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他這一生都在思考魯迅,諾獎得主的破壁之旅
來源:北京日報紀事 | 孫文曄  2023年05月17日09:09
關(guān)鍵詞:大江健三郎

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他急切地把獲獎消息告訴鄉(xiāng)下的母親——他的文學啟蒙人時,母親只問了句:“魯迅老師得過這個獎嗎?”言下之意,如果魯迅活著,還有你什么事。大江只得苦笑著對母親說:“魯迅先生在我出生后一年就去世了,就是還活著,也100多歲了,您就容我得了這個獎吧?!?/p>

同年,在斯德哥爾摩,大江對瑞典皇家學院負責人表示,下一個站在這頒獎大廳的亞洲作家一定是莫言。

2023年3月3日,大江健三郎無疾而終,享年88歲。生前,這位視魯迅為精神導師的諾獎得主,這位“對中國最為友好”的和平斗士,曾六次來到中國大陸。他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和莫言一同走在高密的田埂上,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對幸存者鞠躬,進北大附中與少年們對談……這些,都是他打破“鐵屋子”的努力,是他對光的追尋。

01

“未來似乎并不是零”

1960年5月底,日本文學家代表團一行七人,由東京飛往香港,奔赴尚未建交的中國。其中最年輕的,是24歲的大江健三郎。別看年輕,他已經(jīng)憑借《飼育》獲得芥川文學獎,在日本文壇聲名鵲起。

啟程當日,大江收到一封信,一位“屬于純正左翼的女性”質(zhì)問大江,“在這樣十萬火急的時刻怎么能逃到中國去”。

“十萬火急”,指的是新日美安保條約即將生效。該條約的簽訂使得大量民眾認為日本又面臨重新卷入戰(zhàn)爭的危險,而右翼勢力希望借此機會修改憲法“第九條”,以“適應(yīng)新體制”,加強“防衛(wèi)能力”。

為了阻止新條約生效,東京連日舉行大規(guī)模示威抗議,剛在文壇上嶄露頭角的大江自然也走上街頭。作為青年代表,他還參加了“安保批判之會”。

回憶當年的抗議活動,他說:“當時我認為,日本在亞洲的孤立,意味著我們這些日本年輕人的未來空間將越來越狹窄,所以,我參加了游行抗議活動。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為年輕團員吸收到代表團里?!?/p>

大江加入的這個團,全稱為“訪問中國之日本文學家代表團”,團長為左翼作家野間宏。當時,全世界風云激蕩:日本反對新安保條約的運動如火如荼;韓國掀起推翻李承晚的學生運動;非洲、拉美地區(qū)的民族獨立運動也轟轟烈烈。

在這激蕩中去中國,有尋求亞非拉支援的意味,但也容易引發(fā)爭議。一些反對者擔心,代表團訪問中國的象征意義,會影響到安保運動的獨立性、民族性。另一些反對者,則不滿于他們在運動的關(guān)鍵時刻缺席。

的確,代表團出發(fā)時,正是運動白熱化的時期,而他們回國時運動已走向尾聲。換言之,大江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國“經(jīng)歷”了安保斗爭的最高潮。

為何要在此時去中國?在《日本青年的中國旅行》一文里,大江把這次旅行描述為一種自我救治、走向康復的過程。

出發(fā)前,他是一個“絕望的青年”,在機場與新婚三個多月的妻子話別時,特地叮囑她不要生孩子,“以免讓1980年代增加一個不幸的自殺者”。

然而,當為期38天的訪問結(jié)束后,還是在羽田機場,他又對妻子說:

“我們生個孩子,把他養(yǎng)大吧,未來似乎并不是零。”

每天在電視上關(guān)注游行、關(guān)注安保運動的妻子答道:

“我也想這么說,所以才來接你的。”

顯然,這一個月,讓大江夫婦對未來有了一種信心,這種信心來自丈夫在新中國的所見所聞,也來自妻子在日本目睹的斗爭。

中國之行發(fā)生了什么,使得大江發(fā)生了如此之大的轉(zhuǎn)變呢?

在這一個多月的訪問中,代表團先后訪問了廣州、北京、上海和蘇州等地,參觀了工廠、機關(guān)、人民公社、學校、幼兒園、展覽館等。

大江應(yīng)邀為《世界文學》雜志撰寫特邀文章《新的希望之聲》,表示日本人民已經(jīng)回到了亞洲的懷抱,并誓言永不背叛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

此外,他還在一篇題為《北京的青年們》的通信稿中表示,較之于以人民大會堂為首的十大建筑,北京青年們話語中的幽默和眼睛中的光亮,更讓他對人民共和國寄以希望。

大江發(fā)現(xiàn),無論是歷史博物館講解員的眼睛,鋼鐵廠青年女工的眼睛,郊區(qū)青年農(nóng)民的眼睛,還是光著小腳在雨后的鋪石路上“吧嗒吧嗒”走著的少年的眼睛,全都無一例外地清澈明亮,而共和國青年的這種生動眼光,是大江在日本那些處于“監(jiān)禁狀態(tài)”的青年眼中從不曾看到過的。

他在同年出版的寫真集里表述這次中國之行最為重要的印象:那些確實懷有希望的年輕人在面向明天而生活著……他們面向未來的姿態(tài),給我?guī)砹酥匾牧α俊?/p>

為什么大江這么在意青年,在意他們眼里有光?2009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講中,他講了那時的一段個人體驗:

23歲時,他憑借處女作《奇妙的工作》,步入文壇,連川端康成都稱他有“異常的才能”。但這是一部陰暗的小說,描繪了戰(zhàn)后日本青年無望的生活。當他把登有這篇小說的報紙拿給母親,一位“早年間熱衷于中國文學的文學少女”看時,母親卻萬分失望。

“我希望你能成為像魯迅老師那樣的小說家,能寫出像《故鄉(xiāng)》的結(jié)尾那樣美麗的文章來。你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連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沒有?”

大江不服氣地說:“母親,魯迅不只在《故鄉(xiāng)》里用了希望這個詞,還有《白光》里頭也用了,我就是想起了里頭的一段話,才寫出這篇小說的?!?/p>

母親眼睛里流露出輕蔑的神情,并說道:“我沒上過東京的大學,也沒什么學問,只是一個住在森林里的老太婆。但是,魯迅老師的小說,我都會全部反復地去讀。你也不給我寫信,現(xiàn)在我也沒有朋友。所以,魯迅老師的小說,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從遠方寫來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復地讀。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里頭有一篇《希望》吧。你看了《希望》嗎?”

那天晚上,羞愧萬分的大江,拿著母親給的書,在夜行的火車上,第一次讀到了魯迅的《希望》?!敖^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話擊碎了大江的信心,也讓他琢磨了一輩子。

母親為什么對使用廉價的“絕望”“恐懼”等詞匯表現(xiàn)出失望,卻沒有簡單地給大江指出“希望”的線索?反倒讓他去讀《野草》里的《希望》。隔著50年的光陰,71歲的大江,說他終于明白了母親的苦心。

“青年”“希望”都是《希望》一文的關(guān)鍵詞,這也是大江關(guān)注中國青年和他們“未來態(tài)”的緣起吧。

02

“你年輕,你貧窮,你革命”

大江健三郎的文字,長句層層疊套,在淺閱讀時代并不討好,書的銷量連村上春樹的百分之三都沒有。更多中國人知道他,是作為一個斗士。

在文字之外,大江從少年至耄耋,始終盯住、沒松手的,是維護日本“和平憲法”。他的《廣島札記》《沖繩札記》以及成立“憲法九條會”,都是環(huán)繞這個課題發(fā)聲和行動的。

在他那溫和外表之下,韌勁從何而來?

1960年6月15日晚,在日本,7000余名示威學生沖入國會,與3000名防暴警察發(fā)生激烈沖突,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被毆打致死。

次日,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鴨店二層,周恩來設(shè)宴慰問日本文學家代表團。門口相迎時,他把隊尾的大江拉到一邊,扶住肩膀,用法語低聲說:我對于你們學校學生的不幸表示哀悼。大江畢業(yè)于東京大學法語系,樺美智子是他的校友,周總理顯然知道這個消息對他的打擊,特地親口告訴他。

總理不僅知道大江和樺美智子是校友,甚至知道大江是學習法國文學的,這讓他非常震撼。晚宴中,大江的腦子里不斷浮現(xiàn)出魯迅的文章,對著聞名遐邇的烤鴨,一口沒吃。

46年后,大江整段默寫出魯迅紀念劉和珍君的文章。如果你在初中背誦過這篇課文,可能還記得魯迅的只言片語,比如“出離憤怒”,比如“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但大江復誦的是結(jié)尾的一大段,最后一句為:“茍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p>

在他心里,血泊中的樺美智子與劉和珍疊加在一起,化為“殞身不恤”的女英雄。而他,即便不是真的勇士,也該做點什么吧。從此,“守護(憲法)九條、祈愿和平是我的人生根本”。

之后,毛澤東又在上海接見了他們。他把樺美智子稱為“日本的民族英雄”,讓日本民眾“不要有包袱”,把安保斗爭“作為日本人的獨立運動”。

大江看到,“在談到樺美智子的死亡時,這位老人的眼里浮現(xiàn)出深沉而激烈的悲傷。一個勇敢的女孩毫無道理地死去了,真是令人心酸——這樣一種感情的波動直率地從他的眼中浮現(xiàn)出來?!?/p>

庭院里茉莉飄香,毛澤東一一話別,大江照例排在隊尾。例行握手之外,毛澤東特地對他說:“你年輕,你貧窮,你革命,將來你一定會成為偉大的革命家?!边@段話其實是毛主席在會見中所說內(nèi)容的一部分,大意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家必須具備幾個條件:一是要貧窮,窮則思變,才會參加革命;二是要年輕,否則很可能在革命成功之前就已經(jīng)犧牲;三是要有革命意志,否則就不會參加革命。

多年后,大江在獲得諾獎,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不乏幽默地說,毛澤東曾于1960年預言自己將會成為偉大的革命家,現(xiàn)在看來,毛主席只說對了一半——自己雖未能成為偉大的革命家,卻也成了偉大的小說家。

這次會見發(fā)生在1960年6月21日。此后,每年臨近6月21日,大江都會囑咐妻子提前訂購茉莉花(因為日本沒有這個物種,需從中國移植,所以并不多見)。到了21日這一天,他會停下所有工作,對著那盆茉莉花,回想1960年。

這一年,流血的運動,以新安保條約生效,岸信介內(nèi)閣集體辭職收場。

然而,和平憲法第九條——放棄戰(zhàn)爭的誓言,仍因集體自衛(wèi)思想而屢受威脅。2004年,大江等九位平均年齡76歲的老人聯(lián)合創(chuàng)立“九條會”,以抵制一切變相“修憲”的行為。2014年,他又以作家的敏銳一語道破,安倍政府提出的“積極和平主義”就是“消極戰(zhàn)爭主義”。

大江離去后,《東京新聞》刊出一首讀者懷念大江的川柳(日本五七五短詩):“一個又一個,護憲派駕鶴西去,危機在逼近。”

03

“我在曖昧的日本”

那個因1960年而生的孩子叫大江光,生于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的長子。

他的誕生無疑是大江人生中最大的難關(guān)。孩子出生時腦疝嚴重,像有兩個腦袋。不動手術(shù),活不下來;做了手術(shù),又會有很嚴重的殘疾。大江進退兩難,只能躲到“另一個地平線”。

所謂“另一個地平線”,其實是去廣島參加反對核武器的會議。在這里,大江遇見二戰(zhàn)核爆的幸存者,這些人面臨的困境與他相似: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畸形,該不該冒險生育?是該自殺,還是該努力懷抱希望活下去?大江專門向醫(yī)生尋求建議。醫(yī)生也不知道這些人該怎么治,甚至不知道該不該治。但醫(yī)者本能地認為,只要有痛苦就應(yīng)該給予關(guān)懷。

大江心里有了答案:他要給兒子手術(shù),帶兒子回家,這一決定對他的寫作生涯也影響深遠。

以殘疾嬰兒為起點,他寫了三個走向迥異的故事。在《個人的體驗》與《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中,父母遺棄了孩子,又將其領(lǐng)回。而在《空中怪物阿貴》里,父親不給孩子喂奶,而是喂食糖水。他用文字排遣掉灰暗的、負面的情緒,代之而來的,是現(xiàn)實中勇敢、溫暖的行動。

6歲的大江光在林間聽辨出了秧雞的叫聲,講出人生中的第一句話,父母喜出望外,又使他漸漸領(lǐng)會了莫扎特與巴赫,并開始作曲。光成了作曲家,連鄰居小澤征爾都常來切磋。這一奇跡,堅定了大江的文學追求。

他把“始于絕望的希望”推而廣之,用《廣島札記》描寫核戰(zhàn)惡果,用《沖繩札記》講述戰(zhàn)敗日軍逼迫島民集體自殺的歷史,還在各類文章中反復就慰安婦、戰(zhàn)后合理賠償?shù)茸h題發(fā)聲,甚至自嘲為“用糞弄臟了自己巢穴的鳥”。

所有這些作品,都是在他素樸、幽靜的東京居所完成的。妻子在花園里種滿紅楓與玫瑰,父親坐在客廳的扶手椅上,用雙膝頂著一塊木板,將稿紙鋪在上面寫文章,兒子則坐在旁邊聽音樂。

父與子共處一室,各自工作。如大江所言,兩人“看往同一個方向”,即“光”這個名字所象征的“希望”的方向。晚上,他陪兒子吃飯,等著他入睡、起夜、再入睡,為他蓋好毛毯,自己才能入眠。每天如此,年年如此。

大江的第二次訪華,是1984年,那時他的兒子光已經(jīng)21歲。

這時,正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中方邀請了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并在十月舉行了盛大的友好聯(lián)歡活動。大江雖然隨井上靖等日本文藝界人士受到接見,但國內(nèi)對他的作品幾乎一無所知。知音難覓,他這次來,只是作為傾聽者和觀察者,游歷了絲路。

1994年,平靜的生活被一通電話打破。他成了繼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人。如此尖銳的批評者獲獎,讓日本政府慌了手腳,他們連夜開會后,還是決定把文化勛章經(jīng)天皇之手授予他。豈料大江不僅不為所動,反而在報上撰文,明確表示拒絕接受。

川端康成的獲獎詞為《我在美麗的日本》,針對這一表述,大江健三郎的獲獎詞是《我在曖昧的日本》。他以毫不曖昧的語言指出:“曖昧的進程”使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日本不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會和文化方面,越發(fā)處于孤立的境地。

這篇犀利的文章,終于使大江作為橫眉冷對的斗士被中國人看見?!拔覀兦反蠼馁~,就從翻譯這篇諾獎發(fā)言開始還吧。”大師葉渭渠對弟子許金龍如是說。

也是從這篇文章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許金龍成了大江在中國最重要譯者和研究者。

04

“作家首先應(yīng)該是知識分子”

許金龍與大江健三郎之間亦師亦友的緣分,還要從東京街頭,一張吹到腳邊的報紙殘片說起。世紀之交,許金龍在報紙殘片上讀到,大江表示,希望再次訪問中國。他欣喜若狂,當即滿懷誠意地請大江的版權(quán)代理商出面,幫忙聯(lián)系他。

“4天的行程,巨大的工作量,但大江先生的中國之行卻沒有收一分錢,不僅中方給的不收,就連一筆不菲的演講報酬也捐給了宋慶齡兒童基金會?!痹S金龍說,這次訪華的來回機票都是由大江自籌的。

大江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能對他的言論作任何限制,時任外文研究所所長的陳眾議一口答應(yīng)下來。

2000年金秋,大江第三度抵京。作為第一位接受中國“官方”邀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回的陣勢、待遇自不比從前。他受邀在清華發(fā)表了題為《致北京的年輕人》的演講,并在社科院外研所與王蒙、鐵凝、余華、徐坤、閻連科、林白、莫言等中國作家座談,多家出版社同期推出了他的文集。

那幾年,“中國作家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有多遠”一直是國內(nèi)媒體的興奮點,然而,大江本人對得獎一事卻視之淡然,他反復申明,不需要這樣的鼓勵,有沒有這個獎,都會一如既往地從事他心目中神圣的文學創(chuàng)作事業(yè)。

在社科院,他又一次強調(diào)了這一理念:一個作家首先應(yīng)該是知識分子,是學者,是思想者。這種自省與魯迅1927年拒絕被提名的理由不謀而合——“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大江此行逛胡同,聽京劇,但他最期待的,是與莫言會面。二人神交已久,在斯德哥爾摩的獲獎演說中,他就提及莫言,說對其文學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真見到莫言,大江卻悄悄開了句玩笑,說莫言沒他的作品帥。

許金龍回憶,未及寒暄,兩人便在小會議室內(nèi)“短兵相接”:大江說莫言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正在以農(nóng)村包圍城市;而莫言則回敬道:“大江先生在日本成功地發(fā)動了一場文學意義上的農(nóng)民暴動?!倍潭虜?shù)語,默契已在,他倆的文學都有一個主題:從邊緣出發(fā),為邊緣人發(fā)聲。

作家鐵凝印象最深的,是大江婉拒了研討會午宴,建議與會者以盒飯為午餐,說這樣既簡樸又節(jié)約時間,于是在這場國際研討會中,每人都拿到了一個盒飯。

大江訪華的最后行程是參觀現(xiàn)代文學館。在手稿區(qū),他向身邊的舒乙館長問道:“我怎么沒看到莫言先生的手稿?他是世界級作家,他的手稿完全可以放在這里?!?/p>

在地下室的泰戈爾畫像前,大江停下腳步,對周圍的人說:“我最羞于聽見的,莫過于人們對我說起亞洲三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句話了。如果說到川端康成這個日本作家,我倒頗不以為然。然而面對泰戈爾,我卻非?;炭帧N以趺纯梢耘c這位巨人相比肩呢?在這位巨人面前,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轉(zhuǎn)身逃去。我現(xiàn)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莫言先生能夠早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時我就可以把這個尷尬扔給他,讓他去遭那份罪吧!”

05

“看到文學的原始風景”

也許是跟莫言沒聊過癮,也許是“希望能看到文學的原始風景”,2002年春節(jié),大江帶著日本NHK的電視節(jié)目組,到了莫言的老家——山東高密的小村莊。

除夕夜,他和莫言坐在土炕上談文學,然后又坐到爐灶邊喝酒,喝到夜半。窗外的爆竹聲越來越大,農(nóng)村的新年,足夠熱鬧,只可惜季節(jié)不對,大江沒看到紅高粱。

大江說他讀了英文版《秋水》,對莫言寫到的一個場面非常好奇。那個場面是說老房子的背后有一條河,洪水暴發(fā)的時候,河水如馬頭一樣奔涌而來。大江就納悶了,“河水像馬頭”是什么意思?是像馬頭之高還是馬頭之多?

在莫言帶領(lǐng)下,大江特意去看了老房子背后的那條河,但那時河已經(jīng)消失了,都是干枯的石頭。莫言指著老房子告訴他,當年門上有個小窗,兒時的他,就是站在板凳上,從那小窗里,看到大浪超過了河堤。大江站在那里非常感慨,“原來文學的誕生是這樣的”。

在這部紀錄片中,大江不遺余力地推介莫言,稱他為“二十一世紀的開拓者”。當莫言的大哥代表全家向他表示感謝時,大江神情莊重地說:“1994年,當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的母親對我說,這個獎應(yīng)該是中國人的。我這次來,就是為完成母親的遺愿。我熱愛莫言的作品和為人,我們倆共同之處甚多,我想莫言也應(yīng)該得這個獎?!?/p>

返程時,翻譯毛丹青一直和大江在一起,他對毛丹青說:“我看到文學原始風景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了解文學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覺得是真的。而且我敢斷定他(莫言)可以在十年之后拿到諾貝爾文學獎?!?/p>

十年后,莫言果然獲獎。大江給莫言發(fā)賀信,第一句就說自己“一直沉浸在喜悅中”。

最讓許金龍唏噓的是,每年去大江家,他都會小心翼翼地從樓上書房捧出莫言父親送的茅臺酒。他總說“我現(xiàn)在不喝,等到莫言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會跟他共飲這瓶美酒?!?/p>

許金龍問,這瓶美酒是在北京喝?還是在東京喝?他說:“如果身體好的話,我到北京去跟莫言一塊喝。我如果老了,走不動了,讓莫言到我家里來喝?!?/p>

遺憾的是,雖然大江每晚都要喝一杯才能入眠,但那瓶茅臺酒,一直沒機會共飲。

06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講”

2005年巴金去世,古稀之年的大江健三郎通過許金龍,發(fā)來唁電。他說:

《隨想錄》樹立了一個永恒的典范——在時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識分子應(yīng)當如何生活。我會對照這個典范來反觀自身。

我還感受到另一個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斷背叛廣大中國人民的善意,我為日本政治家的這種卑劣行徑感到羞恥。

就在這一年,大江寫于38年前、反思日本戰(zhàn)爭責任的紀實文學《沖繩札記》被日本右翼勢力以“名譽受損”為由訴上法庭。

對于這場官司,大江沒有絲毫怯場,他對許金龍描述自己的心情:踏入法庭的那個瞬間,一股戰(zhàn)斗的沖動突然溢滿全身,覺得自己那時就是一個戰(zhàn)士,一個渴望進行戰(zhàn)斗的戰(zhàn)士。

案件經(jīng)過三審終于勝訴,但為了“應(yīng)戰(zhàn)”,聘請律師的費用達數(shù)百萬日元。這對身體狀況不理想、家中還有殘障需要照料的大江夫婦而言,無疑是一個異常沉重的負擔,他們甚至有了“今后要過貧困生活”的打算。

日本人過年有寫賀卡的習慣,因為這場官司,他收到的無數(shù)賀卡,上面寫的竟然都是“大江滾出日本”。

明知“老翻舊賬,自然令人不快”,他仍不顧四面楚歌,2006年又來到中國,還高調(diào)地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調(diào)查日軍侵華罪行。

在紀念館,他見到了大屠殺幸存者姜根福和夏淑琴,并鄭重地對他們鞠了三個躬。此后的南京行程,他一直面色凝重,幾欲昏厥。

“南京大屠殺時,我只有兩歲,現(xiàn)在我71歲了。這一次,我對自己說,一定要到南京來。”大江回國后,還把為期一周的觀感發(fā)表在10月份的《朝日新聞》上,“告訴日本的年輕人”。

2006年,大江健三郎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調(diào)查日軍罪行。

9月10日上午,大江到北大附中演講。路途中,他局促不安地不停搓手,或是雙手用力緊握車門扶手。

“我與大江先生交往多年,多見老先生或爽朗、或開心、或沉思、或憂慮、或憤怒,卻從不曾目睹先生如此緊張、局促的神態(tài)”,許金龍勸慰說,“您今天面對的聽眾是13至19歲的孩子,不必如此緊張”。

大江回答:“我在這一生中作過很多場講演,包括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之際所作的講演,我都沒有緊張過??蛇@次面對中國孩子們所作的講演,是我人生中最為重要的講演,我無法控制住自己的緊張情緒。”

即將進入禮堂前,他又一次停下腳步急迫地對許金龍說道:“是否可以幫我找一間空閑的房間,讓我獨自在那房間里待上一會兒,冷靜一會兒,我需要整理一下思緒?!?/p>

康健校長為難地表示,臨近的教室和辦公室全都鎖了起來,只有學生們使用的衛(wèi)生間沒鎖門。北大附中的衛(wèi)生間氣味刺鼻,即便如此,大江仍執(zhí)意在男廁所單獨待了一會兒。

從走上講臺,面對中學生那一刻起,他的神情輕松下來。他直率地告訴學生們:

與我這樣的老人不同,你們必須一直朝向未來生活下去。假如那個未來充滿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個未來世界里必須承受最大苦難的,只能是年輕的你們。因此,你們必須在當下的現(xiàn)在創(chuàng)造出明亮、生動、確實體現(xiàn)出人的尊嚴的未來。

在這次演講的結(jié)尾,大江和學生們一起背誦了《故鄉(xiāng)》的最后一段,巨大的聲浪在禮堂中回響——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為孩子們題字時,他拿起毛筆,一臉踟躇:“我的媽媽早就告誡我,千萬不要在中國題字,那里是書法的故鄉(xiāng)。這會兒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待會兒你們看到我的字,會震驚的?!币黄β曋校麚]毫題下布萊克的話:“覺醒吧,新時代的年輕人?!?/p>

盡管對日本的政治越來越絕望,但他仍在奮力一搏。不僅是在北大附中,在日本,他也在不停地和青年對話。這恐怕是因為,他愛孩子,他相信未來。

07

“小說是一封親密的信”

2009年,大江來得突然,甚至讓人意外。獲諾獎后,這位老人再也沒有出席過任何頒獎典禮。這次,他卻在寒風凜冽的冬季,來北京領(lǐng)人民文學出版社頒發(fā)的一個新增獎項。

圖片2009年,大江健三郎與鐵凝參加人民文學出版社“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頒獎禮。

大江說,之所以出席這次頒獎典禮,是希望更多的亞洲人讀他的作品。同時,他向主辦方提出兩個要求,一個是參觀魯迅博物館,親眼看看魯迅創(chuàng)作《希望》的地方;另一個是在北大向?qū)W生演講。

1月16日下午,陳眾議和許金龍在機場接他,一上車,大江就急切地表示:由于目前已陷入抑郁乃至悲傷的狀態(tài),無法將當前正在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水死》續(xù)寫下去,想要在北京與老朋友們相聚,去魯迅博物館汲取力量,這樣才能振作起來。

原來,大江遇到了三個讓自己陷入悲傷、自責和抑郁的意外情況。

其一,“九條會”發(fā)起人之一、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加藤周一去世,這讓他痛失一位可以傾心信賴和倚重的師友。

其二,大江光的一節(jié)胸椎骨摔成了三瓣,但兒子不會表達,作為父親,他為自己未能及時發(fā)現(xiàn)而痛心、自責。

其三,則是因為寫作遇到了瓶頸。

1934年春,日本女文青小石同丈夫大江好太郎一起,自上海前往北大聆聽胡適演講,并投宿在王府井的旅店里。好太郎和北京的店主聊起《孔乙己》,還學會了“茴”字的四種寫法,小石則在上海買到了《譯文》創(chuàng)刊號和兩個紅皮箱。大江健三郎也是孕育于此次中國之行。

大江正在寫作的《水死》,是關(guān)于父親的作品,靈感來源于從中國帶回日本的紅皮箱。父親當年的通信都裝在紅皮箱里,母親在世時,紅皮箱不給他看,去世時,還約定了十年之期。等大江得到紅皮箱時,卻發(fā)現(xiàn)信封里空空如也。原來,信里有很多對天皇“不敬”的言辭,母親怕大江寫作惹事,已經(jīng)在活著的時候燒完了。一手資料被毀,讓大江的創(chuàng)作幾乎陷入絕境。

在這接二連三的打擊下,他想到了魯迅,想到向魯迅先生尋求力量。

到達北京的翌日,他對接風的莫言和鐵凝講起從國際飯店看到的朝陽:“在眺望太陽這一過程中,我情不自禁地祈禱著:魯迅先生,請救救我!至于能否得到魯迅先生的救助,我還不知道?!?/p>

懷著這種忐忑的心情,大江到了位于阜成門內(nèi)的魯迅博物館。

當眾人準備在魯迅先生的石像前合影時,大江突然消失,找到他時,只見他靠坐在地,已經(jīng)泣不成聲;翻看魯迅手稿時,大江很快將手稿放回,再不肯接孫郁館長遞來的第二份手稿。這種與平日“謙謙君子”不符的反常表現(xiàn),讓接待的人有點不知所措。

許金龍回憶,當夜1點30分,他從門縫收到了大江的紙條:“我要為自己在魯迅博物館里顯現(xiàn)出的‘怪異’行為而道歉……在觀看信函時,淚水滲了出來,我擔心滴落在為我從塑料封套里取出的信紙上,便只看了為我從盒子里取出的那兩頁,沒有再看其他信函。請代我向?qū)O郁先生表示歉意。”

原來,他是看到文稿上“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一句,心有所感,擔心淚水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才狠下心來辜負了美意。

1月19日,離中國農(nóng)歷新年只有一周的時間,北大學生開始陸續(xù)離校回家過年。北大論壇上發(fā)出了一條帖子:大江將于1月19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演講。和以往的演講不同,這條帖子沒有引起太大的關(guān)注,校園里也沒張貼海報。

這次,大江作了題為《真正的小說是寫給我們的親密的信》的演講。他說:“到這個月底,我就是一個74歲的老人了,我想,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國之行。”

大江講到自己9歲或10歲時,從母親那里得到《魯迅小說選集》;講到自己知道的第一個中國人的名字是“孔乙己”;講到自己的處女作是受魯迅《白光》的啟發(fā);講到母親把魯迅的文章當作寫給自己的信;講到他在魯迅博物館,不是不合影,而是悄悄走入庭院,在心里默誦了一遍魯迅的《希望》。

大江在演講中全文背誦了魯迅的《希望》,這令作為翻譯的翁家慧教授不由得慚愧。幸虧她事先將《魯迅選集》帶到會場,翻開朗讀,才順利完成這次不尋常的口譯。

“我這一生都在思考魯迅。”大江說,在魯迅博物館里,他想到魯迅常說的“決不絕望”,在心里對先生作了保證,保證自己不再沉淪下去,要把《水死》繼續(xù)寫下去。

果然,這年年底,長篇小說《水死》由日本講談社出版。

當人們以為《水死》是大江的封筆之作時,他又在年近八十的時候出版了《晚年樣式集》。在這部日記體小說里,他再次引用魯迅的話——“發(fā)出嗚嗚的聲音哭了起來”。

如此悲鳴,是因為福島核電站大泄漏之后,日本政府為了保持“潛在核威懾力”,堅決不廢除核電站。在大江的認知中,這不啻于關(guān)上了日本的未來之門。

“目前,我的頭腦里只思考兩個大問題,一個是魯迅,一個是孩子。自己是個絕望型的人,對當下的局勢非常絕望……每天晚上,在為光掖好毛毯后就帶著那些絕望上床就寢。早上起床后,卻還要為了光和全世界的孩子們尋找希望,用創(chuàng)作小說這種方式在那些絕望中尋找希望,每天就這么周而復始。”2010年,在東京的小路上,大江對許金龍這么形容自己的工作狀態(tài)和生活狀態(tài)。

然而,話音未落,大江又離開書齋,頻繁參加全國各地集會。“我要跟那些試圖抹殺廣島、長崎和福島的家伙們斗?!贝藭r,創(chuàng)建“九條會”的元老已所剩無幾,但“九條會”卻在日本遍地開花,成了多年被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大熱門。

2023年3月21日,斯人已逝,但在反對排放核污水的集會海報上,“大江健三郎”的名字依然居首。

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后,中國網(wǎng)絡(luò)上卻有“一個日本人的死用得著上我們的新聞嗎?”“日本的事啊,那沒事了”的評論。不能不說,這種中日民間的隔膜是大江最不愿意看到的。

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足足60年,大江也曾抑郁、喝酒、吃安眠藥,但他沒有停筆。莫言說:“他的創(chuàng)作,可以看成是那個不斷地把巨石推到山上去的西西弗斯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個不合時宜的浪漫騎士堂吉訶德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夫子的努力;他所尋求的是‘絕望中的希望’,是那線‘透進鐵屋的光明’。這樣一種悲壯的努力和對自己處境的清醒認識,更強化為一種不得不說的責任?!?/p>

雖然在大江的作品里,魯迅一直在場,但很多讀者仍抱怨“大江的作品讀不懂”。為了彌補這個缺憾,許金龍與人民文學出版社數(shù)年前就制定了一個計劃,準備翻譯大江所有小說。一個純文學作家,小說竟有36卷之多。

今年5月中旬,《大江健三郎小說全集》的第一輯,共計13卷即將發(fā)行。正如大江在北大演講所說:“我相信,會有一小部分人,會在世界的各個地方,來看這部小說,并把它當作是寫給自己的一封親密的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