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有放棄自己的心愛之物，才能有朝一日重新?lián)碛兴?/em>
沒有閱讀，就沒有寫作。這是薩特《什么是文學(xué)》一書的中心論點?！皠?chuàng)作行為只不過是作品生產(chǎn)過程里的一個不完整的、抽象的時刻；如果世上只有作者，那么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寫作，但是作為‘對象’的作品就永遠不會問世了……寫作行為必然牽連著閱讀的行為，閱讀是寫作行為的辯證的關(guān)聯(lián)品?！?/p>
自然，也有另一種觀點，它出自馬拉美的《關(guān)于書》：“書冊是沒有人稱屬性的，就像它會與作者脫離一樣，它也不會呼喚讀者……作為事實，作為存在者，它總是遺世獨立?！敝灰髡邔懗隽艘槐緯?，它的存在就不需要以讀者為前提。書存在，寫作行為是一種自在的存在，它并不要求任何形式的閱讀。
于是，按照薩特的社會學(xué)和辯證法的邏輯，“寫作的證明在于閱讀”；馬拉美式的本體論和唯心主義則相信“寫作的證明在于寫作”。可還有第三條道路，即“閱讀的證明在于寫作”。這一主張符合經(jīng)驗主義、反理智主義的路徑，因此它最好用實用主義的語言——英語來表述；此外，它也符合普魯斯特這位眾人皆知的熱愛英語文化的作者的口味，特別是它正好與普魯斯特對一切沒有創(chuàng)造性可言的閱讀的不信任相吻合。
當(dāng)然，我們還可以設(shè)想第四種可能，它讓我們想到格特魯?shù)隆に固┮虻闹鲝?。對普魯斯特來說，“閱讀的證明在于寫作”抑或“反對閱讀”的說法，意味著把他親自構(gòu)想的兩個標(biāo)題組合在一起。其一是《駁圣勃夫》：普魯斯特曾設(shè)想過把《駁圣勃夫：一個清晨的回憶》這一標(biāo)題用在一部混合體裁的作品上，他從1905年開始就在構(gòu)思這本書，并且在1908年和1909年實際投入了寫作。其二是《論閱讀》，這個標(biāo)題原用于普魯斯特為自己所譯的約翰·羅斯金的《芝麻和百合》一書所作的序言，不過該文雖在1905年后連載于期刊，但后來收入《戲作與雜文》一書時改名為《閱讀之日》。
《論閱讀》與《駁圣勃夫》，再加上若干戲擬式的仿作，便是普魯斯特在全力投入《追憶》的寫作之前的主要工作，也是他從“翻譯他人”轉(zhuǎn)向“表達自我”的關(guān)鍵階段：1906年，當(dāng)他喪母后不久，普魯斯特在致與他合譯羅斯金作品的瑪麗·諾德林格的信中說得很清楚：“我已永遠結(jié)束了翻譯他人作品的工作，盡管我媽媽很喜歡我這樣做。至于表達我自己，我已經(jīng)失去了勇氣。”1904年之后，他還對諾德林格講過，他們一起從事的翻譯工作主要是一種消遣，“我想，我會拒絕一家威尼斯書商的請求，他們要我再去翻譯羅斯金的《圣馬可的安息地》。如果不這么做，我大概至死都無法通過寫作表達我自己?！?/p>
由此我們就會懂得，《論閱讀》和《駁圣勃夫》之所以被視為關(guān)鍵性的文本，正是因為它們恢復(fù)了作者的勇氣和通過寫作、通過小說形式表達自我的意志。按照普魯斯特的構(gòu)想，《駁圣勃夫》本應(yīng)通過與母親對話的形式對圣勃夫的方法展開批評，用作者對阿爾弗雷德·瓦萊特的話說，它會是一部“真正的小說”。事實上，也正是這部源自批評隨筆的“真正的小說”最后升華為《追憶》，而在真實的《駁圣勃夫》一書里，被論述的主題是文藝美學(xu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敘述者所使用的技藝。
如果說《駁圣勃夫》是《追憶》最終告成的前提，那么《論閱讀》的決定性的分量也同樣不可輕忽。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這篇文章提前道出了《駁圣勃夫》的論點，即“圣勃夫誤讀了他的時代的幾乎所有的大作家”，也不是因為它對童年的描述預(yù)告了《在斯萬家那邊》；我們毋寧說，這篇文章的價值在于它和《駁圣勃夫》一樣采取了“批駁”的立場。它懂得“否定”的意義，在其語境中，其矛頭指向了閱讀行為。它仿佛暗示我們，對閱讀行為——恰切地說是某些特定類型的閱讀行為——的揭露或者放棄乃是從事寫作的一種前提、一個條件，似乎普魯斯特就該提前否棄閱讀，否則就難以投身寫作。后來，作家在《重現(xiàn)的時光》中寫道：“我們只有放棄自己心愛之物，才能有朝一日重新?lián)碛兴??！狈泊苏摖幮缘拇朕o不免有夸大之處，而我們唯有潛心深思，方能逐漸領(lǐng)悟普魯斯特最終希望達到的是怎樣一種“好的閱讀”——作家后來在《追憶》終篇之處頌揚了這種理想的閱讀，它的對象必得是那些能夠真實表達自我的人的“內(nèi)在的書”：“這樣的閱讀本身就是創(chuàng)作?！?/p>
我們在此討論的是普魯斯特對閱讀的感受以及圍繞這種感受產(chǎn)生的諸種觀念。從《追憶》開篇處，從它的第一頁起，敘述者入睡時就總是手不釋卷：“睡著的那會兒，我一直在思考剛才讀的那本書，只是思路有點特別；我總覺得書里說的事兒，什么教堂呀，四重奏呀，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爭強斗勝呀，全都同我直接有關(guān)。”此處，生活與閱讀已經(jīng)融為一體，閱讀成為《追憶》的一個基本題材，也是其意義生發(fā)的扭結(jié)之一。不過，我們也需要避免普魯斯特批評中那種將作品等同于“護教論”的傾向，按照這種已成俗見的看法，“閱讀”簡直就是《追憶》的中心主題——普魯斯特被視為法國文學(xué)史上繼蒙田之后的又一位偉大的讀者，導(dǎo)致《追憶》全書充滿了引文、指涉和隱喻，其“互文本”龐雜無比，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豐富的綜合?？墒聦嵣?，這樣的結(jié)論很難證實，而且我們有必要把閱讀對普魯斯特的寫作所具有的“質(zhì)的意義”與作者具體的閱讀和《追憶》的“互文本”所具有的“量的意義”區(qū)分開來。在世紀(jì)之交的那代人中，論對有產(chǎn)者文化傳統(tǒng)之掌握，普魯斯特可謂罕有其匹，他的家庭環(huán)境使其非常熟悉經(jīng)典的文學(xué)作品，而學(xué)校教育對他而言相對沒有那么重要，也不是他最了解的領(lǐng)域。如果說我們感覺其小說世界里的學(xué)術(shù)世界在比例上并沒有那么突出，那是因為其中如頹廢派文學(xué)等主題在20世紀(jì)已經(jīng)沒落，不為今人所熟知。對他筆下的音樂、繪畫，我們也可作如是觀。
(1)圖書館
短篇小說《巴爾達薩·西爾萬德之死》是普魯斯特在1896年出版的處女作《歡樂與時日》中的第一篇作品。從這篇小說開始，書中接連5個短章前面都冠以題銘。其中有的出自愛默生，普魯斯特在20歲時滿腔熱情地發(fā)現(xiàn)了這位美國哲學(xué)家的世界；有的出自塞維涅夫人，她是作者的外祖母納代·魏爾夫人最心愛的作家；還有兩個題銘出自莎士比亞《哈姆萊特》和《麥克白》中最經(jīng)典的段落，它們就像拉魯斯詞典中玫瑰色的頁面一樣為人熟知。最后出現(xiàn)的是馬拉美《海風(fēng)》一詩的第一句：“肉體是悲傷的，嗚呼！”普魯斯特對馬拉美的引用到此戛然而止，這顯然象征著他并不像馬拉美那樣在圖書館和書籍面前感到焦慮。馬拉美原詩中后續(xù)那些莊重的、宣示性的句子，被引用者刪去了：“肉體是悲傷的，嗚呼！而我已讀過所有的書籍?！辈?，普魯斯特的焦慮，例如他在夜晚入睡前的不安——想一想敘述者的母親給他朗誦《棄兒弗朗索瓦》，他剛剛在巴爾貝克結(jié)識的夏呂斯走進他的房間，給他帶來貝戈特的最后一部小說，以供他消遣——是與馬拉美面對圖書館，面對“所有的書籍”（或者那“唯一的一本書”）所感受到的那種根本性的焦慮截然不同的。
普魯斯特很少出入圖書館。奇怪的是，他唯一從事過的職業(yè)，倒是在馬扎然圖書館擔(dān)任職員；不過，他也很快就因健康問題而從那里辭職。普魯斯特并不喜歡圖書館，《追憶》中提及圖書館的幾處地方無不帶著揶揄的口吻。在小說里，圖書館簡直就和遺忘之地、垃圾場和墓地畫上了等號，那些早已無人閱讀的書籍只有在這里才能找到存身之所，“正如將某一種書籍存在國立圖書館一冊，不這樣，這本書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論閱讀》一文對學(xué)究式的，即圣勃夫式的閱讀方式語多譏刺，這種以尋找真理自命的行為在普魯斯特筆下淪為漫畫式的圖景，它“好似一種附著在書頁上的物質(zhì)性的東西，仿佛我們只要向圖書館里的書架伸出手去，就能采擷到這由他人之手釀造的蜂蜜”。
在普魯斯特的世界里，也有某種東西位于書籍所象征、書籍所造成的死亡的對立面，那便是“一種既古老，又直接的傳統(tǒng)，它在口頭代代相傳，世世接續(xù)，原先的模樣雖說已經(jīng)難以辨認，但始終具有活躍的生命力”；這一傳統(tǒng)才是人民所擁有的、真正的知識，女傭弗朗索瓦絲和教堂的雕塑師們都是人民的代表。不過，還要數(shù)奧黛特這個形象對學(xué)究的諷刺最中要害，當(dāng)斯萬顯得三心二意的時候，她倒是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博覽群書，埋頭在故紙堆里，該多有意思??！”
圖書館并不能讓書籍增輝，它也不能讓人產(chǎn)生閱讀的愿望，事實恰恰相反?！蹲窇洝分杏袃商幪岬絿覉D書館，上下文及其含義相同，因此頗能顯現(xiàn)作者的觀念。當(dāng)敘述者第一次在斯萬家做客時，“他指給我看他認為會使我感興趣的藝術(shù)品和書籍，雖然我毫不懷疑它們比盧浮宮和國家圖書館的藏品要精美得多，但是我卻根本不會去看它們?！?/p>
另一處地方與斯萬的女兒希爾貝特有關(guān)：“希爾貝特對某位高雅的夫人感興趣，因為這位夫人有吸引人的藏書和納基埃的畫，而我這位舊時女友是不會到國家圖書館和盧浮宮去看這些畫的?！?/p>
與他們對私人藝術(shù)展的青睞不同，敘述者和希爾貝特都貶低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價值。他們兩人的輕蔑并非與附庸風(fēng)雅的做派無關(guān)，這或許是受斯萬影響的結(jié)果——斯萬在小說開篇處大夢初醒般地宣稱，“對那些確有精義的書，我們一生中總要讀上三四次”。這樣精英主義，熱衷上流社會品位，講究“物以稀為貴”的原則是與圖書館的設(shè)置格格不入的。勒格朗丹也講過：“說實話，這人世間我?guī)缀鯚o所留戀，除了少數(shù)幾座教堂，兩三本書，四五幅畫?！边@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斯萬認為，為了獲得它們應(yīng)得的普及度，某些著作——比如帕斯卡的《思想錄》——不妨在報紙上刊登，而社交場上的名冊卻應(yīng)該印成切口燙金的精裝版。當(dāng)然，一味講求書籍的精致也會帶來矛盾：斯萬一家起初對書的品位是偏重其版本的精美程度的，但他后來遇到了一個普魯斯特在《駁圣勃夫》里已經(jīng)點出的重要問題：對蓋爾芒特先生來說，既然他所有的書籍都是同樣的精裝本，“那么《歐也妮·葛朗臺》（Eugénie Grandet）與《海洋公爵夫人》之間相近的程度，就要遠遠高于《歐也妮·葛朗臺》與某一本同樣由巴爾扎克所寫，但平裝本只賣一法郎的小說的相似”。在書的“物質(zhì)性”（斯萬所說的“切口燙金”和蓋爾芒特先生眼里的“柔軟的平紋薄花呢”）問題背后，還隱藏著對書的形式，即“文學(xué)性”問題的考量——畢竟大作家與平庸作家的不同（這種不同是斯萬所承認，而蓋爾芒特先生所無法理解的），就在于大作家的著作無論用《圣經(jīng)》用紙印行還是印成一法郎的平裝本，其價值都無所謂增減。
無論如何，圖書館都不是普魯斯特心儀的地方，在他心目中，它并不比報紙或者一法郎的平裝本更加珍貴。作家的各種文字都說明他看重的是珍本善本（無論就書作為物質(zhì)實體還是內(nèi)容的載體而言都是如此），而且還得是私人收藏的版本。說起來，我們上面的引文之所以要緊，還在于它們把盧浮宮和國家圖書館聯(lián)系了起來（盡管只是為了譏諷貶低它們），也透露出“書”與“畫”之間的本質(zhì)關(guān)聯(lián)。何以為證？《讓·桑特伊》中的畫家變成了《追憶》中的作家，即貝戈特。
(2)戀書癖
圖書館讓普魯斯特?zé)o感，在于其收藏、整理書籍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亂象，在于其抹平一切差異的理念——這倒是符合民主制的義理——即使珍本善本在圖書館中也不能不服從這樣的原則；相反，純正的對書籍的熱愛總是見于那些品位高雅的業(yè)余收藏者身上，他們對那些真正值得收藏的書總是心懷虔誠和敬意：以斯萬為例，他的身上就總是帶著“收藏者的傲氣、自私和欲念”。
這樣的內(nèi)心傾向也見于《追憶》的敘述者，他把書冊視為物質(zhì)實體，對它懷有同樣的激情，而這種情感在他看來可以上溯到童年時期。早在《讓·桑特伊》一書里，孩子們就是帶著真正的愛去閱讀童書，這種愛指向閱讀的程式，仿佛在愛欲的倒錯中，愛改變了指向——愛戀的對象成了“愛”本身，而不是被愛之物：“我們不會一心只在乎書里說了什么，而不去牽掛手里摩挲著的書頁?！比绻で閮A注的對象又變成作為物體的書冊，而不再是閱讀程式，那么愛欲的倒錯就幾近“戀物癖”：“當(dāng)我們更年輕的時候，在我們眼里，書和它要講述的東西是不可分離的?！庇谑?，普魯斯特開始熱情洋溢地描述書冊的外觀、書上的徽章：“它的形體蘊含的魅力與我們喜愛的故事、書帶給我們的歡愉完全融為一體。”在這一頁上，連續(xù)三次出現(xiàn)對書頁上氣味的描寫，這是一種“清新”的氣味，它遠離圖書館塵灰滿布的藏書里的那股土腥氣，倒是“和我們放玫瑰餅干和內(nèi)衣的櫥柜里的氣味一樣清新可人”。這清新的氣味仿佛可以入口，就像“抹上玫瑰色奶油的干酪，大人允許我把搗爛的草莓倒在干酪上面”，又似從加米商店買來的昂貴的“玫瑰色餅干”、玫瑰色的山楂，總之，像一切因為有玫瑰色而變得價格不菲、勾人食欲的東西。
不過普魯斯特用年幼無知來解釋激情指向的遷移：“那時我們讀過的東西很少，我們閱讀的經(jīng)常是自己拿在手里的第一本這種開本的書?！边@么說，仿佛“第一本”成了“戀物癖”的托詞。這樣看來，怪癖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消失。怪癖的消失還有另外一種情形：由于在《讓·桑特伊》的同一頁里，這一怪癖還包括對作家的崇拜，包括為心儀的作者——此處是指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他的主人公貪婪地閱盡世間一切書籍——樹碑立傳的強烈愿望，我們也可以想象，鑒于《讓·桑特伊》的主人公和《追憶》的敘述者在遭遇作家和藝術(shù)家，如貝戈特、埃爾斯蒂爾（Elstir）等人的真身時感到的失落，那么對作家的崇敬之癖恐怕也會隨之消失。
戀書癖的消失還和閱讀者的身份有關(guān)。除孩童時期對書冊的愛戀以外，戀書癖主要表現(xiàn)在貴族們的閱讀行為中，他們的癖好簡直把圣勃夫式的習(xí)性推到荒謬的程度。簡單地說，他們的閱讀行為的對象不是文本，而是作為物質(zhì)實體的書冊，或是書背后的人?！恶g圣勃夫》中蓋爾芒特先生從父親那里繼承下一座書房，其藏書都是精裝本，并不按作者的姓氏分門別類：“他把這些封皮一模一樣的、令人快慰的書混在一起?！薄蹲窇洝分心俏话汛笾亳R當(dāng)作巴爾扎克的蓋爾芒特親王也繼承了這一風(fēng)格。回到《駁圣勃夫》里來，書中描寫的貴族式的戀書癖倒未必是出于對作者們之間差異的不屑，毋寧說，它的確近似于敘述者童年時代的熱情：“我得承認自己是理解蓋爾芒特先生的，因為我的整個童年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讀書的。”“同樣的方式”意味著讀者首先關(guān)注的是書冊的物質(zhì)性，閱讀時仿佛這是與書冊的第一次相遇，“就像第一次透過一襲裙衫看到一個女人的樣子”。普魯斯特繼續(xù)說道，“尋找這樣的書，這就是我作為書籍愛好者唯一的行事方法。我初次讀某書遇到的那個版本，那個給我?guī)碓跤∠蟮哪莻€版本，便是我作為‘書癡’眼中唯一的‘原版’”。這些文字幾乎原封不動地被搬到《追憶》中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時刻，其背景是蓋爾芒特親王的書房：按照《重現(xiàn)的時光》的敘述，這一天的傍晚，當(dāng)敘述者抵達蓋爾芒特親王府上時，他看到了親王的藏書，不由得浮想聯(lián)翩：“倘若我想當(dāng)一個像蓋爾芒特親王那樣的珍本收藏家的話……”不過，敘述者并沒有對書籍中講述的歷史、人物的生活產(chǎn)生興趣，倒是探索起他自己的往昔，而這往日歲月是透過他童年時閱讀的書籍，乃至舊日讀物的物體形式顯現(xiàn)出來的。“就眼前這一冊冊書的本身而言，看著它們活生生的樣子，我還是能對它們發(fā)生興趣的。我覺得作品的初版比其他各版珍貴，可我說的初版是指我首次讀到的那個版本。我會去尋找作品給我留下最原始印象的那一版?！睙o論是在《追憶》還是在《駁圣勃夫》里，敘述者都總是用動詞的條件式（“倘若我……”）去描述戀書癖，這說明，盡管這種癖好在上下文中顯得是對他者習(xí)性的復(fù)制，但敘述者并不會陷入蓋爾芒特先生或蓋爾芒特親王的軌跡，他有自己的癖性。
上流社會有它的閱讀方式，例如蓋爾芒特兄弟“對巴爾扎克‘有興趣’”，僅僅是為了自娛，并不關(guān)心他是不是已成為大作家，這種習(xí)俗顯然影響到了敘述者。不過，《駁圣勃夫》的立意同時也在于批駁貴族世家。試舉一例，蓋爾芒特先生總是把巴爾扎克與羅熱·德·波伏瓦及塞萊斯特·莫加多爾混在一起，“對于這些書，倘若要人為地按照與小說主題和書冊外觀無關(guān)的方式進行所謂的文學(xué)分類，那會是很困難的”；相比對蓋爾芒特先生的描寫，普魯斯特對他的姑母，圣勃夫的崇拜者維爾巴里西斯夫人的諷刺還要更加辛辣。《論閱讀》一文曾提到圣勃夫嘲笑過身為小說家的司湯達，卻稱贊現(xiàn)實生活里在社交場上長袖善舞的亨利·貝爾；到了《駁圣勃夫》和《追憶》中，類似的言論轉(zhuǎn)移到了維爾巴里西斯夫人嘴里。這位貴婦人親眼見過巴爾扎克，認為“他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只講了些無聊的事情，我不想讓人介紹我去認識他……圣勃夫，他才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細膩敏銳，很有教養(yǎng)；他很有分寸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人們只有想見他的時候
才能見到他。他是和巴爾扎克完全不同的人”。在《追憶》中，維爾巴里西斯夫人炫耀自己認識夏多布里昂、巴爾扎克和雨果，“往昔她的父母全接待過這些人，她自己也隱約見過他們……她的家庭與這些人有過這樣特殊的關(guān)系，她以此自夸，似乎認為與像我這樣未能與這些人有所交往的年輕人相比，她對這些人的評論更為正確”。維爾巴里西斯夫人還直接援引圣勃夫的權(quán)威：“正如很有風(fēng)趣的圣勃夫所說，有關(guān)這些人，應(yīng)該相信就近看見過他們，并且能夠?qū)λ麄兊膬r值做出更正確的評價的人?！睆倪@些描寫中可以看出，與他對批評家的閱讀方式的不滿相比，普魯斯特對圣勃夫的敵意更直接地來自這樣一個事實：他在圣勃夫等人身上看到的是一幅關(guān)于貴族做派的漫畫圖景。不過維爾巴里西斯夫人和她的侄子蓋爾芒特先生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難以適應(yīng)“書”：前者透過書尋找的是背后的“人”，后者卻在意作為“物”的書冊。這兩種態(tài)度都意味著忽視文學(xué)，忽視“所謂的文學(xué)分類”。
然而不管怎樣，在對待書籍的種種態(tài)度中，上流社會里流行的戀書癖仍然是最切近敘述者脾性的若干方式里的一種：“有時我會捫心自問，今天我讀書的方式是不是已經(jīng)多少遠離了蓋爾芒特先生的方法，變得更接近當(dāng)今的批評家了?！?/p>
本文節(jié)選自《從福樓拜到普魯斯特：文學(xué)的第三共和國》（[法]安托萬·孔帕尼翁 著，龔覓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