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福民:《金墟》的難度、深度和維度
熊育群的長篇小說《金墟》是一個特殊的新的文本,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它。單就小說層面來說,它設置了雙線結構,一個是人物,主角有兩個,司徒文倡和司徒譽,前者是后者的曾祖父,他們一個是民國時期從廣州回家鄉(xiāng)建城,一個面對一座古鎮(zhèn),如何使之重新振興,這便是當下鄉(xiāng)村振興的國家行為。作為鎮(zhèn)長,在商業(yè)資本注入時,司徒譽投入了對古鎮(zhèn)的征收與開發(fā),這是一條明線。
另一個跟它并重的線是司徒氏和關氏兩大家族的敘事,這兩個家族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去了北美,他們遠渡重洋心系桑梓,很多人又回來了。正是這些具有海外經歷的人給近現代中國注入了非本土的元素。吊詭的是,恰恰在這里,中國人的宗法與血緣的力量得到了充分表現。這構成了中國現代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雙向互補,折射出了中國近現代化的歷程,寫出了華僑的緣起和歷史。
小說里這兩個元素互相關聯、密不可分。我相信熊育群寫司徒氏、關氏、徐氏有相當大的歷史真實性,小說創(chuàng)作于此無疑面臨著很大的敘述難度。事實上,他被大量的歷史材料迷住了,那個宗族的、宗法的,無論是沖突還是合作,以及在民國史上,民國早期的行政建制如何借助這些家族的力量,同時又怎樣被家族力量裹挾……這種特別豐富的元素,一定迷住了熊育群。為什么說他面臨敘事難度?以司徒譽的古鎮(zhèn)征收開發(fā)這條線索來看,其中涉及當下的形勢、經濟狀況、文化環(huán)境、現實的利益糾葛……怎樣把它們結合起來,在多大程度上對后一個線索進行虛構性處理?這種寫作很有難度,非常考驗人。
但我們看到,熊育群在面對小說敘述層面的困難時,解決得相當好。我們會被那種厚重的家族、歷史的諸多元素迷住。我們不會特別糾纏在北美司徒氏和關氏的矛盾,他們有著不同的商業(yè)取向,在“中華民國”早期,受到孫中山以及早期歐美勞工運動潮的影響。在中國和美國的勞工潮中,司徒文倡、司徒文沖兄弟倆作為代表,他們站在勞工立場的行為,使得小說帶有寬廣的國際視野。顯然,這種思潮證明中國近現代史不是孤立的,而是來源于整個世界,在史實的某些層面和虛構經驗的結合上,作者利用這兩個家族,使得小說處理得非常理想,頗為精彩。
在史實和材料部分,熊育群下的功夫很深。我在閱讀的時候經常被牽引、被感染。過去的僑鄉(xiāng),中國近代海外移民,在中國近現代史的講述當中,特別是現代史的講述當中,因為陳嘉庚的影響力,我們主要講的是以陳嘉庚為代表的僑鄉(xiāng)福建。但現在,我們看到了《金墟》中的開平、臺山等五邑地區(qū),以及廣東沿海更為廣大的僑鄉(xiāng),那些無名的、沒有被記錄的歷史。讀《金墟》讓人震撼。我們不必糾結內容上非虛構與虛構的“比例”問題,首先它是非常好的小說。我還想強調,在史實與材料、在被遮蔽的無名歷史層面,這些被揭示出來的史實,顯示了熊育群的特殊貢獻。廣東作為一個華僑大省,這里的人們的故事將通過小說引發(fā)廣泛關注。
除這兩個并重的線索之外,我們看到作為小說家和思考者的熊育群,在寫作中注入了自己關于中國歷史、中國現實的諸多反思、憂慮,這種反思非常多。譬如司徒文倡回家鄉(xiāng)建城,遭遇的是兩大家族宗族利益的爭斗,紅衣大炮都用上了。面對的問題用今天的概念來說,就是土地不能確權。熊育群在這里寫到了中國的近現代革命,最終面對和最終要解決的都是土地問題。小說中司徒氏和關氏在修堤中的明爭暗斗,在家族圖書館建設中為家族榮譽爭高下,還有各種產權的爭奪,反映的是清帝國崩潰,民國的行政管理不能到位,民國作為一個初創(chuàng)的現代國家有其名而無其實,它在行政制度上大面積、大幅度地向宗法制度妥協——土地不能確權,相關利益必須要靠宗法力量去支配。熊育群在這方面是有思考的。
到了21世紀初,司徒譽開發(fā)古鎮(zhèn),盡管是強大的資本注入,達到百億元,但深入進去后,發(fā)現宗法與家族的毛細血管依然還在,最后體現在圖書館和祠堂的征收上,矛盾極其復雜。這里包含了熊育群作為寫作者和思考者,對于中國改革開放中遇到的制度難題的深入思考和憂慮,而這些是坐在家里想不出來的,得益于他兩三年的時間深扎于古鎮(zhèn)??梢韵胂螅欢ㄊ莾赡_帶泥、深度參與當地的生活。這成為他的小說寫作可靠的經驗基礎。
《金墟》寫了很多人物,有一些人物給我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司徒譽作為當代的一個官員,他對做事與當官的取舍,忍受分居,遭遇各種難題,險些成為“裸官”,后來還被紀委監(jiān)委約談,談話很有侮辱性……經歷這么多磨難,他依然初心不改。這種初心不改除了共產黨人的堅定意志之外,還有他對土地和人的熱愛。這個“熱愛”不是空洞大詞,而是真正的熱愛,是兩者有機的結合。這個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中國基層干部在改革開放制度創(chuàng)新過程中承擔的政治風險和道德壓力。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是靠誰來推進的?在一個特定意義上說,除了頂層設計之外,必須要靠基層干部。過去我們講犧牲的時候總會說到農民工,他們背井離鄉(xiāng),沒有什么保障,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基層干部的犧牲,其實不僅是基層干部,包括高級干部、企業(yè)家,他們有事業(yè)心,對國家有信心,肯于奉獻。司徒譽的遭遇就表征了這個事實。也許作者并非刻意去寫這一點,但它是一種客觀現實,所以能夠引人深思。
《金墟》對于當下的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不少新鮮的經驗,特別是在歷史材料的處理上,小說深入表現了宗法制與土地的關系以及宗法植根之深,及其對于中國現代改革的困擾。作為詩人、散文家、報告文學作家,熊育群顯然擁有了一種令人羨慕的綜合寫作能力,他可以處理相當多的題材和敘事元素,小說因此包含著歷史難度和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