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軍突起的山西非虛構寫作
內容提要：非虛構寫作，以歷史與邏輯的方法考察，在中西方均是一個不應從傳統文學寫作之紀實與虛構的寫作學形態(tài)給以界定的，全新的把握世界與人的寫作方式。近年來，山西的非虛構寫作以傳統的文學體式：報告文學、傳記文學、史性隨筆、家史為顯現形式，異軍突起，成為山西文學發(fā)展的一個新階段。對其的研究，亦有助于以這一區(qū)域性非虛構寫作現象的實例，引發(fā)對國內近年來出現的非虛構寫作熱潮的關注與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非虛構寫作 山西文學 現象級寫作
山西的非虛構寫作近些年來異軍突起，但因為非虛構寫作是一個歧義頗多的概念，所以，對山西非虛構寫作的梳理及對其重要意義的評判均難到位。本文試圖對此作一不成熟的嘗試，意在拋磚引玉耳。
一、關于非虛構寫作
非虛構寫作，以歷史與邏輯的方法研讀，在中西方均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級的寫作景觀。
以西方視之。西方的文學寫作，自古希臘始，始終有著一個如何看取個體感性生命與社會理性規(guī)約的矛盾與張力。希臘文學張揚人的感性生命，譬如希臘神話中諸神的感性生命肆無忌憚的張揚，但至極致，則有了羅馬文學酒池肉林的衰敗。作為矯治，相應出現了中世紀神學對感性生命的束縛與制約。但為時不長，人文復興崛起，先是前期的《十日談》從感性生命本位試圖復興希臘人文，繼之則有了后期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在感性生命張揚與社會理性規(guī)約二者矛盾中的永恒性的猶豫不決。古典主義的《熙德》則試圖在理想化的社會理性規(guī)約下完成感性生命的實現，但很快被浪漫主義以感性生命的個體性所突破。現實主義則試圖以科學主義找到并診治這個體感性生命不能實現的社會原因，但終于不能勝任而有了現代主義的絕望、荒誕、孤獨的精神危機及為了消除這一危機的以放棄理性永恒追求代之以瞬間感性實現的后現代主義。隨著西方現代語言學的根本性轉向及回到事物本身，直觀事物本質的現象學的興起，超越了傳統文學敘事的非虛構寫作應運而生并在紀念諾貝爾文學獎百年時得以成為主題性話語。所以，非虛構寫作，不能從傳統文學寫作之紀實與虛構的寫作學形態(tài)、范圍給以理解，而是一種新的把握世界與人的寫作與表達方式。
以中國視之。古代中國，是以立足現實而以滿足群體主觀心理意愿為旨歸的意象造型觀。直至五四時代及1930年代，始有以個體感性生命為價值本位而直面社會人生的西式經典現實主義的出現，后繼之以將反映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揭示社會本質替代或等同群體主觀心理意愿滿足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兩結合”的創(chuàng)作范式。改革開放之后的“新啟蒙時代”，試圖在螺旋形上升層面重回“五四起跑線”，并在廟堂、廣場、民間共同認可的社會變革的“共名”中，一度有了1980年代文學的黃金時期，但很快就在新的經濟浪潮的沖擊下，價值指向從“共名”走向了“無名”，文學創(chuàng)作也因為無法認知、立足腳下的大地，束縛了想象翅膀的騰飛，遠離了公眾的現實生活精神需求，迅疾從“中心”退向了“邊緣”。無論是史學界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還是人文學界各科從重“觀念”轉向重“史實”的學術研究范型的轉型，亦或是全民性在憶舊浪潮中企圖從曾有過的“經驗”形態(tài)汲取判斷今天時代變化的價值資源，都共同體現了從先驗的或既有的價值觀念轉向經驗性的“事實”的趨勢，非虛構寫作正是在此背景下發(fā)生。所以，與西方非虛構寫作不同但卻亦有異曲同工之處，就是，都不能從傳統文學寫作之紀實與虛構的寫作學形態(tài)、范圍給以理解，而是一種新的把握世界與人的寫作與表達方式。
放在這樣的視野下，我下面雖然以文體分類作為對山西非虛構寫作的考察方式，但卻希望能突破對傳統文體學模式、意義的認知。
二、報告文學
趙瑜的報告文學寫作久負盛名，近些年來的《革命百里洲》《尋找巴金的黛莉》亦有口皆碑，但最值得稱道的是他歷經多年不斷修訂的《犧牲者》這部大著已有部分章節(jié)在各類刊物上得以發(fā)表，但全書還未能以整體形式出版。趙瑜的報告文學固然以題材的時代性、典型性取勝，但其更深刻之處，則在于在這題材的時代性、典型性中所內蘊著的對時代變革、社會矛盾、復雜人性的深度解剖。既以《犧牲者》為例，堪稱是為后人留下了對一個時代的歷史性記憶。類似于《犧牲者》的報告文學，在山西還有孫濤的《虔誠與瘋狂》，石名崗執(zhí)筆的《文革中的山西》，楊澍的“夾皮溝系列”等等。一個歷史時代成為過去，一個新的大時代即將到來，為曾經的時代事件留下歷史記憶，方為無愧于時代與歷史之作。
張銳鋒的《鼎立南極》、哲夫的《帝國時代的黃河》《長江生態(tài)報告》《中國生態(tài)報告》等自然生態(tài)報告文學及大生態(tài)視閾下的《國家高速——京新高速明哈紀實》。其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是中國在近千年未曾給世界貢獻新的科學成果之后，在構建人類文明共同體的時代，在生態(tài)研究領域這一世界級課題中，或許會成為中國給世界文明的新的獨有貢獻，而張銳鋒、哲夫的報告文學，則為這一貢獻刻下了歷史性印痕。再一個是，傳統老中國，以現實人倫為存在本位，多人倫研究，少科學精神，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也就多被此局囿。當今時代現代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則要豐富廣闊得多，也給人的生命實現以更大的空間更多的可能。將張銳鋒、哲夫的上述作品，置入這一視野下考察，就使其具備了更具革命性的時代性意義與質素。
張石山、譚曙方的《六?？蜅！?，黃風的《滇緬之列》《大湄公河》均以對世界公共性的積極參與的開闊而為世矚目。前者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內陸山西腹地的世界文明的精神之光，足與《辛德勒的名單》東西對應，后者則體現了伴隨中國國力逐步強大而關注世界的大國情懷。
中國曾是歷史久遠的農業(yè)國度，因之，農人、農業(yè)文明、農耕形態(tài)一向是國之重點，而農業(yè)文明與都市文明的交互性，更成為世界各國的共有景觀，魯順民的《天下農人》有著對之穿透古今的大氣度與洞察力。魯順民、陳克海等人著的扶貧三部曲，則試圖將這種貫通古今的大氣度、洞察力與“扶貧”這一時代課題作有機的融合與具體的體現。
蔣殊的紅色革命敘事，近年來成就不凡，如《沁源1942》《堅守1921》《重回1937》《再回1949》等等，其特色有二：一是在今天的建設與昨天的戰(zhàn)爭之間的有機關聯中重新審視了戰(zhàn)爭的意義；一是在人性與革命性的交互性中，讓我們對紅色革命在歷史的昨天與經濟建設的今天的意義有了新的積極性認識。李德平的《紅星照耀北國：追尋紅二十四軍》以嚴謹的考證與扎實的史料，填補了紅色革命的一段歷史空白。
山西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其鮮明的本土色彩，獨一無二，而又以體現其色彩的種種個例，具有著全國性意義。在這一方面，張石山的《穿越：文壇行走三十年》，黃風、籍滿田的《夕陽下的歌手》，聶還貴的《中國，有一座古都叫大同》，田昌安的《南北奇婚錄》等等，都是一時之選。
三、傳記文學
近些年來山西的傳記文學寫作，風生水起，名作頻頻，令人驚嘆。
陳為人的《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是近些年來標志著中國傳記文學寫作成就的標桿性作品之一，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教學的重要參考書之一。他的從文本轉向人本因之具有傳記色彩的山西作家系列，如《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讓思想沖破牢籠：胡正晚年的超越與局限》《馬烽無刺》《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寫真》《山西文壇的十張臉譜》《特立獨行話趙瑜》等等，均為學界文壇上架之書。他的傳記文學寫作頗具特點，其史料性的豐富扎實自不必說，其特色之鮮明處還有二：一是在記敘、評價傳主方面，從不同方方面面各個角度對傳主記敘、評價的廣為旁征博引，從而一方面走近、展示傳主真像的豐富性，一方面又在傳主與這些方方面面的記敘、評價者的關聯中，體現時代、社會、個人及其關系的豐富性。二是堅守如英國著名傳記作家斯特拉奇所說的，在傳記寫作中，“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從而收到如著名傳記作家威爾斯所說的“一個人的傳記是應該由一個誠實的敵人來寫”的審視效果。
聶紺弩是最具歷史滄桑時代風云色彩的現代文人之一，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以獨特的史料深入的體察為其留下了一幅寶貴的歷史剪影，彌足珍貴。
周宗奇以《清代文字獄紀實》名世。他的關于馬烽傳記《櫟樹年輪》用編年體寫馬烽一生，又以作注形式，將個人命運與時代大潮相關聯，其豐富、厚重、深刻足資作家傳記寫作之借鑒。他的《三個紅色殉道者》探索性強而又為日后的進一步寫作，留下了足夠的廣闊空間。他近些年所寫傳記《大聱林鵬》寫出了林鵬從“小八路”到民間思想家的一生，其人生成長之路、精神成長之路，在不同的向度上，與韋君宜所寫的關于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思想之路的《思痛錄》有著異曲同工之處，而又多了富于思想性的學術性色彩。與大文史家陳寅恪晚年以十年之功為妓女柳如是立傳以言世類似，周宗奇執(zhí)筆多年的《秦淮八艷》亦可望名動后世。
古代中國，重文史而輕科學（包括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此種偏頗，極不利于現代國家所應有的科學精神的養(yǎng)成，也因此忽視了科學精神在構建現代社會養(yǎng)育國人精神中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通過自然科學家寫科學精神的魯順民的《潘家錚傳》、趙誠的《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凡豢尚∫?。同樣不可小視的是蘇華寫文化世家的《清代兩渡何家》及《何澄》文化世家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雖為學界所公認，但實證性的具體呈現則還急需加強，而何澄的一子三女均為中國著名自然科學家，其間的傳承轉換，更具中國歷史性社會轉型的意義。
始于2013年的中國百名文化名人傳記工程，山西作家承擔其中十分之一強的寫作任務，足見山西傳記寫作力量之強大。通過這些文化名人的寫作，揭示中國文化的密碼、中國士大夫文化與廟堂文化、民間文化的關系及其于今的啟示意義，在這方面，周宗奇的《范仲淹傳》、趙瑜的《白居易傳》、陳為人的《墨子傳》、喬忠延的《關漢卿》等等，均有不俗的表現。如前所說，山西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其獨一無二的本土精神格調，在構建中華文明中的積極作用上是不爭的事實，且在山西文化名人身上，有著最為鮮明、集中地體現。同樣始于2013年的山西百位歷史文化名人的傳記寫作工程，在這方面取得了顯著的實績，如陳為人的《柳宗元傳》著重寫政治家文學家兩種命運軌跡在傳主身上的交錯際遇，并因此寫出了中國幾千年來文人士大夫的“宿命”。與書寫山西文化名人傳記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的是通過山西文物典故寫山西精神，其代表作首推周宗奇的《盬鹽傳》
韓石山的傳記寫作，在山西獨樹一幟，其代表作有《李健吾傳》《徐志摩傳》《張頷傳》等，韓石山的傳記寫作，以文學的筆觸，史學的方法，多著意于揭示一度被遮蔽的某些中國現代文人的人生形態(tài)精神風貌，并以此為鑒，為中國今天文人的人生及精神構建提供價值資源。
自傳也是傳記文學的一部分，且因自傳是寫自身，所以，某種程度上，更為真切，也更能體現自己對人與社會的認識。由于所處中國正處于從未有過的歷史大變局之中，所以，自傳有著為時代留痕更為真實之效。為此，胡適曾特別推崇、提倡現代文人的自傳寫作并首開風氣，在四十歲即帶頭示范性地寫有《四十自述》。山西近些年自傳寫作最值得提出的是梁志宏的《太陽下的向日葵——一個正統文人的全息檔案》、李輔的《所思所憶七十年》、段立生的《坎坷當歌》等等。今天，經歷過一個歷史時代的山西文人，豈止四十歲，大多都年屆古稀之年了，且這一生所親身經歷的，又是一個不斷變動的歷史意蘊最為豐富的大時代，所以，正是自傳寫作大有可為之時。
四、史性隨筆
在這方面成就最為突出的是畢星星。其史性隨筆集中體現在他的《堅銳的往事》《走過帶傷的歲月》《走出歲月的陰影》《河槽人家》這四部集子中。其內容大致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以“鄉(xiāng)村檔案”“鄉(xiāng)村風景”兩個系列為主的鄉(xiāng)村敘事，另一個部分以《〈三上桃峰〉的來龍去脈》為代表，或寫民國往事，或寫某個歷史時段國人的精神現象，或寫文人名士在政治運動歷史節(jié)點上的品格節(jié)操，或寫大的文化事件等等，而又以鄉(xiāng)村敘事部分成就最為突出。其特色一是以真人真事或檔案為據，二是“小歷史”的敘事方法，三是民間價值立場的寫作站位，四是恩格斯的典型理論的支持，從而達到了去除觀念遮蔽，直觀事物本質，重新識記中國社會中國鄉(xiāng)村的目的。
史性隨筆的另一表現范式是文史隨筆，以文獻性或田野性的歷史史料為據，給以學術性思想性的考察。其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是陳為人寫世界文豪自殺現象的《弦斷有誰聽》，寫蘇俄作家的《紅星照耀文壇》，寫西歐文化歷史的游記《行走西歐》，寫黃河與太行山文化歷史的《走馬黃河》《太行山記憶》等等。這些史性隨筆，與其傳記寫作的特色相近，但文史味道更濃。
五、家史
在血緣關系人際結構下，“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無疑是有著基本的最為重要的位置與作用。所以，以寫“家”為中心的《紅樓夢》成為老中國最后的集大成者。所以，從魯迅到巴金、路翎到趙樹理等等，“家”成為中國新文學作家最為重要的寫作主題之一。譬如趙樹理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寫一部以“戶”名之的長篇小說。也因之，家史寫作在非虛構寫作中，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與可行性。
中國的血緣關系分為血親關系與姻親關系。山西近年書寫血親關系的家史，當推崔巍以自身為中心寫自家三代人的《我與我的親人們》，書寫姻親關系的家史，當推張石山寫其妻族的《泰山泰水》。
就崔巍所著家史而言，誠如畢星星在《知道你家三代以上的事兒嗎？》中所說，正是因為我們割斷了對家族史的認知，所以才有了我們在今天的價值茫然。就崔巍這一代人來說，近三代人正是中國社會發(fā)生劇烈變革多次轉型的三代人，如果說，三代對一個人的成長，無論從文化承傳還是從人生形態(tài)的形成，都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重要，這三代人所生存于其中的中國百年，則更是少有的歷史大變局，而我們對此的實際情況卻幾近一無所知。因之，這樣的家史寫作，對于我們重新認知自己從哪兒來，從而確立自己在今天的價值定位，并進而明確自己如何走向明天，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就張石山所著家史而言，創(chuàng)新意味更強。中國家史寫作，一向以血親關系為正宗。但姻親關系在中國的家族構成中，作用非常。大的有綿綿不絕的帝黨后黨之爭，小的有婆媳之爭，妻妾之爭，妻子與情人之爭。女性主義認為，女性無史，即從家族構成、形成亦然。一般以女性為主線，上溯三代，即對女性一方家庭構成知之甚少甚至無知，上溯五代，則絕無認知的可能。當此男女并肩而立的時代，張石山以姻親關系為主，書寫家史的開創(chuàng)之舉，所提供的可議話題多多。
六、不盡之言
如本文開篇所述，如果我們掙脫具體文體意識的局囿，把本文所述的山西的文學寫作形態(tài)置于非虛構寫作形態(tài)考量，或者我們將五四以來從西方引入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的純文學的四分法暫時擱置，試圖回到中國文史哲不分的大文學觀，我們可能會對本文所述的山西的非虛構寫作有新的認識，并因了這認識，會對“晉軍”崛起之后的山西文學新高潮的形成有新的認識，會對新時期以來山西文學創(chuàng)作的階段劃分有新的認識，也會對作為文學大省強省的山西文學，如何在全國產生新的強大影響有新的認識。再多說一句的是，在今天的新媒體時代，受眾的接受，早已是多樣化了，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的研究，不應僅僅止于在體制內的紙質媒體上發(fā)布的成果，而應將各種新媒體上所刊布的成果也置入研究的視野。但實在說來，如上種種，我們的研究都還是遠遠不夠的。舉個小例子，限于本文作者的學術視野，山西政治家實業(yè)家的人物傳記，就完全沒有列入本文的論述范圍之內，而這樣的傳記寫作，是非虛構寫作重要內容之一。再舉個小例子，以文學筆法寫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也未能列入本文的論述范圍之內。2016年，名作欣賞雜志社組織趙瑜、周宗奇、陳為人、畢星星、魯順民五位紀實、報告文學作家座談，形成了《紀實性寫作的興起與山西作家的紀實性寫作》座談紀要，并在該刊第9、10期刊發(fā)，試圖對山西近年來的紀實性寫作實績作一個總結與評述。這一座談紀要曾經在學界、文學界、讀者中產生了較大反響，但可惜是對此的研究可謂開了好頭卻后繼無聲。本文對山西非虛構寫作的評述雖然掛一漏萬膚淺粗糙，但若能夠引起方家對山西非虛構寫作的關注、重視與研究，甚至能夠以這一區(qū)域性非虛構寫作現象的實例，引發(fā)對國內近年來出現的非虛構寫作熱潮的關注與深入的研究，那本文的寫作目的也就達到了。
[作者單位：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