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攀：批評家的個性至關重要
曾攀，現(xiàn)任《南方文壇》雜志副主編，兼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中國小說學會理事，廣西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在國內(nèi)重要報刊發(fā)表文章百余篇，多有被《人大復印資料》《社會科學文摘》等全文轉(zhuǎn)載。著有《跨文化視野下的晚清小說敘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國現(xiàn)代性的展開為中心》《當代小說的話語轉(zhuǎn)型與敘事變革》等若干。參與主編《百年廣西多民族文學大系》等叢書。曾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廣西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等。
事功與學問不偏廢
周明全（以下簡稱“周”）：《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今日批評家”推介了你。2022年，你入選第九屆客座研究員。你還撰寫過《“今日批評家”與當代中國文學》《當代文學批評觀念的代際嬗變——從“今日批評家”說起》等文章，對《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欄目進行過系統(tǒng)研究?；仡^看這些成長之初的幫扶，有何感想？同時，你是如何看待包括《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這樣的刊物對青年一代批評家成長的助推的？
曾攀（以下簡稱“曾”）：我一直秉持這樣的觀念，編輯就是批評。編輯有自己的視閾、眼光、立場，特別是批評和理論刊物的編輯工作，無論是宏觀還是瑣屑的部分，往往都能體現(xiàn)其專業(yè)判斷和價值取向。關于“今日批評家”，我在你提到的那兩篇文章中已有詳盡的論述，《南方文壇》的“今日批評家”是文學評論界功德無量的一個欄目，張燕玲老師為此經(jīng)營了二十多年，我記得很清楚，陳思和老師在談及這個欄目時提到，一本雜志的一個欄目堅持兩三年容易，堅持二三十年，必定會成為名欄?！敖袢张u家”是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這個過程里，編輯也是選家，好的編輯不可多得，亦不可取代。事實上，青年批評同時存在著外部緊張和內(nèi)在緊張，這是當代批評得以醞釀變革的必要條件。因此我更傾向于同時將“青年”和“批評”歷史化、問題化，“今日批評家”推出的幾代批評家，實際上就是將當代中國文學及其批評的多元傳統(tǒng)和多維面相呈現(xiàn)出來。這便需要重新發(fā)現(xiàn)“批評”，同時重新發(fā)現(xiàn)“青年”?！赌戏轿膲返摹敖袢张u家”欄目，從1998年至今，一共推出了140余名批評家，從“50后”“60后”到“70后”“80后”，其中發(fā)現(xiàn)我們當代文學的批評觀念和諸多共識問題，比如什么是批評，比如批評的危機與有效性，包括批評的傳統(tǒng)與理性、批評的文類與文體等，都是歷史性地建構起來的，經(jīng)過不同代際的批評家，在不斷的懷疑、自省、辯難、回撤與重建中樹立起來，因此這就促使我們重新想象我們自身，重新審視許多理所當然的概念和觀念。在我看來，“今日”之批評和批評家是開放的、未完成的，處于變動甚至裂變中，有待去不斷定義和發(fā)現(xiàn)，以形成自己的個性，有自我的銳氣和鋒芒。與此同時，青年批評家也不僅僅是單打獨斗的，“青年”是一個群體，可能未必是共同體，起碼是可以匯集和匯聚的，個性自然有，而且我們最不缺的就是個性，其實我們的共性也非常多，比如我們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同仁，《新青年》的同仁們，他們往往能夠形成共識，針對公共性話題，針對文學的困境與前路。這對于當下的青年批評的話題是很具有啟發(fā)意義的，我們?nèi)绾螐姆N種文學的與批評的歷史中來，在歷史化的視野下探尋批評尤其青年批評的來路與去途，也是“今日批評家”思考的命題。
周：你本碩博階段分別做的是當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近代文學，博士后則做的是海外漢學研究，能簡單談談一路走來的求學和治學路徑對你學術的影響嗎？
曾：我本科做的是當代文學，寫的是關于余華的論文；研究生做的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主要圍繞郁達夫以及現(xiàn)代作家展現(xiàn)出來的共性；博士階段做的是晚清小說研究，逐漸進入跨文化的視閾之中；博士后主要涉及海外漢學尤其近現(xiàn)代中國小說的譯介與研究。現(xiàn)在回過頭來想，這樣的學術經(jīng)歷塑成了我明清以降直至當下的整體性的文學視野，加之跨文化的視閾，到現(xiàn)在返過來再做當代文學的批評和研究，感覺和視野自有不同吧，當然精力和才力所限，很多研究才剛起步，很多想法仍未展開。
周：你在廣西師范大學做得非常出色了，為何選擇到《南方文壇》？據(jù)我所知，作協(xié)的待遇遠遠低于高校，個人成長空間也有限。另外，從學校到了刊物，可能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你的研究，你是如何規(guī)劃自己的研究方向？
曾：我始終覺得，事功與學問不偏廢，甚至有時認為，完全的自由不一定能做好研究，關鍵在于溝通、融通，相互激蕩，相互補充，相互啟迪。這幾年我的研究是跟著雜志策劃的議題走的，而且經(jīng)常是同步的，比如新南方寫作，比如新鄉(xiāng)土敘事等當代文學的新動向、新趨勢，又如當代中國重要的作家作品，始終關切有影響力的文本和思潮、新的動向和現(xiàn)象、新的趨勢和可能。
周：你是哪年發(fā)表自己的第一篇評論文章的，寫的是什么？到目前為止，你最滿意的一篇文章或著作是哪部？
曾：我記得是從博士階段開始，《青春》雜志有一個欄目“青春熱評”，我們當時在上面寫了好些評論，還有《文藝報》也是我起步的重要平臺。而我第一次接到主編的約稿，是《現(xiàn)代中文學刊》的陳子善老師，他讀到我發(fā)表在《美育學刊》后被轉(zhuǎn)載的一篇郁達夫的論文，爾后輾轉(zhuǎn)找到我，囑我再寫一篇關于郁達夫的論文，發(fā)表在《現(xiàn)代中文學刊》“郁達夫誕辰115周年”紀念專題，后來此文也被轉(zhuǎn)載了。博士階段半年內(nèi)，我的兩篇郁達夫的研究論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zhuǎn)載，讓我頗為意外也很感動，對我后來做學術研究也是一種鼓舞。再后來就是張燕玲老師將我作為“今日批評家”推薦，加上在《南方文壇》工作的緣故，我自覺地加入了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的行列，這就是我真正的學術起步吧。滿意的作品目前還沒有，很慚愧。
周：你自己寫過傳記、學術隨筆，做學術研究，也做當下批評，同時還有翻譯作品，可謂全才了。你是如何處理這么多文類的？它們對你研究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曾：還是說來慚愧，以前的很多隨筆也好，文章也罷，還有翻譯，都屬于“練習”階段，我更愿意將之視為一種批評/學術的準備，以前我覺得這樣的準備期是不是太長了，如是之前綴是否有必要存在，事實證明充分而足夠的蘊蓄和沉潛，對于個人的成長還是助益匪淺的。
周：這十多年來，在學術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變化？
曾：十多年是一個很長的時段，但是實際上我從自己學術起步的開始便對當代文學批評多有涉及，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生出許多枝枝蔓蔓，但總體的方向和自身的興趣還是保持在這里。在學術上的突破不敢講，但是對于當下前沿的命題和課題，始終保持興趣，無論是目前方興未艾的“新南方寫作”，面對南方文學的新變與新義，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但也始終以問題為導向，這樣的問題沒有現(xiàn)成的答案，只能經(jīng)由諸多的新經(jīng)驗、新文本、新現(xiàn)象加以探究。我的小書《新南方寫作：地緣、經(jīng)驗與想象》也即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但是很多問題還沒有現(xiàn)成的答案，很多思考也仍未成熟；此外則是關于當代小說的話語轉(zhuǎn)變與敘事革新問題，這是更為宏大的命題，但是變化正在發(fā)生，因而如果談到個人的突破，如是未竟與未完成的、還在形成中的價值形成，成為我學術探索的主要興趣所在。
從地方出發(fā)走向世界
周：你在《文學·歷史·闡釋者——論顧彬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對顧彬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多有肯定的，你認為它“設定了一個比較文學的理論視野和研究框架”，“不管怎樣，顧彬在敘述20世紀中國文學史時，經(jīng)常采用世界—中國的敘述模式，將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西方尤其是德國文學相映照，恰恰是國內(nèi)文學史敘述所缺乏的視角。其中也許會有不科學、不嚴謹?shù)牡胤剑坏貌怀姓J，這種敘述模式更多地起到了一種相互映照的效應，打開了思維的空間，也賦予這本文學史與眾不同的光彩”。我個人非常贊同你的觀點，我們當下很多文學批評，缺乏的可能正是“世界—中國的敘述模式”，或者是放在世界文學發(fā)展的脈絡中對中國當下文學做出判斷。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兄，一個是你認為這種“世界—中國的敘述模式”體現(xiàn)在文學史研究上的優(yōu)勢主要體現(xiàn)在哪里？二是你個人如何看待包括顧彬、王德威、李歐梵等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的研究的？
曾：我一直慶幸的是，如前面我們談到的，一種從明清以降的縱向的歷史視野，與此同時不忘橫向的跨文化視閾，這樣的精神坐標使得我在讀作品、看問題時，起碼不至于過度局限吧。當然能看得多深，做得多好，還要看個人造化，我做的還遠遠不足。但有一點，如王德威所提及的“世界中的中國文學”，這對于當代中國文學而言既是一種融入，也是一種參照。我們時常缺乏某種總體性歷史的視角，同時也鮮有系統(tǒng)性的世界眼光，怎么說呢，那是我心向往之的批評和學術境界吧。
周：在《人間集——文學與歷史的生活世界》中，以及你平?？l(fā)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你對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都傾注了很大的關注熱情。因為你關注顧彬，對他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評價也頗高。你認同顧彬所謂的“現(xiàn)代文學是五糧液，當代文學是二鍋頭”的說法嗎？
曾：這樣的說法當然意味著某種誤解和偏見，事實上顧彬自己在后面也修正和澄清過自己的觀念，關鍵在于，這樣的觀點為何流行開來，何以成為話題性的存在？當然里面有著復雜的社會學和傳播學因素，很多時候我們?nèi)菀妆缓唵位?、偏激的觀點引導/誤導，但歸根結底，這樣的誤讀是來自當代文學經(jīng)典化的不足，以及不足為信。
周：近年來，你主持桂學研究院“桂籍作家研究”項目，擔任首席專家，在《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學報》主持“文學桂軍點將臺”欄目；在《賀州學院學報》主持“桂派批評英雄譜”欄目，率先提出“桂派批評”概念，并進行深入論析和闡釋；主編《廣西多民族文學經(jīng)典》叢書的《短篇小說卷》（上、下）與《中篇小說卷》（上、中、下），并撰寫這兩卷的導言。據(jù)我觀察，年輕一代批評家，花費這么多時間和精力來研究本土文學或作家，你可能是第一人。你花費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做廣西文學研究的出發(fā)點和目的是什么？這幾年的研究，你的收獲是什么？
曾：進入廣西，走出廣西。這是我近年文學評論和研究的一個進路吧，廣西文學有自身的異質(zhì)性，也有非常多可圈可點的作品。我在廣西工作、生活，不能對這樣的作品無動于衷，也時常為廣西作家及其作品擊節(jié)稱嘆，當然也有很多不足，我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有談及。這里面有一點很重要，在我們深入了解一個地方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之前，不要輕易下判斷。而廣西文學亦是我的一種鏡像與方法，從地方性出發(fā)，走向全國乃至世界。這自然是一個闊大的問題，能立足于地方性的考察，但又不局限于一種舒適的地方性求索中，從一種“豐富的狹隘”里探求新的意義形態(tài)，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在這里我想提一提林白的長篇小說《北流》，南方文學很少有《北流》這樣的全景圖式的書寫，林白獨樹一幟的方言寫作，打開了新的通道。方言自有的那種野性、異質(zhì)性，以及極其陌生化的書寫形態(tài)，但是卻極少表達與證見自身。也就是說，作為廣西作家，同時又超脫于廣西的林白，試圖在宏大的歷史內(nèi)部，下一個極端個人化與地方化的注腳。風暴式的寫作，記憶的風暴，歷史的風暴，語言的風暴，詩學的風暴?！侗甭贰返淖⒕硎侨氡绷饔洠杈硎浅霰绷饔?，包括其中的散章、異辭、時箋，記憶漫溢再漫溢，敘事分岔再分岔，居無定處，流經(jīng)四野。再加上尾章，還有補遺，再到最后的別冊，不斷連綴，再續(xù)寫，如北流河般經(jīng)久不息，能指的游弋，林白要將這樣的南方引向無盡、無限、無極。北流方言不是走向封閉和小眾，而是走向自然、天地，走向人的生命本身，走向一種未被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的繁復浩瀚美學。我所關注的廣西文學自然是走向開闊與開放的所在，這不僅成為我的內(nèi)在的倫理判斷，而且構筑了我的方法論尺度和衡量的新的標準與可能。
周：廣西文學在國內(nèi)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除了有東西、凡一平、田耳、朱山坡等一批重要的作家外，張燕玲老師，還有包括你在內(nèi)的刊物、批評家的攜手推動是有密切關系的。你即是批評家，又是刊物的副主編，你是如何看待批評家和作家的共同成長的？
曾：作家與批評家的關系非常豐富復雜，有的評論家認為不應該離作家太近，會影響自身的判斷。我個人認為吧，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覺得，不一定離作家很近（這里指的是關系和距離）就看不清楚，如此不可一概而論，關鍵還在于評論家所秉持的立場、觀念、倫理，以及整個批評生態(tài)的建構，價值觀念的轉(zhuǎn)變，以及批評本身的變革。
周：你準備出版的新作《新南方寫作：地緣、經(jīng)驗與想象》從形式切入，觀察新南方寫作從語言、地理、心理、生活種種層面“復魅”與“賦形”的實驗。在理論上，你認為“新南方寫作”，還需要從哪些方面做進一步的理論建構？在與朱山坡的對話中，你提到——針對你說的“作品”在新南方寫作中的重要意義，你還打算將“新南方寫作”的含義再擴大一些談，“新南方寫作”已然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和評論界蔚為大觀，最起碼這個概念及其背后的含義已被廣為接受，除了作家、評論家的用力，這其中無疑也與編輯的倡導及其自身的“寫作”實踐密不可分。在我看來，以編輯式的創(chuàng)作、批評，或者說寫作者、學者的編輯視野進行的寫作實踐，是否也算另一重意義上的“新南方寫作”呢？那作為直接參與策劃和編輯者，你認為編輯、刊物在“新南方寫作”中的重要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曾：事實上，關于“南方寫作”此前已經(jīng)有了諸多的討論（如張燕玲在《文藝報》撰寫的《野氣橫生的南方寫作》等），在《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張燕玲老師在此前“南方寫作”的基礎上，策劃了“新南方寫作”的專題，匯聚楊慶祥、林白、東西、林森、朱山坡，以及我的文章，既有理論闡析，也有創(chuàng)作自述，楊慶祥的文章似乎已成為“新南方寫作”的理論宣言，而“編者按”也頗有啟發(fā)：“我們探討的‘新南方寫作’，在文學地理上是向嶺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粵港澳大灣，乃至東南亞華文文學。因為，這里的文學南方‘蓬勃陌生’，何止雜花生樹？！何止波瀾壯闊？！我與楊慶祥文學交往十多年，發(fā)現(xiàn)我們對文學南方有著相似的審美期待，于是便創(chuàng)意發(fā)掘與研究，慶祥與曾攀等新一代評論家試圖為此賦型，本刊將不斷深入。所謂的‘新’，以示區(qū)別歐陽山、陸地等前輩的南方寫作，是新南方里黃錦樹的幻魅，林白的蓬勃熱烈，東西的野氣橫生，林森的海里岸上，朱山坡的南方風暴……文學南方的異質(zhì)性，心遠地偏。”接下來，《南方文壇》持續(xù)發(fā)力，2021年第6期刊發(fā)楊慶祥、黃燈、劉鐵群、項靜、李壯、陳培浩、林培源等關于“新南方寫作”的系列文章；不僅如此，2022年第3期還集中刊載了孫郁、孟繁華、蔣述卓、黃平等學者和批評家對林白長篇小說《北流》的文論；2023年第1期，《南方文壇》推出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關于“新南方寫作”的重磅文章《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后為《新華文摘》以“新南方寫作”為題全文轉(zhuǎn)載，奠定了“新南方寫作”的理論建構和現(xiàn)實可能），以及凌逾、方巖等學者的評論。加上陳培浩等青年學者在《韓山師范學院學報》的相關討論，以及《廣州文藝》《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評譚》等雜志紛紛開設“新南方寫作/文學”的相關欄目，《揚子江文學評論》《文藝報》《上海文化》等也不斷推出與“新南方寫作”相關的文章……可以說，“新南方寫作”已然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和評論界蔚為大觀，最起碼這個概念及其背后的含義已被廣為接受，這無疑也與編輯的倡導以及自身的“寫作”實踐密不可分。
周：在新作《新南方寫作：地緣、經(jīng)驗與想象》的后記中，你說：“新南方寫作中的‘寫作’，是否可以囊括更廣泛的意義，其中便包括文學理論與批評。這個過程當然是高度理性與極為自覺的，其一方面可以與當下的‘新南方寫作’實踐相呼應，描繪并闡析文學的地方路徑；另一方面當然也可以自成一格，以實現(xiàn)南方之‘新’的理論建構。”我覺得這樣的提法很棒，那你理想中的“新南方寫作”的理論建構是什么呢？
曾：“新南方寫作”的理論建構一方面來自于當下創(chuàng)作的新可能，另一方面則來源于未來的與世界性的比對。我理想中的“新南方寫作”是一個厚積薄發(fā)的過程，也就是建立在南方的新的現(xiàn)象論基礎上，熔鑄不同的寫作實踐，不僅包括文學/小說的，而且引向更為廣闊的藝術形態(tài)。當文學的寫作與研究進一步與之關聯(lián)時，那種逸出原有的地方性形態(tài)與狹隘空間的意味必將凸顯出來，自成一體或潰不成軍。指示著不同的倫理指向的得與失。但有一點不得不提及的，是“我”理想中的“新南方”，在于這樣的“南方”指涉并不局限于現(xiàn)有的價值系統(tǒng)，而是突破與不安在其中不斷攪擾，也不斷碰撞出新的意義。這就不得不提到晚清以降的世界人，其中重新思考當代中國的“世界人”，譬如黃錦樹的小說《遲到的青年》，一艘遠洋船從利物浦出發(fā)，經(jīng)過新加坡、印度德里等地，到達馬六甲海峽，后發(fā)現(xiàn)代化的隱喻，表征著發(fā)展中的與未竟的主體，小說里提到他的東方面孔，但是其他一切信息都莫衷一是，“納粹德國情報部門最早給他取了個K的代號，且不知為何被判定為‘極其危險’”，這似乎是類似于卡夫卡式的荒誕，但更多地令小說超越那個所敘寫的歷史，進入一種頗具象征意義的層面。這樣的意義正是“新南方寫作”所要追尋的地方意義與世界意味。
若無自己的思想可以棄筆
周：在你《文學批評向內(nèi)轉(zhuǎn)》中說：“當下的文學批評，其程序化、平庸化、圈子化、人情化日久，批評的個性被掩埋，批評的鋒芒被磨損，批評的誠意被質(zhì)疑，批評的質(zhì)量被詬病，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所在。細細考量，這都是文學批評過分的向外擴張以及向內(nèi)開掘的不充分引起的，故不得不呼喚文學批評的‘向內(nèi)轉(zhuǎn)’：回到文學現(xiàn)場與文本內(nèi)部，樹立批評思想與問題意識，恢復批評的獨立和自由，彰顯批評家的才學和個性。”“向內(nèi)轉(zhuǎn)”能拯救當下被詬病的文學批評嗎？過分地強調(diào)“向內(nèi)轉(zhuǎn)”，忽視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和融合，會不會帶來封閉的傾向？
曾：現(xiàn)在的文學批評問題自然很多，文學批評走向新的融合，創(chuàng)造新的轉(zhuǎn)向，也是題中應有之意。我之所以在“向內(nèi)轉(zhuǎn)”這個話題中提出如此有偏向性的立場，主要還是面對文學批評自身內(nèi)在的質(zhì)地問題，也就是說，只代表對某種偏見和偏頗的糾正，不打算面面俱到談批評，一種要素或內(nèi)在的要求吧。喚醒批評的內(nèi)省機制，向內(nèi)轉(zhuǎn)并非單一的回向自身，而是以此為方法、為契機，返向自我并不是走入封閉。
周：你認為，“批評不能缺席，批評要在場。但在場還不夠，因為在場也會失心走神，也會游移扯淡。這就需要一種介入式的批評，以求真正地切入文學之‘場’?！蹦悄阏J為，批評要如何介入，才是一種有效的介入或評論方式呢？
曾：主要在于批評的氛圍、風氣和生態(tài)的營造，有的期刊已經(jīng)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比如《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揚子江文學評論》，我們《南方文壇》也常常注重作家和批評家一同發(fā)聲，譬如在討論“新南方寫作”的時候，作家與批評家的觀點時常是融匯在一起的。但這個過程不是像很多雜志一樣簡單搭配一個評論，我這里想談的一點是，我們當下的文學批評，似乎還是少了一些作家、批評家相互駁難，批評家之間相互辯駁，尤其是可以不斷返場，回應相關的命題，不斷反思、校正自身的觀點和觀念，從而使文學批評更加生動、可信、可愛。我印象很深的一個例子是，大概是1936年，李健吾在《大公報》發(fā)表了一篇關于卞之琳的評論，里面專門指出卞之琳的兩首詩歌《圓寶盒》與《斷章》試圖呈現(xiàn)的是“裝飾”的意味；卞之琳讀罷李健吾的詩評，很快出來回應，說詩歌并非李健吾所理解的是對于人生的哀嘆，也不是所謂的“裝飾”，而表現(xiàn)的是“相對”的意思。對此，李健吾再次返場，表示認同卞之琳對《圓寶盒》的理解，他愿意校正自己的觀點，但是對于《斷章》則堅持自身的“裝飾論”，他說，“我的解釋并不妨害我首肯作者的自白。作者的自白也絕不妨害我的解釋”。因此我想說，對于當下的文學批評來說，對于營造好的批評風氣、生態(tài)，值得我們?nèi)タ紤]，能做一點是一點、能推進一步算一步吧。
周：“文學批評沒有思想，就發(fā)現(xiàn)不了問題，也難以建立自身的說服力，反過來說，文學批評中真正的問題意識，往往都來自思想的作用力”，你認為，一個研究者，要如何建立自己的“思想”呢？
曾：我始終覺得，文學評論也好，文學研究也罷，如果沒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沒有形成自己的研究動向和方向，可以不表達，可以不寫。盡管有時候話語權和發(fā)表權掌握在我們手中，但是思想本身不是輻射開去，更多的是收束起來，更為濃厚也更為夯實地塑造自我的意義和價值。這個過程并不容易，因為意義的生產(chǎn)往往是潛在的與沉默的，而外在的意義始終在探尋新的鏈接，自我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矛盾和碰撞中不斷考量和衡量自身，這個過程非常艱難，“我”時常感覺到自身的力不從心。譬如我們提到的“新南方寫作”，顯而易見的是，當下的全球化遭遇新的挑戰(zhàn)，既往的總體性的文化和價值秩序開始分崩離析，在新的意義系統(tǒng)還沒有得以形成之時，地方性敘事的重新開啟便顯示其意義所在。也就是說，從地方出發(fā)，重新想象世界，成為當下文學與文化的新路徑?！靶履戏綄懽鳌敝兴械膮^(qū)域重構、海洋書寫、方言敘事、地緣表述、世界想象等，事實上便是以地方的精神、價值、文化，重新構思與構筑新的全球性意義，探尋新的共同體及其共同價值。自己的“思想”并不是無本之木，也不是無根之源，歸根結底還是需要新的意義裝置，承載和創(chuàng)生新的可能。
周：你的博士論文是《跨文化視野下的晚清小說敘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國現(xiàn)代性的展開為中心》。你認為有深厚的文學史背景，對從事當下文學批評有哪些幫助？
曾：晚清的文學尤其小說因其自身的駁雜與豐富，往往能夠呈現(xiàn)出未被完全窮盡的可能，這就意味著，那種被遮蔽與壓抑的所在，如何輻射出新的可能，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問題的新的可能在在指向的是未被發(fā)掘與有待發(fā)掘的精神巖層。這么說的意思是，無論是晚清、“五四”，又或者近現(xiàn)代以來的諸多現(xiàn)實可能，關鍵在于新的文本引導著我們，關鍵在于新的現(xiàn)象指示著不同于以往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的意義就在于，面對整體性的文學推衍，面對意義的不斷延展，批評始終立定自我，始終不改本性。
周：在你看來，一個批評家要如何做，才能既體現(xiàn)自己的個性，又能展現(xiàn)自己的思想？
曾：批評家的個性至關重要，當然這個過程是很復雜的，思想性的文學評論如果得不到有效普及，那么那種平庸的與殘缺的觀念必將大行其道。這就帶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在評論中展現(xiàn)自身的問題意識，借此呈現(xiàn)自己的個性。如果沒有個性，文學評論將走向平庸。關鍵還在于，當下文學寫作的同質(zhì)化，恰恰需要好的文學評論加以廓清迷霧?！八枷搿钡乃茉飚斎皇抢щy的，“思想”本身的形成也代表著難度和不可能性的所在。批評的個性毋庸諱言代表了寫作的指向，而“思想”的存在則為其展開了新的場域和空間。我特別喜歡朱山坡的《閃電擊中自由女神》。在小說里，潘京作為一個攝影愛好者，像追拍颶風、巨浪和流星一樣，抓拍到閃電擊中自由女神是何等快意和自豪的事情。他曾經(jīng)對雷電怕得要死，因為幼時閃電曾吞噬了他的父親，如今卻瘋狂地追拍世界各地的閃電，因為他構想閃電將在美國歸還他的父親。而那時，我是南方某報的深度調(diào)查記者，被報社派往豎城暗中調(diào)查非法排污的證據(jù)。于是深入最有嫌疑的豎城中興化工廠，廠長闕崇才是我家的仇人，可以趁此機會公私合計。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閃電所喻示的那一種審判的力量，甚至具有一種古典主義的色彩，其中關于道德、倫理、法律考量，從而使得閃電具有一種縱深的內(nèi)涵。甚至于閃電具有一種大義凜然的氣質(zhì)，映射和表達著一種主體內(nèi)在的秉性和特質(zhì)。譬如我作為調(diào)查記者，“生命的體驗、對正義的堅守和對自由的渴望比學歷、才華都重要”。也因此，閃電形成了某些形而上學的概念，深邃、迷幻、迅猛、決絕，“閃電是宇宙的靈魂”。拍攝閃電也成為了攝影記者的精神出口。但更別忘了，閃電背后是暗夜，小說以此更透露出人性背后幽深的積重難返的黑暗。令我震驚卻又仿佛早已預見，我最后在仇人闕崇才家中見到了我的母親，她成了他的“另一個老婆”，某種程度而言，她也參與了對我父親的陷害。閃電到底是露出了它非善的甚至是邪惡的一面，充滿了摧毀的本性，“像一把利劍劈向黑茫茫的大地”，揭開歷史的與生活的真相。真正的“思想”便存在于無所憑依又無可替代的生活之中，時刻敲擊著我們，給我們警醒，又給我們啟示。
周：你說：“好的編輯，是引導者甚或引領者，能為文學及其批評提供一種場域、一個陣地?！蔽矣X得張燕玲主編就是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編輯家，在她身邊工作多年，應該有不少收獲吧！作為名刊《南方文壇》的副主編，在今后的工作中，你將如何去做一個你理想中的“好編輯”？
曾：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沒有答案。我一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我可以看到好的編輯是如何揮灑自如的，如何經(jīng)營和奉獻，這是一個長期累積以及犧牲自我的過程，更是在經(jīng)營中不斷棄毀與重啟的經(jīng)歷。我們之所以還在執(zhí)著于一種或幾種意義的形態(tài)，就在于辦刊的情懷以及理想主義的意義求索。我始終在求索的是，“好編輯”始終在燃燒自我，他們/她們始終在啟迪/啟示我們。這樣的推助并沒有捷徑，靠的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和努力，有時候會顯得異常艱難，但是在當代文學的紛繁復雜的場域里，能夠體現(xiàn)自身的參與感和體驗感，能夠投射自我的價值取向和倫理意義，能夠塑造自我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便是一個“好編輯”的意義所在。
