百年，人物事件眾多，全憑一只小小的朱雀相關聯(lián)，與第三代女孩產生戀愛故事的華裔青年在異國他鄉(xiāng)竟碰見了女孩養(yǎng)母（第二代）于戰(zhàn)爭中救過的士兵，而他正是朱雀最初的主人；另一個與第三代女孩產生關系的外國人雅可的藝術老師是日本人，卻正是女孩外婆（第一代）當年日本情人的兒子……文學的虛構本就是凌空高蹈，但過多刻意的設置使得小說內在的邏輯顯得孱弱，看似精巧的故事結構也有了雕琢的匠氣。也有學者注意到了此種敘事的迷陣，并認為：“葛亮對故事情節(jié)刻意求工，加倍坐實了在神秘的歷史律動前，個人意志的微不足道?！?6《北鳶》《燕食記》同樣是多線索并進，充滿傳奇性，在此基礎上又加入了更多有分量的“個人意志”?！侗兵S》中，盧文笙自出生便脫俗，開口第一句話竟是“一葉知秋”，成長過程中也屢遇奇人，對其盡是幫助指點；孟昭如是孟子后裔，腹有詩書，秉性純良，溫嫻雅致，近乎完人；《燕食記》中的廣州部分，尼姑月傅色藝雙絕，伺候她的慧生也是做素齋的一把好手；太史第里更是個個不凡，上可結交孫文、汪蔣，下可直接開辦新式家族農場，連看似紈绔的七少爺也成了粵劇名家，年紀輕輕過來“守清口”的兒媳更是聰明絕頂、持家有道，人人交口稱贊。到了香港部分，五舉與榮師傅偶然相遇相知，最終被證明是個廚藝天才；戴家從上海漂泊至香港，消防員出身的戴明義憑借做紅燒肉的手藝便獲得了位高權重者的青睞，之后女兒難掩才華，不僅振興家業(yè)，還找到了甘愿為其放棄一切的如意郎君，到了店面艱難之際，一個偶遇的風塵女子又成了家庭拯救者……葛亮筆下似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普通人”，或容色傾城，或天賦異稟，或身懷絕技，或謀略過人，他們也沒有所謂的“成長”期。這樣的“完美”似乎還不夠，《朱雀》中有的還只是借助歷史事件登臺的虛構人物，《北鳶》中人物身上已投射了陳獨秀的影子，《燕食記》更是有陳炯明、杜月笙等人的蹤跡。在他們的浸染之下，所有對食物、器物、技藝的描寫在“物我”映照之外有了一層難以消散的光暈，這光暈使得小說多少遠離了民間的某些特質。如果“美是人的本質力量”27，那么對葛亮來說，對食物、器物以及一切“物”的深入考察都是自身審美對象化的表現(xiàn)，這層光暈也是他的審美立場的直接表達。
葛亮自陳，《北鳶》是獻給祖父的，小說中歸隱的毛克俞正是以祖父為原型，但小說中著重描寫的角色是以外祖父為原型的盧文笙。葛亮推崇祖父的歸隱，贊賞其“以書畫樂吾生”，但在對盧文笙的書寫中，顯然更多親近和悲憫。尤其是在對盧家睦、孟昭如日常生活的描繪中，那種優(yōu)雅的、傳統(tǒng)的“閑適美學”在逐漸消亡28，筆端可見葛亮的款款深情。但葛亮顯然沒有將這種情感傾向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唯一愿景，而是從別的視角全面呈現(xiàn)了時代的樣貌，“他將‘出世’的一面，拋進‘入世’的旋渦，橫加歷練”29，于是我們也看到了《北鳶》中的革命喧囂與時代波折。這部分的書寫可能不是葛亮最擅長的，但這部分恰恰是革命中國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葛亮是不是也是因為意識到了這種書寫的必要，同時意識到了達成書寫此類主題的難度，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求諸傳奇性的情節(jié)和人物，以便在堅守自己的“光暈”的同時不至于忽略掉時代的風霜雨雪？或者說，這是葛亮在以自己的方式與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多重現(xiàn)實對話？
以賽亞·伯林在討論俄國思想家時多次強調“現(xiàn)實感”的問題，在伯林看來，我們太容易陷入對往昔某段歲月的迷信，總是試圖重返榮光，但真正“復活一段過去的歲月”需要的并不僅是歷史學家和傳記家的細致考證，更需要“以相當豐富和一致的細節(jié)對某種生活方式、某個社會的解釋，與我們自己所理解的人類生活、社會或人們的彼此交往足夠相像，這時我們才能接下來靠自己，也為了自己去理解——推斷——歷史上這個人為什么這么做、那個國家為什么那么做”30，對伯林來說，這種“現(xiàn)實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現(xiàn)實邏輯、歷史進程或理性、規(guī)律等無法完全做到的，別林斯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比其他人更深地與自己的時代同呼吸、共命運。“每個人和每個時代都可以說至少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在上面的、公開的、得到說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夠清楚描述的表層，可以從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點并濃縮為規(guī)律；在此之下的一條道路則是通向越來越不明顯卻更為本質和普遍深入的，與情感和行動水乳交融、彼此難以區(qū)分的種種特性。以巨大的耐心、勤奮和刻苦，我們能潛入表層以下——這點小說家比受過訓練的‘社會科學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構成卻是黏稠的物質：我們沒有碰到石墻，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每一步都更加艱難，每一次前進的努力都奪去我們繼續(xù)下去的愿望或能力?！?1伯林在小說家身上寄予厚望，因為他們可以更好地窺探人和時代的第二層次，他們擁有的“現(xiàn)實感”使得讀者得以穿過“黏稠的物質”而獲取歷史與生活的真相。作為小說家的葛亮并不一定熟知伯林的理論，但他的“社會格致”確如伯林所說窺探了“表層以下”的生活，讀者由此知曉在戰(zhàn)場中風云獵獵的將軍偏愛尼姑庵里的一碗粥，也知曉了一塊蓮蓉月餅背后的辛酸往事，知曉了家國革命話語之下具體的愛恨情仇。真實可感的食物與活生生的生命相聯(lián)結，構筑了葛亮的“現(xiàn)實感”，由此“復活一段過去的歲月”，理解“歷史上這個人為什么這么做、那個國家為什么那么做”。然而，理解歷史與歷史上的人并非“現(xiàn)實感”的最終指向，“現(xiàn)實感”理應面向真正的“現(xiàn)實”，重返歷史終究是為了指向當下，復活過去的歲月終究是為了激活眼下的時光。
在小說扉頁，葛亮引用了鄭玄注《周禮》中的話，“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孫詒讓在《周禮正義》中進一步解釋道：“王日三食，朝食最盛，其宥樂既大司樂令奏；映夕食禮稍殺，或大師令奏與？”32由此可見，“燕食”其實是相對簡化不那么被重視的餐食代名詞，而《燕食記》封面上則印著英文翻譯“Food is heaven”，似乎可以理解為“民以食為天”，直譯則為“食物即天堂”，也就是說，在葛亮這里，“燕食”絕非無關緊要，整部小說記錄的，不管是顯貴還是庶民，皆以“燕食”為重，“燕食”成為葛亮“現(xiàn)實感”的直接來源，他以此帶領讀者“潛入表層以下”。然而，在觸碰到“黏稠的物質”之后，葛亮似乎又走入了另一片沼澤。善解風情的戰(zhàn)場將領悄然失蹤，形象復雜的日本軍官瞬間被殺，太史第里的年輕一輩紛紛以各種形式參與抗戰(zhàn)和革命，榮師傅意外遇到的授業(yè)恩師是抗日組織的首領。葛亮追求對“大歷史”的正面參與，執(zhí)著于歷史人物的光暈，這使得通過“燕食”獲取的“現(xiàn)實感”反倒陷入了某種僵硬：人物的豐功與偉績固然有據(jù)可依，人物遭遇的挫折和痛苦也有可以盡情譴責的對象，在不可更改的歷史大邏輯之下，“現(xiàn)實感”所抵達的表層以下的生活具體而細膩，卻都成為歷史的另一種注解，成為要為某個傳奇事件時刻準備著的前奏?！叭腿俏短?，半部嶺南史”，觸及了貴胄與庶民的“燕食”似乎從未走入真正的嶺南“民間”。讀者看到了優(yōu)雅華貴、天縱奇才，感受到了歷史偶然、歲月驚變，卻無法在其中與真正的人間煙火親近。葛亮的“現(xiàn)實感”仍然構筑于他熟悉且信賴的領域，那是《朱雀》和《北鳶》里傳承而來的典雅偏好，小說即便一次次深入人群，游走俗世，他所觸及的也是與真實的普通人若即若離的意境化“燕食”。小說呈現(xiàn)的是黏稠的“現(xiàn)實感”，但這“現(xiàn)實感”似乎也局限在了飄浮于百姓炊煙之上的繁華與落拓。葛亮成就了自己的美學風范，卻也在真正的“現(xiàn)實”層面懸浮游離。此間齟齬，小說家或許得失自知。
結語
葛亮“是個實實在在的后之來者”31，他生于南京、長于南京，求學于香港多年，書香世家的環(huán)境中又有陳獨秀這樣的先輩親緣，不管對南京還是香港，都有著與他筆下人物相近的情感結構。這或許也是為什么他在書寫悠遠的老故事時，總有一種得心應手的瀟灑，書寫民間技藝與平民故事，也始終帶有典雅氣質。然而，歷史人物雖然風流，卻也在革命與戰(zhàn)爭的洗禮中攜帶了相當程度的悲劇色彩，葛亮的作品總能恰如其分地捕捉英雄遲暮的悲壯與凄涼，“容納華美而落拓的碎裂”33。
《燕食記》以“食色”為翼，講述的仍然是葛亮最為熟悉的二十世紀的風起云涌，只是此番設置了粵港兩地的疏離與互動，回應了“華語語系”的核心難題，也悄然指向了當下的社會生活。葛亮以修煉多年的“社會格致學”向讀者呈現(xiàn)“人”與自然萬“物”的互動，也在“新南方”的場域中堅守自我，彰顯古老的人文主義的傳統(tǒng)與價值。小說以食色聯(lián)動粵港，展現(xiàn)出更寬廣的視野與更博大的胸懷，以小說筆法抵達了“現(xiàn)實感”，帶領讀者領略了另一種真相與歷史。葛亮突破了自我。然而，葛亮注目于歷史中的人物傳奇，以至于他獲取的黏稠的“現(xiàn)實感”，即便浸淫于市井風情之中，也始終帶著不食人間煙火的古典風度與傳奇偶然，他抵達了生活表面之下的“黏稠”，卻陷入個人審美對象化與現(xiàn)實相疏離的風險。葛亮在歷史、現(xiàn)實的雙重層面實現(xiàn)了與社會的互動，這一突破本身或許也可以賦予以豁免某些局限，又或者說，胸中自有丘壑的小說家在權衡得失后作出了自己的抉擇。
注釋：
1 參見張莉《〈北鳶〉與想象文化中國的方法》，《文藝爭鳴》2017年第3期。
2 有不少學者關注葛亮創(chuàng)作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tǒng)的關系，也有學者將其劃歸為“新古典主義”，參見王宏圖《古典摹寫、文化認同與創(chuàng)造性轉化——〈朱雀〉〈北鳶〉與〈江南三部曲〉的不同書寫策略》，《學術月刊》2017年第7期；陳思和《此情可待成追憶——葛亮的〈北鳶〉》，《北鳶·序》，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3 《燕食記》封底滿是褒獎之詞，“《燕食記》里，時間流逝、人世翻新、眾人熙來攘往，如夢華錄、如上河圖”（李敬澤語），“其間涉及多重掌故，在在可見作家的考證與想象功夫。出虛入實，嘆為觀止”（王德威語），“字里行間，如文火慢煮。落筆包容溫暖，又深沉有力”（陳曉卿語），這些贊譽當然切中肯綮，卻也是對葛亮既往的風格特點的再次強調。
4 吳組緗評論茅盾《子夜》語，見季羨林《悼組緗》，《吳組緗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
5 “飛地”的概念來源于人文地理學，原意指隸屬于某一行政區(qū)管轄但不與本區(qū)毗連的土地。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彼時又被英國殖民統(tǒng)治，類似中國大陸政權管轄層面的“飛地”。
6 節(jié)延華：《紅色大逃港》（上），《黨史博覽》1997年第7期。
7 葛亮：《燕食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頁。
8 關于“逃港潮”的相關資料，可參見陳秉安《大逃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若建《中國大陸遷入香港的人口研究》，《人口與經(jīng)濟》1997年第2期；王碩《逃港潮與相關政策變遷》，《炎黃春秋》2011年第1期；等等。
9 李若建：《中國大陸遷入香港的人口研究》，《人口與經(jīng)濟》1997年第2期。
10 葛亮：《燕食記》，第457頁。
11 關于“華語語系”概念與論爭的討論可參見劉大先《華語語系文學：理論生產及其誕妄》，《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8年第1期。
12 德勒茲將因為情景不同而帶出的情感流變現(xiàn)象稱之為“情動”（affect），并認為這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或對象，而是一個不斷變化、正在“生成”（becoming）的過程。
13 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麥田出版社2017年版，第586頁。
14 葛亮：《燕食記》，第222頁。
15 葛亮：《由“飲食”而“歷史”——從〈北鳶〉談起》，《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16 葛亮、徐詩穎：《〈北鳶〉的歷史書寫與敘事營造——葛亮、徐詩穎文學訪談錄》，《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17 汪暉：《科學的觀念與中國的現(xiàn)代認同》，《汪暉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頁。
18 葛亮：《燕食記》，第4~5頁。
19 葛亮：《燕食記》，第27~28頁。
20 《南方文壇》于2021年第3期開設的“新南方寫作”專題中張燕玲的“主持人語”。
21 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22 葛亮、蘇童：《文學中的南方——蘇童、葛亮對談》，《浣熊》，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
23 趙天成：《革命，海洋與熱帶的憂郁——“新南方人物”論綱》，《廣州文藝》2022年第7期。
24 葛亮：《燕食記》，第19頁。
25 王德威：《歸去未見朱雀航——葛亮的〈朱雀〉》，《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
26 王德威：《歸去未見朱雀航——葛亮的〈朱雀〉》，《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
27 “美是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通常被認為是我國學者由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推導出來的美學命題，這一命題在我國不同時期的美學熱中也是學者們討論的重要話題。
28 “閑適美學”是筆者對《北鳶》美學風格的概括，參見拙文《閑適美學消亡史——讀葛亮〈北鳶〉》，《南腔北調》2017年第6期。
29 葛亮：《時間煮?！幢兵S〉自序》，《北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頁。
30 2以賽亞·伯林：《現(xiàn)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潘榮榮、林茂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 、22頁。
31 孫詒讓：《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45頁。
32 王德威：《歸去未見朱雀航——葛亮的〈朱雀〉》，《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
33 葛亮：《時間煮?！幢兵S〉自序》，《北鳶》，第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