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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性何為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 | 李國華  2023年03月30日16:14

內容提要:建構一個有足夠彈性的文學性概念,將為文學及其從業(yè)者贏得嶄新的空間。如何保證文學空間的活力,如何建構文學話語的自治權,就是建構文學性的關鍵議題之一。從功能的意義上來說,文學是人類生存或面對生存的方式之一,與之同構的是人類一切必要的和冗余的生存方式。文學一開始就是人類生存系統(tǒng)中的冗余成分,雖非必要,但也缺不得。文學性應當建構的即是對于此種冗余性質的理解。如果建構得宜,文學從業(yè)者或可因之及己及物,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和困境。

關鍵詞:《文本的內外》 吳曉東 文學性 從業(yè)者 學科

文學性(literariness)是個老詞,當它被認為出現在索緒爾的語言學之后時,我們也許應該記起它更早的修辭學淵源,那時候我們的祖先還糾纏在默會知識與文字障之間,并沒有意識到自己被包裹在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語言文字的物質外殼里?,F在,我們習慣局促在語言文字的殼里,重提文學性這個老詞,似乎是想破殼而出,又似乎是想困守殼內,抵拒可能存在的外部現實?,F在是個混沌而危機叢生的時代,預言者有權利提出無數種終結,也可以提出無數種新的開始;一切都不無因由,也都似乎難免言不由衷或言不及義。征用魯迅式的機智說辭,我們知道的結局也許只有一個,那就是:墳。墳是埋葬,也是留戀,是結束,也可能是開始:一切都是歷史的中間物。在文學性這個老詞上,一切被埋葬的關于文學的故事、歷史和理論,或許尚未來得及灰飛煙滅,還留有足夠我們留戀的溫度。于是,我們的文學從業(yè)者從這個老詞出發(fā),想廓清本行業(yè)的邊界、意義和價值,更想打破本行業(yè)在現代性話語下日漸淪為從屬性話語生產機制及次生代學科的宿命。用“宿命”一詞,也許在渲染言過其實的悲劇性,但是,我們的文學從業(yè)者確實久已從憑借文學為世界立法的位置退卻,對于憑借文學能抵達何處,已深感猶疑。韓愈曾經期望文以載道,魯迅曾經設想過一種為人心立法的文學以挽救中國文明的頹運,后來者亦曾言及文學是人學,甚至憑“純文學”一語馳騁,構建起森嚴壁壘,文學似乎就在言語可及而不明說之處,文學的本體懸置而澄明,一切都很自然?,F在,我們顯得小心翼翼,在成規(guī)的意義上使用“文學”,在知識的意義上討論“文學性”,偶爾放逸,想從文學的飛地上偷渡到一個可能存在的陌生世界中去。在那放逸的間隙,有人說要守望剩余的文學性,似乎要困獸猶斗,有人說文學性是個多義詞,不敢確信能乘著文學性抵達原初的生存現實,似乎要放棄文學性的建構。對于現實的理解和想象越過知識和成規(guī)的叢林,文學從業(yè)者試圖開拓文學性的版圖,重新建構文學的本體和文學從業(yè)者的主體位置。文學性這個老詞由此老樹發(fā)新芽,進入混亂的話語現狀中。

然而,也許我們對于現實的理解和想象過于悲觀,甚至是及己不及物的狀態(tài)。從媒介的意義上來說,文學是由語言文字構成的藝術,與之相頡頏的是圖像影音。影音藝術已成大國,侵奪文學的作者和讀者,文學于是不得不對抗影音。而五官之直覺大于語言文字之理解,文學從業(yè)者左右為難,不知是強調文學的特殊性以建構文學性好,還是強調文學的普遍性以建構文學性好。強調特殊性,則文學版圖日縮,正是理所當然;強調普遍性,則無須特別強調版圖的劃分,因家族相似而家族共享即可。雖然左右為難,但也并非窮途末路。如果開放文學的邊界,則文學性獲得約束甚至規(guī)定其他藝術的可能。當然,這中間也不免兩相牽制,而勝負之手,全在于從業(yè)者。因此,建構一個有足夠彈性的文學性概念,將為文學及其從業(yè)者贏得嶄新的空間。從學科的意義上來說,文學相對于哲學、歷史、政治、經濟等各類現代學科而存在,既要面對理工學科的壓迫性存在,也要面對歷史、哲學、政治等學科的理論和話語侵襲,文學的學科生存空間緊張,文學的話語自治權千瘡百孔。如何保證文學空間的活力,如何建構文學話語的自治權,就是建構文學性的關鍵議題之一。對于文學從業(yè)者而言,因為文學本從語言文字組成,話語尤其是一個必須爭奪甚至戰(zhàn)斗的場所。從功能的意義上來說,文學是人類生存或面對生存的方式之一,與之同構的是人類一切必要的和冗余的生存方式。如果我們認為文學起源于“勞者歌其事,饑者歌其食”,那么,文學一開始就是人類生存系統(tǒng)中的冗余成分,雖非必要,但也缺不得。饑勞之事的解決,全在于物質資料的生產、組織和分配,“歌”者,余義也。由此建構文學性,則不管人事如何變遷,文學性都是關于冗余性質的說明,無關人事變遷的主體。魯迅說,當革命之時,是并沒有革命文學的,革命之后方有革命文學,另有挽歌文學。1這也是在說明文學的冗余性。文學性應當建構的即是對于此種冗余性質的理解。如果建構得宜,文學從業(yè)者或可因之及己及物,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和困境。

必要和冗余,這是一個無法擺脫的二元對立。盡管自居于冗余,我們建構文學性之時,還是需從必要著手。正如燈的意義在于它的對立物。爝火之明,何足與日月爭輝?燈火通明,則日月無光。一個悲觀的詩人容易寫下下面的句子——

我們坐在燈上

我們火光通明

我們做夢的胳膊摟在一起

我們棲息的桌子飄向麥地

我們安坐的燈火涌向星辰2

這句子出自海子的《燈》?!拔覀冏跓羯稀?,“燈”似乎是燃燒的物自體,照亮黑夜中的一隅;“我們安坐的燈火涌向星辰”,“我們”是燈使,勾連薈萃那些個永恒的光體,斥退整個黑夜。但這不過是“做夢”,埋伏在詩句深處的黑夜固然未見得存在,“火光通明”也是因為“我們坐在燈上”,離燈太近,就把燈火想象得太明亮了。譬如坐井觀天,井口就是青蛙的整個天空,燈火就是燈使的整個光明。星辰云云,尋常經驗里,自是夜幕降臨,繁星滿天,非日月之明也。悲觀近視的詩人,幻想著遙夜星辰,自身乃化為“火光通明”的鏡像,他要自我拯救,并且拯救世人。在這里,黑夜喻指人類生存的必要部分,例如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燈喻指人類生存的冗余部分,例如文學生活。而通過對于必要之物“黑夜”的書寫,詩人把冗余之物“燈”轉換成了必要之物,燈火燈使都成為第一義的存在。

吳曉東老師說:“僅從比喻甚或象征的意義上理解海子詩中的‘燈’是不夠的,正像他貢獻的‘麥子’和‘麥地’一樣,他的‘燈’也上升到人類學與存在論的層級,是‘詩性’之燈。它不僅照亮了海子的詩作,也點亮了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遠景的‘文學性’?!?似乎無論在人類學還是存在論的層級,黑暗都是根本性的。那么,“燈”所照亮的海子詩作或點亮的“文學性”,原都是不可見的暗物,是自在之物,“燈”使它們成為自為之物。如果“文學性”原是不可見的自在之物,需在外力作用下方能成為自為之物,那么,可見的也即可以形諸討論的“文學性”并非發(fā)現,而是發(fā)明,是因為有對“文學性”的需要,才有了“文學性”,“文學性”是被建構出來的。這是循用以立名。用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歷史范疇,用變而名不變,則名同而實異,循名責實無異緣木求魚。因此,“文學性”本質上就是一個歷史范疇,不可能出現名正言順、一名立萬事畢的狀況。那么,關于“文學性”的討論就應當在各種真實的或虛設的對待之物中進行。而關于對待之物的討論愈加清晰,關于“文學性”的本體建構就愈加模糊。譬如燈火,火焰越大越明亮,燈焰的黑暗部分也越大越清晰?!拔膶W性”的話題面對的不是文學是什么或有什么,而是文學遇到了什么,盡管字面上討論起來常常追問的是文學是什么或有什么。諸如理想讀者的魅惑,文學史的敘述學的探索,歷史對文本的征用,文學經典的確立與閱讀,理論對文本的吞噬,政治對文學的奴役,等等,都是文學遇到了什么的具體表征。只是周旋久了,文學遇到了什么的問題極易轉化為文學是什么或有什么的問題;邏輯的線索很清楚,為什么文學會遇到這些問題?文學到底是什么?文學是否有一個本體?于是關于“文學性”的問題就這樣被建構出來了。這是將冗余轉換成必要之后自居于必要的邏輯,隱含著深刻的猶疑和不安。

那么,如果一定要建構“文學性”,建構一個怎樣的“文學性”才能解決當下“文學遇到了什么”的問題呢?這似乎從文學遇到了什么談起,要妥當一些;或者說,敏于當下史的人們總是這么談的。一個文學問題的起點,通??偸欠俏膶W的,過程是對抗非文學,結局是堅壁清野或擴張地盤。吳曉東老師說:

如果說,現代性已生成為一種“普遍主義的知識體系”,本身就具有強大的整合力量,那么,倘若有某個領域可以逃逸出這種整合的普覆性的話,這個領域只可能是文學的領域。“文學性”天生就拒斥歷史理念的統(tǒng)攝和約束,它以生存的豐富的初始情境及經驗世界與歷史理念相抗衡?!拔膶W性”因此是一個值得我們傾注熱情和眷顧的范疇,它是與人類生存的本體域緊緊相連的,或者說,它就是人類的經驗存在和人性本身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堅守文學性的立場是文學研究者言說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無法替代的方式。4

這段話轉換成象喻語言,也就是海子的《燈》。黑暗鋪天蓋地而來,每一個行業(yè)都需要光明,文學研究者的光明是唯一者“文學性”。那么,痛痛快快地建構“文學性”吧。然而懼怕現代性是唯一者的現狀,卻又視文學性為唯一者,這的確是現代行業(yè)現象,不得不喟嘆馬克斯?韋伯談言微中。慨然言之,文學研究者當然不是唯一的燈使,遙夜幽幽,星斗滿天;只是斂息于具體的行業(yè)中,不可擺脫的身份意識,使人堅守行業(yè)立場,只能以此唯一者替代彼唯一者。這是現代人生的大困頓、大枯寂。就知識論知識,這里要緊的是“文學性”的本體獲得了描述,呈現了清晰的內容,即“生存的豐富的初始情境及經驗世界”。但這個內容似乎并不特殊,別一行業(yè)的從業(yè)者亦可施施然言之。一個具體的行業(yè)總是要對抗或對話普遍的東西,并從自身建構出普遍的東西來。所謂“文學性”本體的描述,乃是為了對抗現代性歷史理念而生成的否定描述,是沿著現代性歷史理念的邊際試圖確立文學的邊際。套用柏拉圖的洞穴理論,這個描述乃是囚徒對墻上的影子的認知。海德格爾認為囚徒生活在一個缺少真理元素的環(huán)境,只能描述墻上的影子。無論是柏拉圖的批評,還是海德格爾的原宥,都指向一個絕對真理的存在。關于“文學性”的話題,雖然有些唯一者的氣息,但卻只是行業(yè)話語,未嘗有走向真理的需要和可能。需不需要,多由主觀;可不可能,或系客觀,或可偽裝客觀。不管如何,“文學性”話語可能與真理了無干系,它走向的是一種經得起或經不起批判的立場。經不經得起批判,也仍然是個歷史范疇,此亦一時也,彼亦一時也,吳曉東老師表示:“或許只有在放逐了文學性之后,才能直面殘酷的現實生存環(huán)境……”5“文學性”進入本體意義上的建構,起自當下史的敏感,而放逐,亦緣于當下史的敏感,即如何“才能直面殘酷的現實生存環(huán)境”,是“圣之時者”的問題。更確切地說,當下史的敏感,乃是一種社會承擔意識,轉換到文學這個行當身上,即是文學在當代社會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對于“文學性”的本體的建構,因此仍然是循用以立名,乍看舍末逐本,細查舍本逐末,造成建構出來的內容,別一行業(yè)的從業(yè)者亦可言之。當然,重要的是,“文學性”獲得了持續(xù)不斷的建構,并且始終冠以“文學性”之名。建構行為本身可能獲得了本體意義,悲觀的文學從業(yè)者可以從建構中持續(xù)獲得知識性的倚靠,直面文學遇到了什么的問題,并在更多的對待之物的映襯下,廓出一個黑暗之物的立體形象,名其為“文學性”。在這個過程中,名實淆雜的問題再三出現,而文學之名歷百年而未棄,非文學之義未窮盡也,乃文學從業(yè)者未嘗盡也;——人未盡,從業(yè)之人亦但有專業(yè)之知識,未盡知識之邊際。章太炎在晚清名實淆雜的語境中,作《文學總略》,以表牒譜敘注疏為文,借言王充《論衡》所謂通人、儒生、鴻儒等事,斥現代分科之學,似乎徹底拆散了文學的本體。6這一拆拆得好,至少他的弟子魯迅、周作人都受惠了。魯迅雜文到現在仍然被人質疑其“文學性”,周作人提倡“美文”的關節(jié)處不在文辭和情感,都是未被“文學性”牢籠住的仍在活潑潑流動的文學史。然而,行業(yè)一旦形成,就有慣性和惰性,余香和余孽,“文學性”一名,仍有客觀之效果,建構之必要。如果沒有對待之物,那就創(chuàng)造對待之物;如果有了燈,那就創(chuàng)造夜,以便持燈夜行。竹內好力言魯迅的文學自覺是“通過對政治的對立而得到的文學的自覺”7,這便是創(chuàng)造夜,以便持燈夜行,于是在竹內好的邏輯里,《故事新編》和魯迅雜文都難以安放。因此,重要的僅僅是文學遇到了什么,而不是文學是什么或有什么,也即重要的是“非文學性”,而非“文學性”。文學遇到了歷史,于是有文學史;遇到了政治,于是有政治的詩學或文學的政治;遇到了底層,于是有底層文學;遇到了奴役,于是有純文學或先鋒文學……不一而足;每一個合成詞里的“文學”,意義都不一樣,甚至都蛻化成為形容詞或所有格,如何建構一體化的“文學性”呢?要之,能做的也許只有指認“非文學性”,并且以墻上的影子為真實,建構本體懸置意義上的“文學性”。

如果持燈者并不只是燈使,文學研究者并不只是從事文學研究,“文學性的立場”可能也就不必堅守。吳曉東老師說:“我擔心自己所體認到的所謂‘文學性’,恐怕早已是第二義的東西?!?現代社會的行業(yè)化、流水生產線化造成不僅在物質生產中崇尚隔行如隔山,在非物質生產中尤其是知識生產中,更強調專業(yè),也即隔行如隔山,也即明確要求個體拒絕“偶開天眼看紅塵,此身即是眼中人”,淹沒在行業(yè)知識內部,主動建構行業(yè)意識以至身份意識,坐井觀天,恃以傲物,恃以自得。一切分科的、專業(yè)的知識及知識學或知識倫理,其實都是自我建構的第二義的東西。它們表面上是為了證成自身的主體性和自足性,實際上是服務于現代工業(yè)社會的正常運轉的,是用,非體。因此,在合成詞“持燈者”“文學研究者”中,界限清晰的“持燈”“文學研究”只是形容詞,不具有主體的位置,而“者”是一個不借形容詞就站立的主體,一個被現代知識倫理刻意遮蔽的黑暗的主體?!罢摺北緛硎遣谎宰悦鞯?、敞開的,現在既經遮蔽,如果建構“文學性”,就理當重新敞開“者”,然后以“者”為主,去進行文學研究。那么,關于“文學性”淪為第二義的擔心,既是文學從業(yè)者的謙卑,也是行業(yè)惰性和余孽。但是,一個大寫的人與一個行業(yè)中人,如何拼合在一起,才能敞開“者”的主體性質?這大約不是破除學科壁壘,進行跨學科研究,等等,所能實現的。穆旦詩《從空虛到充實》謂:

呵,誰知道我曾怎樣尋找

我的一些可憐的化身,

當一陣狂濤涌來了

撲打我,流卷我,淹沒我,

從東北到西南我不能

支持了。9

“我”已成“一些可憐的化身”,“者”已久是“文學研究者”,一切的壁壘和障礙已然屹立,第二義也就是第一義,唯有不再尋找那些“可憐的化身”,才有可能向死而生。問題是,借用魯迅《野草?求乞者》的表達,“我想著我將用什么方法求乞:發(fā)聲,用怎樣聲調?裝啞,用怎樣手勢?……”10不去建構或體認“文學性”,又能怎樣做?做些什么?羈縻在現代知識的文學飛地上,也許只能幻想著持燈夜行,才能穿過鏡像,抵達人類的經驗存在和人性本身。寬解之詞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也可以設想棄焦點取散點,借他人之眼,窺破暗夜,則文學云云,非文學云云,何足道哉!只是羈縻在飛地上,誰敢保證那是有真理元素的環(huán)境?也許再一次驀然回首時,又回到了開始的地方,尋章摘句老雕蟲。

注釋:

1 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40頁。

2海子:《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海子經典詩全集》(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頁。

3 5 8吳曉東:《文學的詩性之燈?序》,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頁。

4吳曉東:《文本的內外——現代主體與審美形式》,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28頁。

6章太炎:《國故論衡》,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73—82頁。

7[日]竹內好:《魯迅》,李心峰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頁。

9穆旦:《穆旦詩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頁。

10魯迅:《野草?求乞者》,《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68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