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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在京舉辦《柳鳴九文集》首發(fā)式，許淵沖、汝信、葉廷芳、金志平、羅新璋等譯界“大佬”悉數出席。會上，時年81歲的柳鳴九先生的一頭銀發(fā)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面對包含文學理論批評、文學史、文化散文隨筆、翻譯四部分，收錄他畢生主要作品約600萬字的15卷文集，他自謙“只是淺水灘上一根很普通的蘆葦”，“個體是脆弱的、速朽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勞的，猶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動的石塊，若干年過去，經過時光無情的磨損，最后還能留下一顆小石粒。若果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柳鳴九（1934年3月18日-2022年12月15日）

柳鳴九先生曾在多篇文章和不同場合以西西弗斯自喻，自我定位為“文化的搬運工”和“精神苦力者”。但他留下的，不是平平無奇的小石子，更多的是在當時“激起千重浪”，而經過“時光無情的磨損”，至今仍閃爍著璀璨光芒的文化碩果。

不負父親期待成為“讀書人”

柳鳴九的名字來自于他出生時的體重。1934年農歷二月初四，在南京做廚師的柳家誕生了一個“九斤子”，在父母的拜托下，隔壁老先生據此以“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之意，為他取名柳鳴九。在回憶錄中，柳鳴九先生曾笑稱：“此名甚為張揚，大有‘個人英雄主義’氣味”，認為自己頗有點好名的個性，與此名字不無關系。

出生于民族災難深重之際，柳鳴九童年少不了逃難奔波。一家曾偏安湖南耒陽三四年，后隨著日軍進犯，不得不前往桂林避難，從桂林倉皇出逃，經貴陽，花了不只一根金條才到了陪都重慶，在重慶市內一個十幾平米半懸空的房子棲身。

耒陽時期，幼年柳鳴九僅有的文化活動是遵照父親的指示每天練習毛筆字——做廚師的父親對孩子唯一期待是“成為讀書人”。直到在重慶念到小學到了五六年級，柳鳴九開始閱讀課外書，跑書店，他感覺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心靈，尋找到了新的世界，“其作用在某些方面并不亞于我大學期間所受到的科班教育與嚴格的業(yè)務訓練”。

抗戰(zhàn)勝利后，隨著父親工作遷徙和全國解放，柳鳴九先后就讀于南京中央大學附屬中學、長沙廣益中學、重慶求精中學、長沙省立一中，在中學時期開眼界、長見識，接觸到英文和外國文學，自辦了兩期油印文藝刊物《勁草》，也受到嚴怪愚、彭靖等有文化理想的師長的熏陶。在長沙省立一中時，還曾因為遲遲不能入團的問題，經受了一番思想上的煎熬和磨煉。

1953年，柳鳴九如愿考上北京大學西語系，正好趕上了“北大最好的時期”，院系調整后，教育理念和制度更加規(guī)范成熟，課程設置合理，優(yōu)秀學者云集，西語系由馮至先生主持，吳達元、李慰慈、李錫祖、郭麟閣、陳占元、盛澄華、李賦寧、聞家駟等曾為他們講授語音、語法、精讀、西方文學史等課程；他還聆聽過王瑤、楊伯峻、田余慶等先生的文史課。此外，50年代后期，他也在大學校園經歷了不尋常的政治運動，經歷了思想上的淬煉和蛻變。對柳鳴九來說，這是“塑造成型的北大四年”，在此期間，他立下做一名學者或文化工作者的明確志向。1957年夏，他被分配到當時隸屬于北京大學、后歸屬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文學研究所，“第一站”到了蔡儀任主任的文藝理論研究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編輯部。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古典文藝理論譯叢》是具有一定開放性和先鋒性的刊物，專門介紹西方各國古典文藝理論名篇，編委包括蔡儀、朱光潛、錢鍾書、李健吾、卞之琳、楊周翰、季羨林、金克木、馮至、田德望等西學學者。剛畢業(yè)的柳鳴九被安排負責編務、外聯和譯稿相關的事務，經常騎著自行車往返于雜志所在的中關村和眾多學者所居的燕園，每次都能增長見識，不啻為一次“業(yè)務進修”。他逐漸參與到譯稿審校、翻譯以及撰寫評介文章等工作中，并被定為實習研究員，進入到文研所研究系列，主要方向是西方文藝批評史。在文藝理論室的六七年中，柳鳴九還曾在60年代初人民大學與文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文學研究班任助教；參與了周揚主持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編寫工程中《文學概論》的編寫；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批評“人性論”的討論中，他曾就共鳴與人性的關系問題撰寫文章——晚年，他認為自己最初在人性論與共鳴關系問題上有“左”的機械論毛病，但對閱讀活動中各種情感活動形式的論述，“至少仍不失為實事求是之言”，是“比較深入細致的科學論述”。

高莽先生所繪柳鳴九先生像。（圖片由高莽先生親屬授權）

“逆反情緒”下編寫《法國文學史》

作為“一個小小的西西弗斯”，柳鳴九先生在學術生涯中所推動第一塊大石就是法國文學史研究。

在文研所初期定下西方文藝批評史的研究方向后，柳鳴九在文學思潮史、文學史以及西方文學理論批評方面下了一番功夫，為之后文學史研究和寫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1964年，原有的西方文學室、蘇聯文學室、東歐文學室、東方文學室以及世界文學編輯部等從文學研究所分出去，成立外國文學研究所，馮至任所長。柳鳴九申請從文學研究所調入外文所。因為志趣上更偏重于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加之認為自己的感受力、敏銳性和通感力略強于邏輯思維和理論分析，他希望在外文所先潛心研究文學史，再進行理論的闡發(fā)和建構。1965年7月，根據周揚的指示，外文所要編寫《二十世紀歐洲文學史》，任務落到柳鳴九所在的西方文學室。室主任卞之琳按照“集體任務由年輕人去完成”的老規(guī)矩，組成了有張黎、呂同六、鄭克魯、張英倫、朱虹、董衡巽，以及包括袁可嘉、鄭敏等“中年人”在內的編寫組，編寫組的學術秘書就是柳鳴九。

外面已頗有“山雨欲來”之勢。書齋里面，柳鳴九憑著之前在理論室對西方文學的功底操持起“學術秘書”的工作：編寫組成員共同努力，在三個月內拿出了五六萬字的《二十世紀歐洲文學史》提綱。 在此基礎上細化闡述、豐富內容，文學史已遙遙在望之時，“文革”開始了。

1976年文革結束時，柳鳴九已經42歲。

文革后期的1972年，在河南干校的哲學社會科學部人員回到北京。運動中深感疲憊不堪的柳鳴九為尋求一個現實的避難所，與老友鄭克魯、張英倫、金志平商量后，打算編寫一部法國文學史。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出過一本蘇聯編選的《法國文學簡史》，柳鳴九想編一部中國人自己的法國文學史。他認為，以編者的知識積累、學識、視野，在規(guī)模和豐富性上超過蘇聯的小冊子“蠻有把握”。1976年，中世紀到18世紀的部分基本完成時，已經達到一卷的體量，編寫目標遂由原來的一本書擴展到三卷。1979年，《法國文學史》上卷出版。進入新時期后，正常的學術和業(yè)務工作恢復，后兩卷編寫時間相應拉長，與此同時也有更多學者加入到編寫工作中，直到1991年三卷本全部出版完成。

柳鳴九認同寫作文學史如同提供旅游指南的看法，認為應盡可能掌握“第一手資料”，為對象提供盡可能完備的說明；他同時也認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理論強勢的時代”，特別是文學史寫作不能僅停留在資料堆砌上，需要“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斗▏膶W史》上卷出版后，李健吾稱這是“作者為中國人在法國文學史上創(chuàng)出了一條路”；學者錢鍾書在閱讀了中卷概論部分后認為“敘述扼要，文筆清楚樸實”。

因為親身經歷文革所造成的思想文化領域的壓抑，柳鳴九先生后來回憶說，編寫這套文學史時，頗有些自覺的“逆反情緒”，要打破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禁錮，以馬克思主義文藝感的立場指導編寫，但“并沒有走得太遠”。進入新世紀后，有感于該書的時代局限性，柳鳴九花兩年多時間對該書做了修訂，特別是改寫了第一卷中有關蒙田、拉伯雷等16世紀文學的部分內容。2007年，修訂版《法國文學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柳鳴九先生為修訂版撰寫的長篇序言《關于<法國文學史>的修訂》發(fā)表在2007年第5期《南方文壇》。在文章中，他反思了文學史中過于把文學發(fā)展過程與社會階級斗爭聯系起來等方面的時代局限性，但對“《法國文學史》的觀點過時了”的說法不以為然，認為思想文化特別是文學藝術具有特殊性，對于作家作品，宜將“階級分析方法與心理分析方法、藝術分析方法綜合施用”，而不應簡單機械加以判斷。

“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

“假如用一句話來柳鳴九先生——他是我國法語文學研究翻譯界的一面旗幟，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狈g家余中先眼中的柳鳴九先生“個子不高卻很有湖南人的沖勁兒”，“性格上敢為人先，大家不說的話他就出來說了”，是個“能量很大的人”。最有代表性也最為人所熟知的體現，是70年代末重新評價“日丹諾夫論斷”以及80年代將薩特介紹到中國。

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推動思想解放形成滾滾大潮。柳鳴九意識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鼓起了學術上大有作為的信心，他將目標瞄準西方20世紀文學，從認為西方現當代文學是衰頹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日丹諾夫論斷”入手，對其進行重新評價。恰好當年10月，由社科院外文所承辦的全國第一次外國文學工作會議在廣州舉行，同時將借此成立全國性的外國文學學會，時任所長馮至讓柳鳴九作重點學術發(fā)言。這場會議主辦和協辦單位陣容強大，周揚、姜椿芳、梅益、朱光潛、季羨林、金克木、馮至、梁宗岱、草嬰、樓適夷等文化界、譯界人士云集。時年44歲的柳鳴九在大會作了題為《重新評價西方現當代文學的幾個問題》的發(fā)言，從對20世紀西方文學藝術的社會性質、意義和作用的分析，西方現當代文學的思想內容和思想基礎，如何看待西方現當代文學的藝術性，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科學評價西方現當代文藝等幾個方面系統(tǒng)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為20世紀西方現當代文學“講公道話”。發(fā)言在會上和會后引起強烈反響，文章經修改整理后近六萬字發(fā)表在1979年前三期《外國文學研究》雜志。

此舉在柳鳴九先生自己看來，是十年浩劫后自己在學術上蓄勢待發(fā)射出的一支“利箭”，是小的個人目標恰與大的時代機遇相契合。此后他陸續(xù)主編了《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西方文藝思潮論叢》、“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等，“其中的重點與貫穿始終的主線清晰可見，那便是對西方20世紀文化的說明與展示”，而這部分學術生涯的“起點與開篇”就是1978年廣州會議上的發(fā)言。

《薩特研究》 柳鳴九 編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1979年，柳鳴九開始著手編選《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進一步讓事實說話”，將20世紀法國文學的典型現象展示清楚。鑒于薩特在20世紀法國文化領域的地位，柳鳴九選擇《薩特研究》作為叢刊的第一輯，相較于創(chuàng)作技藝，他更重視薩特在哲學文化領域的貢獻和文學上的思想性。之前的廣州發(fā)言中對薩特已有專章論述，對其社會思想、文學思想、存在主義哲學和社會活動等方面做了積極的正面評價。在此基礎上，柳鳴九對《薩特研究》的欄目和內容做了設計，以薩特文學作品翻譯、敘事性作品編譯和理論譯介作為主體，補充了作家與批評家論薩特、薩特戲劇創(chuàng)作背景以及生平與創(chuàng)作年表等相關資料，并親自撰寫了長篇序言。需要指出的是，《薩特研究》也是由多位優(yōu)秀法語學者合作完成的一項學術成果，李恒基、羅新璋、譚立德承擔了《間隔》《薩特年表》《蒼蠅》的翻譯，施康強則翻譯了兩篇重要文論《七十歲自畫像》《為什么寫作》等，這也體現了柳鳴九先生出色的學術策劃和組織能力。

《薩特研究》于1981年10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用柳鳴九自己的話說，“為薩特辦了文化入境的簽證”，伴隨著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之風，成為80年代“文化熱”中的強勁潮流。今年的傅雷翻譯出版獎新聞發(fā)布會上，特約終評嘉賓、作家苗煒回憶自己的法國文學閱讀時還提到，80年代，柳鳴九先生主編的《薩特研究》是愛好文學的中學生都特別喜歡的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薩特研究》的影響力。也正是由于《薩特研究》在文化學術領域的貢獻和影響力，2005年薩特百年誕辰之際，國內有媒體在相關文章中，尊稱柳鳴九先生為“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

“為了一個人文的書架”

余中先的印象里，柳鳴九先生“筆頭好、膽子又大，組織能力還很強”，他特別提到，柳鳴九先生在擔任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的十多年里，為法語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做了很多工作。1987年任會長之后，柳鳴九先生先后組織了左拉學術研討會、巴爾扎克文學創(chuàng)作討論會、文學中的意識流問題討論會、文學中的荒誕問題討論會、存在文學與文學中的“存在”問題討論會，雨果誕生二百周年紀念大會及雨果文學創(chuàng)作討論會等問題性、專題性較強的學術活動，并出版一系列相關專題論文集。柳鳴九先生組織能力更主要的體現，還是“他登高一呼，將法語界學者組織起來，主編了好幾套書”。余中先回憶，在編選“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時，柳鳴九問余中先想翻譯誰，余中先選擇了自己當時的研究對象克洛代爾，翻譯了這位詩人的劇本《緞子鞋》。之后他翻譯的米歇爾·圖尼埃的《禮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虛無縹緲境》也收入該套叢書?！傲Q九先生提攜后輩，很溫厚，放手讓我去做”，“晚年患帕金森癥之后，柳鳴九先生還時不時通過年輕的朋友召集聚會。前幾年還讓我跟他一起做一套綠色叢書，與生態(tài)有關的作品，我選了盧梭，他選了都德”。這就是2019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小綠書”，包括《磨坊文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園圃之樂》等。

《柳鳴九文集》 柳鳴九 著，海天出版社2015年出版

柳鳴九先生主持編選的文集、書系、叢書等項目近二十種，若分卷羅列，條目可達幾百。他曾坦言，自己的編選量大大超過了論著量，“有悖于學林中厚積薄發(fā)的理念與標準”。而之所以對編選情有獨鐘，源于柳鳴九先生“為了一個人文書架”的人生追求和為社會文化積累添磚加瓦的人生理想。他曾在回憶錄中表示，自己信仰優(yōu)秀的文化和有精神價值的書架，痛感當今社會人文精神的滑落、優(yōu)質文化的貶損，想對文化、對人文精神的積累做一點實實在在的事情。這種追求和理想直至晚年而不衰，更支撐他“擔當了辛勞，承受了打擊，度過了我個人生活中的溝溝坎坎”。他有兩個六層大書柜，每有他撰寫、翻譯、編選的新書問世，他都習慣將其“入庫”，自稱這是“陋室”中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坐在對面的沙發(fā)上，面對書柜，如在“家園”和“加油站”，幾百本書展示出的過程和成果，也昭示著存在和意義。

在文學史研究和理論文化積累兩塊“巨石”之外，柳鳴九先生曾將散文隨筆寫作視為自己推動的第三塊巨石。他認為散文就是“自我心智以比較坦直的方式呈現于一定文學形式中，而自我心智者，或為較雋永深刻的自我知性，或為較深在真摯的自我感情”，總之，散文的核心成分是個人心智。柳鳴九先生的散文多涉及親人、師友——供三兄弟讀書遠赴異鄉(xiāng)打工的父親，“心底里最愛”的優(yōu)秀的兒子、兩個活潑可愛的孫女，各富人格魅力的馬寅初、馮至、李健吾、朱光潛、錢鍾書等學者；也有關于研究對象和法國文化的學術隨筆——與西蒙娜·德·波伏娃會面的深刻印象，巴黎圣母院訪記以及關于羅丹雕塑藝術的哲思等等。在他的隨筆中，充滿人文視角和人文關懷，以及這種人文情感與人和物相交匯而閃現知性的火花。同樣，其散文特別是有關親友的文字，也勾勒出柳鳴九先生學術之外更加日常、感性的一面。對于沒有見過柳鳴九先生的人來說，從對他的學術著作、回憶錄和散文隨筆的閱讀中，會得到更豐富立體的印象。

2018年11月19日，柳鳴九等7位翻譯家榮獲中國翻譯界最高獎——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如今，一同獲獎的阿拉伯語翻譯家仲躋昆、波蘭語翻譯家易麗君也已經離開了我們。柳鳴九先生曾把從事西學研究和人文傳播的思想者、學者視為“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甚至以“盜火者”為10位外國文學學者的散文文叢命名。他認為自己也是一名“盜火者”，對社會人生的審視和對人文主義的向往，是中國社會現實的火種，愿意為此付出“精神的苦力”。他曾表示，“我很高興自己的一生是不斷勞作的一生”，“我勞故我在”，且這種勞動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獨特性和突破性的，為社會文化的積累增添了磚瓦。他的思想和文字極具鋒芒，著譯等身，但仍以真實、實在的立場直面自身，自稱“凡夫俗子”、學林中的“矮個子”，將一生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歸結為自己“螞蟻式的勤奮”，坦言“勤奮”二字恰巧是對自己治學經歷最基本、最具體、最確切的概括與總結，“這個評價也算是堅硬得顛撲不破，誰都認可的，就像算術中的最大公約數”。

參考資料：

《回顧自省錄——柳鳴九自述》 柳鳴九 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

《子在川上》 柳鳴九 著，海天出版社，2012年

《關于〈法國文學史〉的修訂》 柳鳴九，《南方文壇》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