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的獲獎演說
從什么地方開始呢？這個問題，面對著空白的紙張，我已經給自己提過幾十次了。似乎我需要找到唯一能使我進入寫作、一下子消除所有疑慮的句子。一種鑰匙。今天，對這件事情的驚愕——“這是發(fā)生在我身上的嗎？”——已經過去，要面對我的想象力以不斷增長的恐懼呈現在我面前的環(huán)境，我感到了同樣的需要。在你們今晚邀請我來的這個位置上，找到能使我毫不顫抖地、自由而堅定地說話的句子。
這個句子，我無需到遠方去尋找。它突然就出現了。非常清晰、激烈。簡明扼要，無可置疑。它寫在60年前我的內心日記上。我要為我的種族復仇而寫作。它與蘭波相呼應：“我永遠屬于劣等種族。”那時候我22歲。我在外省的一所學院里，和大多數出身于當地資產階級的子女一起學習文學。處在無地的農民、工人和小商販，因舉止、口音和沒有文化而被輕視的人們這一系列的末尾，我驕傲而天真地以為寫一些書，成為作家，就足以彌補與生俱來的社會的不公。在學校隨著我學業(yè)的成功而使我抱有的幻覺里，一種個人的勝利在抹去幾個世紀的統(tǒng)治和貧困。我個人的成就怎么能彌補我經受過的任何屈辱和傷害呢？我沒有向自己提過這個問題，是有一些理由的。
從我會讀書開始，書籍就是我的伴侶，閱讀自然是我在課外的消遣。這種興趣是一個母親培養(yǎng)出來的，她本人在她的店鋪里接待顧客的間歇讀了大量的小說，她更喜歡我讀書而不是縫紉和編織。書籍的昂貴，它們在我的教會學校里受到的懷疑，使我對它們更加向往?！短眉X德》《格列佛游記》《簡·愛》，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話，《大衛(wèi)·科波菲爾》《飄》，后來的《悲慘世界》《憤怒的葡萄》《惡心》《局外人》：與其說是學校的規(guī)定，不如說是機緣巧合決定著我讀些什么書。
選擇學習文學，就是選擇留在文學之中。文學成了超越其他一切價值的價值，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它使我投身于福樓拜或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部小說里，并且充分地感受它們。這是一塊我不自覺地用來與我的社會環(huán)境相對抗的大陸。我也只把寫作看成是改變現實的可能性。
并非是兩三個出版商拒絕了我的第一部小說——這部小說的唯一優(yōu)點是探索一種新的形式——打擊了我的愿望和自尊，而是在一個按照性別來確定角色、禁止避孕和中止妊娠是一種罪行的社會里，作為一個女人與作為一個男人具有重大差別的生活環(huán)境。作為有兩個孩子的已婚婦女，有一份教師的職業(yè)，負責管理家務，我日益遠離寫作和要為種族復仇的諾言。在卡夫卡的《審判》里讀到“法律的寓言”，我不能不在其中看到我的命運的形象：死去時尚未跨過專為我設置的門、那本只有我能寫作的書。
然而這是沒有考慮到個人和歷史的偶然性。父親在我到他那里度假三天后死去，在學生都來自和我一樣的民眾階層的教室里任教，一些世界性的抗議運動：那么多事件通過一些意想不到和敏感的渠道把我拉回到我出身的世界、我的“種族”，使我的寫作有了一種隱秘而絕對的緊迫性。這一次不是致力于我20歲時虛幻的“隨便寫寫”，而是投身于難以描述的一種被壓抑的回憶，揭示我的親友們的生存方式。為了理解使我遠離我的來源的、自身的和外在的原因而寫作。
對寫作的任何一種選擇都并非自然而然的。但是移民們不再說他們父母的語言，社會階級的叛逆者們完全不再說同樣的語言，而是以另外的詞語來思考和表達，他們都面對著一切額外的障礙。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他們確實感到很難、甚至不可能用學到的主流語言來寫作，他們學會掌握了這種語言，在它的文學作品里欣賞一切與他們出身的世界有關的東西，這最初的世界是由描寫日常生活、工作、占據的社會地位的感覺和詞語組成的。一方面有他們學會用來命名事物的語言，用它的粗暴、它的一切沉默，例如在阿爾貝·加繆的非常優(yōu)美的作品《在是與否之間》里，一位母親和一個兒子之間辯論時的沉默。另一方面是被欣賞的、內心化的作品的典范，它們開辟了最初的世界，他們感到自己的提高要感謝它們，甚至往往把它們視為真正的家園。在我的家園里出現的有福樓拜、普魯斯特和弗吉尼亞·伍爾夫：在重新寫作的時候，他們對我沒有任何幫助。我必須斷絕“好好寫”、漂亮的語句，甚至就是我教給學生的句子，以便根除、展示和理解穿透我的傷痕。我本能地感受到一種伴隨著憤怒和嘲弄、甚至粗俗的語言的喧嘩，一種過分的、反抗的、往往被屈辱者和被傷害者使用的語言，猶如適應對蔑視、恥辱和對恥辱感到羞恥的回憶的唯一方式。
同樣，我很快就覺得顯然——以至于不可能考慮從另一個地方開始——要把我對社會創(chuàng)傷的敘述牢牢地置于我作為反叛的大學生經歷過的環(huán)境之中，當時法蘭西國家始終在譴責婦女求助于接生婆在私下里非法墮胎。我要描述發(fā)生在我的少女身體上的一切，發(fā)現樂趣，月經。就這樣，在這部發(fā)表于1974年的第一部作品里，我當時尚未意識到，已經確定了我將要寫作的領域，一個既是社會的又是女性的領域。從此為我的種族復仇和為我的性別復仇就合二為一了。
在思考生活的時候，怎么能不同時思考寫作呢？不考慮寫作是否加強或妨礙了關于人和物的被認可的、內心化的表達方式？反叛的寫作通過它的粗暴和嘲弄，不正是反映了我這個被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嗎？讀者如果很有文化修養(yǎng)，他就會對書里的和現實生活里的人物保持同樣突出和高傲的態(tài)度。因而在最初，我想要講述父親生平的時候，我覺得盯著他的目光是一種背叛，將會無法忍受，為了躲過這種目光，從第四本書開始，我采用了一種中性的、客觀的寫作，從它既不包含寓意、又沒有感人跡象的意義上來說是“平淡無奇”的。粗暴不再被展現出來，而是來自事件本身而不是來自寫作。迄今為止，無論寫什么主題，找到同時包括現實和現實提供的感覺的詞語，已經逐漸成為我在寫作時始終關注的問題。
我必須繼續(xù)說“我”。第一人稱——在大多數語言里，我們從會說話時起直到死去得以存在的人稱——用在文學里一旦表示作者而并非一個虛構的“我”時就往往被視為自戀。應該想到在此之前“我”是在回憶錄里講述武功的貴族們的特權，在18世紀的法國是民主的征服，是對個人平等和成為他們的故事主題的權利的肯定，正如讓-雅克·盧梭在《懺悔錄》的第一段開場白里所要求得到的那樣：“但愿大家不反對我以下所說：我只是個平民，沒有值得讀者一聽的事要說……我的一生盡管默默無聞，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國王們更豐富更深刻，那我的內心的全部活動就會比他們的更能吸引人。”
盡管如此……激勵我的并非這種平民的自尊，而是使自己成為“我”——既是男性也是女性的形式——的愿望，作為一種探索的工具，它捕捉一切感覺，被記憶掩埋的感覺，周圍世界時時處處不斷給予我們的感覺。這種感覺的前提對于我同時成了我探索的真實性的向導和保證。但是有些什么樣的目的呢？對我來說，問題不在于講述我生平的經歷，也不是擺脫它的秘密，而是了解一種真實的環(huán)境，一個事件，一種戀愛關系，從而揭露只有寫作才能使之存在的某種東西，并且也許還能傳遞到其他人的意識和記憶里。誰能說愛情、痛苦、哀悼、羞恥不是普遍存在的呢？維克多·雨果寫過：“我們無人有幸擁有一種屬于他的生活?！钡撬械氖虑榧热欢疾豢杀苊獾匾詡€人的方式來感受——這是發(fā)生在我身上的——那么只有書中的“我”以某種方式變得透明，而由男女讀者的“我”來填補它的時候，它們才能以同樣的方式被閱讀?？傊?，但愿這個大寫的我是可以轉變人稱的。
我就是這樣理解我在寫作中的傾向的。它不在于“為”一類讀者寫作，而是“從”我作為女人和“國內移民”的體驗，從我此后對經歷的年代的越來越漫長的記憶，從現在來不斷提供他人的形象和話語。作為在寫作中對我自己的保證，這種由信仰支撐的傾向變成了確信，一本書能有助于改變個人的生活，打破一切被忍受和隱藏的事情的沉默，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當難以言說的事情被說出來的時候，這就是政治。
今天我們隨著婦女的反抗看到了這一點，她們找到了動搖男性權力的詞語，像在伊朗那樣起來反對它的最古老的形式。我在一個民主國家里寫作，但我仍然在思考婦女們在文學領域里占據的地位。她們尚未獲得創(chuàng)作作品的合法性。在世界上，包括在西方的知識界，一些男人對婦女們寫的書視而不見，從來不引用它們。瑞典學院對我作品的認可，是所有女作家的希望的信號。
在對那些不可言說的社會問題的揭露中，這種階級和/或種族的、同樣還有性別的統(tǒng)治關系的、只有那些作為被統(tǒng)治的對象的人才能感覺得到的內心化，有著個人的但也是集體的解放的可能性。在了解現實世界的同時拋棄它的由語言、全部語言承載的一切觀念和價值，這就是在擾亂它的既定秩序，動搖它的等級制度。
但是我不會把這種使男女讀者接受的文學寫作的政治作用與我對一切事件、沖突和觀念所必須采取的立場混為一談。我成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一代，那時當然有一些作家和知識分子采取了與法國政治相關的立場，并且投身于社會斗爭。今天誰也不能說如果沒有他們的講話和介入，事情是否會有不同的轉向。在當今的世界上，信息來源的多樣性、圖像取代的快速，習慣了一種冷漠的形式，使專注于自己的藝術成了一種誘惑。但與此同時在歐洲，一種退卻和封閉的意識形態(tài)正在抬頭。建立在排斥外國人和移民、在經濟上拋棄弱者、監(jiān)視婦女的身體的基礎上，它迫使我接受一種高度警惕的責任，正如對所有認為人的價值到處都永遠相同的人們一樣。
授予我最高的文學榮譽，就是把我在孤獨和疑慮中進行的寫作和個人探索置于一盞明燈之下。它不會使我眼花繚亂。我沒有把授予我諾貝爾文學獎看成是我個人的勝利。認為它在某種意義上是集體的勝利，這不是驕傲也不是謙虛。我與那些男人和女人分享自豪，他們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希望所有的人有更多的自由、平等和尊嚴，無論他們是什么樣的性別和類型、膚色和文化。那些男人和女人想著后代，想挽救被一小撮人對利潤的欲望使全體人類越來越難以生存的地球。
如果我回到20歲時所做的為我的種族復仇的諾言，我不會說我是否已經實現了它。正是從這個諾言，從我的祖先、因使他們早夭的勞作而痛苦的男人和女人，我獲得了足夠的力量和憤怒，才有了要使這個諾言在文學中、在各種聲音的合唱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和雄心，這種合唱很早就伴隨著我，使我接觸到其他的世界和其他的思想，包括使我反對它和想改變它的思想，以便把我女性的和社會反叛者的聲音銘刻在永遠呈現為解放的地方：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