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著“編年紀事的傳記”：《魯迅年譜》編纂小札
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的《魯迅年譜》，是我最近幾年從事魯迅生平史料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和魯迅年譜編纂的初步嘗試。該書收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庫，列為浙江現(xiàn)代文學名家年譜叢書之一，雖然為了適應叢書體例的要求，有些方面不無偏重，但編纂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既有與譜主魯迅相關的特殊性，也反映出一些與年譜編纂相關的普遍性。
讀者閱讀年譜是想通過歷史事實看到譜主的生平事跡和思想變遷，所以年譜編纂首先要進行史料的辯證，年譜撰寫者對譜主的事跡、作品和思想自然需要有較為全面的研究。年譜就是譜主的編年體紀事的傳記，要求在事實準確的基礎上，有貫穿譜主一生的連貫性以及涵蓋其一生社會活動的廣延性。作為一種時序清晰的紀傳體裁，年譜可以讓讀者對譜主的生平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形成較為全面的認識。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談到作家的編年文集時說：“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xiàn)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年譜如果僅僅是逐日羅列材料，便成了流水賬，或所謂“斷爛朝報”；當然，年譜也不能隨意摻雜編纂者的主觀感想，或是大段抒情如私人信件和札記等。一部嚴謹?shù)哪曜V應是在編年中融合紀傳的敘事手法，并從行狀、墓志銘、譜牒、年表、傳記等體裁中引錄文獻材料，借鑒組織方法，如章學誠所說，“年譜者，一人之史也”。好的年譜是內容豐富、文體多樣的傳記，一種具有中國文史特色的傳記。
梁啟超認為年譜的優(yōu)長是“將生平行事首尾畢見，巨細無遺”，“年譜與列傳不同之點：列傳敘述一生事跡，可以不依發(fā)生的前后，但順著行文之便，或著者注重之點，提上按下，排列自由；年譜敘述一生事跡，完全依照發(fā)生前后，一年一年地寫下去，不可有絲毫的改動”。在具體行文中，年譜的連貫性不但體現(xiàn)在事件的記錄和梳理上，而且需要編撰者做綜合判斷，在逐月逐日的敘述中，顧及譜主的人生和思想變遷、性格變化。具體到魯迅這樣一位文學家，還要涉及其創(chuàng)作文體的演進變化。但是，此類重要關節(jié)往往散見于年譜各條目中，不大容易被讀者提煉出來，因此，要想達到好的敘述效果，就需要編纂者隨時提示和總結。
因為收入叢書，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年譜》照顧到魯迅的作家身份，有所偏重。成稿后，因為篇幅的限制，刪減了不少內容。雖然敘述較為簡練，體量也比較適中，卻也留下一些遺憾?，F(xiàn)結合魯迅年譜編纂略談一些心得體會。
一
真實是年譜的生命。長期以來，讀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固定的認知，查閱一位作家的生平業(yè)績，最好的文獻是年譜。年譜的主要特征就是真實準確和嚴謹客觀，除了真實，沒有其他，衡量其客觀的程度有一個標準即是否可以當作詞典使用，因此，在敘述方法上，年譜不像傳記那樣可以有作者主觀的評判，可以用文學筆法。因此，真實的歷史材料是年譜的基礎。
魯迅一生雖然不長，但其生平資料相當豐富，研究成果汗牛充棟，連細枝末節(jié)也被考證得非常詳細?，F(xiàn)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已經相當詳細和精確，但出版后仍有不少研究者指謬或補充，單是魯迅交往或提到過的人物的生卒年，就有不少訛誤和缺失。故關于人物和事件的注釋，2005年版全集雖是重要的參考，年譜編纂者也要有自己的判斷。又如魯迅著譯，也不能盡信通行版本，需要一定的校勘功夫。例如魯迅寫給許廣平的書信，過去研究者習慣引用《兩地書》，因為在2005年以前，《魯迅全集》只收《兩地書》，沒有收入原信?，F(xiàn)在年譜編纂中當然要引用原信，但讀者已經很熟悉《兩地書》，研究者也仍在引用這部書的單行本，但對其與原信的差別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實際上，早有研究者對原信和修改后的信件做了詳細的對比和研究，如王得后的《〈兩地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所以，在引用魯迅這部分書信時，就應該根據需要進行選擇，并在必要時指出文本的變化。這樣一方面既回到了當時的語境，另一方面也看到魯迅修改書信時的心態(tài)和思想變化。此外，特別是在相關人物的注釋上，由于2005年版本的《魯迅全集》還有不少問題，這就需要年譜編纂者就現(xiàn)有資料做一些匯校和考證工作。
魯迅本人留下的半生的日記是年譜編纂的珍貴材料，但魯迅的日記常常比較簡略，有時只是簡單地羅列人名、地名、書名，很少評論。而且早年的日記不存，造成事跡缺失，年譜編纂者遂多引用周作人日記和同時代人的回憶，但畢竟有限，因此造成年譜前后詳略不均，魯迅早年，特別是從出生到私塾讀書階段，往往一年只有一兩條記載，甚至整年沒有記載，只好敘述時代背景和家族變遷為其成長環(huán)境提供一些參考資料。此外，有些缺失日記的年份，如1922年的譜文，編纂者只能以許壽裳抄錄的部分條目為主，輔以相關人士的記述和回憶，除此之外，就只能多著墨于魯迅當年發(fā)表的作品。就拙編《魯迅年譜》而言，畸輕畸重現(xiàn)象明顯存在，晚年在上海一年的篇幅，竟相當于早年紹興時代10年的篇幅，這也是筆者在付印前刪掉了后期包括注釋在內的不少文字的一個原因。即便如此，最終定稿，上海時期近10年的篇幅也超過了前40多年的篇幅。
有關魯迅本人的文獻材料及大量有關魯迅的回憶錄，有不同的人寫于不同時期者，也有同一人寫于不同時期者，互相不一致、前后不一致的情況屢見不鮮，需要辨別。年譜篇幅有限，此版魯迅年譜又強調文學家特點，注重作品，因此，哪些材料可以簡略、哪些材料必要詳載，就需進行取舍，有所刪略。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年譜，或者說收入文學家年譜叢書中的《魯迅年譜》，偏重文學活動，自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即便是文學活動，又因為魯迅著譯的豐富和多樣，小說、散文、雜感、學術文章和翻譯等都要兼顧，往往難以割愛，最終仍然是照顧周全，均勻分配，因此，擬議突出重點的“文學年譜”也就打了折扣。但話說回來，文學年譜的想法也自有其價值，即提醒編纂者注意魯迅的主業(yè)和本業(yè)及其對現(xiàn)代中國的貢獻，因此在敘述上較多著墨于文學作品、文學活動、文學觀念、作品影響等，就連每年的大事記，也偏重文化、文學方面，是頗有特色的。
魯迅文學年譜、魯迅美術年譜這樣的專題類年譜，有助于從各方面深入挖掘和細致研究，最終形成對魯迅更全面更立體的敘述。當然，年譜的準確性與年譜的篇幅長短并無緊密關聯(lián)，即使篇幅充裕，也不能堆砌材料，取舍必須以事實為依據，建立在充分的考證和研究基礎上。
年譜的來源材料無法回避包括家譜、族譜中對本族權勢地位的褒揚文字和親近人士的紀念文字，其中夸誕、虛飾的成分在所難免。這類資料的可信度是對年譜編纂者的一大考驗，敘述譜主行狀，碰到親友的回憶錄之類的文字，往往取舍為難。古代史官或將家譜族譜之類視為正史資料，或歸入子部小說家言，或將譜系類書籍移入雜傳類。初唐時期，史官認為雜傳、小說可補正史之不足，劉知幾則在《史通》中提出雜傳、小說會造成正史失真。此種爭論自古而然，于今尤烈，因為現(xiàn)代人對回憶錄寫作的愿望和需求仍然蓬蓬勃勃，不可抑制。
對史料進行辨別，對歷來學術研究中還沒有形成定論的問題進行判斷和取舍，是年譜的一大關節(jié)，最為專業(yè)讀者所關心。例如，魯迅在東京留學期間參加光復會的問題，學界已經爭辯了幾十年，迄無定論，無論是周作人的沒有參加說，還是許壽裳的參加說，雖然都來自魯迅的至親摯友，卻未能提出會黨成員名單或會黨內部記錄之類第一手材料。本譜對此重大問題，不止于存疑，而是根據疑案從無的原則，否定了魯迅加入光復會的可能性。隨著時間的推移，找到魯迅入會佐證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如果用一兩個人的證言做出推測，無法說服另一方，對讀者會成為一種誤導。從魯迅當時的其他活動軌跡看，他并未參加任何與會黨相關的活動，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讀書和著譯上。一個加入了會黨的人竟沒有一點兒實際革命活動，連具有革命鼓動色彩的文字也沒有留下，是很難令人信服的，這樣的人很難有資格稱為會黨成員，即便加入也應予勸退。關于魯迅早期活動的回憶錄中，夸張不實之處甚多，尤其是特殊年代里為了突出魯迅的偉大形象，將很多“進步”活動往魯迅身上拉扯，不惜張冠李戴。例如，魯迅辛亥革命前后在紹興，究竟參加了哪些活動?是不是組織了宣傳隊走上街頭安撫百姓，宣傳隊是不是“武裝”的?沒有照片，沒有文字報道，只好使用當時人的回憶文字，可信度不高。辛亥革命前后，魯迅在紹興，主要是教學，也參加了一些社會活動，例如參與了《越鐸日報》的編輯工作，證據之一便是該報的發(fā)刊詞是由他撰寫的，并用“黃棘”的筆名發(fā)表，他在別處使用過這個名字，本人也認定這是他的未收集文字。但有關《越社叢刊》的史料，準確度就頗多可商榷之處：究竟魯迅是《越社叢刊》的主編，還是編輯，抑或僅僅是撰稿人?過去的年譜和傳記一般都采用親友學生的回憶錄，稱之為“主編”，但卻沒有提出具有說服力的材料。本年譜沒有使用“主編”，而寫成“參與編輯”，現(xiàn)在看來，這一稱呼仍然過高，或者保守地表述為指導、幫助宋子佩的編輯工作，更為穩(wěn)妥。
魯迅年譜編纂者的重要工作，就是剝落過去層層堆積的夸張粉飾，撥開時代政治等因素造成的迷霧，還原歷史的真實。
二
年譜，英文稱作Chronological biography，是一種傳記，但有別于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傳記，也有別于中國古代的紀傳體史書如《史記》《漢書》，而略近于《資治通鑒》，即一種編年紀事體，逐日逐月逐年記錄人物活動。因此，年譜的優(yōu)勢是將人物的活動前后順序敘述清晰，但也不免發(fā)生枝節(jié)散亂或前后照應不夠的問題。時有先后，事有始終。雖然年譜不僅僅是將各類材料按照時間順序羅列，編纂者應該有比較鑒別、有選擇取舍，能將材料與事實做必要的梳理，探索其內在聯(lián)系。如果僅僅堆砌常見材料，年譜的學術價值就會大打折扣，讀者更愿意看到的是譜主行事的來龍去脈和思想的淵源流變。有人在《資治通鑒》之后編纂了《通鑒紀事本末》，就是為了彌補原著紀事散亂和不完整的缺憾。
因此，年譜有必要就譜主的大事、要事做前后變化過程的完整敘述，或放在事件開始介紹，或放在事件結束時總說，有始有終，前后照應。例如，魯迅在廣州時期辦過一個書店，經營了幾個月，從日記和回憶錄中看，頗費了一番功夫，但收益不佳。辦書店，不但有啟蒙大眾、傳播知識的高尚目的，而且有擴大自己所在的文學團體的影響的打算，甚至還有幫助許廣平的妹妹就業(yè)的考慮。這個過程如果逐日(按日記記載)，某月某日從北京發(fā)來什么書，某月賣出多少本，等等，煩瑣零碎，成了經營賬目。如此，就需要在書店開業(yè)的時候有一個條目，敘述書店的緣起和經營的目的，此時也就需要追溯魯迅在廈門大學期間就萌生了在南方開書店或找代理銷售未名社出版物的打算；在有關書店關張的敘述中對經營情況做一總結，并說明停業(yè)的原因。
年譜的目的是通過譜文的敘述或注釋的體現(xiàn)讓讀者知道譜主的生平事跡、成就和貢獻，當然也包括譜主思想的變化。具體到魯迅年譜，就是通過對他的活動和著譯等文學活動、具體作品(包括著譯文、輯校古籍等)的介紹，展現(xiàn)其文學活動的連續(xù)性、文學思想的變遷等，其中總有一條線索存在，這條線索也緊貼著譜主的其他活動，在日常交往、閱讀寫作等行為中表現(xiàn)出來。例如，進化論對魯迅的影響，是其一生的一條重要線索，從南京的閱讀《天演論》，到日本時期參考澀江保有關國民性的著作，到北京時期閱讀和評論《從小說看中國國民性》，到1927年政黨激烈斗爭中自稱進化論思路“轟毀”，到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的論斷，到與馮雪峰的思想交流和對改革的思考，到去世前不久發(fā)表的《立此存照》等文章，重新回到國民性改造的初心和原路。只有這樣的線索在年譜的平鋪直敘中明顯通貫，才能使魯迅的形象更加清晰、更加立體。再如，尼采的影響也是魯迅一生思想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前后期接受影響有多大變化，不能只看他后期接受了什么新的思想，也要看他后期是不是還留存了早期思想的痕跡甚至一些突出特點。尼采是魯迅曾經非常服膺的歐洲思想家、文學家，他的著作與匈牙利的愛國詩人裴多菲的作品一樣，是青年魯迅的案頭書。這些影響和痕跡在魯迅晚年的閱讀和著譯中時有顯現(xiàn)，說明他的轉變并非一刀兩斷，而或有包容和轉化。
在敘述方法上，年譜需要綜合多種方法，如提要、概括、引述、注釋等。對于魯迅這樣有巨大影響力的作家，著譯等文字工作的介紹是年譜的重中之重。在本次編纂《魯迅年譜》時，筆者對此給予了相當?shù)闹匾?，但仍然覺得不夠。魯迅作品很多，幾乎每篇都做詳細的提要，篇幅不能允許，因此，有些文章就只有一句話的概括。而重要的作品，當然要敘述詳細。對于重要作品，除了像上面說到的前后一貫講述思想變化外，也要有前后的關照。例如對《阿Q正傳》，在其作品發(fā)表期間，應做故事情節(jié)的介紹，穿插一些社會反響和文學界的贊揚和批評，而作品發(fā)表后的爭論和影響甚至影視改編等也要隨時記述，總體上形成一條代表作的持續(xù)影響的發(fā)展線索。魯迅生前，其作品引起的反響，是尤其重要的內容，因為這是他看到并且可能有所回應的。作品的校勘、修改、再版過程，是魯迅文學創(chuàng)作和編輯事業(yè)的真實記錄，需要得到充分的反映?？傊曜V對魯迅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杰出貢獻，需要在適當?shù)墓?jié)點、針對不同的方面做總結性的評述。
即便如此，在年譜正文中也難以容下如此多的信息，有些著作、事件，也只能以干巴巴的條目出現(xiàn)，仿佛一個索引，讀者只看這些條目，對事情的原委、文章的內容仍覺莫名其妙。因此，正文之下的注釋成為必要的手段，可以提供背景材料和參考信息，作為譜文的補充和印證。
魯迅年譜還應該關注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魯迅一生參加的論戰(zhàn)，大的論戰(zhàn)有好幾次，小的論戰(zhàn)不斷，后期的雜感，多有“靶子”，自己也因此成了對方的“靶子”，以投槍匕首與論敵互射，是魯迅文字生涯的一個奇特現(xiàn)象。魯迅年譜有必要介紹這些論戰(zhàn)，讓讀者明白爭論的原因和雙方觀點的詳情。過去，在介紹魯迅的文章時，因為魯迅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力，編纂者常常將魯迅的理論主張設為當然的正確方，對其論敵的觀點或直接貶低，或略而不提，如此一來，魯迅的正確性也就無法在對比中顯現(xiàn)。何況，對方的觀點即便總體錯誤，也可能包含一些合理的地方，研究者應該有好說好、有壞說壞，給予公正公平的評價。因此，論戰(zhàn)文字的雙方，都應該有所表現(xiàn)，而不是只寫魯迅的一面之詞。例如，魯迅與張資平的論戰(zhàn)，反批評也應該讓對方申述理由。這其實正是魯迅生前希望做也已經開始做的事，他編輯有些文集，就將反對意見附在自己的文章之后，或者在全書結尾做一綜述。他甚至還計劃編輯一本《圍剿集》，更完整地保留各種批評甚至攻擊、污蔑自己的觀點。魯迅本人尚且客觀對待不同意見和聲音，作為研究者的我們更要對此保持理性和客觀。
因此，對論戰(zhàn)雙方觀點，如果是魯迅的錯誤，應該明確指出；如果因為事實不清、形勢不明產生的誤會，或觀察問題的立場不同導致的意見不一致，也應該加以說明。這時，詳盡的注釋和編撰者的綜述和評議必不可少。例如，有關北平古物南遷，社會輿論對此有所譴責，魯迅的文章義憤填膺，雜感之中還含有打油詩，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但揆諸當時國際國內形勢，政府搬遷古物雖然不能稱為“英明”決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臨時措施。如果不搬遷，后果不堪設想。那么，如何看待魯迅當時的激烈批評、冷嘲熱諷?編纂者對此也應該表明態(tài)度。如果只是一味稱贊魯迅的正確性和正義感，則與歷史事實有明顯的齟齬之處。對待這樣復雜的歷史事件，年譜要做的考證和辯正工作很多。
三
我在編纂《魯迅年譜》時，迫切感到魯迅的年譜還需要有一個更加宏闊的構想，也即更豐富的內容、更長的篇幅，并揭示隱藏在譜主一生豐富的時空聯(lián)系內部的邏輯關系。這正是每一個年譜編纂者的期待和努力方向。所謂更長的篇幅，說就是所謂“年譜長編”。
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魯迅年譜就實現(xiàn)了“長編”的規(guī)模，就是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纂的四卷本《魯迅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初版，2000年增訂版)，對譜主生活時代的社會歷史的背景做了詳細的介紹，對魯迅的生平事跡和思想發(fā)展做了全方位和系統(tǒng)的考證和敘述，在讀者中享有盛譽，在眾多的魯迅年譜中，這一部篇幅最大，發(fā)行較廣。只是因為政治形勢等因素，其中的不少論述留著時代的痕跡，又因為隨著魯迅研究的深入和范圍的擴大，有些表述已不準確，更多的新成果也沒有得到反映。
魯迅研究室編纂的年譜在讀者心目中形成了“長編”的定式。但關于“年譜長編”，學術界向來有不同意見。長編本指非正式的、有待于繼續(xù)提煉的初稿。司馬光雖然認為這種體例應“寧失于繁，無失于略”，但過去較少見到“年譜長編”的提法?！读喝喂壬曜V長編初稿》在學界享有盛譽，為“長編”名目爭得地位。但又是“長編”，又是“初稿”，固然表現(xiàn)了編纂者的謙虛謹慎，卻將“長編”作為一種體例固定下來，成了“年譜簡編”的反義詞或擴大版、升級版。幾十年來，年譜長編風起云涌，蔚為大觀，甚至還有出版社設立了年譜長編叢書。
隨著魯迅研究學科的不斷完善和成果的不斷豐富，魯迅年譜長編的構想更加接近現(xiàn)實。浙江大學出版社的《魯迅年譜》是向更宏闊構想、更大篇幅邁出的第一步。新的魯迅年譜，應該在事實準確的基礎上，達到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可讀性強、包容度寬，因此要求撰寫者有在充分掌握資料的基礎上，有自己的觀點和獨立的判斷。編纂者的主觀評價不但要顯現(xiàn)在材料的取舍上，而且還要體現(xiàn)在作品的分析上，更表現(xiàn)在對譜主一生事功的評價上。
綜上，魯迅年譜或可向著綜合的“編年紀事的傳記”方向努力，具體做法，可以有(但不限于)以下這些方面：
第一，對譜主生平資料進行比勘驗證，剪裁取舍。不但如此，還要擴展到同時代人，如果只局限于譜主本人的言行，如同譜主的言行錄，不足以形成社會時代氛圍的全貌。魯迅從事文學活動幾十年，有一個時期處在文壇中心位置，引領時代風潮，親歷各種論爭和文學活動，交友甚廣，而他所處的時代又是文化轉型、文藝復興的豐富多彩的時代，如果狹隘地只記錄他本人的活動，或者以他的言行為圭臬，會造成以他的是非為是非，失之偏頗?？陀^的敘述需只有顧及上下四旁、古今中外，“左傾”右傾，才能公允平和、令人信服。這方面，過去的研究留下很多經驗教訓，新的年譜應當汲取。
第二，對魯迅作品做較為詳細的提要，不但包括魯迅本人的著作，還有魯迅的翻譯和編纂的圖書，后者同樣包含著他的思想觀念和對人對事的態(tài)度；他翻譯的著作，是他的選擇，有他的世界觀、文藝觀的體現(xiàn)。實際上，翻譯對他的創(chuàng)作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就連他編輯的美術類書籍，也應該注意其與文學的關系，這正是過去注意不夠的地方，近年來研究成果較多。此外，文章的被禁止和刪改情況，也是他的文學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有必要選擇重要的事例和節(jié)點加以表現(xiàn)。
第三，人物、事件的注釋盡量詳細。讓讀者知道魯迅批評或贊揚他們的原因；有些人物的注釋可以延伸到其一生行狀，因為魯迅與他們的關系影響了他們的命運。例如周作人、徐懋庸等的注釋，讀者可以借助注釋了解周作人與魯迅失和后的人生歷程和結局。這些魯迅身后發(fā)生的事件不能在譜文中敘述，但可以在注釋中表現(xiàn)。
第四，針對魯迅的批評論著包括文藝論爭的材料，以及相關學術研究成果，是影響魯迅的因素——雖然他本人聲稱自己寫作從來不看別人的評論有必要引述。但這種引述嚴格限于同時代人的觀點，至于后人的批評和研究成果，屬于事后諸葛亮的論斷，如果確實糾正了魯迅及同時代人的錯誤，可以放在注釋中表述。
第五，年譜長編不像文學、美術年譜那樣偏重特定方面的活動，而應該詳細記錄譜主的生平活動。因此長編必須注意日記、書信的重要性。日記和書信是基本材料，而且是當下的感想和情緒的記錄，雖然也可能存在失真的情況，但總體上真實度較高，應該作為年譜的最基本材料。而書信，則不但 敘述魯迅的信件，必要時須要將來往書信合并敘述，以見事件的全貌和意見的正反面或多面性。
第六，時代背景，政治生態(tài)、商業(yè)形態(tài)，出版條件尤其是上海時期的報刊和出版情況，是重要的背景材料，有些放在每年的大事記中，有些則可在譜文中隨時介紹評價。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從編篆“文學家年譜叢書”中的魯迅年譜得到的啟示。魯迅年譜是人物傳記的一種，而且就傳主的身份而言，是具有文學性的傳記。魯迅年譜固然要顧及很多方面，但在文學上給予特別的關注應當而必要。
魯迅年譜長編的傳記敘述是必要的。如果是沒有細節(jié)的大事年表和籠統(tǒng)的論斷，讀起來枯燥乏味。年譜是傳記，在準確論斷的基礎上，也要有可讀性。長編可以兼有史料鉤沉、作品提要、思想發(fā)展脈絡梳理、社會交游梳理、黨派社團活動記錄、歷史背景描述等功能，不但是編年紀事，而且有紀事本末，是綜合的編年紀事體傳記。筆者此次參加浙江現(xiàn)代作家年譜叢書中的《魯迅年譜》編纂工作，本來是向著“長編”努力，但因篇幅所限，刪掉一些敘述、引文和注釋，導致有些地方表現(xiàn)不充分，缺少融會貫通。不過，產生疏漏和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編纂者學識淺陋，研究水平不高。例如關于文體，年譜就未能梳理出一個清晰的發(fā)展脈絡；行文中對小說注意較多，敘述《吶喊》《彷徨》《故事新編》的演進變化，線索較為清晰；散文詩方面，則注意到《自言自語》與《野草》之間的淵源關系；而關于散文，就沒有對散文詩、回憶記和后期的《夜記》等做前后照應的勾勒和系統(tǒng)的論述；尤其是雜感，基本上仍按照長期以來的習慣稱為“雜文”，沒有追溯雜感、隨筆、短評等的演變軌跡，這是自己在相關領域缺乏系統(tǒng)和精細的研究所致。
從帝王譜系、家族譜牒發(fā)展到個人的編年傳記，年譜是頗具中國傳統(tǒng)特色的學問和獨異的文體。不同的人物應該有不同體式的年譜，不拘長編簡編，但要準確、生動、得體。筆者在魯迅年譜編纂方面做了一些嘗試后，更期待兼具傳記效果的編年紀事體長篇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