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北緯四十度》可以被視作一部高燒不退的歷史大書，文化大書。作者把目光集中在長城一線，借長城從西往東多個朝代的不斷修接與延宕，說長城內(nèi)外不同民族間的反復沖突與融合。用文學的筆法，用史學的眼光，給出了這條線以社會制度和文化意義上的深度解析。

——《北緯四十度》讀札

中華文明史，上下五千年，浩浩湯湯，一路激起過無數(shù)浪花。這些“浪花”，每一朵都閃耀著光芒，都藏滿了故事，都訴說著幽情。面對這樣一張巨大巨厚巨硬的中華“大餅”，歷史“饑餓者”和文化“饑餓者”雖眾，但真正下起口來時卻難。面對浩瀚體量，“編年”照樣會陷入大海，不得頭緒，“斷代”則又難以呈現(xiàn)全貌，容易上下割裂。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陳福民先生很聰明，他以主題作切口從容進入，通過繁中取簡，率先提溜出了一條線，這便是北緯四十度。

經(jīng)他這么一提溜，北緯四十度這條線一下活了，不僅豐滿了起來，而且也熱絡(luò)了起來，千年低冷的長城一線，瞬間發(fā)熱到了四十度的高燒。

因此，《北緯四十度》可以被視作一部高燒不退的歷史大書，文化大書。作者把目光集中在長城一線，借長城從西往東多個朝代的不斷修接與延宕，說長城內(nèi)外不同民族間的反復沖突與融合，雖然是用文學的筆法，但卻是用史的眼光，給出了這條線以社會制度和文化意義上的深度解析。

北緯40度，既是地理概念、區(qū)位概念，也是氣候概念、生態(tài)概念，更是族群概念、文化概念，甚至是一個王朝的興衰概念。《北緯四十度》無疑是一位文學家一腳踏進歷史后的越界寫作，更是作者對地理學、歷史學、文化學、考古學、社會學的一次集中冒犯和自我檢視。關(guān)于這本書的特點和立意，可以簡單概括為“三借三說”。

借長城，說歷史。歷史上，長城也曾有過叫塹、塞、圍、障、壕的時候，但最標準和最統(tǒng)一通用的叫法當然還是長城，這在《史記·楚世家》“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筑長城”中就已經(jīng)被確定下來。至秦滅六國，對戰(zhàn)國紛爭時期遺留的長城，進一步連接和修繕之后，再說到“長城”時，前面便有再也去不掉的量詞綴語“萬里”了。那為什么不叫長墻而叫長城呢？顯然長城并不單純是一道墻，而是在高墻內(nèi)外當然是以內(nèi)為主還建有眾多城堡，諸如衛(wèi)城、千戶所城、關(guān)城、甕城、翼城等等。各個王朝并不是建起一道墻后就萬事大吉，而是常年駐有兵力。如果只是一道墻，歷時兩千多年修筑，總長十萬里以上，也絕對配得上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稱號，但不會被稱作中國古代第一軍事工程。也就是說，它不是一道墻，而是數(shù)個中原朝廷集國力民力不斷打造而成的一道重要防御體系。隨便點幾個長城關(guān)口，比如嘉峪關(guān)、山海關(guān)、居庸關(guān)、娘子關(guān)、雁門關(guān)、古北口、喜峰口等，就足以看出它軍事上的重要性了。沿長城一線，這樣大大小小的關(guān)口不下一千個。

從西周開始出現(xiàn)長城雛形，到早期的北長城、南長城之分，一直到大明王朝的大規(guī)模新建，再到清代康熙并未完全落實到行動上的“不修邊墻”令，這一路算下來，歷時至少在二千四五百年以上，穿越了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shù)朝代。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長城史就是大半個中國史。而長城一線，基本與北緯四十度重合。這就給了作者通過牽動這條“線”，而重新“縫補”歷史的機會。

借沖突，說融合。既然長城這么重要，既然長城一線基本與北緯四十度重合，那作者何不干脆把書名定為《長城》而是另叫《北緯四十度》呢？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長城是一道防御工程，它的主要功能是“阻擋”，而作者想說的卻并不是“被分開”“被隔離”或說“被割裂”的族群亂象，而只不過是想借此表達多民族之間的“互相融合”和“共同成長”。顯然作者的心氣很高，他試圖站在“北緯四十度”這樣一個高度上，去重新打量社會歷史的進程，從與這條線相關(guān)的海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中，擷取為我所用者，不僅“頂出”還要“頂住”自己的社會立場和史學觀點。

本來，北緯四十度可能也不過是一條很普通的線，但因地質(zhì)地貌和氣候的原因，卻使線南線北呈現(xiàn)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圖景。線北的人們，大漠邊關(guān)，長河落日；威武揮鞭，縱馬馳騁；寒風勁雪，自由奔放；一方面鋪滿無限的詩意，一方面必要的生產(chǎn)生活資料卻相對匱乏。線南的人們，男耕女織，五谷雜糧；山河壯麗，土地肥沃；安居樂業(yè)，家國天下；但相比性格，卻是多出了些許溫順。僅這兩種“不對稱”，便足以引發(fā)足夠的變化和想象。

北邊的時不時地想南下，不斷地進行襲擾或劫掠。南邊的極力進行阻止，被動迎戰(zhàn)或妥協(xié)安撫。趙武靈王的英名，是他從邯鄲出發(fā)，第一次將長城向西修筑到了烏拉特后旗的高闕塞，號令“胡服騎射”。燕昭王的功績，是把北方邊境提高兩個緯度，讓燕長城坐落在了北緯四十二度上。劉邦雖然能贏得楚漢之爭，但卻在與匈奴人的對決中陷入到了尷尬的“白登之圍”，差點被活捉，因而也順理成章地成就了婁敬首提的“和親”政策。要不大老粗出身的劉邦也不會那么感嘆，“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nèi)兮歸故鄉(xiāng)，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武帝的霸業(yè)，是建立在他的雄才大略和出動出擊上。當西晉在蹣跚衰落中步入滅亡，公元307年的永嘉南渡，便成為一個永遠的歷史心結(jié)和一個永遠的版圖痛點。從幽州到蘭亭，長城不再長，黃河不再黃。長也好，黃也罷，南朝四百八十寺，已經(jīng)一片樓臺煙雨中。至北魏孝文帝，直接遷都洛陽，鮮卑人入主中原。后來李隆基的盛世大唐，不可思議地被從右北平一路發(fā)跡的安祿山鑿出了一個驚天大窟窿，反唐自立的石敬瑭，甘愿向遼稱臣，把幽云十六州拱手讓給了契丹，使得遼國疆域一下擴展到了長城沿線，成為后來長期威脅北宋政權(quán)的巨大隱患，直至徽欽二帝共同演繹完成了“靖康之恥”。太監(jiān)王振的出場，成為了“土木之變”的關(guān)鍵人物，也是他一手把明英宗的身份，改寫成了瓦剌人的俘虜。

御駕親征的皇帝、來回沖殺的將領(lǐng)、絡(luò)繹不絕的使者、通關(guān)販賣的商人、浩大的和親隊伍，他們都見證過遍布北緯四十度上的累累白骨。再長的歷史用“興衰”兩個字足可以概括，但再多的戰(zhàn)爭也難以用“勝負”去簡單地定論。漢代不過僅僅打開了西域，而元朝的施政已經(jīng)深入到了青藏，滿族入關(guān)同樣讓長城真正成為了“內(nèi)城”，卸下了它原有的輝煌但卻也沉重的防御作用，讓它更多以人類文明和人文景觀的面貌開始呈現(xiàn)。長城以北的主人，無論犬戎、西戎、匈奴、突厥、鮮卑、契丹、女真、蒙、滿，他們的身份如何變換，終究都與締造了鼎盛中原文化的漢人一起，共同擦亮了中華民族的天空。歷史的戰(zhàn)場總是被歲月打掃得無比干凈，留下來的只能是文化、文明和誰也無法抵擋得住的歷史前進腳步。圍繞北緯四十度，的確有太多的人付出了生命、熱血甚至信仰，但他們也都毫無疑問地在有意或無意中改寫著歷史，創(chuàng)造著歷史。若以史學的眼光去看，沖突吹響的或許并不全然是廝殺，而也可能正是融合開始的號角。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是這樣，拓跋宏銳意進行的漢化改革也是這樣。每一次的沖突，都意外促成了彼此融合的進一步加深。只是這種以沖突方式進行的融合，不僅慘烈，而且成本和代價都實在過大而已。然而，歷史又只能做這樣的選擇，歷史從來都是帶著血跡不停地前進。這也說明，歷史跟人一樣，也是一個繁雜和痛苦的矛盾體。

借史學，說文學。文學是歷史的附著體，甚至也可以說是歷史的寄生蟲。文學必定會闖入歷史，歷史也必然會進入文學。文學闖入歷史，能夠給文學帶來深邃和開闊。但歷史進入文學，卻很難再保持住歷史本來的面目。我始終以為，至少有四種歷史是平行存在的，一種是原生的歷史，也或說是歷史本來的歷史，也即歷史自身，一種是史學家的歷史，一種是文學家的歷史，一種是區(qū)別于正史的民間野史。對于歷史本來的歷史，理論上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實際上卻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真正抵達。相對來說，史學家的歷史是最接近歷史真相的歷史，但每一個史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放進去自己的主觀觀點，也就是說，歷史在史學家那里，在取舍和遮蔽之間，實際上已經(jīng)被作過“手腳”。民間野史則一向是毫不講究章法和體系，它只對自己感興趣的人物或事件，進行鋪陳演繹，甚至無限八卦，它只需符合大眾口味即算大功告成。民間野史大多已經(jīng)具備文學功能，滑向文學的部分，是謂民間文學。而文學家的歷史則介于史學家的歷史和民間野史之間，它不會那么低俗和重口味，而是按作家自行理解的歷史邏輯，把既有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重置到歷史背景中去，甚至是創(chuàng)造出更多史書上根本不曾記載也未曾有過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讓他們在適當?shù)臍v史背景中，歡樂悲傷，愛恨情仇。讓他們在十足的煙火氣中，活過一次，再活過一次。說到底，文學家的歷史已經(jīng)不是歷史，它只是文學。對歷史氣息的所有描繪，都不過是實現(xiàn)對現(xiàn)實“人性”和“道德”的一次次詰問和激蕩。設(shè)若沒有史學家的歷史罩著，以文學強勁的穿透力和巨大的傳播力，歷史很容易會被文學徹底掏空。當然，正如前面所說，如果沒有史學家的歷史，文學家的歷史也會無所附著，無可生發(fā)。

長城一線注定是有故事的一條線，在長城正式出現(xiàn)之前，在類似長城的建筑上，周幽王就已經(jīng)上演了“烽火戲諸侯”的要命戲碼，以“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昏庸，成功搶了先秦的鏡，這出大戲直接導致了周朝的一斷兩半。始皇帝贏政大修長城上萬里，但他的雄心卻并未得到子民的贊美，相反，民間祭出的卻是“孟姜女哭長城”的悲涼故事。在王昭君正式出場之前，至少已有十個“和親”女遠行，但她們都寂寂無名，而唯有她這個出身荊地的女人，一下燒紅了天空。在掖庭，并不受待見的她，從不曾想過，有人需要用她的兩只手，牽起兩個民族。需要用她的肩膀，扛起一個國家，需要用她年輕的懷抱，把長達二百年的戰(zhàn)爭，包裹起來。她北出長安，翻越趙北長城，穿越戈壁大漠。曾經(jīng)的長弓短箭，曾經(jīng)的戰(zhàn)馬嘶鳴，曾經(jīng)的殺戮封侯，全踩在了她一個弱女子的腳下。她先嫁的那個男人叫呼韓邪，后來又嫁的那個男人叫復株累，只聽名字就知道她的悲苦，更不肖說這兩個父子關(guān)系的男人，給過她多少恩尊。她必須適應(yīng)羊奶，習慣氈帳，懂得騎射，會說胡語。當然，她也得學會如何不情愿地生下孩子，比如兒子伊屠智牙師，比如兩個女兒須卜居次和當于居次。既然她做出了這么大的事，后世史學家趕緊補給她一個出色的容顏，說什么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徘徊，竦動左右。文學家趕緊遞給她一只琵琶，讓她彈奏漫天黃沙，抒發(fā)千古幽思，并告訴天邊大雁，一定要忘記飛翔，先別管沉魚的事，先制造出“平沙落雁”的景況之后再說。民間更是趕緊行動，將她不倫不類地與西施貂蟬和楊貴妃并列到一起，作為美女資源，不停地進行世俗消費。公元前33 年的那一天，一隊人馬北出長安，然后長河落日，然后大漠孤煙，然后……再也沒有然后，那個女人再也沒有回來。曾經(jīng)的“文景之治”，如果只簡單說是用女人換來的，肯定大失偏頗，但這其中女人的貢獻又怎么能抹殺和忽視呢！蔡文姬也很有名氣，而且也是有名的才女，但她不是“和親”女，而是被南匈奴左賢王擄去的。因為曹操統(tǒng)一北方后，花費重金贖回，所以民間便粗俗地把她解讀為曹操暗戀的女人，這也顯示了民間故事和民間文學喜歡“吃瓜”和“八卦”的特點。再到下一個有名氣的“和親”女出現(xiàn)，距離王昭君已經(jīng)是六百多年后的貞觀十五年，而且已經(jīng)不是向北，而是向西，文成公主遠嫁吐蕃。然后是說不完的楊家將，讀不夠的金庸，演繹不盡的乾隆下江南。楊家將故事已經(jīng)走得遠離了史實，金庸的武俠更是開啟了鴻蒙想象。乾隆下江南看似與長城無關(guān)，但恰恰是清兵入關(guān)長城成為“內(nèi)城”的另一種寫照。因此，作者在書中由衷感嘆，“我們用了前半生的時間通過文學故事去積累歷史知識，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個個甄別推翻，這樣的人生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有的歷史學家，對歷史研究來研究去，最終卻不得不通過文學途徑去表達自己的觀點。反倒作家，很容易喜歡上歷史，冷不丁會寫出歷史學家才有可能去完成的專著。

沒有一個好的作家是不深鉆歷史的，哪怕它“瀚海橫絕，關(guān)山難越”，作者的這次“闖入”、“跨界”和重新打撈出的思考，是成功和蘊含價值的。

張世勤，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山東省文學期刊社總編輯、《時代文學》主編。作品散見于《收獲》《人民文學》《十月》《北京文學》《解放軍文藝》《青年文學》《小說界》等文學期刊。作品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海外文摘》《詩選刊》《小品文選刊》等選載，或入選年度選本。著有長篇小說《愛若微火》、詩集《舊時光》等多部。曾獲泰山文學獎、劉勰散文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