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移民、穆斯林、非洲裔英國人，后殖民主義作家，在人們閱讀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作品之前，這些標簽可能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先入為主。而對古爾納自己來說，關(guān)于逃亡、遷徙的早年經(jīng)歷已經(jīng)在回憶里變成了真假莫辨的故事，在后來的歲月里，他只是將它們寫出來。身為作家，古爾納只是在為自己說話。

去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古爾納10部小說中譯本的第一輯。借由這些小說人物的視角，古爾納擴寫了自己的故事，也從中自然地流露出對歷史變遷中每一個個體命運的關(guān)注。正如諾獎頒獎詞所說，他的寫作包含了“對殖民主義文學的影響，以及對身處于不同文化夾縫中難民處境毫不妥協(xié)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2021年10月8日，英國倫敦，古爾納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日前，澎湃新聞與古爾納遠程連線進行了一場視頻采訪，從那些最初聽到的故事開始，古爾納講述了回憶、真相、身份還有寫作。“保持警覺?！彼f道，無論是對于他人的記憶，還是對周遭的環(huán)境，警覺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博弈、妥協(xié)乃至融合。

古爾納1948年出生于東非海岸附近的桑給巴爾小島，小島在1964年時與坦噶尼喀合并為坦桑尼亞。1964年，古爾納踏上了逃往英國的道路。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探訪重病的父親，古爾納才終于重返桑給巴爾。作為被殖民者，古爾納坦然承認殖民對于他的影響。他們遭受壓迫，也接受教育，他們獲得了教化，但教化并不允諾文明或民族共識，最終，他們形成了難以被概括的生命經(jīng)驗。得益于從小在殖民背景下接受的英語教學，古爾納意識到自己可以用英語來寫作，而他的寫作資源不局限于非洲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也包括莎士比亞在內(nèi)的英語經(jīng)典文學。于是，在古爾納的筆下，講述者可能既是一位風趣從容的英式紳士，也是一個痛苦的逃難者。

“是語言選擇了我，這是我的運氣，”談到使用英語寫作，古爾納這樣說道。而翻開他的小說，又不時會與斯瓦希里語、阿拉伯語、波斯語相遇，如同身處非洲嘈雜的海邊，親歷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交易與沖突。這些故事里的人群由操著不同“口音”和利害關(guān)系的說話人所構(gòu)成，他們由此參與了歷史性流動。

在《天堂》里，男孩優(yōu)素福隨著商隊踏上內(nèi)陸之旅，和不同語言、不同部落的人相遇沖撞，而那些神奇的、殘暴的、靈性的故事在人們的口中遷徙，也構(gòu)成了優(yōu)素福生命的一部分。在《海邊》里，一個非洲故事的兩個不同版本在英國對峙，最終拼湊出往事大概的原貌。在《贊美沉默》里，故事可以可以“存上好幾年，保留起來并使之固化變硬，等時機已到這些話便可按預(yù)期目的派上用場，去粉碎一根骨頭或挫傷人心”。有時候，在兩部小說之間，一個故事沒有講完，在另一個主人公的口中得以延續(xù)。古爾納認為，記憶是不可靠的，但是故事塑造了我們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在小說里，他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魯佐德那樣，一邊講述，一邊逃離，為了獲得自由。

澎湃新聞：真相/真實是你在小說中處理的一大關(guān)鍵主題，諾貝爾文學會的評獎詞中也提到了你“對真相的追求”。而記憶是貫穿你寫作的另一個主題，但正如你在小說中所展現(xiàn)的那樣，回憶時常具有欺騙性。你怎么看待真相與記憶的關(guān)系？

古爾納：當然，我們都想認為自己致力于講述真實的事情，不只是作家，我們身為人類都想要誠實地敘述。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因為這不是我們能夠完全確定的東西。這是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對你可能是真的，但對于處在另一個位置的人來說可能沒那么真實。我始終認為，真相應(yīng)該是這樣的：當你說真話的時候，其中已經(jīng)包含了被挑戰(zhàn)的可能性。

然后你問到了記憶。對于某種寫作來說，記憶不只是你所記得的東西。記憶是復雜的，不只是回憶事件并講述發(fā)生過什么的能力。記憶也是對于他人的經(jīng)歷保持警覺，要記住那些記憶也是他人在某段經(jīng)歷發(fā)生后很長時間內(nèi)講述的故事。

因此人的經(jīng)歷是復雜的。它不只是你的經(jīng)歷，他人的經(jīng)歷，還是你所習得的東西，以及他人所習得的東西。當你坐下來開始寫作，試圖厘清你想要探究的某個情形，所有這一切都構(gòu)成了你記憶的一部分。當你談?wù)撚洃浀臅r候，那不只是一個個人問題，不只是自己或者其他人對于發(fā)生過的事情的回憶，而是對他們生命中所發(fā)生的事情更廣義的一種印象，那可能是思想上的，情感上的，也是個人化的。

澎湃新聞：在以《天堂》為代表的作品中，你大量借用口頭文學來講故事，從商隊及其途中遇到的人們口中能聽到各種殘暴、超現(xiàn)實、神秘、靈性的經(jīng)歷?？陬^文學如何同你的寫作聯(lián)系在一起？

古爾納：首先口頭文學和講故事不是一回事?？陬^文學出現(xiàn)在大多數(shù)人都不識字的社會文化中。事情不是寫下來的，而是以各種途徑口頭傳播的，比如集會、慶典，或是其他的形式。只有那些講故事的專家才能傳播口頭文學，在聽眾之間產(chǎn)生振蕩。

我認為區(qū)分口頭文學和講故事是可行的，講故事一直在發(fā)生，人們總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講故事。母親給兒女講故事，家庭聚會上有人回憶起某個事情，或是課堂上老師中斷了上課內(nèi)容，講了一段軼事，一個故事。故事并非都是宏大或者正式的，可能只是一些小小的回憶片段。是這些故事表達了人們?nèi)绾慰创@個世界的世界觀。因此故事不只是用來娛樂。這些小事情都可能變得重要。它們可能會關(guān)乎做什么是光彩的，什么是不光彩的，什么是駭人的，什么不是，但未必是以一種教誨的方式表達出來。故事就是以這樣非正式的方式講述出來，在你成長的過程中，那些小碎片就這樣被投入了你的腦海。等到你長大之后，你便吸取了理解這個世界的諸多不同方式。

故事對于我們在社會上如何被社會化，我們?nèi)绾纬砷L并理解什么是明智、什么是不明智的，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這些便是我在《天堂》和其他作品里講到的故事，而不是那種由專家們講述的正式的、儀式般的口頭文學。

澎湃新聞：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寫作和空間》中，你曾指出“作家通過閱讀走進寫作，這是積累的結(jié)果，它出自共鳴與重復”。你認為你和你所讀過的那些作家以及民間故事之間有怎樣的關(guān)系？你是否認為自己歸屬于某個文學傳統(tǒng)？

古爾納：我認為這種積累主要來自你從孩提時代開始聽到的各種故事。至于是否有某種傳統(tǒng)，我認為這更像是多種傳統(tǒng)的結(jié)合。我來自桑給巴爾的文化，我是作為穆斯林長大的，我的母語是斯瓦希里語，我學習過英語文學。我讀過大量英語以及其他語言的文學。我用英文寫作。因此，你能夠看到已經(jīng)有各種不同的影響和資源在透露我在做什么。我的任務(wù)不是要將這部分和那部分區(qū)分開，而是去看看如何利用這種混合物，來制造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東西，以有趣的方式去處理那些我所感興趣的議題。我沒法說這是哪一種傳統(tǒng)的寫作，我只知道它來源于不同資源的結(jié)合。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身處多文化背景的作家，你為何最終使用英語而非母語來寫作？

古爾納：這是一種運氣，而不是選擇。這種運氣的一部分來自于我們曾經(jīng)歷過殖民。如果殖民者沒有來過的話，我可能永遠不會接觸英語。但事實上，我經(jīng)歷了殖民，才接觸了英語，并且發(fā)現(xiàn)自己有這種語言上的專長，有使用這種語言來寫作的技能。

作家并不是獨立自由的。有人可能會說，我可以選擇用中文或者法語來寫作，但事實上，是語言選擇了作家。而我的運氣在于，我發(fā)現(xiàn)這種語言可供我使用，我擁有用它來寫作的能力，我也有一些想要表達出來的想法，而且我已經(jīng)進行了大量的英語閱讀。而且寫作通常是和他人寫作的一種對話。因為我在閱讀英語，并且想要回應(yīng)我讀到的某些東西，所以我自己也開始用英語寫作，這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

作家和寫作語言之間有一種親密性，這不是選擇，而是比選擇復雜得多的東西。

澎湃新聞：對于跨文化以及文化身份，文化理論家斯圖爾特·霍爾曾說，“文化身份……有著歷史。但和一切有歷史的事物一樣，它們一直處在變化中。”你對于個人身份的流動性是如何看的？對移民者來說，是否有可能最終找到歸屬？

古爾納：身份問題是可協(xié)商的。它并不意味著你要把它固定下來，然后說，我找到歸屬了。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nèi)，身份也是可協(xié)商的。關(guān)于我們是誰的想法和很多事有關(guān)，包括語言、宗教、其他形式的文化表達、你所處的位置，可能還有生活在你周圍的人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和自我認知有關(guān)，也就是最終我們所說的身份，但是我想說的是，這些都是可協(xié)商的，你未必要去應(yīng)對這些變化。

如今，在技術(shù)、建筑還有人際關(guān)系中，變化都可能發(fā)生，而應(yīng)對這些變化是人類生存的一種品質(zhì)，也是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的一種方式。身份不是靜止的，它不像是你體內(nèi)的一個腫塊，你可以定位它，固定它，然后說好的，現(xiàn)在我只要抓住它我就安全了。你需要不斷地重新評估，在你自身和你所在的社群之間協(xié)商。如果你正好身處于某個你不完全屬于那里的群體，也就是說，你是某個地方的異類，這就會產(chǎn)生緊張和壓力，而群體內(nèi)部的其他人不會有這些問題，你就需要對周遭的力量保持警覺。這不是一種區(qū)隔，當你在某個地方身為異類而遭受敵意，你或許可以說我不在乎你和你們的社會，并指望由此獲得力量，但這也會帶來限制，因為這意味著你將自己與其他可能性隔絕開來，你走向內(nèi)部，沒有向世界打開自己。而為了生活，你必須去學習，在你所帶去的和你所發(fā)現(xiàn)的東西之間進行協(xié)商。

澎湃新聞：你拒絕了各種對你身為作家而進行分類的企圖，傾向于代表自己。正如《贊美沉默》中所寫的那樣，敘事者是他“自己生活的逃難者”。是否可以說你在描述后殖民時代的一種普世的現(xiàn)實？

古爾納：當然，你可以這么說。但是我想我拒絕這些標簽的原因在于，它們其實排除了其他的可能。并不是說，將我的作品形容為后殖民主義是不對的，但是這么說就排除了描述我作品的其他可能的方式。我更傾向于保持開放，而不是被稱作后殖民的作家。我寫的東西關(guān)于愛，關(guān)于我的家庭，關(guān)乎歷史議題、法律、不公平等等。任何一種標簽都會讓這些興趣變得狹窄。

我想，代表自己是每個作家都在做的事。我認為正確的就是每個人為自己發(fā)聲，而假設(shè)自己能替別人說話是一種傲慢的行為。在我看來，沒有人給你為別人說話的權(quán)利，你有權(quán)做的就是為自己說話。

澎湃新聞：另一方面，西方對于非西方世界表現(xiàn)出越來越多的興趣，并試圖去發(fā)展所謂的多元敘事。你怎么看這些企圖？你是否認為存在所謂“黑人性”或者一個共同的非洲家園？

古爾納：我認為非西方的人們寫作，并不是為了告訴西方什么東西，而只是受到內(nèi)在的驅(qū)使，去書寫他們感興趣的事物。很多身在西方的人祖籍也并不在西方，他們本身就不會只閱讀那些有歐洲根源的東西，而且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經(jīng)歷過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遷移，并且在最初到達時困難重重。所以寫作不是給那些在過去300年里統(tǒng)治著世界的人看的。從種族的意義上講，寫作并不是出于一種要告知西方的欲望。

非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地方。只消花一兩分鐘想一想就知道那里不只是許多的國家，還有不同的文化、語言、信仰和歷史。有一種價值觀認為，我們彼此之間都有共同之處。但是就歷史而言，我們必須要能夠?qū)@些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加以區(qū)分，知曉彼此的不同。我們當然有共同之處，例如都擁有被他者壓迫的歷史。但與此同時，我認為我們必須明白每種文化和社會的特別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