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錫良：從《漢字古音手冊》到《漢字古音表稿》
郭錫良先生
郭錫良先生于2022年12月30日（臘八節(jié)）凌晨溘然長逝，享年93歲。我一遍遍把摸先師晚年心心念念的兩部名作《漢字古音手冊》《漢字古音表稿》（以下簡稱《手冊》《表稿》），泫然淚下。
《手冊》和《表稿》是兩種不同的工具書，前一種供研究古代漢語、漢語史、漢語音韻、文字學、訓詁學、文學史、古代史和漢藏諸語言比較等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者查閱，后一種為研究上古音而作。先師治學深受古代大儒和王力先生影響，精品意識濃烈，要有傳世之作留世的文化創(chuàng)造理念縈繞心頭，《手冊》和《表稿》的寫作和修訂反映了先師的這種追求目標。
極有價值的選題
《手冊》和《表稿》的內容比較專門，里面用到“古音”一詞，有特殊的所指。
研究古音的過程頗似自然科學，缺乏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那種趣味，因此能入此門的學者少之又少。古音的聲、韻系統(tǒng)的漢字表述也頗像自然科學，基本上連不成具有趣味性的語句，缺少形象思維的意趣，因此這項研究只具有類似自然科學的那種研究樂趣，生僻的概念、術語不少，要求做這門學問的人特別能耐得住寂寞，同時不要出錯。一般人想進入這門學科，往往需要傳幫帶，不然的話，就會誤入歧途。因此中文系的大部分學生望而生畏，認為古音學枯燥無味，學習起來頭大，有不少大學中文系還開不出這門課。能真正進入它的人，非常少見。
但古音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例如要想閱讀古代典籍，就必須懂得并利用先秦古音。大家都知道，讀文言文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通假字，不少通假字是先秦沿用下來的。有些語文老師，由于不懂古音，講古音通假時常常繞道走，甚至糊弄學生?！对娊?jīng)·魏風·碩鼠》：“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苯滩淖⑨屨f：“女，通汝。”這個“女”要讀成“汝”字的音。喜歡刨根問底的學生會問：讀音相同、相近才可以通假，可是“女、汝”不太相近，老師為什么說它們音近呢？ 老師回答：今天讀音不近，但上古是相近的。學生追問：您怎么知道“女、汝”上古讀音相近？ 很多老師就答不上來，不能使學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失去了開發(fā)學生智力的一個機會。
讀古書，不光通假字離不開古音，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文言文教學時更是不敢碰：先秦語言中，單音節(jié)詞豐富，雙音節(jié)詞造詞方法造的詞有限，當時的語言中經(jīng)常要在原來單音詞的基礎上造一些新的單音節(jié)詞。甘草上古叫“苷”，是單音詞。但它為什么叫“苷”？ 其實是來自甘甜的“甘”，甘草是一種帶甜味的益草，“甘、苷”古音相同，字義上有密切的關系。語音會變，“甘、苷”今天同音，不能證明上古同音。怎么知道上古造“苷”這個詞時，它跟“甘”同音？ 需要古音來幫忙。像“甘、苷”這種音同音近、意義上相近或者有引申關系的一組一組的詞，人們給它們起了一個名兒，叫“同源詞”。我們讀古書，會碰到有的字義很生，不易理解，同源詞能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字義?！对娊?jīng)·周南·麟之趾》：“麟之定，振振公姓?！薄岸ā敝割~頭。這是很罕見的字義。從同源詞的角度說，很容易理解，它跟“題、顛、巔、天、頂”等是同源詞，這些詞都指額頭，如果懂古音，就知道它們的古音相同或相近，因此“定”作“額頭”講沒什么難以理解。
王力先生當年主編《古代漢語》，在通論部分專門設置古音的內容，列有《上古韻部及常用字歸部表》《上古聲母及常用字歸類表》，就是考慮到古音對于閱讀古書的重要性。后來人編《古代漢語》教材，都沿襲這種做法，也基于同樣的考慮。
不光是讀古書需要古音學，其他很多問題的研究，都離不開它。這就是歷史上研究古音綿延不絕的深刻原因。因此，錫良師編寫《手冊》《表稿》是極有價值的選題。
強烈的精品意識
我們從郭錫良先生如何步入古音學的殿堂說起。他于1954年由武漢大學保送到北大讀研究生，師從王力先生。讀研究生時，王力先生兩次講授《漢語史》課程，專門為研究生開設《我是怎樣寫漢語史講義》課程，錫良師開始接觸古音學。王力先生上課時，有時隨意說出幾個字，抽查研究生，讓他們說出其中每一個字的上古、中古的聲母、韻部。錫良師回憶說，向熹老師背得最熟，他本人背得“也過得去”，得到王力先生的肯定。
1955年上學期，錫良師還聽了周達甫的《漢語音韻學概要》。周達甫（1914-1989），也作達夫、達輔，曾向黃侃、錢玄同、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等先生問學，一生命運坎坷。他是湖南善化（今屬長沙市）人，對音韻學、語言學、印度學和佛學等都有研究，于1939年至上世紀40年代初赴印度留學、工作多年，學習了梵語，1945年在印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他成為王力先生在中山大學所創(chuàng)建的語言學系的教師。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并入北大后，周達甫在北大中文系漢語教研室任教，上世紀60年代初，調到中央民族學院任教。1956年，陸志韋給北大中文系的學生講授瑞典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 于1954年出版的《中古及上古漢語語音學簡編》（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這是周達甫的譯法，聶鴻音翻譯為《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周達甫將高本漢的這本書翻譯成中文，由陸志韋校注，1957年油印給學生，北大中文系資料室至今還藏有這個油印本。
這些課程都圍繞著古音學，由不同的名師傳授，客觀上使錫良師既能以王力先生的古音系統(tǒng)為主，不至于泛濫無歸，又能轉益多師。這是千載難逢的高強度的古音學訓練，是錫良師接受系統(tǒng)的古音學訓練的重要途徑，使得他接受了當時最好的古音學訓練，大踏步邁進古音學殿堂，很快進入古音學前沿，看出其中的門道，避免陷入“外行看熱鬧”“無知者無畏”的窘境。
錫良師讀研其間，對古音學的重要著作大都曾經(jīng)涉獵，既增加了他對上古音研究的興趣，也為他后來研究古音學打下了良好基礎，上世紀50年代，他還從北京王府井的舊書攤上購置了劉賾的《聲韻學表解》一書。劉先生是他在武漢大學中文系讀本科時該系的著名教授。
蘇軾《題西林壁》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轉益多師的難得際遇，以及對大量古音學經(jīng)典著作的閱讀，擴寬了錫良師的眼界。古音學家們大多各有自己的古音學系統(tǒng)，也多有各自微觀處理具體研究材料的絕活。在王力先生指引下，博觀約取，善于比較，訓練了錫良師古音學的研究能力、學術領悟、判斷力。顧炎武以來研究古音的嚴謹求實、反復修改研究成果的治學方式、態(tài)度、過程以及如何處理科學與師承關系等治學的方方面面都能使錫良師潛移默化。顧炎武一輩子寫了好多本書，今可考見者達數(shù)十種，《音學五書》可算是顧氏最為嘔心瀝血之作。《音學五書后敘》開頭就說：“余纂輯此書三十余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shù)四。又得張君弨為之考《說文》，參群書，增辯證，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葉增、葉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shù)千里累書往復，必歸于是。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蓋嘗四顧歭，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后臚而為五矣。”古音學開山祖師顧炎武這種極為強烈的精品意識無疑給錫良師的古音研究帶來深刻影響，一部經(jīng)典之成為經(jīng)典，絕非淺鄙之徒所可企及。
編寫新的《手冊》《表稿》
1961年，錫良師跟著王力先生編寫《古代漢語》教材。教材音韻學通論《詩經(jīng)的用韻》《雙聲疊韻和古音通假》和附錄《上古韻部及常用字歸部表》《上古聲母及常用字歸類表》由錫良師撰寫。附錄部分的這兩張表各收先秦出現(xiàn)的漢字2000多個，是據(jù)王力先生《漢語史稿》所收字整理出來的。1981年修訂《古代漢語》教材，兩張表收先秦出現(xiàn)的字增到5000多，反映了錫良師一直在關注、研究上古音的收字問題。
因為一般人難以窺其門徑，無從下手，所以需要有識之士將這門學科的科學結論嚴謹?shù)乜偨Y出來，方便大家利用。1975年，錫良師主持編寫《古代漢語》教材，已萌生編寫《漢字古音手冊》的想法，開始逐字編寫卡片，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丁聲樹于1958年出版過供人查閱中古音的《古今字音對照手冊》，學界稱善，這也是觸發(fā)錫良師編寫《手冊》的一個原因。
這項工作難度極大，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是前沿性的尖端研究。要編好《手冊》《表稿》，需全局在胸，有極強的駕馭古音系統(tǒng)構架的能力。更細致的工作是：上古文獻中出現(xiàn)的所有的字，加起來成千上萬；古書中出現(xiàn)的字是否在上古文獻中出現(xiàn)，古書本身并沒有預先告訴人們，需要寫書的人一一爬剔出來，耗時耗力，還要詳細搜集上古的內部證據(jù)，對這些字的歸部拿出鐵證，使之一一歸到各部，這需要多方面精密的傳統(tǒng)小學素養(yǎng)，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細密的求真辨?zhèn)蔚难芯抗Ψ颉＿@些工作不是等閑之輩可以蕆工的。
當時在大陸能見到的全面反映上古音研究成果的工具書有劉賾的《聲韻學表解》，董同龢的《上古音韻表稿》，周法高的《上古音韻表》，各有千秋。這些書都為釋讀先秦兩漢的古書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缺陷很明顯，編寫新的《手冊》《表稿》一類的工具書勢在必行了。
精益求精
《手冊》的寫作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當時已積累了5000多張卡片，師母徐寒玉女士幫助做了大量的資料搜集工作。錫良師有一次對我說，《手冊》的編著者應加上師母的大名。時國家經(jīng)歷十幾年的文化浩劫，剛開始復興。編寫《手冊》，得書不易。很多人連董同龢的《上古音韻表稿》都難以見到，更不用說復印了。錫良師從王力先生處借來董先生的書作參考。但王力先生借給錫良師時，特地叮囑：董同龢的《上古音韻表稿》，我只能借給你看一個星期，我經(jīng)常要用到它。因此，撰寫《手冊》時，錫良師無法充分吸收董先生書中的成果?！妒謨浴?982年完稿，1986年11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手冊》由北大出版社印出清樣后，錫良師做了密密麻麻的修改。1986年，我在職考上湖北大學漢語史專業(yè)碩士研究生，錫良師是導師組成員之一，他和唐作藩師時任湖北大學兼職教授。1986年開始，錫良師就住在湖北大學招待所集中授課，他開了《馬氏文通研讀》《說文解字研讀》兩門課。授課之余，他還在修改《手冊》的清樣，里頭的校訂之處甚多。我曾應約在《時代之子：湖北大學中文系新三屆文集》卷四《回憶錄》中寫過《憶武師中文系兼職教授郭錫良先生在武師的幾件事》，談起錫良師當時對清樣的修改，說是“斑斕滿紙”，這是我觀察到的實情。《手冊》出版后，迅速在學術界產(chǎn)生重要影響。但錫良師不為好評如潮而停止自己的思考，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以及他自己研究的深入，他產(chǎn)生了修訂該手冊的想法。
先秦兩漢古書中共出現(xiàn)多少個字，憑錫良師一己之力遍查當時文獻，必有相當多遺漏。由于沒有現(xiàn)成的統(tǒng)計材料告訴人們，哪些字、字義是漢末前出現(xiàn)的，因此《手冊》遺漏漢字、字音不少。
《手冊》出版的同時或稍后，我國的辭書建設有新進展：1979年至1983年，專收古漢語詞匯、“以語文為主，百科為副”的旨在幫助閱讀古書的《辭源》第二版出齊；1986年至1990年，大型漢語字典《漢語大字典》出齊；2000年，《王力古漢語字典》出版。這些大型工具書，每一個字的每一個義項都重視最早的用例始見于哪本書，《漢語大字典》基本上將東漢末前文獻中的漢字都反映出來了。據(jù)這些語文工具書歸納哪個字漢末前出現(xiàn)，哪個字義漢末前出現(xiàn)，就有相當可靠的依據(jù)。錫良師敏銳地注意及此，看出《手冊》收字、收音有不少遺漏，這也使錫良師知道修訂《手冊》的好時機來了。
《手冊》出版后，錫良師對《手冊》收字的原則有新的意見?！妒謨浴肥樟艘恍┥瞎艣]有出現(xiàn)而魏晉以后才出現(xiàn)的字。例如“花”字是魏晉以后才出現(xiàn)的，《手冊》收了。錫良師當時的考慮是，他想重視從語言的角度收字。“花”這個字盡管產(chǎn)生得晚，但作為詞，《詩經(jīng)》已出現(xiàn)了。錫良師忽視了，文獻中的“花”既是詞，同時也是字?！盎ā弊质俏簳x以后見諸載籍，它只能是在魏晉以后的音系基礎上產(chǎn)生的，因此“花”不能收進上古音。
錫良師反復琢磨，感到《手冊》有些字歸部、歸類不當，須加以改進。我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漢語變調構詞研究》時，注意到有些字的音義配合上古已經(jīng)出現(xiàn)，而《漢字古音手冊》對其中的一些音義配合收錄得不夠。他當時對我說，《手冊》對音義配合注意得不夠，今后修訂時要加強，上古出現(xiàn)的音義配合要收進修訂本中。
修訂《漢字古音手冊》，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錫良師意氣風發(fā)，希望通過全方位的修訂，做出名山事業(yè)來。2001年退休后他開始修訂，身在海外時也未嘗懈怠。不久，錫良師發(fā)起了漢語音韻學國際性學術大討論，影響了修訂進度。就我的觀察來看，這場討論促使他對于上古音問題的思考更加清晰。后來錫良師在海口購置一處過冬房，除了常去海邊游泳，剩下的時間就是修訂《手冊》。
他借助《漢語大字典》《辭源（第二版）》《王力古漢語字典》，將東漢末以前文獻中出現(xiàn)的漢字一一提取出來。例如《論衡》成書于東漢，有的字是其他上古文獻中沒有的，《手冊》也沒有收，他就補充進去；《廣雅》是曹魏時的作品，有的字是上古文獻中沒有的，《手冊》收了，他就剔除出去。《手冊》原來收8000多字，到修訂時，收字達到11600至11700個，增加了數(shù)千上古出現(xiàn)的字?！妒謨浴芬嬲故久恳粋€漢字在上古的聲韻關系，包括開口合口等，收字的增多不僅意味著對具體字的微觀歸部要做細致的考證，同時也意味著要對上古聲韻的配合格局做出新分析，以適應材料昭示的事實。
對于這11000多字，必須盡量找到上古的內部證據(jù)，一一歸到各個韻部。這是極其繁雜、細致而又不能出任何差錯的工作。例如有些字的歸部，由于有相當多的押韻材料，歸部問題就好解決。有很多字在上古韻文中沒有押上韻，但漢字多形聲字，許多形聲字跟押韻的字具有相同的聲旁，清代學者已看出，如果一個字做另一個字的聲旁，那么這兩個字上古往往同韻部，“波、頗、陂、披”都用“皮”做聲旁，“皮”是歌部，那么這些字也是歌部。遇到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沒有上古的內部證據(jù)幫助歸部，就只能詳細研究上古音跟中古音的各種復雜的對應關系，進行歸部工作。中古音系是一種已知條件，它跟上古音有系統(tǒng)而嚴整的對應關系，可以幫助上古音歸部。
錫良師經(jīng)常向我談起有些字不容易歸部，盡管是具體字的處理，但涉及材料的處理、押韻材料跟形聲字聲旁的齟齬等重大原則問題，主動征求我的意見。他還常常問起我對《手冊》的一些具體意見，有些他采納了，例如“等”字，《手冊》原來歸蒸部，可是從顧炎武《唐韻正》所提供的相當多上古材料可以看出，它應歸之部，《手冊》增訂本采納了。有些字的歸部對我的意見他持保留意見，沒有采納，例如“二”字，我提出可以歸質部，錫良師堅持歸脂部。
增訂本清樣出來以后，錫良師特地讓我?guī)退σ粋€星期，增訂本最終于201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出版后，錫良師感到仍有處理不妥之處，經(jīng)反復研究，繼續(xù)校遺誤，補漏字，調整一些字的歸部，于2019年出版增訂重排本。《手冊》是精益求精的結晶，對于傳承我國古代文化功莫大焉。
都是從研究實踐中得來
《手冊》（增訂本）基本上收錄了漢末以前文獻中出現(xiàn)的所有漢字，收字大大增加，韻母數(shù)必然增加，這意味著以前研究古音沒有注意到的上古聲韻調配合格局、上古音到中古音發(fā)展的脈絡比人們以前的研究結果復雜得多。
我想到：如果以《手冊》（增訂本）所收字為基礎，制成聲韻調配合表，那無疑會大大增進人們對古音的認識，原來所認識的上古聲韻調配合框架必將大幅度修正，這是發(fā)展古音學的具有里程碑式的契機。對比文字表述，系列性表格具有系統(tǒng)性、邏輯性、對比性、直觀性強等優(yōu)勢，又簡明、細致、清晰、準確，同時它能彌補記憶帶來的多種局限，研究者通過系列性的直觀圖表，細細打磨，就有可能發(fā)現(xiàn)上古更多的聲韻調配合規(guī)律。
于是我于2013年秋天在給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開設的《上古音研究》的課堂上，談了這個想法，希望有同學能夠利用電腦做這項工作。雷瑭洵那時剛剛在邵永海先生門下讀碩士，選修了這門課程。我說出這個想法不到半年，雷瑭洵就做出了這種聲韻調配合表的初稿，此表反映了上古漢語有五個聲調的新說。我看了后，對瑭洵說，為了方便研究，應該加上中古《廣韻》《集韻》的反切注音。瑭洵很快加上了反切。我覺得這個表比較成熟了，于是我和永海、瑭洵三人一起去錫良師府上，將瑭洵做的這個表呈給他審閱，希望在他的指導下，完善此表，奉獻給學林。
錫良師看到表格，非常高興，馬上翻箱倒柜，拿出他當年編寫《手冊》時所制作的部分韻部的聲韻調配合表，我記得其中有幽覺、宵藥四部。錫良師告訴我們：他早有編寫《表稿》的打算，但沒有時間，只做了部分韻部的表格。他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已入耄耋之年，一個人制作配合表有困難，于是讓瑭洵協(xié)助他，根據(jù)他的設想在電腦上制表，瑭洵欣然采納。錫良師帶著瑭洵，利用幾年時間，繪制出《表稿》?！侗砀濉防^承了傳統(tǒng)韻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漢語普通話聲韻調配合表的制作經(jīng)驗，吸收了瑭洵原制表格反映五調、加注《廣韻》《集韻》反切的做法，又據(jù)實際需要加進相當多的內容，功能齊全。我曾經(jīng)寫過《理想的聲韻調配合表和漢語語音史研究》一文，談到《表稿》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這里就不重復了。
《表稿》定稿于2018年春天，時值錫良師八八米壽。為表示祝賀，華學誠教授特地提出在他主編的《文獻語言學》上作為《漢字古音表稿專輯》登出來。于是《文獻語言學》第8輯《漢字古音表稿專輯》由中華書局出版，時間正好是2018年8月，在錫良師生日之前，《表稿》一登出來就產(chǎn)生重要影響。錫良師沒有就此止步，他繼續(xù)修訂，質量進一步提升，修訂后的《表稿》由中華書局于2020年出版單行本，從而更好地服務于海內外學術界，此時錫良師已步入90歲了。
在繪制《表稿》時，錫良師不但對《手冊》中具體字的歸部做小幅調整，而且在上古聲韻調配合格局上發(fā)現(xiàn)既有的研究存在諸多問題，于是以專題研究的方式加以分析，使古音的聲韻調配合框架更為合理，也更接近古音的事實。這些專題性理論研究，都是從研究實踐中得來的，極具前沿性。
郭錫良先生一生中，花了大量的時間打造《手冊》和《表稿》，一直到80歲之后至90歲高齡，還在打造《表稿》，用功可謂至勤，留下名作，澤被后世。
我們張揚郭錫良先生在編寫《手冊》《表稿》時凸顯出的精品意識和精益求精的做法，目的是想給真正為發(fā)展我國文化事業(yè)的人提供借鑒，希望我國文化建設有更多的精品出現(xiàn)，以無愧于我們的先輩、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子孫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